钢的交响:一位早期归国工程师的共和国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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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母亲文涵秋。1915年


母亲文涵秋,苏州人氏,清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1897年10月24日)生,1980年3月卒。我的外公文万甫(1851—1928)是南宋丞相文天祥及明代著名文人文徵明之后。文丞相原籍江西吉安,后有一支到了江南,定居在苏州。据五舅文鑑清说他曾从苏州县志查得文氏族谱,其中有我三舅文叔英的名字。可惜经过“文革”,这些记录都已无处可觅。苏州方面因修订县志,曾来电话问过我有关文氏后裔的情况,但我没有材料可以提供。

外公早年带了一个包裹和一把雨伞从苏州到上海学生意,后在上海城隍庙附近开了一家书画铺。母亲是外公的第三个女儿,曾在养性女校读过书,为人能干,知书达理。与我的外曾祖母相处甚为融洽,并从她身上学到许多处世为人之道。母亲天生有经商的才能,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我们尚住在新大沽路文裕坊7号时,她就在家通过电话联系做股票,该买进或抛出,都能当机立断,所以甚为得手。父亲经营房地产,也常得到她的参谋。日寇入侵,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家有机会就多买些肥皂、毛巾、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可以少受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这都是母亲的主意。她和她的大姊,即我的大姨,自幼最为亲近。大姨嫁赵氏,姨夫赵仲英,20年代初和王伯元、蔡久生三人共同做投机生意,赚了100万元。三人各分得30多万元。在那年代,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如何处理这笔财富主要是经大姨和母亲商议决定的。把钱分成三份,用第一个三分之一,即十万元,造一栋三层大住宅,由顾道生建筑师设计,其中有房间不下五六十间,用料讲究,相当豪华。大姨有10个子女,故有此需要;第二个三分之一投资上海嘉丰纱厂的股票,嘉丰纱厂当时在上海是非常兴旺的,每年可分得可观的红利;第三个三分之一开一家独资的泰康润金子号。那时所谓的金子号,就是专门制造和销售金条的商店,但并不供应金首饰。这一决定在后来的数十年中证明完全是正确的。赵仲英的合伙人王伯元用他分得的30万元办了一家银行,也经营得相当成功。蔡久生则比较稳健,并未再做什么投资。后来又被绑架,损失极大。我家与蔡家多有往来,父亲早年曾在蔡家任过西席,蔡久生的儿子蔡钟翔是母亲的干儿子,他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中文系教授。解放前赵氏举家去香港,行前大姨要将上海的住宅托付给母亲,请她代为照管,遭到母亲的拒绝。母亲虽与大姨相处十分密切,却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做出了极为明智的决定。后来代大姨管理上海房产的一个亲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红卫兵的严刑逼供和拷打,而母亲却丝毫未受到牵连。

母亲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总是理智的,从不感情用事。在我们三兄弟出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父母亲的挚友唐庆诒的夫人俞庆棠是教育家,她向父母亲建议应该让三个儿子出国深造,既能见世面,又能得到锻炼。父母亲同意了她的观点,并积极支持我们出去。我是1948年初去加拿大的,兄瑞麒在同年稍晚时去加拿大,而弟瑞骏联系好美国的大学时,已是解放的前夕了。那时国民党已溃不成军,解放的炮声已在上海的上空打响。在这历史重大转折的关头,瑞骏感到他不该撇下双亲出国。又是母亲,在这关键时刻,十分理智、冷静地劝他放心地走,瑞骏是流着泪上飞机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母亲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天平路69号一层。没过几天就有红卫兵进驻。母亲首先声明女儿瑞芬是军人,所以自己是军属。红卫兵打电话到北京,核实了瑞芬的军人身份。后来母亲又主动把一层让出来给红卫兵当总部办公室,自己住到三层的阁楼里。这样一来,红卫兵对她很客气,称她“老太太”,始终没有为难她。可见她头脑冷静,临危不惧。解放后,母亲在上海参加民主妇联的学习班,学习社会发展史,与她同时参加学习班的有荣毅仁、盛康年、盛丕华的夫人们。

母亲勤俭持家,即使父亲经商有成,家庭境况有所改善后,我们家也从不奢侈浪费。母亲能做一手地道的苏州菜,如红烧肉、酱牛肉之类的菜,都是在文火上炖到一定火候之后,用急火把汁全部回收,故肉既酥软又鲜美。她喜欢织毛衣,并经常创造新的花色。我们兄弟三人出国去穿的毛衣都是她亲手织的。后来,孙儿孙女们也都穿上她织的毛衣。

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母亲曾将二楼中间出租,租户是李华湘和邱嘉珍两位年轻女子。李是苏州甪直人,在上海梅白克路南京路转角的垦业银行工作;邱是医生,上海青浦朱家角人。她们两位是事业型的新女性,一生未婚,因租房而成了母亲的挚友。邱嘉珍之姊邱国范写得一手好字,她的丈夫姚志崇曾是泰安县的县长,因我们的关系而认识了叔父李叔明,后来成了李叔明最信任的助手,并当上了中华书局印钞厂的厂长,解放前去了巴西。母亲曾有偶然的机会看见姚志崇的日记,发现他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同情穷苦人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写到冬日夜晚每闻小贩沿街叫卖的凄厉声调,总感内心不安。母亲做股票,或有其他财务上的问题,都向李华湘请教,邱嘉珍则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后来我们逐渐长大,她们也就搬走了。她们迁出后我和瑞麒就住到二层楼中间。外曾祖母去世后,瑞骏就住在她的房间。那是在楼下朝北的一间。为了安全,窗上装有铁护栏。有一天,一小偷用长钩从铁护栏伸入,欲将他的被子钩出去。瑞骏很胆大,竟拉住铁钩不放,使小偷无计可施。

文氏全家(外婆家)。1920年

后排左起:四舅文季庆、三舅文叔英、二舅文仲达、大舅、大姨夫赵仲英、二姨夫戴凌翰、父亲李伯涵

中排左起:四舅母、三舅母、二舅母、大舅母、外婆、外公文万甫、大姨、二姨、母亲(怀抱瑞芬)

前排左起:文映霞(三舅长女)、文玉麟(三舅子)、五舅文鑑清、赵培堃(大姨长子)、赵培鑫(大姨二子)、赵培荣(大姨三子)、赵培炎(大姨四子)


那时,我们邻里之间也时有来往。文裕坊5号住了两家,楼下住的一家姓任,苏州同里人。楼上住的是姓陆的一家。任家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任家诚,次子任家勤,三子任家宽,女儿任家荣。任家诚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系,是系主任胡纪常的得意门生,他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后到新益地产公司工作,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后来他去了美国旧金山,当了董浩云的秘书。我去美时,还曾见过他。任家宽也是交大财务系毕业,与我们年龄相仿,故经常在一起玩。文裕坊3号住了两家,姓丁的一家后来与任家结亲,他们家的长女嫁给了任家诚,次女丁斌士是我光华附中的同学,早已去世。另有姓钱的一家,是一家轮船公司的买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