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父亲失语后仍被邀参加餐饮业职称评议

——他的生平和为人

先父仲篪公，谱名得强，1908年2月5日（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四日）生。他是我生父馥秋公的同父异母弟，过继我为子，我一直喊他为父亲。他出生时，我曾祖父东林公还健在，与我祖父汉泉公共同经营同林馆，事业正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家庭环境相对宽裕，给他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家里所业就是最好的衣食饭碗，随父学艺足可安身立命，不必外求，因此他很早就向我祖父学习红白两案（简单说，切割烹调为红案，面点制作为白案）：一是尽情玩耍，广交朋友，如萧炳炎、罗瑞堂、彭嵩岳、朱坤和、李瑾瑞、龚少元、龚少卿等，大抵出身城市中下层人家，多半是商户、手艺人，酗酒聚宴，骑车游玩。据说他是湘乡骑自行车第一人，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自夸此点，故我宁肯相信他是开风气者、较早骑车者之一。这两种结果都使他不曾上紧学文化，读书很少，识字不多，能写字开单（菜单、账单）而不能成文，完全缺乏先祖父那一点文人嗜好和习气。但他学艺认真，几年工夫就传得先祖父全部技艺。由于本业上的出色表现，他博得了我祖父对他的偏爱。据刘海擎世伯说，他切割技术迅疾、利索，外号“何二飞刀”，并将其写入新纂《湘乡县志》先祖附传。这个赞美侠客武艺的外号，原来是用以称许家父砧板上的功夫，不过在此以前我没有听说过有此外号。1944年夏初，湘乡遭日本侵略者沦陷前夕，在族人主持下，我生父、养父分家。生父继承老店，称老同林馆。养父将紧挨老店门面的临街大厅开一大门出入，作为新门面，挂招牌称仲记同林馆。兄弟俩竞争共存。没有几天，湘乡就陷落了。全家作鸟兽散。

沦陷期间，房屋没有人管理，两家后面几间房墙倒屋塌。生母听进过城的人一说，十分心痛，决定进城看守。1945年，日本侵略者颓势日剧，已减少掳掠、残害。生母随带小妹年仁进城居住。小妹那时八岁，无书可读，便遵母命挑运渣土，一天几趟，坚持不懈。几个月下来，小妹上演了新版愚公移山的故事，靠着稚嫩的肩膀，把几间房除断壁残垣为她力所不及外，凡倒塌堆积的瓦砾渣土，都挑运一空。抗战胜利后，养父回城，动工兴建，恢复旧居规模。他又购进房后连接的几间屋（另有大门对着一条阔巷，叫草萝巷，现已拆毁，这片房屋与我们的旧居成直角），拆建成露天场，周围栽花种草，搭起葡萄架，为夏秋聚宴之所。他那时四旬左右年纪，真是全身心投入，未明即起，提篮上市，专门采购新鲜肉食（屠坊设案货卖），回家后坐在门口购买活禽活鱼菜蔬（农民、小贩挑担游走货卖），早餐后动手加工原料。白天一般不忙碌。入夜后灯火通明，食客盈门，闹闹嚷嚷，夜半才能封火休息。这样做了三年多，直到解放。

1949年前，养父因营业萧条，不愿惨淡经营，苟延残喘，就关门停业了。为维持生计，他改在街边摆摊卖面。乡村革命，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我家是工商业者兼地主，田产虽不多，但欠佃户很多进庄钱、加佃钱（佃户是佃富农，很有钱），于是农会组织农民进城，从我家挑走好几担杯盘碗筷（其中有大量象牙筷，还有成化磁菜盘、镶阔银边磁菜盘等等），这是国家的损失，不然，当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都是国有资产。以后，他参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营餐饮业成员，靠工资生活。他是湘乡餐饮业三位头牌厨师之一，三位头牌是何仲篪、丁自然（裕昌馆店主）、郑湘云（可楼酒家店主），而他又是头牌中的头牌。私人开店时，他从未授徒。参加行业改造后，根据发展的需要，他培养了一批接班的厨师，有傅正南、胡竹阶、谭少常、谭世泉等人，成为湘乡、桂阳、韶山等地餐饮方面的技术骨干。他在技术上并不保守，不管有无师徒名分，只要有人请益，他就滔滔不绝，娓娓道来。显然，他渴望行业发扬光大，后继有人，优良的技艺和经验不要失传。

他的健康状况不好，患有我祖父那种严重的疝气，而又缺少科学知识，不愿手术。他原来身体较胖，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对他的健康影响极大。乡亲们告诉我，他的脖子都瘦得变成细细的了，大家都担心他过不了这一关。据说我寄回的一些全鹿丸有奇效，使他转危为安。他继续干了几年，觉得难以再支持下去，于1965年5月提前办理退休。

养父是个矛盾的人。他的为人很难用简单的话概括。他在青年时期酗酒游嬉，但并非恶少，实际上他胆小怕事。1949年后，小城市虽不划资本家成分，然而他心里明白，在资本家序列中他是敬陪末座的，再加上顶着“兼地主”头衔，更是谨小慎微，不敢乱说妄作，招灾惹祸。在公营饮食企业中努力工作，服从指挥，不偷懒，不懈怠。祖父晚年不幸，靠我工作后寄生活费，起居杂事由养父抽空照顾。祖父体型相对高大，在三年困难时期口粮定量低微，患上严重的水肿病，腿上皮肤肿得裂口流水，于1961年3月8日去世，结局悲惨。养父身在饮食圈内，自己却饿成皮包骨，无力帮助祖父减轻痛苦，渡过难关。这也反映出他干净廉洁的纪录。祖父殁后出殡（湘乡无火葬场），灵柩抬到半道，抬不动了，临时又做饭炒菜，餐后才继续抬灵上山，入土成坟。遗属遇此情况，其心已不止凄凉，简直如油煎火燎。祖父在世时，非常顾虑身后继祖母曾氏的生活，认为她没有亲生子女，将来没有饭吃。他曾几次向我提起，继祖母在家庭关系中不起好作用，得罪亲人。但我敬爱祖父，不想让他为此焦心，就郑重许诺：“我有饭吃，她也有饭吃。”从此他心中一块石头落地。祖父故后，我一直供给继祖母生活费用。养父认为她过去一直向着自己，更尽心照顾，每月还酌补一些钱，使她用度不致拮据。她晚年摔断股骨，不良于行，养父甚至雇一辆人力车，拉着她全城转悠看街景。1977年她去世，我的生父、养父合作料理了丧事。可知养父对他的上辈还是尽心尽力的。他的亲兄弟只有我生父一人。我生父生来命苦，襁褓中丧母，营养不足，文弱瘦小。养父对这位兄长没有表达出同情友爱，相反，经常为经济利益（出力大小、消费多少、财产权利等等）争吵，大打出手。我童年时多次惊恐地看到，正吃着饭呢，一言不合，骂声随起，叫骂未已，饭碗连饭菜摔过去了。唯一的目的，就是闹分家。1944年分开，就安宁了。此后兄弟间关系，虽没有仇恨，不再有争吵，也不像陌生的路人，能交谈，但没有互助，不通经济往来，平平淡淡，直到都告别人世。

我想专门谈谈养父待我的情况。我一出生就被抱到养父母这边，养母萧秀媛拉扯我到1942年。后来养父见我小学成绩不错，几次表示要尽力让我读上大学。1952年秋我离湘乡去涟源读完高中课程以前，大体上一直与养父生活在一起。此后我在家陪老父的日子就很少了。次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直到“文革”爆发整十二年间，我只在1956、1962、1965年回家共三次。山遥水远，隔不断亲情，更隔不断家人的思念。每次我回家，养父表现的高兴和亲切，都使我感动不已。他有说不完的话，关于我的工作和生活，点滴琐细，他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离家时，他必到车站送别，有时眼泪长流。对于我的衣食，他始终很牵挂，怕北地寒冻，将自己的一件羊皮袍寄给我去改大衣。1978年我们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解决后，他多次邮寄我和孩子爱吃的土产食品。因见我没有解决住房问题，养父从不提起赴京观光的事，以免我尴尬难堪。到他去世时，我已在京工作30年，他对天安门、王府井一直无缘践履。我参加工作后，有了工资收入，也有了反哺的义务。我对生父母、养父，后来加上对岳母，三处一视同仁，寄钱寄物，不分轩轾。养父对我的做法完全理解，不仅没有向我索取过任何钱物，而且我寄回的钱也没有动用。他的干女儿在他去世后告诉我，干爷在银行里开户，把你寄回的钱存在那里，他说你苦，负担重，工资低，他不能用这些钱，攒下来，将来他死后治丧用，给你省钱。我听了先是震惊，后来几乎流泪。我不料老父对我体贴至此！这件事让我刻骨铭心，感受他的心思之细腻，本质之善良。

他年青时结交的一些朋友，晚年还有往来。我在家达二十年，没有见他与社会上什么人发生大冲突，离家后也没有听说过这类事，看来处世尚平和，交友符合人情。他自己开店时，雇有帮手七八人。对大师傅他很尊重。红白两案，他经常亲自上阵。鉴于他的厨艺的名声，他自己不动手也不行。大师傅的担子以此大大减轻，不致过劳。粗工就不同了。那时在县城里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父亲采买肉食回来，就把小帮工喊起床，开门扫地，整理厨房厅堂，准备营业，这样干到晚上关店，才能休息。白天偷闲打个盹儿，时间也不长。据我的观察，又累又劳动条件恶劣的是打下手兼管三炉火的师傅，因为燃煤，没有清洁能源，没有劳动保护，成天被煤气和其他有毒气体熏灼，患肺癌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可能性很大。粗工和下手帮工是最辛苦最不幸的。养父视为平常，没有给过经济上的补偿。他不可能有超出一般人的认识和举措。

他刚一退休，就碰上十年动乱。从他毁损我留在家中的高小毕业证书，就可以知道他最初几年退休生活中的惊恐。表弟贺建泽，因父亲在宁夏去世，母亲抚养一女一子在经济上有困难，所以从小就跟着我养父一起生活，喊他为“爷”，此时还读小学，也被街道撵回了农村。几年后，形势趋于缓和，他又把建泽接回城，耽读几年后年龄偏大，不适合继续上学，教建泽自食其力，先是拉板车搞运输，后又送去学木工。建泽人聪明敏慧，有上进心，学艺有成，成为木工个体户，雇请做活者络绎，最后被招进碱厂技术部门工作。养父晚年得到他的帮助，既赖其劳力，又幸其陪伴。据说有一年某个夏夜，爷俩联袂去近郊，用光照捕捉鳝鱼，收获丰厚。老父高兴，使出调和鼎鼐之功，做成美味，爷俩开怀大嚼。看来在打倒“四人帮”后，有几年他的生活不仅不寂寞，而且颇有乐趣。

可是，进入风烛余年的老人，其健康很难预卜。1985年，他突发脑血栓，引起失语。4月底我赶回探视。父亲极感安慰，那时他的病情具有间歇性，有时语言功能会短暂恢复。晚上他能安然入睡，我就躺在他的床边，因其没有失眠、起夜等毛病而稍觉宽心。餐饮业对他有病很是重视，特批1000元（这在当时小城是个较为可观的数目）作医疗专款。安宫牛黄丸（主药多用代用品）服过不少，但罕见疗效。亲友问候，多赠送糖水果品罐头。父亲拿来吃。我也不懂，没有劝止，后来才知道对病情有害。我陪伴父亲半月，见他无好转也未恶化，行动如昔，就离乡回京。后来，病情加剧，说话能力不再有间歇性恢复，如同喑哑，与人交流的主要能力突然丧失，极大地挫伤了他生活的信心和兴趣。生活变成受折磨，非常痛苦。

从失语到去世有两年多时间。有一天，餐饮业领导登门，请他去参加行业职称评议会。继养母贺氏婉辞，说：“又不能说话，不能参加评议，不去吧！”行业领导说：“不能说话不要紧，坐在那里就是权威。到会坐着就行。”继养母同意了。他果然到会，拿着手杖坐在那里。会议还给他照了相。他心里是明白的，无疑能感觉到对他的技艺的尊重。

1987年旧历正月初四日，是他八秩初度之日。我突然决定回家拜寿。初三日登上火车，初四日到家。家里长辈的生日，我一向记得很清楚，不失时日，寄点小钱回家表示祝贺。至于当面拜寿，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是我二十岁以前的事了。这次回家，是我外出工作几十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再见到他时，我们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人了。回想至此，还不禁泫然。

家里不料我突然回来，父亲不愿设宴张扬，下乡躲生（寿星离家，表示不受贺、不张筵，谓之躲生）去了。我记得晚上才见到他。我表示了我的祝贺，他很高兴。我在家只呆了两三天。

1987年11月14日（旧历丁卯九月二十三日），父亲去世。以前有轻感冒症状，前两三天忽然停止进食，送湘乡中医院就诊，在医院去世。建泽在父亲去世后通知我。我听从朋友的建议，入乡随俗，按旧礼仪治丧，实际上是当时流行的变通的礼仪。没有道场，不念经，不穿重孝，不烧纸屋纸人纸马纸箱衣被等。奏中西乐，唱夜歌（我不赞成安排，没有成功，就避开），焚烧纸钱，上祭。停灵两天，接受亲戚朋友吊唁。

上祭时，我用浅显文言撰写祭文，历数老父与我、建泽数十年亲切父子关系情状，其事琐细，其言平实。戚、友、机关致送祭幛十余幅，出殡时成为长长队伍，当天下葬成坟。父亲死后，湘乡餐饮业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技艺进到新的一代，我对此很生疏，只有像一鸡三味这样一道菜是我品尝过的，是新的技艺成果，父亲大约是不会做的。

戚、友中有许多文化高人，撰联吊挽，表达情谊，概括逝者一生。我家紧邻、我的小学老师丁华巨师联云：

栉比结芳邻，四十年来旧第寻春人意在

烹调推祭酒，八旬寿老胜京写史嗣才多

世伯刘海擎老先生联云：

与尊翁为忘年交，与哲嗣为文字交，与先生则为患难交。烽火忆流亡，零霞岭下同逃险

于冲龄以聪慧著，于壮岁以豪迈著，于晚近复以浑厚著。承平思故旧，长庆门前一吊公

湘乡市地方志办公室联云：

众仰群钦，推是老手巧艺精，岂惟庖厨调鼎鼐

编书研史，与郎君志同道合，好将翰墨写春秋

乡先生易邵白联云：

公去作神仙，座上宾客齐下泪

我来慰喆嗣，邑中志乘总关心

易先生时供职市志办，故下联云云。父亲得到这许多褒辞赞美，实在是他身后的殊荣。我没有为父亲的生活增加什么光彩，但四副联语都说到我，可见在乡里心目中我们父子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