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郑观应的商业认知与政治眼光

刘炜茗[47]

郑观应是个具有浓郁民族情结的爱国主义者，从他的著述中可以轻松得出这个结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在与西方长期打交道及商海沉浮的过程中，他对商业在国家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有更深的认知，这使他有别于其他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也是郑观应个人价值非常独特的一面。

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一样，郑观应有着矛盾的一面，既有因国力孱弱所带来的强烈屈辱感，又寄希望于清王朝的自新图强。作为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盛世危言》一书的书名颇值得玩味。盛世，显而易见，这在此书写成的年代，是并不恰当的，上到皇帝、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不会相信当时的中国会处于盛世。列强环伺，带着坚船利炮而来，两次鸦片战争，数不清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清王朝都快走到尽头了，怎么可能是盛世？以郑观应对现实的认知，更不会信，但书名要这么写，是戴一个大的帽子，因为要上呈给朝廷，要给王公大臣们一个虚幻的概念，让皇帝龙心大悦之后接纳他后面要说的“危言”。这是一个传统的儒生，或者说读书人，忠君爱国的概念深入其骨髓，《盛世危言》也就有进谏的意味，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意味在里面。所以，郑观应有现代思想，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是儒家社会出来的变革者、思想者。

郑观应政治思想的最大功用，是真正认识到商业对一个社会、对清王朝的巨大作用。这一点，让他有别于其他的晚清思想者：他是一个有前瞻性的政治思想家，能看到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本质，进而深入到对政治体制的思考，触及核心问题。

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读书人才拥有话语权。儒生治国，免不了有一种读书人的优越感，不大看得起商人。所谓“士农工商”，士排第一，商在最后。农民能种地，提供粮食，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商人呢，是赚取流通环节中的差价，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是寄生虫。在这种意识下，商人是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地位的。虽然到今天还残留有这种认识，但社会的价值观可以说已经很不一样了，马云、王石等企业家可以成为受整个社会尊崇的人物，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郑观应之所以有这种眼光，和他的人生阅历有关。郑观应不是地道的儒生，他没有入仕，他长期和洋人打交道，做买办，积极学习外语，可以说是在这个过程中，摆脱了传统话语体系或者价值观的束缚。这种摆脱传统束缚的人，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就拥有了一种新的视角。他是商人，所以比一般人更清晰了解到商业在这个社会的重要性。他用了五章的篇幅来写商务，然后写保险、修路、银行、开矿等该如何如何，具体而微，面面俱到。

那么，商业对一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财富的流动，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意味着社会的生机，意味着有秩序、有规则。郑观应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这是非常清醒的认知。

他进一步说：“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

郑观应的这个观察仍适用于现在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终都是经济的竞争。

商业的重要性，其实并不单单在经济领域，可以说是贯穿于整个社会。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是熟人社会，你所接触到的人，都是你所认识的，或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那么，你们之间需要的是什么？是血缘关系，是师生关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关系，是一种无形的、暧昧的、大家心照不宣的东西，不需要明文规定。用今天的话讲，是责、权、利不明晰，法制不健全。

反观西方，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希腊，它所处的地中海地区，是海洋的、外向的、商贸的。相互之间打交道的，都是陌生人，彼此是互不信任的，就要求大家有契约，有法律精神，有对不遵守法律的制约机制。这是商业背后的逻辑。可惜在很多年里我们中国人都认识不到这一点。

郑观应认识到了。这点非常了不起。他说：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商业的目的是致富，要致富就必须振兴工商业；要发展制造业，建设工厂，那就必须加强教育，就要立宪法，要政治改革。这里面的逻辑非常清晰，非常具有前瞻性。在1894年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郑观应说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层——立宪法，政治改良！

回到当时的一个语境，作为一个买办，一个在野身份的知识分子，能有这样的认知和胆略，非常了不起。所以，郑观应是一个有实干精神、有梳理国政的详细计划的政治思想家。

政治家或思想家一定要有超越常人的前瞻性。当然，因为有前瞻性，他可能很难被同时代的人真正认可。从这个角度来说，郑观应提出的观点关照到了现实性。他被诸多朝廷要员所认可与推荐，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盛世危言》被彭玉麟等重要官员上呈给光绪皇帝，从这一点来说，他是非常幸运的。一个政治思想家如果没有得到时人的赏识，而只是沉睡在历史典籍里，那是非常悲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