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

人们对文学的异化和堕落所表现出的宽容和麻木，常常令我既困惑，又吃惊。尤其是文学批评，像与鼠共舞的懒猫一样，面对作家，除了鼓掌与喝彩，就是保持可耻的沉默，完全丧失了真正的批评应该有的尖锐锋芒、真诚态度、独立精神和批判立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低眉顺眼、屏声敛气的跪在地上的批评。在我们这里，缺乏健康的批评风气，缺乏成熟的批评意识，缺乏科学的、可靠的批评方法，缺乏负责任的、敢于不看脸色说真话的批评家。这些不足和问题，严重窒碍着中国文学的正常发展，严重影响着健康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气候的形成。

当代批评的疲弱和衰颓，固然有客观的外在原因。譬如，批评的首要原则是必须如其所是地说真话，这就要求社会必须给人们说真话的自由，但不幸的是，任何人都必须将自己的个性伸展和想象冲动，纳入到合乎主宰话语规范的模式中来。再如，批评是一种对话，它要求主体之间必须呈现出一种分离甚至对立的关系形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才有利于人们在不同的价值和趣味的碰撞和冲突中，更全面地观察问题，更充分地讨论问题。

但是，中国的文化却是一种以和为贵的同一型文化，强调主体之间的认知契合与精神知遇，而忽视甚至敌视彼此之间的认知差异和思想分歧，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就是“攻乎异端”的党同伐异，在这样的缺乏多元共处的包容性和自由度的环境里，在这样的敌视形成真正的对话的价值规范和交往原则的社会里，批评的默无声息甚至委顿、堕落，实在是不难理解的。这样的情势，不仅会扼杀批评的生机，甚至还必然要导致知识分子的心灵生活的混乱和精神秩序的瓦解。

进入八十年代，遍体鳞伤的文学需要恢复健康，需要站起来，客观情势要求批评尽力摆脱过去的野蛮习惯，努力营造宽松而温暖的文学生态环境。于是，宽容和理解，肯定和鼓励，便成了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基本姿态。批评家的善念和努力，确实有助于鼓励作家重振写作的信心和探索的勇气。但是，对批评来讲，严格比宽假更重要，因为，没有严格的尺度和要求，我们就会给那些幼稚、粗糙甚至有害的写作以过高的评价，就会鼓励一种对创作的随意的、玩世不恭的倾向。事实上，情况常常是这样：当宽容成了纵容，鼓励成了怂恿，理解成了默许，作者的写作就会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大胆的质疑、尖锐的否定和及时的提醒，而沦为任意妄为的话语游戏和道德放纵。现在回过头来看，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批评尺度，确实太宽了，批评的态度也过于和厚甚至卑怯，缺乏应该有的严厉和严格。

例如，对所谓的“先锋文学”，我们的批评家在展开批评的时候，就显得低三下四，表现出幼稚的盲从和冒失的热情。他们被“先锋”二字表面上的革命色彩给吓住了。从二十世纪初就占了上风的“先锋”话语，往往会给人这样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打出“先锋”的旗号，就可以成为最“先进”的东西，就能摧枯拉朽地战胜旧有的文学传统和价值规范。事实上，无论是马原等人的幼稚而无聊的“叙述圈套”，还是余华的冷漠的“嗜血癖”、残雪的变态的怪异体验、格非的近乎游戏的叙事策略、莫言的缺乏价值深度的语言狂欢，还有那些把自己的名字反复写进小说的自恋狂式的写作，都更多的是需要正视的问题和残缺，而不是值得推许的经验和成就。这些先锋作家的写作，更多的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话语模仿，而不是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感和丰富的思想价值的创新和伸拓。他们龟缩在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罗伯·格里耶的阴影下。而我们的批评家则卑怯地站立在自己时代的“先锋”作家的阴影里，比“阴影”的主人更卑怯地崇拜西方现代派文学，便偏激地蔑视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和写作规范。而正是这种误解和蔑视，使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转型，无论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写作规范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本来，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就不够强大和有力，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也并未得到充分的提高和发展，我们应该付出更大的勇气和更艰苦的努力，来拓展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丰富现实主义的写作经验。然而，奇怪的是，现实主义被人们当成了陈腐和保守的同义词，被视为过时的废旧的东西，而谈论现实主义、强调现实主义方法的价值，则被看成令人厌烦的九斤老太式的唠叨。一时间，大家都成了“拜新教”“拜现代教”的信徒，似乎谁不谈“现代主义”、不谈“先锋”，谁就不懂文学，就该受到鄙夷和嘲笑。总之，由于批评的纵容和盲从，八十年代的包括“先锋”文学在内的消极写作，没有受到有效的质疑和有力的对抗，产生了许多缺乏深沉的现实感、严肃的道德内容和丰饶的诗意的失败之作，这些作品像早晨的露珠，虽然从形式上看，晶莹有光，但它们毕竟不是珍珠，因此，太阳一出，便无踪影。

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八十年代的那种单纯而单薄的理想和热情熄灭了。精神让位给物质，灵魂让位给肉体，痛苦让位给享乐，沉重让位给轻逸。文学批评的精神被市场经济时代的商业原则控驭着。八十年代的那些在批评家的纵容下写作的作家，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声望资源，这种资源赋予了他们的名字一种巨大的魔力，这种魔力正好适合被商业时代的人们用来推动市场机器的巨轮。于是这些作家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商业时代的新宠和英雄，被异化为文学商品的生产者。事实上，他们并不抵抗这种异化，反而乐意主动接受消费时代的价值理念和异化的写作方式。他们通过文字把性变成商品，开始自觉地为满足欲望化的消费需求而写作。九十年代的批评面对这些现象，就像弗兰肯斯坦面对自己造出来的怪物一样无可奈何。这些已经被封为“著名作家”甚至“大师”的人的作品一印就是十几万册、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而在商业理念主宰一切的时代，一部作品一旦被市场接受，几乎就意味着它的作者获得了批评上的豁免权。批评家除了保持沉默，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已由早期的服从政治指令的“拜权教”，由八十年代的跟风趋时的“拜新教”，一变而为九十年代的“拜名教”和“拜钱教”信徒。一位名作家的“作品”，只要一出笼，立即就会有一些“批评家”肉麻而不着边际地吹捧它。明明这部作品的语言很成问题，可偏偏就有人敢说他的语言如何如何成功，是“对汉语写作的语言层面的贡献”；明明这部作品思想苍白、趣味低下，可偏偏就有人要说它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内心痛苦的精神历程；明明这部作品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可偏偏就有人要附和作者“改造”读者的奇谈怪论，说是只要耐心一些是不难读懂的；明明这部作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乏善可陈，可偏偏就有人要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向世人宣布：这是一部伟大作品，是要流传下去的，而把任何对这部作品的道德谴责和伦理批判，都当做落井下石的可耻行为。当然，作为回报，著名作家也会按照商业时代的互利原则来吹捧批评家，连“既生瑜何生亮”这样的陈词滥调都敢往上用。总之，批评家与作家的这种腐败性合谋，不仅使得缺乏制约的消极写作呈现出疯狂泛滥之势，而且还严重地败坏着文学批评的声誉和威望。

那么，怎么办？面对这样的问题和困境，我们如何恢复批评的尊严和功能？如何通过积极的批评，给我们时代的文学生活，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环境？索尔仁尼琴说：“每一位作家对人类的罪恶都有普遍的道德责任。”批评家也应该承担这样的“道德责任”，但他首先应该承担的责任，是通过有效的批评，抵制作家在写作上的道德堕落和不负责任。他必须克服外部环境的拘执和自己内心的软弱与恐惧，勇敢而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事实上，关于批评是什么，关于批评的方法，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的问题是行动，是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细致而冷静的分析和尖锐而准确的评价。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否具有真正的批评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真正的批评精神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由某种单一的精神元素构成的，而是包含了多种重要的精神元素，如科学精神、宽容精神、人道精神、自由精神等。但是，在整个批评精神的多元构成中具有核心意义的，还不是这些精神，而是不从的精神、对抗的精神和批判的精神，或者简单地说，是一种敢于为敌的精神。是的，真正的批评，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它的时代和文学的敌人。它与自己的时代及其文学迎面站立，以对抗者的姿态，做它们的敌人—— 一种怀着善念说真话，以促其向善推其进步的特殊的敌人。

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对许多人来说，“敌人”这个词，太扎眼了，让人想到残忍、伤害、死亡和眼泪。是的，这确实是“敌人”这个词常常带给人的想象内容。但是，正像别林斯基说“怀疑主义”“既是一个伟大的字眼，也是一个庸俗的字眼”[1]一样，“敌人”则既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当它意味着在政治上迫害人、在肉体上消灭人的时候），也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当它被用来显示一个人的坦率和勇气的时候）。积极的“敌人”，就是“公开的敌人”。叔本华认为，里梅尔在《歌德回忆录》中，对这种“公开的敌人”的看法是正确的：“公开的敌人，亦即与你面对面的敌人是体面的敌人，他会公正地对待你，你甚至可以与他达成协议并言归于好。”[2]情况确实是这样。没有什么比公开地表达意见更有助于思想的交流，更有助于真理的发现。不仅如此，公开而公平的对抗和挑战，从来就是对话的最好方式，是培养人们对批评意见和不同思想的心理承受力和宽容意识的最好方式。

在别林斯基看来，为敌的姿态，甚至是“诗人”即一切从事文学创造活动的人的正常而必要的精神姿态：“是的！这是没有疑问的：诗人和社会处于相互敌对的地位，他们互相是对方的天然的敌人。从一方面来说，社会在认识他的优点之前，先要扼杀他；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对诗人的爱顾，反而把诗人引入邪途。”[3]而批评家则是双重角色的“敌人”：他既是“社会”的敌人，又是“社会的敌人”的敌人，即“诗人”和作家的敌人，所以，做一个批评家，便意味着要有勇气面对和承受来自两方面的敌意和伤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倾向于把“批评”这个概念当做一个阳性词，当做一个及物动词，它意味着刚健弘毅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男子汉气概，意味着有勇气与任何人任何力量发生冲突性的关联。它拒绝那种温吞、软和的态度和风格，因为，这种有气无力的娘娘腔和懦夫做派不利于心灵与心灵的积极交流。

是的，“敌人”，坦诚的公开的“敌人”，已经成为我们迫切的需要。没有这种“敌人”，文学批评就不会有雄健骏迈的内在活力，文学就有可能处于一种静止的乏味的死寂状态。因为，“敌人”这个概念，包含着与弗洛姆的“不从的精神”相同的内容，已经成为一个与思想生成密切相关的“动力学性格概念”。在弗洛姆看来，“反叛”和“不服从”，不仅“是自由的最初的行为，是人类历史的开端”，而且，“人类通过不顺从行为继续向前发展着，这不只是说，由于人敢于向以人的良心或信仰的名义出现的权力说个‘不’字，人的精神发展才是可能的，而且，这也说明了人的理智的发展同样也依赖于不顺从的能力，不屈服于那些试图窒息新思想的权威，不屈服于长期建立起来的，把变化视为胡闹的舆论的权威”，因此，“如果说不顺从的历史形成了人类历史的开端的话，那么，顺从就可能会引起人类历史的终结”[4]。也就是说，“为敌”乃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意味着人（尤其是批评家）清醒地与任何奴役性的力量保持一种对抗性的姿态，以便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处于一种活跃的增殖状态；也就是说，只有经由对抗，只有介于一种积极而有益的紧张关系中，思想的生成才有可能，我们的精神生活才有可能是正常的，我们的文学批评才有可能是健康的。

事实上，拒绝温文尔雅，拒绝公允妥洽，拒绝不偏不倚，拒绝四平八稳，拒绝跟风趋时，拒绝随顺妥协，是所有那些对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文学批评的精神有正确理解的人的共识。殷海光先生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5]这里的“背离”义近“为敌”。叔本华则对“温文尔雅”大加抨击，在他看来，“温文尔雅，在社会关系中有其自身的根源，但在文学中却是一种异化的，并且常常是有害的因素；因为它逼使人们将恶视为善，将丑当做美。科学和艺术的崇高目的就这样被糟踏了”[6]。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批评应当尽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语但书，细致而暧昧的暗示以及诸如此类只能妨碍问题的率直、迂曲的说法”[7]，因为，“只有充满生气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充满热情、充满强调不满的人，才能写出充满生气的批评——这种不满的感情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它不是通过冷淡而又委靡的语言吐露出来，也不是要使随便什么人听了他们的吐露，既不感到温暖、也不感到冷淡”[8]。

同样，在波德莱尔的理解中，“公正的批评”，也不是无个性的不动感情的批评，而是“有所偏袒的，富于激情的，带有政治性的，也就是说，这种批评是根据一种排他性的观点作出的，而这种观点又能打开最广阔的视野”[9]。对批评家的性格和批评的精神，李长之先生是做过认真研究和深刻思考的，他曾在《批评家的孟轲》一文中极为精彩地阐释“批评精神”：“什么是批评精神呢？就是正义感；就是对是非不能模糊、不能放过的判断力和追根究底性；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深入的了解并欲其普遍于人人的宣扬热诚；对于邪恶，却又不能容忍，必须用万钧之力，击毁之；他的表现，是坦白，是直爽，是刚健，是笃实，是勇猛，是决断，是简明，是丰富的生命力；他自己是有进无退地战斗着，也领导人有进无退地战斗着。”[10]长之先生为他的“批评精神”付出了代价。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存在被一种颟顸的异化性力量遮蔽了。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了解他在现代文学批评方面的劳绩，更不了解他对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形成和批评精神的确立所做的工作。好在真正的批评有能力对抗任何徒劳的遮蔽，有能力为自己赢得普遍而真诚的敬意。

我们正在体验着“脱序人”的痛苦和迷惘。这是一种非常恼人的体验。“脱序的人退缩到他的自我之中。脱序的心理状态是由一个人的道德连根拔起造成的。脱序的人不再有任何标准，他只受一些不相联属的驱力所驱使。他不复有联续感、义务感及对群体的责任感。他嘲笑别人的价值。他惟一的信持乃否定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denial）。他生活在既无将来又无过去的一条窄线上。”[11]脱序的人过的是一种“完全丧失价值系统”的生活。他势利、圆滑，除了因利乘便，别无所谓良心。我们提倡真正的批评精神，并不是要人们像一个脱序人一样毫无原则地否定一切，或者把批评当做进行话语施暴的工具和手段。在我看来，批评之所以应该有“为敌”的勇气和精神，就是因为，只有具备了这种勇气和内在的自觉，一个人才能摆脱“生物文化”的驱策，成为健全的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真正的“观念人物”，才能“在一个动荡时代常削弱流行的信仰，批评既存制度的权威，为新的信仰之普及开路。真正的观念人物视追求真理为一重要的事”[12]。

总之，“为敌”意味着对真理和信仰的守护，意味着通过对残缺和病象的攻击和批判，重建更为理想、更为健康的生活秩序和精神秩序。因此，如果一个时代及其文学不负责任地把人降低为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降低为权欲熏心的市侩之徒和势利小人，降低为不知道敬畏神圣事物的妄人和莽汉，降低为蔑视道德的虚无主义者，降低为沉溺于肉欲狂欢的生物人，降低为缺乏内在热情的犬儒主义哲学的奴隶，降低为有知识的无知者、有财富的贫穷者，降低为把说假话变成习惯的巧滑之人，降低为没有是非感、美丑感、善恶感和羞恶心的空心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不，应该说，任何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做它们的敌人，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1925年，鲁迅先生针对中国文人因不敢正视“社会现象”而“万事闭眼”甚至“瞒和骗”的问题，写了一篇《论睁了眼看》，像呐喊一样对人们说：“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时间过了五年，他又针对令人“好像要吐”的“广告式批评”对批评家说道：“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鲁迅的话没有过时，无论对作家来说，还是对批评家来讲，都依然有效。需要指出的是，与鲁迅的时代比起来，我们的批评家背负的压力更重，而不是更轻；面对的问题更多，而不是更少；展开批评的难度更大，而不是更小。在这样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刚健和性格上的坚强，对于批评家来讲，就具有了首要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不从的精神和为敌的勇气，那么，批评家便很难对自己的时代及其文学提供有价值的观点，因为，一个没有勇气的人是不敢正视问题，不敢说出真话的，而只有蕴含于真话之中的真理，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值得人们怀着敬意去倾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