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道路曲折，却不忘初衷
吴松营高中毕业之时，已经是20岁的青年，可以说这才真正开始他既艰辛又曲折的人生之旅。
据当时的报纸透露，1964年高考生的入学率只有10%，想考进大学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参加高考之前，学校又组织一批农村男同学到县兵役局报名参军体检。吴松营既报名参军，又参加了高考。然后，就回家等待消息。
1964年8月18日，生产队干部到吴松营家里通知说：接到县兵役局通知，你参军被录取了，是北京空军后勤，可以到大队、公社开证明，9月1日前到县兵役局报到。吴松营的父亲有点茫然，大儿子已经参军去了，这个儿子又要去扛枪炮？吴松营却是高兴的，他心里盘算着：如果高考不被录取，像哥哥那样在解放军队伍里边既能保家卫国，又一样可以读书增长知识和才干。但看到老父亲的情绪，他没有马上打电报告知哈尔滨的母亲和哥嫂，也没有马上去办理户口手续。正巧，8月21日，他又收到邮电局寄来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被录取到湛江水产专科学校海洋捕捞专业。虽然他从没填过这个志愿，仍然高兴不已，毕竟是考上大学了。
当晚他在笔记上写道：“我考上大学了，实在是欢喜万分，心里的快乐劲，实在难以形容。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种田，受穷，怎么敢想自己的子孙上中学、甚至上大学读书学习呢？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有今日。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一定不忘记旧社会的苦，不忘记新社会的甜，不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进了大学，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智慧和精力贡献给党和人民！”
从此以后，他就一直牢记“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智慧和精力贡献给党和人民”的誓言和初心。
查阅吴松营的笔记本，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分别于1965年1月5日向学校所在专业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6年7月17日他又向所在的学校渔捞党支部和广东省委驻校工作组分别递交了要求入党决心书。
一个天真纯朴的热血青年，就这样以一片赤诚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激流之中。他哪里会知道，他那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会因在校的两年多“文革”而丧失应有的光彩，并对以后几十年的工作、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使他的前路布满崎岖和曲折，每前进一步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上个世纪60年代考入大学的青年，几乎无一不被无情的历史潮流卷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之中。
吴松营1964年就读的湛江水产专科学校，当时是一所中央部属学校，是中南地区唯一一所培养航海驾驶和海洋捕捞的大专院校（后改为水产学院、海洋大学）。学生们来自中南五省，除了少数是干部子弟，大多数是工农子弟，家庭经济条件都不怎么好，读书、生活全靠国家的助学金支持。
那时候，全国正在搞“四清”运动，同时也是孕育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躁动时期。
大二的第一学期，学校根据上级要求组织学生下到雷州半岛的农村去同农民“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这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一点也不觉得艰苦。然而要不断接受大量的阶级斗争和反复辟、反和平演变的教育，却难以理解。下乡不够三个月，学校又让他们结合所学习的航海技术和海洋捕捞专业，到硇州岛的罟帆大队跟渔民出海。吴松营是农村来的，从来没有出过海，首先得过极其难熬的头痛、不想吃、甚至呕吐的晕船关。而且在一条三桅的大木头船上十几个渔民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生活很不方便。淡水比金子还金贵，撒网捕鱼时衣服被海浪打湿了，是不可能用淡水冲洗的。一个航次十天半月，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洗一次澡的。吴松营在学校是学习班长，又是这次一同下一条船与渔民“三同”的5位同学的组长，再艰苦也必须带头遵守纪律和积极参加劳动。当三个月后要离船回校的时候，硇州岛罟帆大队的渔民们非常不舍。船靠码头，“大公”（船长）马上叫负责伙食的阿婶到市场买猪肉、鸡鸭，做出丰盛的告别餐，在船甲板上热情地款待和欢送吴松营他们几位学生。
1966年4月20日，学校又组织海洋捕捞专业二年级的同学到湛江远洋渔业公司跟船出海实习。吴松营仍然被班主任指定为学生组长。这次下的是全机械化的铁壳远洋渔轮，有正规的厨房、餐厅、宿舍、卫生间和洗澡间。生产作业都是两艘渔轮配对，到深海拖网捕鱼。吴松营带领的5位同学下的是湛渔202轮。同学们都干得很起劲，重活苦活争着干，积极向渔业工人请教和学习航海和捕捞知识。
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们是在北部湾的大海中间度过的。当时，正是越南战争打得激烈时期。一早，202渔轮与203渔轮密切配合对准鱼群布下深海拖网。然后，保持相间约半海里的距离、平行地向前航行。船长观察到一切情况正常，除了交代值班的驾驶员和驾驶楼顶的瞭望哨要特别注意天上、海上的动静之外，就让其他船员们利用休息时间到餐厅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实况广播。
突然，渔轮上呜——呜——的警报响起来。瞭望哨报告：美国军机正在渔轮的上空盘旋。平常经过认真训练并保持高度警惕的所有的水手和非当值的轮机员、厨师迅速地从餐厅两旁取出半自动步枪等武器，分散到后甲板和两边船舷各就各位，大副则到驾驶楼顶操控高射机枪。大家都紧张地瞄准半低空来回盘旋的两架美国军机。
两架美国军机可能很快就看到渔轮顶上飘扬的五星红旗，判断渔轮是在正常地进行拖网捕鱼作业。它们盘旋一会儿，就向南越方向飞去。
大海上又恢复了平静。
吴松营亲眼看到美国军机在祖国的领海上肆无忌惮地直来直往，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当天就在笔记本上写道：“美国强盗呀美国强盗，你又侵犯我们祖国的领海和领空。我们已经把手中的冲锋枪擦得亮亮，随时可以打击你们这些狗强盗！”
学校原来说此次实习劳动时间要半年以上，可是，他们才下船不足两个月，学校就通过远洋渔业公司总部向船上发电报，说根据上级指示，所有学生都要立即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14日，吴松营他们离开湛江远洋渔业公司回校，没想到学校已经全面停课闹革命。教学楼、大饭堂等处贴满了大字报，广东省委和湛江地委派出庞大的工作组进驻学校，对带头贴出大字报揭批学校党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同学进行压制和批判。一时间十分热闹，却也分不清是非。
当时来说，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能上大学都不容易，有的同学家乡整个公社好几年才能出一个大学生，还是乡亲们一元两元地凑齐路费送他们到学校报到的。所以，他们既十分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又怀着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感激之情，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尽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
吴松营回到学校之后，作为班长的他首先带领同学们认真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开展“文革”的社论，同时与其他班级、其他专业的同学交流，了解情况。
20岁左右的大学生正处于热血沸腾的青春年华。7月17日，他向学校所在的党支部和驻校工作组递交了要求入党的决心书，表示“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在革命洪流中经受锻炼和接受党的考验。”他开始是很信任省地工作组的，认为他们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必须尊重和信任他们。
学校除了水电供应、饭堂开饭和收发室正常，其他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全都被打乱了。而且有的大字报中出现了老师、同学之间互相指责，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的情况。驻校工作组像救火队那样四处奔忙做工作，却无济于事，甚至起反作用。很快，学校陷入混乱。
8月，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大专院校工作组纷纷撤走。16日，湛江地委在体育场召开大会，宣布按照中央要求，撤走湛江水产专科学校、湛江医学院的工作组。但是湛江水产专科学校工作组的谭组长却被任命为湛江水产专科学校的代党委书记和代校长。学校一片哗然，广大师生强烈不满。
8月22日，吴松营带头签名、300多同学也热烈响应：强烈要求省委、地委真正撤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他们每人出2分钱到邮局发电报给党中央和中南局，同时把电报的内容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轰动整个学校。湛江医学院、湛江气象学校的大批同学也来声援。第二天，地委不得不到学校宣布撤销对原工作组组长谭某某的任命。
8月24日，师生们自发组织起来，酝酿选举成立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执行小组”。三年级的轮机专业林同学被推选为筹备组（简称“革筹组”）长。吴松营因为是“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和先进班级的老班长，加上两个月来的表现，被推举为“革筹组”的副组长。接着，成立全校的红卫兵组织，他又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
8月31日，传来了周总理的讲话：全国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都可以到北京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喜讯传来，全校师生欢呼雀跃。9月1日，吴松营和其他“革筹组”成员带领湛江水产专科学校的400多位红卫兵携带语录牌、鼓乐器，扛着校旗、红旗，从湛江乘坐长途火车，经过10多天千辛万苦的辗转，终于到达北京，受到国家水产部接待组的热情接待。9月15日，凌晨4点，他们便兴高采烈地向天安门出发，下午3点，终于如愿以偿地与全国80万红卫兵一起“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天安门广场人潮汹涌，吴松营也像同学们那样热泪盈眶地对着城楼高喊口号。
9月20日，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吴松营带领学校的200多名红卫兵（100多名同学到北京或其他地方串联去了）乘坐火车，一路在车厢里又挤又饿，于25日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可是到学校一看，教职员纷纷外出自由串联，也有乘机回老家、当逍遥派的，复课根本不可能，“革命”倒是越闹越热，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
吴松营也曾有过彷徨和忧虑，党的教育和他朴实敦厚的本性使他认为，既是革命就不能胡闹乱来，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的指示行动，保证“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制止了某些同学乘机侵占公家财物，或者借机报复打老师等恶劣行为。
10月1日，在湛江市庆祝国庆17周年大会上，吴松营被推举为红卫兵代表上主席台并发表讲话。10月10日，受到印尼反华迫害的大批华侨乘坐光华轮回国抵达湛江，交通部部长、广东省的领导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专门到港码头和霞山体育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吴松营又被推举为红卫兵代表，在欢迎印尼归侨大会上发表欢迎讲话。
国庆节过后，从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大批地抵达湛江、海南。当地政府不惜抽调人力物力热情接待，但对一些红卫兵不遵纪守法甚至横冲直撞的行为，则束手无策。湛江专员公署和湛江市政府在驻湛部队的支持下，开始组建“湛江市霞山大中专院校红卫兵纠察大队”，并从各大中专院校动员了100多名学生骨干当红卫兵纠察队员。大队部就设在霞山的法国教堂。吴松营被推举为红卫兵纠察大队的大队长。此后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挎着书包（里面装有《毛主席语录》、从学校饭堂买的几个馒头），从学校步行近三公里到大队部工作，指挥、带领红卫兵纠察队员到车站、码头、旅馆等公共场所协助公安警察和解放军部队维持社会的治安和交通秩序。
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200多天，从学校到机关、厂矿企业、到农村，天地间风起云涌。1月初，周总理接见大连水运学院步行到北京长征队的消息传到湛江这座海滨城市，全市的大中专学生纷纷组织“长征队”，很快就外出步行串联去了。红卫兵纠察队员们也都纷纷表示要外出“长征”。1月14日，完成历史任务的红卫兵纠察大队自动解散。
吴松营和同班的林澄波、杨再敬等同学组成“长征队”，于1月21日背上背包，扛着预先刻印好的一大包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十六条”的传单，也出发“长征”了。他们沿着省道向北行进，早行夜宿，日行50多公里，一路派发或张贴宣传单。那时候沿途的各村镇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由于南来北往的人实在太多，加上南方天气也已经冷了，各个接待站都忙不过来。吴松营他们每到一个接待站都主动帮助整理住处，清洗碗碟。他们步行到广州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黄花岗烈士陵园，到惠州参观罗浮山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叶挺将军故居，到海丰县红场参观彭湃故居，聆听海丰农民革命运动的感人故事，接受革命传统教育。3月3日，吴松营他们结束“长征”回到学校。
当时，在广州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串联影响下，湛江的工人、农民、学生群众组织也开始形成两大派。湛江水产专科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经过挑选的“红五类”子弟，在史无前例的革命潮流中显得比较单纯，派性斗争并不激烈，但却不可能身处世外桃源。由于学校坐落在市郊的海头岭上，市里两大派在武斗中都想抢占这个制高点。湛江水产专科学校也被卷入派性斗争的漩涡。
面对湛江派性斗争急剧升级的严峻形势，周总理于9月初电召湛江两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吴松营被推举为学生代表，9月5日与其他9名代表一起上京参加谈判和学习。6日晚，周总理在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陪同下接见广州、湛江代表，做了重要讲话。湛江两派代表经过认真学习周总理的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在军代表的帮助下，于9月30日签署了《关于制止武斗，恢复革命秩序的紧急决议书》。《紧急决议书》迅速在湛江全市传达、贯彻，使港口运输恢复正常，市内治安恢复平静，国庆节的交通得以畅通。
10月1日，吴松营与其他湛江上京代表一起应邀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礼，近距离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11月9日，湛江两派代表在京签订《关于拥军爱民、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全面协议》。11月14日晚，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省市在京学习的代表。这一次，吴松营在更近距离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激动得整夜难眠，写下“十一十四牢牢记，一生不忘幸福时……”的诗句。
11月15日，吴松营与湛江其他代表一起坐飞机到广州。广东省军管会又组织湛江代表在广州学习《省军管会关于湛江问题的批示》。《批示》既肯定湛江地区军管会在“支左”中的重要作用，又指出军管会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并就湛江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等问题，进行讨论研究。11月26日，代表们返回湛江。
在北京学习和见世面两个多月，尤其在北京见到恰好从哈尔滨经北京回广东汕头的母亲。母亲的一席话，使吴松营回到湛江后不能不对自己一年多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进行反思和检讨。虽然自己从没有打过人，还保护过老干部、老师、同学，但斗来斗去的对象和方向正确吗？社会动荡变化的客观实际与自己愿在革命的大风浪中经受锻炼、接受考验的主观愿望是一致的吗？
母亲在哈尔滨哥哥那里住了4年，听哥哥说松营在北京学习，即刻带着4岁的侄女坐火车南下，借在北京转车的时间，看看小儿子。年近花甲的母亲问明儿子两年来的读书、生活，以及到北京学习、谈判的情况后，既慈爱又严肃地对儿子说：“我在哈尔滨和你哥哥单位就见到有的人乱造反，想夺权自己做官。我们是穷苦出身，首先必须知道自己的根底，守本分。你应该老老实实读书，学好报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本领。这才是我们做人的本分。”
1968年初，省、地、市各级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三结合”中也有工人、农民、学生的代表。有的群众组织头头为此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吴松营的心里反复回荡着母亲的那一席话。他对什么副主任、常委、委员等“做官”的事情充耳不闻，绝不争取，甚至拿起专业课本躲起来读书。但事与愿违，3月31日成立湛江专区革命委员会，吴松营还是被推举为专区革命委员会委员。
1968年8月，国家对“文革”中在校的66、67、68三届大学生进行分配。因军代表要求吴松营协助刚成立的市红代会工作一段时间，因此他到海南岛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报到的时间就延迟到了12月初。
从1964年考进大学，到1968年毕业分配，真正读书时间只有一年多，两年多的时间是在学校参加运动。在那两年多的时间，他抱着“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的决心，像千千万万的青年同学那样，以无比热情和干劲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这一场错误的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给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印记。吴松营则因此而在日后几十年的工作、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一路坎坷。但是，他从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坚持理想，刻苦学习，勇敢奋进，一如既往地努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积极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海南岛“接受再教育”时光荣入党
广东省政府为了加强海南岛的建设，1959年决定将国营南海水产公司从广州的黄埔整体搬迁到海南岛西北部的白马井。这里有良好的天然洋浦港湾，而且一出洋浦港湾就是广阔、丰富的北部湾渔场。但是，由于当时海南岛的经济相当落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洋浦湾南岸的白马井只是一个很小的渔港，南海水产公司是在海边的沙滩和荒坡上建设的，要自己建设电厂发电，建设水厂供应生产和生活用的淡水。直到1960年代末，近4000名职工中大多数还居住的是用铁皮或者茅草搭成的临时住屋。
1968年12月3日，吴松营从湛江出发，经过3天的辗转，12月6日才到达海南岛西北部的广东省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报到。
从冰厂开始，干一行爱一行。12月9日，他被安排在公司的冰厂当工人。他首先碰到的是和工人师傅的语言沟通难题。公司是整体从广州搬来的，绝大多数的工人平时都讲广州话。吴松营是潮汕人，从小讲家乡的潮汕话，初中一年级以后才开始学讲普通话。他刚到工厂的时候，同工人讲普通话，工人不怎么懂，有的工人师傅还觉得他这个知识分子在摆架子。语言沟通不畅，就难以融入工人群体，难以认真向他们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吴松营于是下决心先向工人学习广州话，并且大胆地用广州话同工人交谈。开始，他的“广州话”里面还掺杂着不少普通话、潮汕话，半咸半淡。工人们听了以后，总是善意地笑起来，用正确的广州话发音帮他纠正。慢慢地，他的广州话越来越流利。工人们听了纷纷竖起大拇指说：“你，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使得！”
一同分配到冰厂的六位大学生，两位是上海水产学院制冷专业毕业的。他们一开始参加劳动就得心应手，厂长对他们特别欢迎和热情，工人对他们也比较尊重。吴松营和他其他3位同学在学校都是学海洋捕捞专业的，对制冷技术基本不懂。
吴松营曾经约同大连水产专科学校、集美水产专科学校的五位原来学航海和海洋捕捞的大学生到公司革委会向领导反映，希望安排到船上劳动锻炼。因为他们知道，公司有好几十对远洋渔轮，正需要船员。但时任公司革委会主任的军代表却明确对他们说：“不行。第一，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必须服从分配；第二，目前美帝侵略越南的战争打得非常激烈，海上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上级早有指示：下来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的大学生一律不能出海。”就这样，吴松营和其他3位同学还是被安排到冰厂，其他的那几位同学被安排到渔轮修造厂和发电厂。
由于吴松营他们四位大学生不懂制冷技术，厂里只能安排他们去干搬运杂物、敲打铁锈、扫地清洁等粗重杂活。对于农民家庭出身的吴松营来说，干粗活重活绝对不成问题。不论什么重活、脏活，甚至是同“走资派”（公司原来的老领导）一起扫地、打18磅大锤的事情，他都埋头认真地干好。他还利用下班时间或者星期天，帮助厂里编写稿件，出版宣传专栏，很快就得到厂领导和工人们的认可和支持。
在劳动锻炼中，吴松营严格要求自己，接受党的考验，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1969年10月1日，他给冰厂党支部负责人写信表示：“一定同工人打成一片，努力向工人阶级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认为要听党的话，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就必须干一行爱这一行。因此，他还向同在冰厂劳动锻炼的上海水产学院同学借有关制冷知识的课本，有空就读，不懂的地方就向他们和工人师傅请教。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学习，他对制冷技术和相关的机械保养、维修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和了解。
服从组织调配，到渔捞政工组。1969年12月中旬，公司终于通知说：凡是在校学航海和海洋捕捞的大学生可以下船出海了。正当吴松营同其他同学一样欢欣雀跃的时候，公司革委会政治部的领导却对他说：“小吴，渔捞系统革委会的林主任预先已经到冰厂了解你的情况，指名要你先到渔捞政工组工作。这是工作需要。至于下船出海嘛，既然到了渔捞系统，机会有的是。”
吴松营开始确实有点失望。看看其他学渔捞或轮机的同学，读分配名单之后，各条船的船长都亲自来领他们走了。而自己……但是，一想到毕业分配时自己在“个人志愿”上所写的“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誓言，他马上爽快地说：“好吧，服从组织调配。”并于12月18日离开冰厂到渔捞系统革委会政工组报到。
渔捞系统的任务就是远洋捕鱼，有60多条渔轮，1000多职工，是南海水产公司的主体部分，其他的船厂、加工厂、发电厂等等都是配套服务单位。渔捞系统革委会下面的政工组又分两个小组，一组管人事，一组管宣传。宣传组总共3个人，吴松营算是专职的，其他两个同志是从船上临时抽调上来的。政工组的任务是经常下到回港靠码头的各条船上了解情况，出简报和宣传专栏，重点是搜集和表扬好人好事。由于这是吴松营的强项，加上领导的重视和大家的支持，他干得很起劲，而且很出色。进入南海水产公司大门口，有一条直通到海边码头的两公里长大马路，两旁建有两个宣传专栏，一边是公司工会办的，一边是渔捞政工组办的。人们发觉渔捞宣传专栏近来办得越来越好看，看的人越来越多。连公司的党委罗书记也抽空到渔捞宣传专栏前面去观看，并对此给予表扬。
1970年元旦过后，当政工组长老叶了解到吴松营已经好几年未能回老家探亲，关心地说：“今年春节一定要休假回去看看。”吴松营当然十分高兴。兄弟俩一南一北，家里年过六旬的父母身边只有一个还在读中学的妹妹。当时国家规定职工每年可以有12天的探亲假。由于路途遥远，加上吴松营已有几年没有休探亲假，领导又特批了半个月的假。1月20日，吴松营带上渔港的一点土特产高高兴兴踏上回家探亲的旅途。由于当时交通落后，从白马井到海口，再到湛江，整整坐了两天轮渡和长途汽车，从湛江再坐长途汽车到广州，再到汕头和澄海隆都老家，路上整整折腾三天两夜。从1964年出来读书后，他都在外地过年。这次回到老家过年，见到父母、乡亲，吴松营自然十分高兴，但他记挂着单位工作，年初三（2月8日）就离家往海南赶。
海上遇险，差点丧命。经过连续五天四夜的长途跋涉，2月13日下午4点多，吴松营回到海南岛西北部白马井。他已经感到很疲劳，放下行李，从宿舍走十几分钟到海边的渔捞饭堂，打算吃晚饭后回宿舍早早休息。在饭堂门口他碰到渔捞大队216号船的李船长。
“小吴，你怎么假期未完就回来了？”李船长问。吴松营说：“过了年，在老家没什么事，又怕路途太远，交通不便，误了上班工作。”“唉，个个都像你这样想，就好了。”李船长叹气说，“几个船员从元旦休假回家，到现在还没回来，上面怎么调配也配不齐。船不能出海捕鱼，怎么能完成公司下达的年度生产任务？”“李船长，还缺多少兵啊？”李船长说：“公司革委会的蒙主任说要生产第一线蹲点。听说我们找不到出海的船员，就要下我们船。这样，至少还缺少一两人。”
这位蒙主任原是船员出身，曾经担任过船上的大副，去年被“三结合”到南海水产公司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但他不愿意脱产坐办公室，经常借着“蹲点”名义下到各条渔轮干回自己的老本行，这样一来，便能掌握生产第一线的许多实际情况，对以军代表为主的公司革委会的决策发挥积极作用。
吴松营说：“李船长，我跟你下船出海怎么样？”李船长说：“那怎么行？你是我们渔捞系统的笔杆子，领导能批准吗？再说你来公司还没出过海。”吴松营说：“我原来就是学海洋捕捞的，在学校实习时跟渔民出海，也到过湛江远洋渔业公司下船出海。只要你同意，我就向领导汇报，请求批准。我跟你们船到生产第一线干几个航次后，还是回渔捞系统政工组的嘛。你也向公司的蒙主任和我们系统革委会的林主任和政工组的叶组长说说嘛。”李船长一听，拍拍吴松营的肩膀，高兴地说“行！那就说定了。”
夜晚，海南岛洋浦港湾两岸不时传来鞭炮声，春节已过，离元宵节还有几天，村民们还沉浸在庆祝新年的欢乐之中。渔215、渔216像一对姐妹，一前一后，从白马井港出发，徐徐向大海行进。吴松营如愿以偿跟李船长下到渔216号渔轮，一下子精神振奋，疲劳顿消，站在左船舷边上，目送熟悉的渔港码头一排排灯光不断向后退去，心情无比激动。他高考的时候虽然没有填写海洋捕捞志愿，但是自从进了湛江水产专科学校读书之后，他就开始爱上了大海，爱上了航海和海洋捕捞专业，幻想将来一定要当300吨级渔轮的船长，再当几千吨大轮船的船长、万吨巨轮的船长……
渔轮驶进北部湾之后，除了值班船员之外，大家都进宿舍休息。吴松营也收拾好船长安排的下铺位，上床睡觉。
每年2月正是南海强风季节，北部湾海面上风大浪高，凶猛的大浪不时拍打得渔轮左右摇摆，有的巨浪甚至越过船头，冲击驾驶楼。吴松营因为疲劳过度，一倒下便睡着了，但又不断地被大风浪震醒，然后又迷迷糊糊地睡了。第二天早晨，渔轮已经进入莺歌海渔场。一阵急促的钟声过后，吴松营和宿舍里其他船员迅速地跑到后甲板上各就各位，在船长的指挥下，与渔215船对接，放网双拖作业。放完拖网，清理完甲板上的杂物，不值班的船员都准备回宿舍休息。吴松营突然靠在船边的栏杆向海里大口地呕吐起来。实际上他还在晕船。几千公里几个日夜的旅途奔波，使他本就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加上夜里睡得不好，起身时顿觉头晕目眩、天旋海转，但由于精神紧张地集中在甲板劳动方面，现在紧张劳动一过去，晕船病发作了，而且非常严重。几位同事马上过去搀扶他进宿舍，要他躺在床上休息。他不是第一次出海，知道靠躺下休息是过不了晕船关的。早餐和午餐他都坚持吃饭，哪怕吃了再呕吐。下午起网的时候，他坚持与别的船员一起干活。第二天，他还是坚持吃饭，参加劳动。即使每天都要呕吐十几次，吃进去的东西全吐没了，还吐黄胆水，他还是坚持，再坚持。
第三天中午，吴松营突然吐了一大口鲜血，到下午便大口地呕吐暗红色的血水，工友让他赶快回到宿舍躺着。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由于几天来的呕吐，身体十分虚弱的他很可能是消化系统中某个地方的血管破裂了。正在驾驶楼指挥起网的李船长、在后甲板参加起网劳动的蒙副主任闻讯马上赶到宿舍。
“用信号告诉215，通知同志们迅速起网。尽快把小吴送到离渔场较近的八所港口！”船长果断地下达命令，又用目光征询蒙主任的意见。蒙主任说：“对，抢救生命要紧！”同时又补充说：“马上发电报向公司报告。”
傍晚，南渔215、216号船向着海南八所港口急速前进。很多船员都到宿舍来探望奄奄一息的吴松营。大家都焦急万分。但是，船上的人都缺乏医疗知识，唯一一位参加过培训的“赤脚医生”也只会外伤包扎、止血。他看到吴松营实在过于虚弱和辛苦，便自作主张用白糖加一点盐，冲温开水名曰“自制葡萄糖”给吴松营喝——当时喝起来确实很舒服。不久，吴松营不但呕吐，而且拉出半桶暗红色的污物，然后就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半夜时分，渔轮终于靠上八所港。十分幸运的是，南海水产公司总部接到电报之后立即派遣职工医院的翁医生带着急救设备，坐上公司的吉普车，开了200多公里，刚好也赶到八所港口码头。216船还未靠稳码头，船员们就快速把处于昏迷状态的吴松营抬上码头，送上吉普车。翁医生是公司职工医院的内科主任，很有经验，马上让护士把吴松营平躺在担架上，用吊针补液，然后叫吉普车以最快速度开到八所港务局医院。
赶到八所港务局医院已经是下半夜，也可能是医院急诊室的医生睡意正浓，被叫醒之后到吉普车旁边一看，病人已经奄奄一息，而且还在继续痾黑色的血水，就摇摇头说：“这么严重的病人，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你们赶快送去东方医院试试看吧。”翁医生只得叫司机：“快，赶快到东方医院。”东方医院是东方县的县级医院，离八所港口好几公里。
真可能是天意，吴松营命不该绝。那时，正当全国都在贯彻落实毛主席“6.26医疗卫生指示”，有一批省城广州的高级医疗专家恰好下放到东方医院。值夜班的一位陈教授又是翁医生在中山医学院读书时的老师。翁医生见到多年前的老师，来不及叙旧。陈教授到车边细看了看病人，对翁医生说：“赶快把病人轻轻地抬下来，要赶快给他输血。”东方县是少数民族地区，听说有省城的大医生来，群众都争着过来看病。病房里的床位早就没有了。陈教授让护士在病房门口的走廊加上一张临时病床，把吴松营安置在病房门口的临时病床上之后，抓紧给他输血。
第二天早晨，吴松营醒了。整夜守护在床边的蒙主任、李船长、翁医生、护士，还有215、216的十几位船员，见到吴松营睁开眼睛苏醒过来，个个喜形于色，松了一大口气。陈教授正从病房巡视病人，马上出来抓起吴松营的一只手，摸摸脉搏，对他说：“你出血实在太多，医院的血库根本不足，幸亏你的血型属于O型，你们单位的领导和工人的阶级友爱真好，都争着为你献血。”吴松营望望大家，禁不住热泪泉涌而出。
了解到吴松营内出血完全止住了，没有生命危险了，两艘渔轮的船长和船员们才回码头，出海生产去了。翁医生和护士也乘着吉普车回白马井。蒙主任亲自留下来和另一位船员看护吴松营。几天后，公司又派车把蒙主任和吴松营接回白马井。吴松营由于大出血3000多CC，身体仍然十分疲惫、虚弱，连站立都很困难，公司就让他在职工医院继续观察和治疗，一住院就将近3个月。住院期间，他请来看望的同事、同学帮带了不少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书，精神好一些就看书学习。出院后，他回渔捞系统政工组工作。领导见他身体还很虚弱，就让他一边工作，一边疗养。可是，他哪里闲得住？领导规定他只能上半天班，半天必须在宿舍休息。他在宿舍里就读书、编稿件、写作。1971年，吴松营被评为公司渔捞系统的“五好职工”。
从航修车间工人，到公司政治部干事。1972年2月，渔捞系统革委会精简机构，宣传小组撤销了，宣传工作统一由公司政治部负责。考虑到吴松营的身体状况，至少是暂时不能下船出海了，公司便安排他到船厂的航修车间工作。
他还是干一行爱一行的那股劲，先虚心向老工人学习钳工，粗重的工作争着干。不久，听说车工方面需要人手，他又向车间领导要求去跟车工师傅学车工。他除了认真地向师傅学习、请教，还托人到海口市帮忙购买《车工工艺》的书，结合实际认真自学。人们经常看到他利用下班时间或者星期天，到车间向师傅请教车工技术，还到废料仓库拾一些废弃零件装到空闲的车床上练习车工操作。两个月之后，他就能正式上车床接单，按图纸加工出各种修配件。
1972年6月17日，他又写信给航修车间党支部，表示要继续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中，不断刻苦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也恳请组织能经常给予关怀帮助，指明努力方向，提出严格要求，使自己能早日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他把信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还注明：“这是第四张入党申请书”。
1972年12月，吴松营被公司党委调到公司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他愉快服从组织安排，还是干一行爱一行的那股劲，努力工作和学习。他除了负责每天组织和编写好公司有线广播站的稿件，还负责每周出好公司大门口的两个宣传专栏。为此，他必须经抓紧时间到各工厂、车间和返港的渔轮访问，了解情况，自己动手写稿。他还经常带着广播员到公司院内的各单位和公司外的宿舍区、学校去检修广播电线，保证广播线路畅通，高音喇叭叫得响亮。南海水产公司是海南岛八大企业之一，经常有渔轮到南海的西沙、南沙一带作业。由于处于生产和阶级斗争第一线，经常有广东省和国家的作家、音乐家来访问、考察。中国著名音乐家王铭就曾经到南海水产公司访问渔业工人，向白马井原居民了解、学习民间乐调和歌曲。做好这些接待工作又成为吴松营的一项重要任务。吴松营还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学工科的，要能够真正做好企业的宣传文化工作，还必须进一步学好历史和文化艺术知识。所以，他见缝插针地经常到政治部图书室看书，利用到海口或县城出差机会到新华书店买书回来认真学习。他经常细心地摘录有关知识，写心得体会，几大本笔记本成为他自己的知识宝库。
过去，公司按上级要求组织所有职工“早请示”“晚汇报”，节假日要跳“忠字舞”。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等被取消了，职工们一下子多了许多自由活动时间。有的下班后就在家里“斗私批修”（做家具。海南好木材多，又便宜，工人的工资都不高，做些家具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美其名“斗私批修”）。还有就是打扑克之风盛行。当时还不敢借着打扑克赌钱，而是打输了就钻台底，或者夹木夹子，职工宿舍经常闹至下半夜都不散。吴松营那时还没有安家，既不斗家俬，也不学打扑克，下班后晚上如果不加班，就在宿舍里看书、写作。从1970年开始，他陆续在《海南日报》《海南文艺》等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他的新闻报道稿件也多次被《海南日报》刊登，轰动整个公司。1972年，他连续被评为“广东国营南海水产公司‘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工作）者”。
吴松营时刻梦想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他到公司政治部工作之后，很快又向政治部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时，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像他在入党申请书上所表示的那样，时时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企业的宣传工作。由于吴松营表现出色，业绩显著，在党员和工人群众中反映良好，公司政治部党支部开始考虑他的入党申请。
但在内部讨论时，有支委提出：据吴松营自己交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过学校和市里的红卫兵头头。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组织上应该调查清楚。至于谁去调查，如何调查，却没有下文。事情就这样搁置了几个月。幸得老革命出身的政治部主任亲自过问，决定派人到湛江调查了解吴松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出发到湛江负责调查的两位干部很快带了湛江专区、湛江市革委会的证明材料回来，证明吴松营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属于一般性错误”。湛江有的老干部还专门向两位去调查的同志反映：吴松营是一位很好的青年学生，他不但没有打砸抢，而且经常参加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了许多老干部。
1973年8月3日，公司政治部党支部正式讨论，一致同意吸收吴松营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11日，经公司党委批准，吴松营在政治部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当天，他在笔记中写道：“入党是政治上新的生命的开始。必须不断地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刻苦改造世界观，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共产党员。”1974年春节刚过，公司又推荐他到广州参加省委党校专门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和学习中央有关“批林批孔”文件的“宣干班”，为期半年。省委党校读书班结束回南海水产公司不久，他又被调到湛江地委宣传部。
连吴松营本人都没有想到，他日后鞠躬尽瘁追求的事业再也不是在大海中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船长生涯，而是抓笔杆子、推敲文字的宣传文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