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生平纪事（1916—1993）

林和平 林民主 谢宇新

林西，原名：王崇仁，字：特迈，曾用名：大地。

1916年农历2月16日，林西出生在山清水秀，地灵人杰的古徽州（现安徽省）黟县，一个叫百户村的地方。父母知书达理，为人正直善良。他少年时代，在家乡私塾读书三载，之后进入县里华侨创办的敬业学校，那是个有百余学生的“新式学堂”，读到五年级，成绩名列前茅，是个好读书的孩子。

林西成长于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北伐，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1926年北伐军经过林西的家乡，11岁的林西见到纪律严明的军队，看到宣传革命的标语，还惊奇地发现，妇女也能上台讲话，这些新鲜事物使得林西大开眼界，增长了见识。

1931年，林西15岁，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三省。朦胧年龄的林西，开始关心国家形势，他聆听了著名爱国主义者杜重远的报告，找到邹韬奋的《生活》等左派杂志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从中吸取了指导力量，对苏联红军萌生崇拜。同年冬天，他随父亲到湖北汉口，沿途更使他认识到祖国的幅员辽阔。

1932年，由于时局混乱，林西家道中落，生活开始变得困苦，他的父亲不幸病逝。由于家中失去经济支柱，他被迫重返家乡黟县。为谋生计，16岁的林西徒步前往当时安徽的省会安庆市，到“天成布庄”当学徒。艰辛的底层劳动生活，使他饱尝磨难，渐渐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林西反复思考自己受苦的缘由，经常寻找一些进步文学，社会科学书刊，悄悄于午夜之后阅读。他明白了罪恶在于社会制度，思想从原来的超现实走向认识现实，逐渐对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有了深刻认同。

1936年，时年19岁的林西结束了四年学徒生涯，用尽微薄积蓄与一些志同道合青年，在安庆市开办了“求知书店”，推荐进步书刊。同年5月林西参加革命工作，在群众中做抗日救亡宣传。书店才开三个多月，就被当时国民党省党部书记，在《民国日报》上点了书店的名，给他们戴上共产党的帽子，同年11月底得知“七君子”已入狱，虽知开办进步书店有危险性，但他和同伴们仍锲而不舍。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刚发生，“求知书店”受到查封，林西险遭逮捕，在老百姓通风报信下才免于劫难。“求知书店事件”在当地曾造成不小影响，群众一直把书店视为革命组织，纷纷以“疾风知劲草”来赞誉林西的作为。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青年都自觉要求奔赴延安。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林西和同伴们奔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参加抗日。办事处的李涛同志（以后在延安军委任作战部部长）接待了他们。鉴于“求知书店事件”在当地已有知名度，李涛认为新四军刚成立，他们在安徽有群众基础，返回家乡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林西一行人回到皖南，参加了陈毅司令员领导的新四军一支队，当时新四军授予林西“尉官”军衔，担任民运干事及做侦察工作。林西的弟弟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

1938年春，正逢林西22岁，新四军要派干部到延安学习，林西被派往延安（在过去的政治运动调查中，陈毅同志曾清楚地为林西此段经历做过证明）。到延安后，林西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天调到抗大总校训练部任政治助理员。

1939年冬，林西调入中央军委，在总政组织部任干事，在部长胡耀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管干部工作。1940年，兼任军委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分工联系办公厅、作战部、俄文学校、美军观察组等的党务工作。1945年5月，还兼任军委直属锄奸保卫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军委各局保卫工作。在延安期间，他结识了1938年16岁就从香港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女学生聖罗拔，原名陆慕莲，“文革”时她改名陆坚，他们于1943年在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王家坪共结连理，生有一儿一女，林西给女儿取名和平，给儿子取名民主，饱含了他对革命未来的无限期盼和向往。

1947年3月，蒋介石派胡宗南大举进攻陕北，企图围剿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延安军民在毛泽东主席指挥下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延安保卫战。中央决定分流一部分干部战略转移，组成干部大队通过敌占区，进入华北太行山解放区。同年4月奉中共中央组织部命令，林西任干部大队大队长，负责带领部分干部赴革命根据地太行山。

1947年5月至1948年年初，林西受命参加处理高树勋邯郸起义后改编工作，担任党委副书记。高树勋曾是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46年10月30日起义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解放军58军军长；同年11月13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5月，林西重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秘书科科长，兼任一室组织工作研究员。直至北平和平解放，随总政机关进入北平。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林西在中央军委总政机关工作长达10年，有幸在不少中央军委高层干部的领导下工作过，如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刘少奇、杨尚昆、王稼祥、谭政、傅钟等，这些领导人的行事作风，人品学识，都使林西从中受益匪浅。

1949年8月，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南下江西赣州组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林西被叶剑英点名随同南下。南下后，发现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已制定好了大部分职务，于是叶剑英向南下干部提出，尽量多安排地方干部担任正职。林西曾拟任华南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报上级机关批复，由于当时老同志多，职务少，林西被减去副秘书长一职，仅任华南分局办公厅主任，另兼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干部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华南分局调干委员会委员。广东第一次和平土改后，华南分局调整秘书长兼任办公厅主任，于是林西又改任办公厅副主任。

1949年10月，林西随叶剑英进入广州，当时叶剑英是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是第二书记，方方是第三书记。华南分局分管广东、广西、海南、港澳工委。当时广州虽解放，但两广其他地区仍在继续清剿国民党残敌，巩固新政权，剿匪、土改、解放海南岛等大量工作，都是通过华南分局办公厅上传下达、内调外联，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林西曾描述这段时期的工作是“从大到小而多样”，十分复杂、繁忙。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州，战争创伤随处可见，被炸毁的海珠桥，烧毁的南方大厦残垣，四处可见的流浪者，满目疮痍的市容。虽然经济条件很差，但新政府必须承担百废待兴的责任。在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下，林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广州城市建设中。此阶段林西还兼任过华南分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华南分局调干委员会副主任，华南垦殖局办公厅主任；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委员秘书长、支前委员会委员、公路修建委员会委员、军区人民武装委员会委员、机场修建委员会副主任、苏联空军招待委员会主任、欢迎世界青年团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等。

1951年，令林西最关注的一个建设，就是现在的广州文化公园，那是一处被日军炸毁的废墟，面积约四万平方米。为了繁荣经济，华南分局决定在这片废墟上办一次“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由林西任筹备委员会秘书长。这是林西初涉建筑工程的工作，开始有机会接触很多专业知识分子。他组织了十二位建筑专家，研讨方案，建成了一组庞大的、单层展览建筑群及展出场地。大会结束后，这场地将闲置荒芜下来，当时林西觉得很可惜，新中国也该有新的文化设施，不如改建成一个能提高人文素质，兼科普教育、休闲娱乐于一体，又适宜一家老少都可去的场所。

他的建议得到分局领导支持，林西积极组织实施。为了力求节省，设计师们均因地制宜，利用原有展览会的建筑加以改造。改建后有水族馆、农业馆、热带植物馆、地矿馆等，另有旱冰场、露天表演场、棋类竞技场、室内小剧场等，还安装了孩子们喜欢的旋转木马、飞机、风车，俨然是一个中国游乐园的雏形。不过它却比美国Walt Disney先生1955年正式开建的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还早了三四年时间。后来这个文化公园引来批评、批判，“三反”运动时，更成为林西铺张浪费错误的罪证之一。

1952年1月，林西在华南分局内部被一些人借全国“三反”运动之名，诬陷、歪曲事实、无限上纲，让他成为被批判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局内不明真相的群众，大会小会残酷批斗，在《南方日报》上宣布撤销林西的全部职务。当时受波及的干部、家属数以万计，随叶剑英同志从中央南下的干部，大部分都为此遭到牵连和处理。

最后，处理林西的意见，虽呈报中央却未得到批复。林西被隔离审查数月，同年6月被调去组建现在的广东省交际处，行政九级降至十二级。林西曾在延安长期做干部工作，熟知处理干部的程序，但面对意想不到的局势，无可奈何。他深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又因涉及他个人职务问题，他不愿计较且坦然处之。

1952年8月，那时中国面临橡胶紧缺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橡胶一直是西方社会封锁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禁运战略物资。气候适宜的海南岛解放后，促使中共中央决定：要想办法解决种植天然橡胶树的问题。叶剑英受命兼任新成立的华南垦殖局局长，此时林西便被调到华南垦殖局任办公厅主任，兼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筹建处副主任，当时主任是李嘉人。

1953年2月初，李嘉人和林西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彭光钦教授等一行科技人员，加入筹建位于广州沙面的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彭光钦任筹建处副主任，他是中美庚子赔款“清华学校”派赴美国留学生之一，在美国著名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研究院获生物化学博士。回国后，他成为“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著名教授，1944年，日军占领东南亚，切断了橡胶来源，在国民政府的“国防科学策进会”主持下，他曾从事研究天然橡胶多年，并取得可喜成果。国民党溃退台湾时，他是七位被蒋介石点名要带往台湾的重庆著名科技界人士之一，他拒绝前往，藏身重庆。刘邓大军解放重庆三天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就接见了他，欢迎他继续为新中国研究天然橡胶。他后来是国家首届聘任的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

林西和彭光钦教授一起深入荒凉的海南岛，在条件差、物质缺、困难多的情况下，进行深入细致而艰巨的调研工作，为后来建立垦殖大军、攻克大面积橡胶树种植奠定了基础。他们共度三年艰难时光，这是林西继“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后，又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彭光钦那样在我国屈指可数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更多地了解到彭教授那样的科学家的思维和胸怀，林西欣赏他的科学敬业态度，敬佩他的爱国情操，他们后来成为互信互敬的朋友。也更深一层奠定了林西为官几十年，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作风。

1955年，已近40岁的林西，准备调往国务院外交部工作。临行前，当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向省委提出，希望将林西留下，参与组建广州的“中苏友好大厦”工程。林西因此担任了“苏捷展览馆”副主任、主任，并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十一级。该“中苏友好大厦”后来改扩建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林西也留在了广州工作。

1956年至1966年，林西先后在广州市政府任正、副秘书长，副市长等职。他在陶铸、朱光、曾生等领导下，具体执行实施领导层的方针，走过了广州城建辉煌的十年。长期以来林西总是遵循“从不懂，到学习，成专长”的逻辑对待工作，他善解领导意图，勇于实践，事必躬亲，是个想方设法创造性完成任务的人。林西全力落实广州珠江水上居民上岸居住，贯彻了党的为民政策。他组织整治交通道路，扩宽东风路、环市路，建成全国第一座广州大北立交桥，完成了扩建白云国际机场，新建广州流花火车客运站等市政项目。

1956年党中央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林西倡议成立全国第一个“广州市绿化工作委员会”，并亲自主持“绿委”工作，他抽调了4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全市绿化规划布局。并通过“绿委”制定出管理法规，例如古树要挂牌保护；砍、移树木要经“绿委”批准；砍一株，最少补种成活三株；立碑保护“广州之肺”的白云山林场等管理细则，当时广州建立了历史以来罕有的“求绿”“爱绿”的良好社会风尚。城市绿化覆盖率达28.3%，行道树由新中国成立前的5200株，到“文革”前增至56万多株。公园由4个增到18个，面积扩大了20多倍。越秀山、白云山、麓湖、流花湖、荔湾湖、东湖等都得到扩建、整治和保护。

林西在广州生活数年，看见广州人喜种花卉的习俗，尤其春节前后，四处都有不少散落的个体卖花档叫卖，不成规模。他便想到是否由政府牵头办个春节花市，利用花市可以更好地发展悠久的广州花卉文化传统。于是1957年，林西积极倡导，组办了首届“广州春节花市”。此后他还不断要求广州园林局在全面绿化基础上，做到一年四季让老百姓都能看到花。1959年，朱德、董必武、谢觉哉、陈毅、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参观花市并赋诗词。至今广州的“春节花市”依然年复一年繁荣昌盛。广州“花城”的美名也由此渐渐流传。

1958年，中国科学院的华南植物园在广州筹建，林西兼任筹委会秘书长，做了大量细致的指导工作。他要求技术设计人员“地处华南，要有自己的特色，草要平，水要稳，林要疏密高低有层次，室内外融合，显示自然美，显示野趣，这是岭南派特点，不要硬搬苏州园林的小巧玲珑，西方园林过分的人工造作”。林西从划地到拨款，从园林设计到施工建筑，无不亲自过问。他常对下属干部说：“华南植物园虽然隶属中国科学院，但她地处广州，她种的每一株树，建的每一个区，都是广州绿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她引种驯化的科研成果，也多为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省、广州市利用，所以应该尽力关心支持她的建设和发展。”现在的华南植物园早已成国家的名胜风景，享誉中外。

1960年11月29日，在广州市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西被选为副市长（当时曾生是广州市市长）。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林西倡议发动群众评选“羊城新八景”，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他想通过美好的河山，让大家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这是一个好点子，但是当时不少同事担心，在肚子还吃不饱的情况下，会否招来异议。由于他出自于公心，团结了一批骨干力量，成立了广东园林学会，广造舆论，他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得到社会上的好评。

20世纪60年代初的广州城建队伍，在全国大城市中还处于弱势。林西深感建筑工程、园林绿化没有一个配套的技术班底不行，他不拘一格，广聚人才，深得知识分子的信赖。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建立一支建筑设计、工程施工、园林配套的技术队伍。正是这支队伍不负众望，使广州城市建设跃上枝头，60年代中国建筑学会评出的全国优秀建筑创作奖，广州就占了三分之一，被同行业尊称为“广派”。

广州还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园林建筑，诞生于那个年代。除了广州老百姓喜闻乐见，也曾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的赏识。如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陈毅外长等中央首长选定进行重要外事活动的地点：“白云山庄”“双溪别墅”。邓小平改革开放后来到白云山，欣赏有加的“三叠泉”。罗瑞卿总参谋长赞赏的园林幽雅，外形明快美观的“友谊剧院”。深得朱德委员长喜爱，让人流连忘返的“兰圃”。受到周恩来总理称赞，花钱不多又实用的“爱群大厦扩建工程”等。这些景观处处都留下林西热爱园林建筑的脚印，无处不彰显着林西睿智构图的痕迹。

1965年起，广西桂林、南宁，云南昆明，湖南韶山，湖北武汉等不少外省市都向广州要求城建设计方面的支援，林西废寝忘食，奔波考察，尽量给予帮助。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赞赏有才之人。每到一处，他都注意发掘当地人才，将他们好的建议反馈给广州的设计人员。如韶山“毛主席旧居陈列馆”的设计，桂林“伏波楼”及南溪“白龙桥”，武汉东湖的“听鱼轩”等，都要求设计人员考虑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地理、气候、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等需求。

林西极为反对建筑设计“千篇一律”，鼓励设计师们“创新思考”，“一件好作品不要怕被人咒骂”，“要能问心无愧，不要但求无过”。1965年初夏，在他极力敦促下，申办了广州城建学校（现广州城建大学的前身）。他还提出要让已有建树的设计人员兼职授课，强调广州要培养自己有岭南特色，学以致用的城建专门人才，他诚挚地希望广州的园林建筑人才源远不断，后继有人。

十年回眸一瞬间，千里骏马无日闲。这十年，是林西年富力强奉献工作的十年，也是他尽职尽力付出心血的十年。

1966年5月，林西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作为广东省、广州市城建系统“封资修”的代表，大会小会，层层批判。他被戴高帽，挂黑牌，低头作飞机，拉出去游街，遭受造反派拳打脚踢，皮鞭凌辱。被关禁闭数月，还被造反派拖到大型批斗会及越秀山体育场台上批斗。尽管如此，林西仍尽力保护工程设计人员，由自己承担莫须有的罪名。寒窗酷暑，时光蹉跎，林西就在“牛棚”“五七劳动干校”度过了那段令人深省的岁月。

直到1970年，周恩来总理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广州查找林西下落，并派干部实地了解和调查林西的问题和处境。于是有一天，广州军区的一辆吉普车，将林西从五七干校“牛棚”接走，从此他被借调到当时是中央保密的南湖工程任总顾问。

1971年，仍是“文革”延续的年代，林西被恢复工作，任广州革委会副主任兼生产组城建办主任。那时国务院决定在广州兴建一组外贸工程，立项包括：“中苏友好大厦”改扩建为“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白云宾馆”，“友谊商店”，“流花宾馆”的北楼及南楼，“矿泉别墅”，“东方宾馆”西楼。工程筹建领导小组由当时的国务院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庞立牍和刚刚恢复工作的林西组成。

这组外贸工程，历时不到五年全部完成。工程获得国务院、建工总局的好评。李先念副总理称赞这些工程：体现了“多、快、好、省”。这些建筑分别获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国家建工总局“优秀设计奖”“优秀建筑设计奖”。并载入《中国现代建筑史》史册，被称之为南国奇秀。

1972年7月25日，林西被任命为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当时黄荣海为市委第一书记，焦林义是市委第二书记）。

1978年，全国开始改革开放，走进经济恢复，发展建设的年代。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国家正处于资金短缺、宾馆酒店极少，且设施简陋、管理水平落后之中。国务院为了搞活经济，发展旅游事业，成立了旅游领导小组。中央委托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王匡社长出面，邀请霍英东等香港知名人士及财团来国内考察。最后霍英东先生与广东省政府达成意向，希望在广州投资建一个宾馆。

国务院旅游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广东随之也成立了省旅游领导小组，由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焦林义任组长，林西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同年秋天，林西参加了首次中国市长代表团，出访美国各大城市，对他是一次难忘的见识、思考、对比、借鉴之经历。回国后，王匡社长托人捎信给他，述说霍英东先生想在广州投资宾馆之事，半年多了，广东省还未落实，很着急。想要他帮忙找地点，促成霍先生心愿。林西欣然同意相助。他亲自带霍先生看了他推荐的三处地点，霍先生选了其中沙面的白鹅潭地段，并提出希望与广州市共同合建“白天鹅宾馆”。

所谓合建“白天鹅宾馆”，是由霍英东先生出资，中方只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条件合作，林西提出由中方自行设计、施工和经营管理。这个构思当时在省、市政府无先例可循，无样板可看，产生不少非议，怕搞不好又会受批判。林西及时将情况向当时的省、市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作了详细汇报，于是得到他们坚定的支持。

1979年3月24日，林西被任命为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兼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杨尚昆是市委第一书记，梁湘是第二书记）。为了落实合建“白天鹅宾馆”，广州组织成立了珠江外资建设公司、岭南置业公司，均由林西兼任首届董事长。这两间公司分别与香港多个著名人士合作，先后建成“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等五星级酒店。带动了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和热潮，为改革开放加快了步伐。

一个好的建筑必先有好的设计，一个好的设计必出自好的设计师。林西请广州著名建筑设计师佘畯南和莫伯治，承担“白天鹅宾馆”的建筑和园林设计。因他们在“文革”中被关在“牛棚”封闭了很久，林西提出让他们出国考察，却收到很多反对意见，怕他们一去不返，林西坚持“设计是百年大计”，力排众议，并保证：“如果他们不回来，就撤我职。”他不惜用自己的乌纱帽来保这两位设计大师出国成行。

佘畯南和莫伯治总设计师，风尘仆仆如期归国，全心全意投入“白天鹅宾馆”的设计。林西还将“文革”中已流散各处有才干的工程人员、技术干部陆续调回广州，安排工作。他重新将建筑、园林设计和施工人才，扭成一股力量蓬勃发展起来。佘畯南作为总设计师，多年后一直感念林西爱才、爱建筑，是共产党的好“伯乐”，才使他有了一个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大舞台。

如今“白天鹅宾馆”优雅写意的外形，多少人在为她讴歌。它成为广州市的骄傲，荣获“国家工程组织”“建筑施工”“建筑设计”三项金奖。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设计奖”。其优秀的酒店管理水平获进入世界第一流旅馆组织LHW，成为其下第一家中国成员。总设计师佘畯南和莫伯治的优异成绩亦获得国家建筑部门的肯定。他们后来都被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9年春天，广州东山区政府因侨胞住房困难，想建商品房出售，为解决资金不足，请示林西。当时虽有改革开放政策，但无具体实施办法，唯有“摸着石头过河”，林西参照1955年建“华侨新村”已有的一些规定，依此大力扶持他们建设“东湖新村”。除了划出14万平方米用地外，他还大胆地给出具体建议如：“先吸收海外人士投资建房，以合作方式把建好的住房，按一定比例数量供投资者在海外销售……”等。

于是全国第一家引进外资，开发民用住宅的房地产公司——“东华实业公司”营运而生，它为利用外资、合建商品住宅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东湖新村”建成后，它这套综合规划、征地、拆迁、建设、管理一条龙的经验，被当时称为“东华模式”。这个利用土地合作，创出了“借鸡生蛋”，多方得利的成功案例，曾吸引上海等不少沿海城市派人来“东湖新村”取经。

1980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结束“文革”中一元化领导的产物“革命委员会”，向全国传达恢复党政分家，即党委书记管党内事务，市长管政府的运作机制。当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委第二书记，也是广州市革委会主任，兼市委书记的杨尚昆同志，决定调回中央军委，党政分家后的广州市市长，省委曾讨论过由林西继任。

但没过多久，林西在家中突然接到中组部一个干部的电话，被告知某某同志要派去广州任市委书记，说他想兼任市长，故征求林西意见。那时正是中央决定党政分家之际，虽不合时宜，但一贯不计较个人权位的林西，只淡淡地表示：“随便吧。”从此耕耘广州四十多年的林西，就这样与广州市市长职位擦肩而过。

1981年，迈入65岁的林西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兼市府党组书记，主持广州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同年他被聘为中国建筑学会园林绿化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广东园林学会理事长。

广州石井珠江畔，古时候是南来北往广州的船必经之地，那有口古老的泉井，名字叫“贪泉”。传说历代来广州做官的人，很容易弄到钱，会变得很贪财。老百姓立下石碑，取“贪泉”之名，以讥讽和警告进广州做官的人不要起贪婪之念。林西非常铭记这个流传近千年的故事，当广州文化公园修建“园中院”时，林西吩咐要布置得清新淡雅，因为里面有口清泉，他让人在清泉旁边造景绿化，亲自为那口井取名“廉泉”，并刻于碑石上，正好与“贪泉”形成对照。林西常带朋友、干部、工程人员去“廉泉”坐一下，讲讲“贪泉”的典故，告诫后人清廉为官的重要。

1982年年初，胡耀邦总书记拨乱反正，在全国范围内为许多老干部洗冤平反，胡耀邦总书记在延安时曾与林西共事近8年，他很了解林西，信任林西的作为。在他的关心努力下，促使广东省委将林西的行政级别恢复到1952年他被华南分局撤职前所定的九级。

1983年，西德政府邀请中国参加十年一次的“国际园艺展”，这是个重大的国际性园艺盛会，被看作国家之间的园艺比赛。国家城建总局委托广州园林局设计和承建，参展园林定名“芳华园”。这是广州有史以来，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性园林展。林西十分重视，责无旁贷担起决策的责任。

在林西的具体策划下，“芳华园”的设计方案，得到国家城建总局“百分之百的满意”。因总局当时没有此项经费，由广州市政府拨出专款。为了省钱又保证效果，林西决定先在“兰圃”造一个足尺实样的“芳华园”，再制作出国。这一步骤有效地确保了出展成功，又给“兰圃”增加了一个游览景点，并保留至今。

当时“芳华园”是中国首次在世界上亮相的露天园林，其观赏效果轰动欧洲。当地媒体纷纷赞扬：“中国的芳华园是园艺展中的一颗明珠。”艺展评委会设三枚金质大奖章，“芳华园”竟荣获两枚。园艺展亦使广州园林名声远播，之后不少中国驻外使、领馆，邀请广州派园林建筑工程技术设计人员出国帮忙。

1985年，林西因年迈退居二线，任广州市顾委会副主任，兼中国园林学会顾问。

1991年年底，全国风景园林学会在秦皇岛召开，研讨21世纪城市园林绿化的对策。林西因病未能参加，他委托时任广州市园林局副局长兼广州绿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韦国荣教授代他出席，并在会上发表了他《走向二十一世纪城市园林绿化发展的对策几点意见》的论文。

他在文中阐述了“城市的园林绿化首要任务，是着眼于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城乡人民的环境生态意识。城市的园林绿化除了丰富文化生活，更要承担起提高人民文化素质、道德水平的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作用……”他提议“由政府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城市生态系统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协调规划，和地区绿化防护规划……”等。他的论点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并以大会的名义写了慰问信，赞扬他的远见。

林西1993年3月26日病逝于广州，终年77岁。

林西一生追求理想，淡泊名利，轻薄荣华。他的人品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誉和敬重，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职权官位，而是他具有的人格魅力，他勤政清廉，亲民爱国，尽忠职守。他是个不平庸，求进取，真实坦荡，脚踏实地之人。他用毕生实践，履行了自己“做官要为民，做官要爱民”的诺言。

广州市绿化委员会韦国荣教授，在《广东园林》杂志刊登了一篇《深切悼念林西同志》的文章，在文中他感慨地说：“他的论文在《广东园林》杂志刊登后，不少文章都引述了他的论点。一个在病榻熬煎逾十年的人，不但对园林绿化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有时代的真知灼见，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

广州著名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佘畯南在他的选集著作中，撰写了专篇《林西——岭南建筑的巨人》，他在文章中赞许林西“对庭园建筑甚有研究”，他佩服林西的“构思和创作奇才，以及他一手抓建筑一手抓园林的领导艺术”。这样一个有建树的著名建筑大师竟在他的选集中尊称林西是“岭南建筑交响乐团的总指挥及作曲家”。

另一位广州的著名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莫伯治，在2000年5月3日《广州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林西点题“故乡水”》的文章，他亦在文中高度评价了林西：“谈起当代岭南建筑创作的发展与成就，人们永远不会忘怀林西所做的重大贡献。”

林西在“文革”中的患难之交，他的老朋友张根生，原任吉林省省长、广东省委书记等职务，曾经邀请林西去长春帮助研究城市建设，林西还在那的大会上做过演讲。张根生在悼念林西的文章中写道：“林西称得上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他没有读过专门学校，但他成了我们党内又红又专的城市建设专家，在全国是很有名望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办，邹德侬主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建筑史》中，在阐述20世纪70年代广州建筑时，记载着这样一段：“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的思想比较开明，在他的支持下，广州建筑不但在探索建筑的地域性方面做出了贡献，更加可贵的是，实际上正走着一条探索中国现代建筑正确之路……”

林西为城市环境保护，为建筑园林绿化所做的贡献，人民没有忘记。

林西不仅爱读书，还是一个兴趣广泛、感情丰富的人。年轻时喜欢吹奏长箫短笛，谈诗论书，后来随着阅历发展，又渐渐学会了鉴赏艺术，并用于建筑园林植物、花卉、山石、雕塑的选择和搭配上。他喜欢赏画、听音乐，更喜爱阅读哲学理论。收集博览了不少中国革命理论家如博古、艾思齐等编撰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及苏联的哲学书籍，也广涉西方柏拉图，黑格尔古典哲学、美学的著述。

他欣赏有哲理的格言，也常告诉我们：“园林应该是 ‘园中有景，景中有物，物中有境’，才是好的有生命力的园林。”他将仕途官场看得很淡泊，常对我们比喻“这世上就是有人连夜赶考场，有人裹衣回故里，但凡看开了就不简单”。

他非常赞赏屈原所作的《离骚》，也喜欢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也常为之感慨，自古以来人世间种种不如意的缺憾。

他喜欢著名画家刘旦宅的画《山嵬》，画中表现丛林深处，一位远古的美丽少女坐在一头凶猛的黑豹背上，贤淑地走来。她怀里抱着一只白狐，肩上攀爬着一只顽猴。他给我们讲解：“这画可敬叹之处，是将最极致的东西 ‘美丽，善良，凶残，狡猾，调皮’融合在了一起，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让人产生很多遐想和憧憬。”

林西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人性温暖的人，他是我们后辈的榜样，也让我们永远怀念不已。

注：此篇于2009年5月，收编在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的《父辈的足迹》一书，略微修改。

参考资料：

1．林西《走向二十一世纪城市园林绿化发展的对策》（中国风景园林学会1992年4月）

2．林西《深切怀念叶剑英同志》（《羊城晚报》1986年10月29日）

3．林西《致省委组织部》（信函手稿）

4．林西《我在园林建筑中的封、资、修的错误的补充检查》（1967年）

5．华南分局某部门《华南分局直属单位反贪污反浪费运动继续发动群众深入坦白检举，办公厅副主任林西及行政处长王岚违法乱纪铺张浪费已被撤职》（《南方日报》1952年1月22日）

6．张根生《悼念林西同志》（《羊城晚报》1993年4月7日）

7．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略记植物园的好领导、良师益友—林西副市长》（1993年）

8．佘畯南《林西—岭南建筑的巨人》（《佘畯南选集》1993年3月）

9．韦国荣《深切悼念林西同志》（《广东园林》1993年第3期）

10．李兴赵《缅怀林西主任》（1993年4月）

11．访佘畯南《“白天鹅”的“故乡水”》（香港《大公报》1993年2月6日）

12．莫伯治《林西点题“故乡水”》（《广州日报》2000年5月13日）

13．蔡德道《“文革”中的广州外贸工程纪事》（《羊城今古》2006年第2期）

14．邹德侬编著《中国现代建筑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15．吴玉成《追忆林西》（《羊城今古》2006年第3期）

16．李庆符《“东华模式”诞生记》（《文史纵横》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