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焦书记的提包，问题不少”

第二部分 尘封的日记，当年众人说书记——身边人眼中的焦裕禄

(1965年4月—1966年6月)

为了尽快将我在兰考的13本日记全部录入电脑里，我找来了一位速录员，她是一个90后。我读日记，她录入。

这些日记写于1965年4月至1966年6月，采访的是焦裕禄身边的人及和焦裕禄有过接触的人。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作古。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我把他们的话，原封不动地写了出来。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是对的吗？留待大家评说。

当年没有录音笔，只有我的手记。我知道，一边听一边记录，往往越是生动的地方，越容易停笔，因为听得入神而忘记了动笔。这样保存下来的记录，便失去了原讲述者语言的生动性，还有就是会丢失许多东西。这是当时条件造成的遗憾，我们永远无法补了。

90后女孩，她对历史不了解，我读日记，便不住地向她做些说明和解释，这才引起她录入的兴趣。她说通过录入我的兰考采访日记，知道了好多历史，也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她每天跟我一起录入2万余字。每天录入时，我会为90后女孩讲这一天的背景，做一些必要的说明。我现在整理出书，也将这说明保留下来吧。

一个半月，我每天都与焦裕禄在一起。我的心儿从录入那天起，便飞向了历史的兰考，一直浸在历史的回顾当中，或者说逝去的历史河流又重在眼前流过，我看到了真实的焦裕禄。这实在是一种幸福啊！

——县委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介绍兰考

1965年4月25日，我在整理完“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之后，便开始了正式采访。兰考县委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坐在对面，我准备了一个当时最好的绿皮日记本，打开第一页开始记录。他认真地回答我的提问，因为这是地委交办的采访，县委也十分重视。很遗憾，我没有记下他的名字。这在当时并不觉得重要。介绍人慢条斯理，说到他的家乡，如数家珍。

他打开了他的笔记本，数字也是具体的。

兰考：9个公社，1个城关镇，10个单位，36万多人。这个县，主要的灾害是风沙、内涝盐碱。先说沙。兰考地处黄河故道，清朝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这里开了口子，仪封城被冲留下了一片黄沙——诗的意境！

民国21年，下面又决口子，先淹考城县，后淹顺河集。有老农说，在此正东方向在乾隆四十八年决口后，下面又决口，向南走形成了沙荒，沙、盐、水来源于黄河，咸丰五年（1855），黄河又归古道。

1950年兰考开始造林，到1956、1957年，全县的林起来了，基本上制止了沙，“只听大风响，不见黄沙扬”了。1958年到1961年，兰考大炼钢铁需木炭，以及成立公共食堂后，伐木为薪，林木遭到了破坏，风沙再起。

1962年春开始，每次刮风仪封公社书记李凤良都做记载。他记到了99场风的情况，记到了收麦之前。

沙堆滚动，淹没庄稼，风起村移，都被埋住了。

再说水淹涝：1958年以前，兰考县的涝灾主要在张君墓，去哪儿都得坐船儿去，因为地处下游，上边面积较小，以后经过1958年河网化，积水不能下排，使涝灾的面积扩大。

再说盐碱：1959年冬到1960年春，搞引黄储溃、使地下水位增高，盐碱上翻，耕地少、次生碱较多，如城关公社按原来就可以种地，后来都盐碱化了。

兰考收成最好的是1956年，收粮一亿六千万斤。后来“三害”加重，粮食产量下降，到1962年产量下降为6000万斤，生活压到了最低标准也难保证基本口粮。这种情况搞统销很困难，账都算不下去，因为每人每天只有三四两粮，群众外流现象严重，都逃荒去了。

焦书记是1962年12月来的，是这县情况最严重的时刻，外流三四万人，到哪儿去一问都说是兰考县人！——这也引起少数工作人员不安心（灾区干部），比如城关公社压力较大，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很严重，少数干部申请退职回家搞小自由、跑买卖了。有的请假长期不归，外地干部申请回原籍工作。党的民主生活不够正常，被灾荒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

焦书记1962年12月5日到兰考，到1964年5月14日去世，共一年半。他一到兰考县，首先扭转干部情绪，抓干部思想和作风，贯彻中央组织会议的精神，大抓阶级斗争。他先抓城关（仪封、三义寨），这是灾情严重的地方。当时正在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他去城关老韩陵蹲点。老韩陵原来是个好地方，后来刮起了“包产到户”风。他一来，是第二书记，他蹲点都到困难的地方，去好区好队的时候占少数。比如，他去张君墓的赵垛楼，去红庙的葡萄架。

1963年秋，我跟他去了好多地方，主要是去摸产量的。我跟几个书记下去过，他们都没有他那么有魄力。他一抓就快，干劲很大。他来的时候就有肝炎、神经官能症。他是“白天看，黑夜想，早晨记”。有一次，我、老周、中修和他在黑夜闲扯，他说：“这人的脑子，就跟镰刀、锄头似的，你老是用它，它就锋利，老不用它，它就生锈了。”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把一天的事想想，像放电影似的，回忆一下。第二天，数他起得早，他拿起小本子来，记想到的问题，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注意发现好的或者坏的典型，他要看，要分析，要积累。他首先看的是阶级斗争情况，如：丰收不爱国，富了不革命的队，破坏集体经济。他在灾区树典型，葡萄架、坝子生产队是穷队，但热情很高，他进行了表扬。

说说除“三害”吧。

县委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张钦礼同志熟悉，他具体搞这个工作，县委书记是个班长。有一次，焦书记说：“除‘三害’要抓死，要像老鳖一样咬着不放，非等星星出全了不可。”说完大家哄地笑了。

焦书记的作风很好，他按时召开常委的生活会，对政策进行充分地讨论，在困苦面前找出路，在困难面前出英雄。他说愈困难做出的成绩愈大。

1963年春，兰考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想帮助贫下中农，让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学习生产经验。

他研究种白芍（药材）——在葡萄架蹲点时，他从一户人家中看到了这药材，便带回来放到了会议桌上。他问大家这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他提出来要种药材，要帮助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

他组织贫下中农看三园（瓜、菜、果木园）、看仓库、管农具，帮助他们养猪，还给贫下中农贷生产工具（翻地用的铁锨）。他说要在全县干部中讨论为什么要扶持贫下中农。他在老韩陵搞重点。

1963年冬，他和县里干部冒风顶雪到各户去访问。头一天下了雪，黑夜里下更大了，积雪很深，第二天天明后他就起来先打电话联系，然后分头去各大队逐户去看，安置群众生活，带着布票和棉花去的。

下大雨了他往外跑，担心出事他睡不着——别人下雨往家跑，他却往外头跑。

他大活小活都干。公社还在召开会议研究劝阻人员外流问题，他就已经站在车站门口，劝阻人们外流了。

日常，焦裕禄很随便，在县委会议室开会也很随便，敞开怀，冬天还解开扣，用手按住他的肝。在一次会上，他疼得不行，还不想让人发现，可其实有人发现了……

他吃饭到哪都可以吃，有时就蹲在火炉边吃饭。

县里安排公社干部的家属下乡，名义上是安排下去，可实际上他们下去不好好劳动，他批评：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根子。

1963年，有公社想摘掉灾区的帽子没有摘掉，公社书记队长抱头大哭。焦书记发现后，去他们公社了，提出“四丢四捞”，春季丢了秋季捞，农业丢了副业捞，低洼区丢了在岗上捞……他这么一鼓励，人们的情绪很快变过来了。

了解了赵垛楼摘掉灾区帽子的情况后，他向地委写了汇报《一个老灾区队的繁荣景象》，讲灾区翻身了，秋天卖了余粮。赵垛楼的生产他能很快地抓上去与治水有关，从此他狠抓治水查河。

焦书记抓桐树育苗，先从城关老韩陵胡集抓起。他从这发现问题，提出“保护树木恢复花生”。他建议，搞五个林业派出所，专门保护林业。作为县委书记，他的办公室却是在农村的地头。他不讲享受不讲条件，他在县委大院的办公室、家里，都是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查河记

“你对哪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这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毛泽东

兰考水灾频繁，为了找到解决办法，焦裕禄全面查水，经常顶着雨去找出问题，访问老农、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人们有句话，叫“焦书记的提包，问题不少”。

在南彰公社，公社党委的同志汇报说：“今年接受了往年的教训，从麦收以后，就抓紧时间做了排涝工程，五条主干河道，都挖成了，保险今年不再受淹。”焦书记听了后很高兴。

其实焦书记早已亲自查河，他叫这个同志一块走，这一边走是一边受教育的过程。那个同志脸红了，县委书记自己却说：“这也教育了我们，要重点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啊！”——这不能光听他汇报的话。我想这真是一场好戏，县委书记主要的工作是带领全县的干部，向灾害做斗争。焦裕禄平易近人，温和中有严。他像一团火，让你感到温暖。

一个村支书知道焦书记有病，安排他休息，焦书记说，工作完了才最痛快么。于是焦裕书记带着干部和社员们一块劳动，带着干部，一起劳动，收拾完了以后，焦书记说：“今天大家干劲冲天，战果辉煌，受到了群众赞扬，特放假一晚，以资奖励。”引得大家一场大笑。

挖河翻出的土垒在河沿两边，把河床加高，两边水进不到河槽。书记在雨中查河，水有两尺深，把豆子淹了，要求把河滩推平。堌阳公社马木村边，有个四明河。干部为了走路方便，高桥高路，下雨干脚，不愿意拆——县委书记就领着他们看了，说宁可汛期踏上点泥水，为了百姓的生活，也要把河滩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