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贺云瞿先生琐忆

一

我很早就认识贺云瞿先生。他是湘乡县出名的艺术家，出身清寒，生性耿直，从不攀附权势[1]，喜欢结交性格、志趣相投的普通人。他与我祖父汉泉公是朋友，而我祖父只是一名厨师，喜爱古玩字画，与先生同癖，因文化水平不高，在鉴定、赏析上很乐意向此道高手请益。先生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比我祖父小五岁。二人从中青年时代结交起，友谊深厚，老而弥笃，终身不渝。先生家住在草萝巷。草萝巷不是商业街道，没有店铺，多为民居，静谧无喧嚣，巷口在观门前与湘乡繁盛的大街相接，巷尾则深入我家所在的务门前，湘乡县卫生院坐落巷子中部。先生住处离观门前很近，购物、访友、看病都很方便。先生每年总要来我家几次，我祖父也去看他们，有时还带着我。老哥俩交谈甚欢，有时开怀大笑。所以我从小就对他比较熟悉，喊他公毑，只在前面加一“贺”字，以别于亲祖父。“公毑”是湘乡方言中称呼祖父、祖父同辈人、与祖父年龄相仿的老翁的词汇。“毑”字读音，《现代汉语词典》作如姐、解，湘乡方言作如挤。1947年，我考进湘乡中学，他成为我的老师，我认为这个称呼含有我童年时代对云瞿先生的亲切，所以仍维持不变，从没有喊过“贺老师”，总是鞠一躬，轻轻叫一声“贺公毑”。他也习惯，一如往日。

先生相貌清癯，脸上微有几处麻点，晚年蓄须，与高年形象十分配合，仿佛古画像中文人学者纪晓岚一类人物。他比较注意和讲究吃穿，但并不奢华，主要是与个人的喜好、身份吻合。夏天爱穿香云纱或纺绸制中式上衣，冬天着长袍，毛皮里，戴毛线帽，顶上缀一球。这样，冬天不觉臃肿，夏天更显潇洒。先生家中人口少，膝下只有一女，女儿婚后就剩二老厮守，吃穿稍好一点经济上也不致拮据。至于吃，我除了听他与我祖父的议论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实例：

在我们务门前街上，距我家十多间铺面，有一家小店。店主杨柱梁，说话嗓音高亮，外号球叫子。他的店只卖一种小食品火桶饼。火桶饼用面粉制作，里面抹薄薄一层红糖，饼上中心部位洒点芝麻，放进木桶火炉烘烤。湿面受热鼓胀，干后固定成形，显得较大其实中空。待两面烤成红黄色泽，就可出炉。吃起来香脆微甜，较受欢迎。先生对火桶饼颇为关注，但认为投料不足，徒费烘烤。于是自己提出火桶饼新配方，要求照方定做。他对火桶饼的改进是全面的：改进面团，在原来的水面（用水调成的面团）中，加进一定量的油面（用油调成的面团），使面变为酥软；改善甜馅，把炒熟的芝麻压碎，加糖做馅，多放糖馅，增加香味，避免中空和过甜；改变外形，每个只做成清末民初市面流通过的铜板硬币大小；价格另定。每炉一次烘烤数十，几炉可出百余，粗纸层层包裹，携至我家与我祖父分享。如我碰上了，他就把一只手放到背后做一招我的手势，我便跟上去，一道品尝。那感觉真好，热而不烫，一口一个，酥热满口，甜香四溢，美味独特。球叫子师傅不做第二份出卖。

二

作为湘乡出色的艺术家，先生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我觉得他没有经过西方的熏陶、接受西方的影响，但仍然是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孕育的杰出人才，不是儒林胜流，而是文苑翘楚。明清以来倜傥风流的文人才子所喜爱和擅长的文化门类，他也喜爱和擅长，举凡诗文、书画、音乐等等，无所不会，有的很精通。新修《湘乡县志》和《湘乡人物志》说他工于绘画和器乐。据我所知，他还长于篆刻，也能歌唱。

我没有见过他多少篆刻作品。但我祖父老早就告诉我：“贺公毑章子刻得好。”我对此印象很深。除了很早为我镌刻的一枚有裂纹的小圆形牙章外，我祖父又找出几枚空白印章，请求先生先后为我治印三方：一为1956年前后，刻石章阳文“思冯”二字。刻此二字是我的主意，反映自己对个人志向和职业满怀豪情。“冯”代马克思、司马迁，隐寓心向往之之意。二为同时所刻牙章，为阳文名章，有名有字。其实我有谱名学名而无字，故此章从未启用。三为石章，刻阳文“家在褚池蒋井间”。七字为先生所拟。褚池、蒋井为湘乡县城两处古迹，褚池为唐初褚遂良贬官潭州期间巡历湘乡时洗笔处所，蒋井是继诸葛亮为相的蜀汉蒋琬旧居用水井，清道光时县人刻“伏虎古井”四字石碑，镶在井旁蒋公祠墙上。因此，这虽是一枚闲章，却暗含表示我的里籍的作用。先生将此印刻竣，意犹未尽，加刻行书边款“龄修正印，一九五九年冬勇园刊”。此章似是他的得意之作。这些印章显示，先生的篆刻艺术有较高造诣，布局紧凑、平衡，笔画酣畅、流丽，风格典雅，赏心悦目。

我很早就认识的，还有一位邓熙宇先生，邓熙宇先生也是湘乡人，只身外出，闯荡江湖，有人说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没有确证，聊备一说吧。他在湘乡留下一妻一女，贫病交加，妻子病逝。女叫罗嫚，已婚，家贫如洗，靠做零工过活。我祖父因她孤苦伶仃，常给以接济。熙宇先生是云瞿先生和我祖父共同的朋友，行踪飘忽，有时突然回乡。回乡时三人必在我家聚会。熙宇先生长身玉立，喜穿适体长袍，风度翩翩。他会唱京剧，嗓音高亢、激越，也能低沉、苍劲，韵味醇厚，感情丰富而真切。最奇绝处，是他躺在竹椅上仍能高唱入云，神完气足，不异站立放歌，真是天生金嗓。我一见他来，总是很兴奋，大声叫“邓公毑”，然后要求他唱一两段。他从不让小孩子扫兴，总是给以满足。熙宇先生的清唱，每次都使云瞿先生顿生激情，接着也来几句甚至几段。云瞿先生身体羸弱，不能放声歌唱，但听来也是抑扬顿挫，沁人心脾。我祖父告诉我：“邓公毑唱京剧是有传授的，《桑园寄子》还挂过牌呢。贺公毑人聪明，听听就学会了，但多少带点湘剧味。他对湘剧更熟悉，容易搅和。”我祖父用了我对二位老先生的称呼来提及他的两位老朋友，并说明熙宇先生曾登台唱过营业戏，不只玩玩而已。我听了并不真懂，但感到云瞿先生的歌唱也是有相当造诣的。

三

云瞿先生的多种艺术才华和成就，以绘画为最，绘画则以画虎为最。这大约已是湘乡文化界的共识。他画虎，已超越单纯讲求提高艺术技艺的阶段，进到将自己画虎的心得、经验综合起来，进行系统思维、探索，获得理论升华的阶段。他在湘乡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办的《湘中学生》第六期上，发表署名勇园的短文《与刘君庵论画虎一则》，云：“语云‘画虎画皮难画骨’，或谓‘骨藏皮肉之内，何从而画之’？殊不知骨者，法也，精神也。唐太宗尝曰‘吾临古人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法’，所言可喻画虎矣。盖虎之骨法，系乎斑纹，而斑纹用笔，有中锋、偏锋、破笔等，且周体斑纹，虽有大小修短之殊，反正向背之异，然当指相联贯，不可庞杂无章，一笔失当，牵及全局，所谓难画骨者是也。予画此虎，适刘君夜莅予园，喜极，即绘就以贻，并缀数语，以资商讨焉。”他在文末加注介绍刘君庵，说：“刘君亦曾从予学画虎，惜今已物故。”[2]可知这篇短文原是先生的题画文，是理论探讨的初步成果。先生认为，画虎重在画出虎的精神，而要画出精神，就要着力画好斑纹，那是虎的风骨集中表现的所在。我不知道昔贤中的画虎专家是否有过同样的理论，但我认为，在湘乡这样缺乏图书资料的地方，先生的上述理论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

但先生画虎，是无师自通，全靠个人灵心慧性，自由发挥、创造，还是经高人指点，有所师承？先生在世时，对此全无交待，他又不喜欢标榜名人，依傍门户，更是讳莫如深，遂成谜案。我祖父向我说过：“云瞿先生画虎跟谁学的？不要说湘乡，连湖南也没有可做他老师的高手，教他画虎。我曾购进一幅张善孖绘老虎真迹。他借去临摹。云瞿先生聪明绝顶，反复揣摩研究，估计还参考其他资料，临摹纯熟，熟能生巧，融会贯通，便卓然成家。”我祖父的意思明显是，先生画虎，既非无师自通，又非投师学艺，仍为自学，博采众长，而以私淑张善孖，反复临摹其画为主。我认为他这些话可信度很高，因为他与先生相知颇深，而且一向尊重他的老朋友。这样看来，我们似乎仍可以认为，先生虎图的艺术渊源，主要来自近代大画家张善孖。这一点有待专门家论证。

张善孖，名泽，名不甚显，以善孖通行。他是四川内江人，近代大画家，最擅画虎。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较云瞿先生年长九岁。他是大画家张大千先生的二兄，但不如乃弟高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因病逝世。我祖父所藏那幅虎图中堂，不知购自何处。他在世时对此图极其宝爱，珍若拱璧。他去世后由我父亲收藏。十年浩劫中，街道抄家将其抄去，始终没有发还。估计被乘机发动乱财而又约略懂行者盗走，并未毁坏，重见天日则尚有待。

再说先生作画有成，渐渐为人所知，于是求画者络绎。先生始初处在试笔阶段，乐于应命，但绘一幅画，特别是一幅老虎，毕竟费时费力，尤其因为不是粗毫泼墨，而是工笔彩绘，更加劳神。他只能正式卖画，规定几种尺寸，标明不同润笔，小镜框装着他的十六字《告白》：“本人作画，靠此营业。纯粹义务，概不接洽。”我不知道他一生曾卖出过多少幅画，特别是多少只“老虎”，无疑卖出一些，但不会太多。因为他未享大名，他的名气似乎没有出县，更不用说出省、出国了。不是他的“老虎”不足与同时同类作品争雄，而是享大名要有其他许多条件配合，要举办作品展览，要有大贵人、大名流表态（或称赏、或收藏、或关注等），有商家或其他射利者炒作，有媒体鼓吹，推波助澜，等等。而他既无此能力，可能还不屑去做，只蜗居湘乡。湘乡虽是大县，人文蔚起，但不具有全国性影响，毕竟有余钱剩米投资，并且懂得和钟情此道者不多，市场有限，提供给先生发展的空间过于狭小（这就是湘乡大书法家张通谟不在湘乡卖字，要去杭州开辟天地的原因）。大名大利不能像雨雪一样从天上掉下来。

四

先生对某些人和事虽常表现出态度冷峻，但对国家、对人民、对志趣契合者，却热情似火。爱国的激情涌动，从言行中表现出来。有一件事，现在年已老迈而仍然在世的原湘涟镇中心小学师生，应该能够记得。

自1944年6月湘乡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城乡肆行烧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湘乡军民奋起反抗。有组织的抗日部队，计有中共的游击队、国民党（包括湘乡县政府）的部队，还有私人组建的武装部队，如退役家居的何海清将军领导的抗日自卫委员会，所属抗日自卫大队，都给敌人以打击。我曾亲眼见到游击队俘获的日本兵。自发的抵抗则常是只身抗敌或少数几人抗敌，其结局往往是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壮烈牺牲。著名的是退役将军吴剑学，严正拒绝日本侵略者携函登门约任伪职的要求，被登门的日本侵略者当场枪杀。吴将军的爱国事迹，得到了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这当然是应该的。[3]先生仍然感到不满和气愤，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群众英勇抗日、慷慨捐躯的光辉事迹，却总是在国民党政府的视线以外，得不到记录、表彰、纪念、宣传，使一页可歌可泣、充满民族精神的历史，随时光的流逝而澌灭。他着手搜集和整理史实，写成文章，题为《为无名英雄叫屈》，分外醒目，分外惊心动魄。先生此文发表在张峻明校长创办的《湘涟周报》（湘涟镇中心小学校刊）1947年某期。此文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我那时还是一个少年，初读此文，也感到震撼，认识到那些无名英雄，了不起。我将此文珍藏起来，可惜在十年浩劫中我留在家的物品全部损失。现在要找这份报，恐怕千难万难了。漫长的无情的岁月，销蚀了、撕碎了人的记忆，到如今，那些冲天的怒吼、正义的严斥、顽强的抗拒、殷红的鲜血，在我的脑海里，也成了混沌迷茫并且零落残缺的一片。然而，此文却鲜明地表现出先生眼睛向下的学风，和实实在在的爱国情操。

五

先生的晚景是有些凄凉、悲苦的。我远离家乡，并不知道许多具体情况。但是，当我回乡探亲时，总去看望几位年迈的老师贺云瞿、魏健雄、施云、李肇平等先生。与云瞿先生谈话，感觉不像以前轻松、愉快、多笑容，话题也很窄。这是生活中存在压抑和负担的反映。

1957年他本人似乎没有受过什么大的冲击，但他的女婿湖南大学杨教授被错划为右派，下贬至湘乡农村劳动。杨教授我好像见过，白净，身材比较高大肥胖，填饱肚子很不容易。他本人受的那份罪就不用说，唯一的指望是能进城到云瞿先生家吃一顿，得到一点改善和补充。但是，自1958年以后，食品匮乏的问题日益严重，即使有钱也买不来。口食尚且不周，亲属的供应如何维持？这是折磨先生二老精神和身体的大问题。这不能不给先生的生活带来沉重的压力。

更大的灾难是“文革”的持续动乱。动乱就像一把利斧，砍伐先生二老的生命。这有各种重要的原因：从个人方面说，二老都已高龄，体质又衰弱，膝下无人，买米、做蜂窝煤、打水和其他各种登高行远、费力劳神的事都做不来了，生活的困难越来越多；从大环境说，全国搞运动，大会小会、武斗、示威游行不断，大字报、传单、小报、宣传画满天飞，抄家、打人、批斗时常发生，穷于应对，还要担惊受怕。动乱不止，生产失序，物资短缺，票证繁杂，有时搞不清；从小环境说，大环境的恶化、非正常化，持续的动乱、斗争和物资供应紧张，搅乱了人的思想，削弱了亲情、友谊和关心人、帮助人的精神，人际关系冷漠化、势利化、甚至险恶化。又不能雇人帮助，当时雇人被视为奴役人，是腐朽的剥削阶级的行为。于是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先生二老那里都成为棘手的问题。据说先生买一担水就得多付钱。记得1974年5月，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他很有感慨地告诉我，只有张式庚等人去看过他，这不容易，他会记得。我深深地被触动，强烈地感到垂暮之年处在困境中的老人渴望帮助、关怀的心情，痛切理解由大环境造成的师生关系的凉薄和敌对，撕裂了为文教事业操劳一生的老师的心，践踏了我们民族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此后不太久，先生在落寞中撒手人寰。新编《湘乡县志》《湘乡人物志》为他立传，地方艺术史和教育史上也会有他的位置，这是对先生在天之灵唯一的一点安慰。

（原载《学林漫录》第18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