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客家人迁莞及在莞再迁的动因

历史上部分中原人不断迁徙，最终从中原各处辗转到达遥远的南方各处甚至海外。至于其迁徙的原因，身为客家人的罗香林先生进行了多方研究，简洁地概括为“或由于外患，或由于饥荒，或由于匪盗，或由于兵灾，或由于政府奖掖招募或安插，或由于外地经济的引诱”。而根据我们的调查所得来看，东莞客家的迁徙动因与罗氏所述基本相同。

一、客家人迁入东莞的原因

1．因遭受自然灾害而迁徙

在漫长的历史中，农业始终是中国人最主要、最基本的谋生方式。而限于小农经济的先天缺陷，这种生计模式对自然的依赖性极大。一旦遭遇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通常会导致庄稼失收从而使得普通人的生活陷于困顿。因此，每遇灾荒年景，通过人口流动以求活命几乎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分析所得的资料可知，明清时期惠州府下辖的归善、龙川、永安、海丰、陆丰和博罗等地，是东莞客家人最主要的来源地，而尤以归善（含惠阳、惠东）和龙川为最。这些地方的人们迁出活动主要集中在清初，这就与同期惠州府下辖各县水灾和旱灾频发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具体情况可见表1-3。

清代惠州府水、旱灾等灾害频发，“综合水灾次数、水灾连年发生、水灾破坏程度等指标，归善县、海丰县、龙川县、博罗县既是水灾多发地区，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其中最严重的是归善县，水灾次数高达60次，而清代历史上四次最为严重的水灾归善县都是重灾区”。在水利设施极为落后的历史时期，位于东江流域的归善县、海丰县、龙川县和博罗县等地频繁遭遇水灾，常常给普通人民造成灭顶之灾。通过调查发现，实际上直到20世纪中叶，这些地方依然可见洪水淹没整个村庄的惨状，还可以看到一众村民流离失所的悲剧。清代惠州府自然灾害频发的时间与客家人迁入东莞的时间呈正相关状态，这其中归善县的相关度最高，显然可以看出灾祸与迁徙间存在的关联。面对无力抗拒的自然灾害，人民自然趋利避害，由此导致了多见的频繁迁徙的历史事实。

2．响应政府号召而迁入

从某种意义上说，珠江三角洲真正的开发可以认为是始于明代，这一时期因为各种需要而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流入后从事军屯、垦边并最终定居下来。如明政府于洪武十四年（1381）在东莞设立南海卫，并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颁令“边海卫所，七分守城，三分屯粮”。其时南海卫有屯田十二处，十二处屯田中又包含若干子屯。“明天顺邑志载，邑境原有一百一十二屯，□兼子屯言也。子屯，如白马，则附梅塘；赤岭，则附刘峒之类。”到了清朝，为了尽快恢复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政府同样大力招入人口，如清世祖制定垦荒兴屯令：“凡州、县、卫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如力不能垦，官给牛具、籽种，或量假屯资。次年纳半，三年全纳。”顺治六年（1649），政府再度重申：“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心乐业。查本地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顺治三年（1646），又制定屯田官制，卫所官职从世袭制改为任命制，卫军改为屯丁。屯丁依旧隶属军籍户口，作为国家的佃户耕种屯地、运送漕粮。因为各种原因响应国家的号召而落籍珠江三角洲的人民之中，就有许多东莞客家人的先人。

例如，清初任南海卫守备的萧姓长官主管屯田事务招耕，应招而来的人群中就有部分是客家人，他们落户军籍成为屯丁并最终在凤岗镇定居。凤岗镇黄洞村迴龙庵中存有数通碑刻，对于当地客家人的来历有记载。如立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的《义建崇烈堂碑》（详见图4）中记载：“我土离、前黄、左黄三屯，原附南海卫军籍，自国朝定鼎之初，世路险陂，前民逃散，田庐半就荒矣。顺治九年（1652），卫主萧君疏呈招耕，我辈先人蒙霜露、披荆棘，筑居而畋厥田焉。越十年（1662，康熙元年），人情翻覆，而卫主力与维持，又得屯长一十三人共相奔理。十一年（1663）而条议以定，版册留遗，昭昭若前日事也。今日者，里居数百家，烟火相联，禾麻互映，游太平之宇，耕盛世之田，莫非食烈前勋留贻之福也。嗟乎，萧侯人远，衣冠隔云书之悲；屯长风微，俎豆难存亡之感。”根据实地调查可知，凤岗镇客家人均在明、清两代迁入的，而其中的13.6%于明末迁入，77.3%于清朝迁入（其中的54.5%是清顺治至乾隆年间迁入）。由于客家等人群的迁入，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数量才有了较大的增长，以至很快就出现了从“田庐半就荒”到“里居数百家”的景象。

3．响应土著招收佃农而迁入

虎门镇背山面海，现聚居着广府人、客家人、疍家人。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陈村、黄村、新联、新沙埔及远丰等村落，他们就是历史上响应土著招收佃农而迁入的。“陈村当地方言属客家语系，村民多姓陈，其祖上于清咸丰二年（1852），从厚街新围九门山移居到此地立村，原名北栅新村……黄村域内耕地原为北栅陈姓产业。清朝末年，北栅陈姓村民在此地兴建土庐，从福建、鹤山、樟木头等地招收佃农代为耕种，佃农在此繁衍立村，故又名共同村。村民以黄姓居多，主要来自邻近的大岭山镇的高牌、大迳等村，当地方言属客家语系。”由此可知，黄村的客家人最初是从各地应招而来的佃农，其所耕种土地属虎门土著广府人家北栅陈氏。访谈时一位陈村老村民概述过其村历史：“我们大概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立村的。当时北栅是虎门的大村，村民多数姓陈，比较富有。他们的田地很多，包括现在陈村、黄村，甚至大虎山、小虎山那边，都有部分田地。北栅与邻近的怀德村常有矛盾，为防止怀德与虎门的另一村落就是赤岗村联合起来对付本村，陈氏就计划多立一条村，这样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当时就种下了数十亩的荔枝，还建好了一批房屋，然后对外招揽人口来入住开村。当时来应招的条件有三个：一是必须同姓，因为‘同姓三分亲’，宗亲之间有情分；二是必须是客家人，因为认为客家人宗族观念强，比较团结；三是懂武术、有文化。最后就是东莞县厚街九门山和新安县观澜（今深圳宝安区观澜）的陈姓客家人来应招，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来到后就在这里扎根定居，就是现在的北栅新村。据说，当时观澜的陈氏有三房人，那时三房人各出代表并且找来风水先生，一起商量是否搬迁。其中的两房人认为现在黄村的那个地址更好，另一房人则愿意去陈村。后来北栅指定由观澜的陈氏族人担任村长，于是观澜陈氏就迁过来了。”访谈中多名老村民均表示，陈村立村后北栅的广府陈氏与来应招的客家人相处颇为和睦，北栅人对陈村一直颇为照顾，如历史上向这些客家人收缴的田租就很有限，等等。

4．因无法在原居住地立足而迁徙

部分客家人则是由于在原居住地无法立足而迁入东莞，其中，家庭衰败或者陷入绝境是最为常见的因素。

如清溪镇的茅輋与鹧鸪塘两村的客家人原籍福建莆田，其先人因战乱先迁至汀州府清流县（今宁化县）石壁村林家城居住。到了文育公（后人称为岩公）时，他为了避兵乱隐居到梅州苦读，获功名，其后在杭州为官。根据《东莞林氏族谱》的记载：“岩公在朝为官，少理家务，其子尚幼，未谙事务，一切粮钱田塘均付于招郎入赘女婿陈才用打理。岩公身故后，陈便成了招狼入室的强盗，竟将岩公的所有家产全部盗割入其户，致使岩公子孙无立足之地，被迫迁往大埔、五华、惠东、东莞。”据说，这两村的客家人与东莞东城区的火炼树村、横岭、牛山以及谢岗镇的南面、大岭山镇的新屋场等村落的部分林氏客家人有同宗关系，可能是迁入东莞后开枝散叶的结果。

又如凤岗镇的浸校塘刘氏，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迁入。这一支刘姓人家的先人由闽入粤，先后在兴宁、揭西、陆丰等地居住，最终迁居东莞。据《浸校塘刘氏族谱》记述，原因是“我祖良才公遭受病魔缠身，倏顷间，生命大厦无情地倒倾下来，才公驾鹤西行，时值英年二十八岁。才公的早逝，年方廿六的妣母廖氏哀肠欲断，顿首捶胸之痛难以言表。宗室的不幸，给廖母留下了久久难以平复的创伤。这时孀妻弱子四顾茫然，不知所措，才公之子苍吉尚幼，离熟谙世事之年甚远，无疑日后的生活营谋难以为继，举步维艰。在百般无奈的逆境底下，一对可怜的母子相依为命，含泪告别故乡亲人，选择出走的道路，浪迹四方行乞果腹”。迁入现居地后这户人家筚路蓝缕，几经周折最终繁衍成了如今的一村人家。

因这种原因迁入的，通常会在定居不久后通过某些途径得到亲人或“盟友”的支持。随后迁来的这些人中，有些是主动前来依附，这种情况相当常见，如清溪镇的罗马村客家人就是如此。有些则是应先来者的召唤而来，主要原因是初至东莞时因势单力薄而处于劣势，必须通过“招亲唤友”等方式来结盟，扩大自己的实力。据《浸校塘刘氏族谱》，刘氏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由陆丰迁入时只有寡母孤儿两人。“稍后，渐谙世事的苍吉，只身折返原乡，诚邀大伯良贤公一道出来共谋事业。于此，伯侄两家合力同心，开荒垦种，勤劳耕耘。苍吉、良贤伯侄入居以来，世代繁衍，浸校塘刘氏人口飞跃发展，人丁兴旺，及至清光绪的二百四十年时间，人口迅速扩增成为一个约三百人的村落。同时，生产生活土地资源面积约两平方公里，为后代子孙提供了可靠的生存保障。”又据《油甘埔村志》记载：“迁居之后，土著之欺凌骚扰虽暂时减少，但仍虎视眈眈，实际威胁尚未消除也……我祖（张氏国泰公）……邀其迁来共同拓殖，由是乃奠下油甘埔发展之基础……斯时也，我祖深感处世之道，非徒持武力足应付一切，其急需一位文墨之士，以处理对内对外之书简要务……江姓兄弟（可能是华庆公）颇通文墨，居住于虾公潭，因妻妾不和大闹，家庭纠纷（不绝），于是我祖乘此邀请其携妾及子女迁来共住，苦心孤诣，大可想也。由是油甘埔乃由张、江、阮三族共居焉。”

5．因躲避战乱等而迁徙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战火频仍，阖族迁徙或者举家搬迁到远方以躲避杀戮的较为常见。但可能是迁入时代较晚而又长期处于相对平静社会阶段的缘故，东莞客家人中因受战乱的直接影响而迁入的相当少见，文献或者田野调查中我们尚未发现相关的案例。不过，受战乱波及而迁入的却有一定的数量。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太平天国的若干部属。

例如，洪秀全的族侄洪全福（原名春魁），于道光十六年（1836）在广东花县正径村（今花山镇）出生。他幼年随洪秀全生活于广西，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跟随洪秀全转战桂、湘、鄂、皖、苏、浙各省，被称作“三千岁”。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洪全福逃匿到今东莞凤岗镇黄洞村洪屋围避祸。当时的洪屋围已有洪姓客家人聚居。据调查，其先人在清朝初年从新安县布吉先迁入东莞凤岗的榕树厦村，到了乾隆五年（1740）又迁至洪屋围定居。可能是担心洪全福的身份会给自身带来灾祸，已经落籍的洪姓客家人普遍排斥他，如“洪氏族长不让其入祠堂”。洪全福只好在村落附近的“象山东边劈地，盖了十间房屋，自造一间小祠堂——洪氏宗祠，还购置了一批田地，自此成家立室”。由于清政府追捕洪秀全的余部，洪全福后来只身仓皇逃至香港，其后人则得以留在当地。

二、客家人在莞再迁的原因

至于落籍东莞境内后再度迁徙东莞境内他处，依据我们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所得，其主要的原因有如下三个：

1．因土客矛盾而迁徙

明清时期，东莞的乡村地区相对来说人烟较少，所以才会出现涌入大量移民的情况，也才会有太平天国部属隐匿此处。不过，当地同样很早有土客（原有的广府人与新到的客家人）的对立。根据文献记载，明朝末年已有不少案例。当时最主要的动因，通常是争夺土地、河流、山林等各种生存资源。随着越来越多的客家人迁来并落地生根，双方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竞争。“客民努力改变劣势地位，争取更多的机会，而土民则努力维护既有的相对优势地位。”这种以排他性地占据各类资源为目的而导致的竞争，必然使得当事的双方走向长久的相互敌视。调查时不少报道人都向我们表示，历史上客家人备受排斥，与土著之间普遍存在着矛盾，规模不一的冲突甚至械斗时有发生。在相关的村志或族谱中，也常有相关的记载。如《油甘埔村志》：“我仕璘公长子朝秀公及幼子朝良公，初由凤凰围迁来油甘埔拓居时，先于新塘埔构庐而居……岂料对面雁田土著，挟其先到为君之淫威，对于后到先祖人等，异常歧视，诸多排斥，继之任意摧残庄稼，抢掠牲畜，横蛮非法手段，不一而足……时生冲突，小则口角，大则诉诸武力。”又如《浸校塘刘氏族谱》:“清康熙十二年，妣母廖氏与子苍吉，安居落籍浸校塘……开基之初，浸校塘原有先于刘氏落籍的陈姓村民，自愧势单力薄的廖氏母子，常受东道主陈姓人家的欺凌。”

当这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一方可能就要被迫他迁以免不测。东莞客家人由于初来乍到、势单力薄，所以经常是迁出者，这种在村史或者族谱、家谱等地方文献或者民间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南门村邹氏，“明朝万历元年（1573），邹姓应鹏公从五华迁到惠阳坪山均田，生荣彪和华标两子，荣标生元链一子。清朝顺治末年（1661），邹元链迁到油甘埔南安（今油甘埔南岸村），生下7个男丁。因受南安当地人（粤语）的歧视，也为了寻找食邑兄弟分家，清康熙七年（1668），邹元链从油甘埔南安迁到南门村（今属官井头村辖），自成村落，繁衍后代，至今续代约340年”。又如竹尾田赖氏，“孟奇公不遂其意，又与五子仕俊、仕仪、仕魁、仕信、仕龙迁于莞邑七都，土名浸校塘村右边插住。仕魁公兄弟与子永高志大，图谋复迁于土名黄毛岭居。奈黄姓强迫，无可奈何，不得已，便迁于土名老竹尾田村”。此外，部分客家人为求生存甚至更改姓氏归附广府人。如据《塘沥村志》所载，碧湖谢姓客家人一支先迁入凌角塘改姓凌，后又受人欺侮而迁去雁田，归属邓姓。

2．为发展壮大而迁徙

迁来的客家人落籍东莞几代之后，人口逐渐增多。但人丁兴旺导致“地隘人稠”，而土地则是他们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最重要的生存资源。而在另一方面，占有更多的田地也是当时最为有效的增强本家族的实力的基本方式。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之下，原居于一处的部分族人迁移他处开基立村也就是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开枝散叶”遂成为了必然。

撰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赖氏分支移居谱序》中说：“世系之不忘者，宜以广其孝思；世代之不坠者，当以大其营求。故子子孙孙世守勿替，非无蕃昌之会，熙熙攘攘，地隘人稠，岂忍久居此土？言念及此，而二三兄弟未免有情，其志大，其谋远，自必为之向他邦而觇风土，适彼乐郊而择居为大矣。噫嘻！岂不欲久安长享之基业乎？迁徙备尝，上可告于宗祖，贻谋图远；下可告于子孙，爰斯际也。”应该说，这段文字既符合事实也极有代表性，道出了当时许多家族分枝的衷曲。以竹尾田村的赖姓人家为例：“赖氏分支传至起凤祖，实由长乐邑小都甲，同三子孟奇、仲奇、季奇初迁居于归邑果园背，渐时又迁居于田寮。后孟奇公不遂其意，又与五子仕俊、仕仪、仕魁、仕信、仕龙迁于莞邑七都，土名浸校塘村右边插住。仕魁公兄弟与子永高志大，图谋复迁于土名黄毛岭居。奈黄姓强迫，无可奈何，不得已，便迁于土名老竹尾田村。后永高公幸生二子奕俊、奕才，以助其志、长其谋也。”迁入东莞后，这支赖姓人家历经发展以及随后相应的分迁，最终发展出数个村子。类似的情况颇为多见，再以现居住于油甘埔村的张氏人家为例。据该村的村志记载，这支人家迁入东莞的始祖“仕璘公携家人，于明末清初落居凤凰围村。惟限于该处食场有限，且姓氏复杂，故为后世繁衍计，朝秀公毅然迁居油甘埔村。盖因是处旷阔平坦，有山有水，坐北向南，诚落居之理想屋场也”。这位始祖率家人迁入后，经历若干代的发展，遇到了土地资源方面的极大的限制。为了给后人创造更好的、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朝秀公一支于是分离了出来另觅新地。

在原居地附近或者周围开辟新地的则似乎更为多见。清溪上官仓村的余氏、浮岗村的张氏、香元埔村的李氏、风吹帘村的曾氏、柏朗村的黄氏以及塘厦牛眠埔村的张氏，都是因为定居后由于子孙的不断繁衍而产生了“老围”与“新围”或者“上村”与“下村”，我们在前文已经描述。

3．因配合水库建设而迁移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改善民生兴修水利设施，导致了部分东莞客家人在境内的迁移。

例如，修建水库时库区范围内的居民必须迁移他处，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如1957年12月，位于清溪镇境内的茅輋水库动工兴建，淹浸耕地400亩，移民100户468人。这百户人几乎都是客家人，分属温、林、蓝、刘姓等姓氏，他们迁至清溪镇的九乡另立了茅輋新村。1958年6月，为了兴建横岗水库，淹浸耕地4750亩，移民250户1299人。原居住于厚街镇的绒旗墩村的部分邓氏族人他迁，另立了名为“新联”的新村，意为重新联力建设家园；另有一部分则迁至今虎门镇怀德社区新沙埔村和远丰村。1958年8月，同沙水库动工，淹浸耕地2940亩，移民892户4317人。其中，原居住于大岭山连平下高田村23户160人因此他迁建立新村，但仍沿用下高田村名。

此外，亦有极少数外地客家人因兴修水利工程而迁入东莞。如1970年5月，广东省龙川县动工修建枫树坝水库（即今青龙湖，现为广东第二大人工湖），部分人口需要搬迁。根据当时的广东省政府的统一安置政策，部分当地的村民于1972年从龙川县枫树坝镇迁至今东莞塘厦镇林村，另立了“东方红”和“太阳升”两条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