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思路

近年来，学界对活跃于世界政治领域中的NGO的关注度大幅度提高，但是，关于这些社会组织兴起的系统性研究仍然不多。目前来看，国际关系理论相关文献中关于NGO兴起的解释，大多集中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之中。上述两种理论都强调，社会经济因素是推动NGO发展的首要因素。

现代化与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核心假设，实际上已经为国际事务中NGO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隐含性的理论依据。具体来说就是，在全球与国内双重层次下，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因素促进了NGO的兴起。首先，在国内层面上，由于国家民主化所带来的政治空间增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性效应，人们开始结成各种组织。其次，得益于新科技的发展，跨国交往的花费随之降低。再次，经济全球化的促进效应，促使这些组织开始跨越国界，并日益结成跨国性的合作网络。在这一发展模式当中，NGO被认为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有组织地出现的、独立的社会性因素。

与上述现代化、全球化理论不同，本书认为，同时对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上的社会与政治因素进行分析，能够更加有效地解释NGO兴起的原因。现代化理论以及大部分全球化理论提出，NGO在国际政治领域普遍兴起的现实，反映了在我们所生活的边界日益模糊的世界当中社会性因素的崛起。而本书则强调，国际规范的内化才是刺激NGO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外部动因；在国际规范内化过程的影响之下，变化着的国内政府与市民社会关系，则是诱发NGO兴起的内部动因。并且，外部动因是导致NGO兴起的间接作用力，内部动因才是直接作用力。

本书关于NGO兴起与发展动因的研究，具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内层次的分析。这一层次的分析主要关注国家政策变动（包括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与国内市民社会发展，对日本NGO兴起与发展的直接影响。二是国际层次的分析。这一层次的分析则主要关注国际规范的扩散与内化，对日本NGO兴起与发展的间接影响。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国内层次的分析上。一方面，本书通过分析日本国内市民社会与NGO部门的发展状况，证明市民社会是促进NGO兴起的社会基础诱因。另一方面，本书通过引入“NGO的活动空间”概念，分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从1980年代末开始所出现的变化，及其对NGO发展高潮的到来所造成的直接刺激性影响。国际规范的扩散与内化，对日本NGO兴起具有间接性影响，这一外部动因将作为贯穿全文始终的重要因素加以阐述。

本书关于NGO兴起与发展动因的研究，在理论范式上属于多元主义的范畴。本书还将使用建构主义关于国际规范的研究观点，分析与NGO发展有关的，日本国内政治社会因素变动的原因。建构主义一般将规范定义为，“行为共同体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在现实情况下，有的国际规范发展成为具有明确文本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法。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公开的、正式的国际法规之外，还有许多国际规范，通过隐含的或非正式的国际规则、约定俗成的国际行为模式，来影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活动。这些国际规范，为国际社会中各种行为体解决纷繁复杂的国际问题、推动社会性互动行为提供了具象的依据。另外，国际规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甚至形成未曾出现过的新国际规范。推动新国际规范形成的规范倡导者，可以是国家、国际机构、观念共同体，甚至是个人。1990年代以来，NGO作为国际规范倡导者之一，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活动越来越引人注目。而本书将从与之相对的方向出发，不去探讨NGO在国际规范建设方面的作用，而是重点关注国际规范对NGO兴起与发展的影响。

二、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

过去几十年来，NGO已经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当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据国际组织联盟（the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统计，目前世界上已经有25000多个NGO组织处于运营状态之中。这些NGO组织不仅自身活跃于国际政治领域之中，还对国家行为体的外交政策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力。诸如大赦国际组织、地球之友等欧美大型NGO，不仅能够在国际人权、全球环境等领域，与传统的国家行为体一起参与全球治理、制定新的国际规范，还对特定国家的外交决策或国内政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ODA政策作为日本的重要国策之一，其变化可以直接影响日本对外行为。而近年来日本NGO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多通过参与国家ODA政策修订或具体项目实施来实现。因此，研究与ODA政策密切相关的日本NGO的发展状况以及日本政府对NGO本身的具体政策，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ODA政策，还可以更加全面的理解日本外交决策与政治意图。

经过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的NGO发展高潮之后，日本NGO的发展，开始从数量上的增长转变为质量上的提高（例如，重视建构网络化NGO组织、更多地参与国际机制实施与建设等），这些NGO不仅在国际开发援助、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逐渐增强自身影响力，还与日本政府建立了良性互动的“伙伴式”合作关系。虽然日本NGO的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美英等国，但是它们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政府外交决策的过程当中。政府与NGO两者之间的不同互动关系模式，也会对日本的外交决策造成影响。考察国际规范内化过程是如何影响日本的市民社会活动以及政府决策行为，从而刺激日本NGO发展的现实案例，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日本国内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进而能够对日本的外交行为，作出更加合理且全面的分析。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面对NGO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兴起的现实状况，学界对于NGO在国际社会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具有怎样的影响力等问题已经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但是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很少有人关注“NGO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一本源性问题。然而，如果无法明确认识这一问题，就很难全面理解这个重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具体行为。并且，只有理解了NGO形成的原因，才可以了解促进NGO发展的因素有哪些，这些促进因素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机制，从而对NGO的行为结果作出合理的预期。

此外，本书所提到的“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概念都源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通常基于欧美社会发展的经验来建构NGO的发展模式。虽然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早已融入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但是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文化上来看，日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的一部分。日本NGO的发展及其与国家、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非西方”的经验。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现有文献在描述近几十年来NGO普遍兴起这一现象时，往往将NGO视为一个均质化的整体。但是现实当中NGO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北方NGO与南方NGO之间，即使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NGO为代表的北方NGO内部，各国NGO部门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例如，本书所关注的日本NGO，不论是在形成模式，还是在发展状况方面，与欧美国家的NGO之间都有所差异。作者认为应该关注NGO发展差异化的原因，考察NGO形成发展的诱因有哪些，这些诱因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第二，笔者在对日本NGO形成发展动因进行实际研究时，是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展开的。在国际层次分析上引入了国际规范内化的概念；在进行国内层次分析时，认为国际规范内化直接作用于国家与国内市民社会两个方面，两者分别从上下两条路径影响了日本NGO的形成发展。并且，笔者在国内层次的分析中，还引入了“NGO的活动空间”概念，假设“NGO的活动空间”具备政治与经济两个维度，通过对这两个维度上不同变量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呈现国家政治性因素在日本NGO兴起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刺激性作用。

第三，现有理论在解释NGO兴起与发展问题时，通常将社会经济性因素视作主要动因。笔者认为，东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形态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这一点同样反映在特定国家NGO部门的发展问题上。从美英等西方国家内部所孕育出的NGO来看，它们确实是在市民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自下而上地由社会中发展而来。而且，这些国内NGO组织最终还突破了国家的边界，逐渐形成了跨国NGO网络。但是对日本等东亚国家来说，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形成彼此相互独立的关系，“大政府”或“强政府”更加偏好对其国内社会部门施加控制。在这样的国内政治环境下，大部分东方国家的市民社会组织（以NGO为代表）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国家意志的左右，其发展历程深受国内外政治性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