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国破家散成孤儿
许多年后，姚璇秋拿到了一张家族的旧照——五位姐姐、两位外甥、两位哥哥以及不足三岁的姚璇秋，一起在澄海某家照相馆拍下的一张合影。照片中的人男的风流倜傥，女的青春靓丽，姐姐们穿旗袍，四姐夫西装革领，就是两位不足十岁的哥哥，以及两位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外甥，也穿着西式短裤与短袖T恤，显得洋气而精神。这是姚璇秋兄弟姐妹之间最完整的一张合照，后来因为家庭变故，骨肉离散，再没有照过如此完整的合照。从这张童年唯一的兄弟姐妹合照中可以看出，姚家的家境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当殷实富足的。而等到姚璇秋懂事的时候，姚家已经风雨飘摇了。
为何如此？姚家的变故主要是因为日寇侵华与1943年的潮汕大饥荒。
1935年，姚璇秋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澄海地处韩江下游出海口，汕头未开埠前，县境内的樟林古港在近两百年间一直是沟通海外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众多华侨的故里。1939年6月25日，这一年姚璇秋4岁，侵华日军攻占汕头后，一路由梅溪进攻澄海冠山。6月29日，100多名侵华日军进占澄海县城，第二天返回汕头。7月16日，日寇为了扩大占领区并为打通与闽南侵华日军的陆上交通线做准备，再派兵300余人攻占澄城，澄海县城再次失守。
1940年2月，中国军队曾反攻澄城，但是收复三天后又告沦陷。日寇入城之后，肆意屠杀焚烧，澄城五镇及附近各乡均遭到了空前浩劫。根据澄海当地史料的记载，当时被屠杀者众，其中有姓名可查的就达七百余人，其无法查考者，尚有许多。日寇最丧心病狂的一次屠杀是这一年农历的六月初二，当地41名群众被捉，为日寇部队挑运行李至外砂渡头落橡皮艇，苦累的工作完毕后，竟然全部被杀，处死方法，一人一状，或斩首，或斩手足，或剖胸，或剖腹，或乱刺，或用机枪扫射，种种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澄城各乡镇民众，听说日寇如闻瘟神，逃走一空。姚璇秋后来回忆说，为了躲避日本人，家乡父老四处逃难，邻居有一位大户人家的女佣，逃命不及时，被日寇用刺刀刺了几刀，躺在血泊里。万幸的是没有死，后来养伤之后，嫁到了南洋。当年的这些惨景，是姚璇秋长大之后，逐渐听长辈讲述的。
1943年，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寇祸日深，潮汕大旱，米价日涨数次，饿殍遍地，汕头每日死者近百人。达濠镇饿死近1万人，占全镇人口四分之一，海门死者尤多。有10余万人逃荒至福建和江西”。（《潮汕大事记·民国32年（1943）》），据1992年出版的《澄海县志》记载：“民国32年（1943）春夏间，数月不下雨，田园龟裂，米贵如珠，每斗价500元，日涨数倍，大批人民往福建等地逃荒，霍乱流行，全县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善堂无法收埋。樟东路、鸥汀市场、店市路、莲阳楼前均每天常见死尸10多具横倒路旁……乡村人口饿死者达三分之一。”在这场天灾人祸与家国浩劫之中，姚璇秋尚且懵懂，姚家父母带着儿女四处逃命。好不容易等到抗战胜利，惊魂未定的姚父带领全家回到澄海，此时的家园满目疮痍，产业被洗劫一空，姚父两手空空。姚父看着苦心经营大半辈子的产业毁于一旦，再加上连年来担惊受怕奔波劳累，一病之下，撒手西去。姚母悲痛万分，失去了家庭顶梁柱，一个女人家顶不住这沉重的压力，也卧病在床，病情日重一日，她知道自己也将不久人世。此时，姚璇秋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大姐姚璇卿嫁在澄海东湖，二姐姚璇珠十几岁的时候不幸早逝，三姐姚璇香嫁往县城，四姐姚璇娟嫁往东湖，老五姚璇英嫁在本地，家里就剩下姚母带着她和两位哥哥姚国栋与姚国烈。国破家败，失去重要的经济收入，家业在战火中全部散尽，愁云惨雾笼罩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姚家的经济难以为继，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两个男孩子只好被送到澄海救济院。送走两个儿子，姚母痛苦至极，最终心力交瘁，病情进一步加剧。她望着膝下还嗷嗷待哺的小女儿姚璇秋，泪流满面，不知如何是好。
姚母贫病交加，临终之前，将姚璇秋付托给自己的妯娌大姆（姚璇秋已记不得大姆的名字）。姚璇秋的大姆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她身边无儿无女。大姆的丈夫与姚璇秋的父亲是亲兄弟，两家一直没有分家，一起住一座潮汕老屋。姚璇秋后来回忆说，她本来一直都是跟母亲睡，后来母亲病情加重，她才被大姆接到另外一个房间和大姆一起睡，一直到长大懂事。
大姆在姚璇秋的童年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大姆的悉心照顾，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姚璇秋作为孤儿其后果不堪设想。大姆孤身一人，她的丈夫原本在海边开了一家药铺，有一年突然遭遇百年不遇的强台风与海啸，连人带药铺全部被海浪卷走，于是大姆成了寡妇，一直苦苦支撑着。
“从此以后，她就是你的女儿，求你将她养活。”在交代完后事之后，姚母撒手西去。
这一系列的变故，都发生在姚璇秋懂事之前。她甚至记不起父母的容颜，记不起父母家人曾经带着她颠沛流离，记不起四处躲日本侵略军的惊险与艰辛，她甚至还不知道曾经家庭的小康，不知道家族曾经的丰隆……
姚母逝世之后，姚璇秋跟着大姆一起生活，小小年纪就要帮忙负担起家务。邻居的同龄人都有父母，幸福地享受父母的疼爱。“我的父母在哪里呢？”她不止一次地问大姆，大姆无言，只是低头垂泪。直到有一天，小姚璇秋跟着大姆上山割山草，大姆才对她讲了实情。那时候煤炭尚未普及，人们日常生活所用的燃料多是来自山上的柴草，姚璇秋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持着镰刀跟大姆到山上割草。有一次割完山草，大姆挑着山草将她领到绿草丛中两个巨大的土堆面前，对她说，你的父母就在里面。姚璇秋望着两个长满杂草的土堆，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用大姆提醒，她不由自主地跪在土堆面前，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此时的她，似懂非懂，仿佛知道父母回不来了。她站起身，回头紧紧抱着大姆，静静地说：“你也是我的妈妈！”
大姆的家庭经济非常紧张，全家主要依靠收取姚氏公租田的租谷度日。澄海的姚氏，曾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当时澄海城有一句俗语：“东姚北朱楼下郭”，说的是清代澄海城姚、朱、郭三姓富贵人家。三姓之中，以姚姓为首。姚姓宗祠的照壁塑有两只麒麟，按照封建礼制，说明姚家先祖曾在朝廷任过官职。
姚氏一族有一片田地，出租给当地的佃户，当地水稻一年两熟，每年到了稻谷成熟的时候，佃户便挑着稻谷前来还租。公租田归姚氏12房头共有，每次交租回来的这些稻谷会被平均分成12份，每个房头可以领取一份。姚璇秋家一份，大姆家一份，此外还有一个过继房的份额也落到姚璇秋与大姆家头上，这样姚璇秋与大姆每次可以领到三份稻谷，依靠这些稻谷艰难地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之后，姚氏家族逐渐衰落，然而，大户人家的威仪毕竟还在。姚氏宗祠供奉着姚家列祖列宗，每日晨昏必须烧香礼拜，姚氏12房头轮流，每个房头必须到祠堂供奉祖先一个月，姚璇秋与大姆合领了公租田交租的三份稻谷，按照规矩，必须到姚氏宗祠供奉祖先三个月。姚璇秋小小年纪就要到祠堂去添油烧香，由于身量不够，她必须搬一张小梯，登上梯子，将香插到炉子里。此外，为了减轻大姆的负担，五六岁的小璇秋，逢到甘蔗上市的时节，便提着竹篮，到马路上拾蔗渣，带回家晒干作为燃料。有时候，碰到当地村民收割稻谷，姚璇秋就到地里帮忙，每次可以赚到几捆稻禾带回家作为燃料。
姚家旧屋一出门便是一段古老的城墙，姚璇秋记得，出村门向左，过一座石桥，可以直通澄海东湖的外婆家。有时候不想兜走太远，姚璇秋也会跟男孩子一样，调皮地爬上城墙出到村外。古老的村寨，沧桑的城墙。村口种有一棵古老的榕树，榕树枝叶茂盛，根须飘忽，有些根须爬上城墙，缠住了墙壁，更显岁月流逝的沧桑。日常生活之中，有些调皮的孩子为了贪图方便，也经常从这堵墙翻越出去，城墙上面留下了一些脚印窟窿，姚璇秋踩着这些脚印可以轻易地越过城墙出村。每一次从村里翻城墙出来，姚璇秋内心都感到一阵轻松，仿佛摆脱了某种限制。出了村，可以望见东门外的一座小山，因山的形状酷似潮汕地区的“脚桶”，当地人便称之为“脚桶山”。姚璇秋经常要跟大姆到这座山上去割草。
回忆童年旧事，姚璇秋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提着篮子走在田野上的情景。那时云白天蓝风轻，原野上的蔬菜一垄一垄的嫩绿青翠，清澈的河水在潺潺流着。她的篮子里放着两个番薯，大姆中午煮完饭的时候，将两个番薯埋在灶膛里的柴火灰烬中煨熟，让她送到孤儿院去给两位哥哥。
兵荒马乱的岁月，很多家庭妻离子散，社会上流离失所的孤儿很多，当时澄海城里有一位叫王昂青（据说原姓吴，自幼过继给王姓家庭）的，他在澄海城里办了一间救济院，专门收容家庭困难或者是流浪孤儿。那王昂青自幼家贫，后来从事走私发了财，开了商行，日寇占据澄海城的时候，王昂青投靠了日伪政府，依靠伪政府的势力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久他还当上了密侦队长，成了臭名昭著的汉奸。发了财的王昂青在澄海城的池仔内祖宅“明庐”开了一间救济院。日据时期，百姓流离失所，再加上1943年潮汕大地遭遇鼠疫与饥荒，到处饿殍遍地，无家可归的儿童随处可见。王昂青见此情景，也不知是出于一时的恻隐之心还是什么动机，办了一座救济院，专门收留无家可归或者贫穷人家的小孩。为了让救济院能够维持下去，他将收容的孤儿编成一个潮剧班，邀请一些专业教戏先生或者演员前来教潮剧班的孩子们唱戏，教戏先生根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给他们分了行当，因材施教，然后排练成剧，经常应邀出去演出，赚取戏金作为补贴。这个戏班就叫做救济院潮剧班，班里有童伶演员十几人。据记载，当时孤儿院的这个戏班演出的剧目有《黄飞虎反朝歌》《孟姜女》《狸猫换太子》《蒙古王子》《红鬃烈马》等戏，基本都是潮剧著名教戏先生林如烈所编排。戏班经常到各地去演出，曾经到汕头市的大观园戏院演出，也曾应伪澄海县长陈辅国聘请，到其家乡潮阳县去演出，所有的演出所得均作为救济院的经费。
“王金龙命中不幸，长街求乞凄惨重重……”远远的，还没有到孤儿院，就听见一阵悦耳动听的潮剧唱腔，声音好熟悉。“是大兄的声音！”姚璇秋的心兴奋地跳起来，她走到孤儿院的门口，隔着大门，看见庭院里大兄姚国栋与二兄姚国烈反背着双手站得笔直，嘴巴张得大大地演唱着。一旁是一位大约40多岁的教戏先生，一边用葵扇扇凉，一边踱着方步，来回走动着。
“不错，都唱得很好，按照这个调式，继续锤炼唱熟它，过两天我再来教下一段曲。”教戏先生说着收拾起东西走进屋里，姚国栋与姚国烈相互对视一眼，舒心地笑了。苦难的岁月，不幸的家庭，只有潮剧，能让这两个孩子找到一点生活的乐趣。
“阿兄！阿兄！”姚璇秋隔着铁栅栏轻声叫着。
“妹子！”姚国烈听到姚璇秋的声音，脱口叫了出来，回头一看，姚璇秋提着两个煨熟的番薯笑眯眯地朝他们招了招手。姚国栋赶紧也跟着跑过来，看见姚璇秋篮子里的番薯，咽了一下口水。
“给！”姚璇秋将两个番薯分给两位哥哥，看着他们两人连番薯皮都没有剥就狼吞虎咽起来，心里乐开了花。
“妹子，我跟大兄都学了戏，大哥学唱小生，我唱武生，偶尔学拉弦。刚才你听到的那一段曲叫《王金龙命中不幸》，真好听，教我们戏的先生叫做林如烈，是我们戏班请来的，听说非常有名。对了，我们下个月月初要到我们家附近去演戏，到时演完戏我跟大哥悄悄抽空回去看你跟大姆。”姚国烈压住声音偷偷地说。
“好啊好啊！”姚璇秋听说两位哥哥要回家来，心里涌起一股温馨的感觉，一家人分开这么久，终于可以团聚一下了。“那我回去就告诉大姆，到时候做点好吃的给你们！”
姚璇秋后来才知道，负责到孤儿院教戏的先生林如烈是潮剧著名的教戏、编曲。
林如烈是潮安县人，1906年出生，12岁时由演丑行的父亲带到新加坡，卖入老赛永丰班为童伶，不久，成为该班的正牌小生，卖身期满后继续留在戏班打锣鼓兼抄写剧本。1938年他到香港老正兴班任大簿（相当于经理）兼教戏，编导了《翠花楼》《哪吒闹海》等戏，因抗日战争爆发，携眷回潮汕。当时，老玉梨香班主亲自登门礼聘，遂入该班，编导了《扫纱窗》《红鬃烈马》《标准皇后》等剧，其中《红鬃烈马》一剧风靡潮汕各地。姚璇秋在孤儿院中所见到的林如烈正是当年他为避战祸回国，应澄海救济院之邀前来执教，其时林如烈大约40多岁。在林如烈的严格教导下，姚璇秋的两个哥哥一个唱小生，一个唱武生兼拉椰胡，奠定了两人一生的职业基础。
林如烈所作潮剧曲谱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博采众长，又发展了老一辈徐乌辫先生大喉粗犷的特色，在潮剧的创腔、过门和拖腔的运用上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写出不少既具潮剧风味，又有所创新的唱腔，奠定了潮剧的板腔体。如《王金龙》的唱腔至今仍传唱不衰，剧中“雪泪情天”一折中的“风拍松声侬心焦”唱段，已成为现在各潮剧学校、戏班招收演员的固定唱腔考题。由于他教戏之外还能编剧和创造新腔，因而被誉为“土才子”和“全才”。
八月初一，姚厝做戏，孤儿院的小演员们装扮一新上台演出。戏台下人山人海，掌声雷动，挤满了看戏的父老乡亲。“大兄！那是我大兄！”姚璇秋兴奋地指着台上装扮一新的姚国栋，只见姚国栋书生打扮，浑身贵气，饰演的正是未曾落难的王金龙，在北楼与名妓苏三卿卿我我。
“你阿兄生来真雅！”（潮汕方言，长得真好之意）台下的阿婶阿婆们啧啧叹着，朝姚璇秋投来羡慕的眼光。锣鼓的弦乐之中，姚璇秋精神有些恍惚，沉浸在戏的剧情之中，突然她仿佛觉得自己穿上了苏三的戏服，雪花飘飘之中，一个人在风雪之中凄然受冻。“风拍松声侬心焦，愁人惨景寂寞难描，天寒地冻，雪花飘飘……”她在心底里轻轻地跟着哼唱着。
“好！”台下突然响起一阵喝彩，姚璇秋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依然是台下的一个看客。“我什么时候也能上舞台呢？”姚璇秋惆怅地想着，眼角滑下一滴清泪。这三尺舞台真是神奇，古往今来，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都在方寸之间演绎。每一次演绎，都是一次不同的人生体验。
“妹子！”姚璇秋正在出神，姚国栋卸妆后出来叫了她一声。原来剧已终，观众已经渐渐散去。
“我们快回家吧！”姚国烈兴奋地过来拉着姚璇秋，三个孩子趁着朦胧月色，手挽着手兴奋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姚璇秋一手拉着姚国烈一手拉着姚国栋，两手攥得紧紧的，仿佛手一松他们就会不见一样。自从父母过世，姐姐嫁人，两位哥哥被送入孤儿院，姚璇秋很少跟亲骨肉一起相聚。
回到家的时候，昏黄的灯光下，大姆还在缝补衣服，看见三个孩子回来，连忙起身，笑眯眯地说：“我杀了只老母鸡，刚炖好，国烈与国栋正在长身体，平时孤儿院饱一顿饿一顿，两人都是面黄肌瘦，喝碗鸡汤补补身体。”
老母鸡是大姆养的，每天下蛋，是大姆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是听说两个孩子赶回来探家，大姆四处找不到食物，手足无措之际，将老母鸡杀了，炖了一锅鸡汤，等着孩子来吃。
“大姆，你真好！你就跟我们的妈妈一样！我们以后长大了，也要好好孝敬你！”姚国栋打开锅盖，闻着香喷喷的味道，咽了口水，他端着鸡汤，满心感激，由衷地说。一提到妈妈，三个孩子的泪水不由滴了下来。
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们家就在这里！两个都在！快把他们抓回去！”嘭的一声，门被人用力推开。戏班的司鼓吴叔带着几个高大的青年闯了进来，大声喝道：“姚国栋姚国烈你们两个小子，竟然擅自离开戏班，简直不要命了！快！把他们两个抓回去！”
吴叔一声令下，几个人涌上来用绳子将姚国栋与姚国烈捆了起来，硬生生拖了回去。
转眼之间，温馨的小屋变得冷清清。大姆似乎被吓呆了，姚璇秋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大兄！二兄！”
“快！快跟上去！”大姆催着姚璇秋，娘儿俩出了门，大姆迈着小脚走不了几步，突然想起什么，回头将桌上两碗鸡汤用一个陶罐重新装起，一手提着鸡汤，一手拉着小姚璇秋直往姚氏祠堂而来。姚家祠堂，是供奉姚氏列祖列宗的所在，每逢村里唱戏，这里也是戏班演员的住处。
还没有走到祠堂门外，远远地听见一阵凄厉的惨叫。姚璇秋的心揪成一团，一边跑一边叫：“他们在打阿兄！他们在打阿兄！”
姚璇秋跟大姆进入祠堂，不由被眼前的情景吓呆，只见姚国栋与姚国烈被捆着躺在地上，吴叔抽出皮带，狠命地朝地上两个小孩身上抽打：“叫你们私自回家！叫你们私自回家！”
“先生！请原谅一下！原谅一下！”大姆凄凉地哭叫道，跪了下去，用身子护住两个小孩：“他们还是小孩，还不懂事，你们怎么忍心下此毒手？”
“什么毒手？他们不守戏班规矩，入了戏班，就是戏班的人，在契约期间，生死与家里无关。他们不守规矩，就得狠狠惩罚，不惩罚岂不是全部都反了！”吴叔停下手，狠狠地抽了一口旱烟。
“可怜他们都无父无母……”大姆心疼地为两个小孩包扎。
“笑话，有父有母谁家愿意将小孩送到救济院！”吴叔冷笑着。原来，进了孤儿院的孩子，根据各人入院的实际情况，必须在戏班服务一定年期，在契约时期内，人身自由全由戏班控制，但生死与戏班无关。
潮剧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全都实行童伶制。童伶演戏，非潮剧所独有，中国戏曲表演的唱做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是以戏曲演员的培训，大都是从少年儿童开始，童伶要经历舞台演出的实践，这也是培训的途径，比如京剧“四大名旦”都是从童年开始学艺，10岁左右便登台演出。潮汕地区的潮剧童伶班制，在管理和艺术风格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童伶以卖身契约形式卖给班主，卖身期一般是七八年，卖身期间，童伶没有人身自由。清末钱塘人王定镐在《鳄渚摭谈》中载道：“潮俗缴戏，名曰戏爹，而缴白字最获利，择穷民之幼童，买写春期，身价百数十金不等，班数十人，延戏师调督之。数月可开棚。戏班教法甚严，轻则伤，重则死。在春期之内，其父母不能告诉也。大约自七八岁至十五六岁，春期既满，乃能自主。”一般的卖身契约，还写明“在班期间，关津渡口。各安天命，与班主无关”。（见《榕城镇志》）从童伶卖身契约可以看出，童伶入了戏班之后，契约期间的生死大事，父母既无权诉诸公堂，遇有不测，还与“班主无关”，童伶的生命，根本得不到保障。
童伶在卖身期间，不但没有人身自由，一切行动受到限制，除排戏演戏外，出入行动，甚至包括大小便都要受到戏班“亲丁”（戏班专职管理童伶的人员）的监视，为使童伶不正常发育，戏班甚至限制童伶洗澡等；至于童伶演出有错或犯班规，要受到“抄公堂”（即一个有错，全体童伶都要挨打）以及烙、打、吊、淹等二三十种肉体的刑罚，童伶的生活简直如同奴隶一般悲惨。
姚璇秋的两位哥哥童年所经历的这一切，无意触犯了戏班的班规，受到了严厉的责打，这在旧时戏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这一幕在姚璇秋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1999年，姚璇秋在从艺50周年举办晚会演出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片段表现旧社会童伶的生活，其时姚璇秋两位哥哥坐在台下观看，看到这个已经经过艺术化提炼的片段，两位老人泪流满面。
后来，小姚璇秋在日常生活之中，还目睹了其他戏班对演员的残酷体罚。她曾经亲眼看见一个小生童伶因为唱错节拍，在演出结束之后，回到后台，被打鼓的师父勒令其将手按在大鼓之上，打鼓师父举起鼓槌用力敲砸童伶的双手，十指连心，小童伶发出凄厉的惨叫声，这一幕在姚璇秋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经历都让小姚璇秋对潮剧敬而远之。她喜欢潮剧，但是她又怕潮剧。每次去救济院探访两位哥哥，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偷偷听童伶们唱曲。“真好听！什么时候我也能唱呢？”这个念头在心中涌起，她不由打起冷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