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张良传略（4）
迁回东北故乡
一、来自本溪县委的温暖
那年我已三十七岁，离开故乡已经二十二年了。故乡已经没有亲人，也不知它今天变成什么样。当年我走时才十五岁，还未成年，今天我却带了妻儿归来，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身凄凉，归来接受监督改造。
火车行进了两天两夜才在本溪市停下，我们还要转乘去本溪县小市镇的火车，因为县市分家，本溪县所在地已从本溪市迁到了小市。我要到县政府的“复员军人安置办”报到，听从他们新的安置，才知道下一步、下半生的路如何迈步。
终于找到了县政府，当时也叫“本溪县革命委员会”。县复员军人安置办的两位负责人意外的热情让我吃惊，他们居然还说：“欢迎你啊，张良同志！欢迎你回老家！”我已经快一年没有听到有人喊我“同志”了，今日骤然听来已不习惯，难免惊讶不已；又因意外见到他们笑脸相迎，这也是久违的了。
没错，他们确实真热情。他们说：“早听说你要回本溪县了，我们等了很久，当然也知道你在这场大革命中站错了队，受到处理。没关系，还是同志嘛，还是老乡嘛，回来就好，家乡欢迎你。说实话，你演的董存瑞太好了，我们很为你骄傲。怎么说家乡人还是喜欢你。这样吧，你们走了两天两夜，也累了，先住下，县委招待所条件不好，先克服一下，休息一下。明天你再来，我们再谈谈下一步的计划。”
多么意外的一次开头，多么令人愉快的接待！静珠的脸上竟露出了笑容，说明她精神上准备的比这还要坏。
本溪县委为妥善安置我的工作，三次更改了安置方案，最后县里决定：把我留在小市，保留我的城市户口，让我到县木材公司去当工人，并保留我的工资，让我“在县委的眼皮底下接受监督改造”。
得知这个消息，我做梦也不敢想还会让我留在小市。我已说不出话，只有激动地含着热泪频频点头！
县委领导对我说：“县里考虑到你十五岁在建国前就参军，家乡已无亲人；又考虑你的错误也都是1957年的历史认识问题，并没有新罪；又考虑你曾为党为人民作出过贡献，本着党的给出路政策，反复考虑，还是决定让你留在县委的眼皮底下，对你、对你爱人都好。你也不用再愁她犯病找不到医院了，这里条件再差也还是比在农村强。”
我的眼泪实在控制不住了，我几乎要哭出声了，但又不敢放肆，就继续听他说。
县委领导又说：“县里保留你被降三级以后的工资，因为地区差的关系，你的月工资可能只有五六十元了。你爱人王静珠同志，因为是1952年参加工作，又因身体不好，县里就不安排她工作了。说实话，她也不属于这儿，这里本来安置的是复员军人，就先让她休息，好好养养身体，也可以照顾你和孩子。你看这样好吗？”
我还能说什么？县里已经为安置我开了三次会，作了三次大的改变，真可谓是仁至义尽。给了我全家人出路，给了最大的挽救，我只能千恩万谢，表示对党的感激。表示一定好好改造，决不给县委丢脸，决不辜负县委和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
二、我的新工作——木材搬运工
县木材公司直属本溪县政府，全公司干部、职工有一两百人，是当时县里的大型国营企业，专营全县的木材购销。木材如同钢铁，属于国家的统购统销物资，不准私人买卖。当时木材公司下设许多科室，如购销科、质管科、会计科等，还有木材购销门市部，并附属一间大材厂和一间木材加工厂。
堆积木材的大材厂就在火车站附近，有露天足球场那么大的一块地，堆着各种规格的原木。最大的直径有一米五粗、足有六米多长，是东北上等的红松。最小的就是做房檩的木头。这里大量的是直径几十厘米不等、长约两三米长的原木，可以破成板材。这些原木都是从本溪县各林场运来的，经鉴定材质，订好价钱即可卖出。
我的具体工种是在大材场搬运原木，就叫木材搬运工。工友是一群街道上的“三变工”女工，到这里挣日工资的，如果一个月不缺勤，她们可以拿到三十元钱，这在当年已不算少了。她们很能吃苦，不管春夏秋冬，不论风霜雨雪，一天都不停，除非负责人宣布没活干她们才不来。
我在她们中间是唯一的男人，这使我很尴尬，自尊心有点受不了。干活时我总是设法躲开她们，但偏偏又躲不开。因为有些木头都很粗重，一个人扛不动，必须要两个人扛才行。我很倔，总想一个人扛，可我费尽吃奶的力气，还是扛不起来。她们就耐心地教我，告诉我扛木头是个体力活，要两人扛讲究配合，不可逞能，能扛多重就扛多重，不要超负荷，过重会扭了腰、伤了筋。总之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心中要时刻想着对方的安全，不可只顾自己，这是合力合作，一定要讲友爱。
我跟着她们，从陌生到熟练。工种熟了，人也熟了。我了解她们，她们也熟悉了我。我们之间渐渐地话也多了，也可以每天听她们说各种百无禁忌的玩笑话。
我不敢插嘴，只能在心底构筑两道防线：一道是政治防线——时刻提醒自己是不戴“帽子”的“漏网右派”，我的“帽子”就捏在人民手中，稍不留神或忘乎所以，就可能被重新戴上而被专政。因此必须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另一道是道德防线——为妻子而设的家庭防线，为了忠于爱妻，必须不近女色，不苟言笑，不得对任何女人产生邪念。此防线已构筑多年，“固若金汤”，但仍不可掉以轻心。尤其今天在众大嫂中犹如鹤立鸡群，更不敢有一丝轻浮妄动。为此谨小慎微，竟赢得了众大嫂的敬重。
我有时暗自庆幸，初到小市就与她们在一起劳动，她们竟给了我那么多的关怀和帮助。
我的每天生活充实而有规律：早晨六点钟必须起床，要立即到井边挑两担水，然后和好一天用的煤。七点半上班，半小时向毛主席“早请示”，然后开始干活。十二点收工吃午饭，下午一点开工，五点半收工。下班后，“三变”女工可以回家，我们正式工必须留下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学习政治，向毛主席作“晚汇报”，总结一天的工作，交代第二天的工作，往往到晚上七点多钟才能回家。此时天已黑尽，人也筋疲力尽，回到家洗洗脸、洗洗脚就困得不想吃饭了，勉强吃了饭。静珠是江南城市女子，第一次到东北农村生活，又要照顾两个孩子，又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去做这一日三餐，其艰难可想而知。所以下了班我尽量多做点。还须帮静珠洗碗，封上炉火，里里外外检查一番，这才爬上炕，倒头便睡。
很快的，我在大材场总算扎下了根。我不怕吃苦，也敢迎着困难上，但也有体力透支的时候，因为每天劳动量很大，这是我一生中最辛劳的岁月。
三、到木材加工厂改当翻楞工
一天，木材公司的领导突然决定将我调到木材加工厂去当翻楞工，不再让我与“三变”女工扛木头了。他们说那个露天场地来往人员复杂，总有一些人围观起哄，不利于我的工作，到木材加工厂换换环境。
木材加工厂与大材厂相邻，顾名思义，是专门加工各种木材的。这是室内作业，一间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厂房，内设三台不同规格的电锯。最大的一台电锯可以将六米长、直径一米半粗的原木破成方材、板材。而为这台电锯供料的是一台大电动跑车，车上有两个人，一人负责开车，另一人负责操作机械。车下有两个工人站在平台上负责供料和翻楞。当电动跑车上空了时，翻楞工负责从身后的木垛上移过来一根原木上车，是为供料。当原木被电锯锯掉表面树皮时，须翻转一面，两名翻楞工就要及时地将车上的原木翻转一面。就这样不断地按需要翻转原木，将巨木锯成板材。
我的新工种就是当翻楞工。领导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站在旁边观察、实习，由一位熟练的工人带我。我还不笨，半天就学会了，后半天就拿起撬棍实习。第二天我已是正式的翻楞工了。
下班后要集中学习，小结一个小时后才能回家。在这里工作，较之大材场，免去了风吹日晒雨淋，相对来讲还算轻松了些，起码不再被人干扰。一切都正规了，我在想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职业了，再不想什么演员职业。
从离开八一厂，我的书大部分已被上交或没收，其他一部分也当废品卖了，只带了极少的几本书来。当工人还看什么书？要什么文化，文化早成了“万恶之源”，如今新的职业要求我学好新技术，眼下我是翻楞工，但说不定我将来可以接替老师傅当木工。因我已对木工的工种有了兴趣，从现在开始注意观察，偷偷学习技术，终有一天我会实现这个梦想。我做了翻楞工以后，心情好多了，每日上班很准时，工作中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没出现任何差错，很得老师傅们的赏识，也赢得了同车间工人们的好评。而这时候我们发现，原来静珠是带着身孕来小市的。这尽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给静珠的身体和生活也带来了无比的痛苦，但是我俩依然坚强地迎接着一切。
四、意外受伤
当翻楞工后不久，我在工作中为保护年轻工人意外受伤，导致握撬棍的右臂被滚动的原木砸伤并脱臼，左手掌骨断裂。当时滚木力量很大，我的撬棍还没插准方位，木头已砸到我的撬棍上，右肩受剧烈震动当即脱臼，左手的撬棍恰恰握在左手掌心，一砸之力太大，木杠垫断了掌骨，若不是我用全身顶住滚木，后果更不堪设想。
受伤后，大夫为我做了“牵引复合术”，让骨折处复位，以便打石膏夹板。大夫给我开了一个月的全休假，嘱咐我绝对不可用左手劳动，在家也不许。我返回木材加工厂，向领导交了假条证明。
休假后，我要求工作，这时我的伤手还没痊愈，骨折的部位虽然已接上，但很脆弱，稍加重力仍会断裂，只能做轻微劳动。出于我的再三要求，领导决定让我暂时去我最初扛木头的大材场当更夫，夜晚打更、巡逻。
更夫这活不累，但须守夜，值班时间是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大材场的夜很静，时有月光，可以看到木垛。有时无月光，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这时就靠一只大手电壮胆。手电的光柱很强，能照出二三十米，足以看清隐蔽的角落。这不禁使我想到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老更夫敲着铜锣喊着“平安无事喽”，可是我不能喊。我曾幻想，若能遇到几个坏人，让我创造个奇迹，也许能将功赎罪。
每晚出巡我都在企盼这个机会。我紧张地望着每一个木垛，那黑漆漆的角落里，总像是有一双贼的眼睛在向我窥视，我也总是极隐蔽、极迅速地靠过去，我会突然向那角落亮出手电，但我看见的只是一堆杂草，或是一只惊恐的野猫，瞪着一对圆眼望着手电，然后就‘嗷’的一声窜出铁丝网去。我也立刻松弛下来，骂一声“野猫”，然后心里就唱道“平安无事喽”，又向前踱去。每晚如此，渐渐我感到自己是在演戏，在这无人的深夜，自己骗自己，过一把“英雄”的瘾，大材厂成了我的又一个舞台，仍不甘沉沦，不甘被埋没。
有时又想：快死了这颗心吧，认命吧，我已被赶出历史舞台，还是老老实实做好更夫吧。可是又不甘寂寞，总是在无人的深夜，迎着月光，站在木垛上，跃跃欲试，重新演一遍我曾演过的角色，那陈大虎、陈二虎、四虎子、董存瑞……可是往往又颓然泄了气。
不管怎么说，也许是我的“英雄行为”吓跑了贼，这么多天竟始终没有遇到一个坏人，我感到很遗憾。可是渐渐却又感到有了新危机。
我的手掌骨折处又出现新的问题，已经解下了夹板，手却再也伸不直，始终处于半握拳状。到医院一检查，手因夹板夹得久了，骨折处已长牢，X光检查，断茬复位不好，中指向内缩进几厘米，这是其一；其二，是手掌肌肉萎缩，手掌伸不直了。
大夫征求我的意见，想不想把断骨砸开，重新复位。我不同意。其一，缩进几厘米无大碍，若砸开复位等于又断了一次，又需修养三个月。不！绝不干这傻事！其二，掌肌萎缩可以锻炼，只要不怕疼，还是可以把肌肉拉开，逐渐恢复弹力，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我选择了后者，每天都用热水泡手，在水中锻炼伸掌握拳。虽然很疼，但必须做、坚持做。犹如舞蹈演员的每天压腿，一天不压腿也会无弹力，也会举不过顶。我整整坚持锻炼了几个月，直到完全恢复了握力，完全达到了受伤前的臂力、握力。于是我又恢复了原工种，仍做回我的翻楞工。我又能重操撬杠、重新站在原木平台、重新听到了跑车的轰鸣和大电锯的刺耳尖叫，我又找回了一个强者的姿态。
五、静珠上京“治病”谋求为我平反
1970年5月，在艰难的岁月中，家中迎来了一个小生命，我的女儿降生了，这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希望。生她那天，一道阳光正射进母亲的产床，我为此给女儿起名字叫海霞，期望为我们带来好运。
1971年9月，已是我们全家来小市两周年之际，回想这两年中的坎坷生涯，可谓死去活来，但却也锻炼了我们，考验了我们。
刚过国庆，大约是10月中旬，小市街头巷尾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党中央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当时还是小道消息，大家都在交头接耳，但是听说过的人无不目瞪口呆：“啊？这是真的吗？！”谁也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这在每一个平凡的百姓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
这林彪一死，毛主席失去了“天才助手”，那这“文化大革命”还搞不搞？人民担心的是还会不会引起新动乱！
在中国，往往小道消息会变成大道消息。果然，报纸上终于公开发表了这一特大新闻，随之全国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
我本已对政治、对国家的大事逐渐麻木，我这样的人已不应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可是在木材加工厂，这个最最偏僻、最最基层的角落，人们却在关注政治。那唯一的一份《人民日报》每天被不同的手几乎翻烂。每晚的班务会变成讨论“林彪死党对国家的危害”，人们怎么能不关心？它时刻牵扯着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生存信念。
每晚，我都把在木材加工厂木垛中听到的消息告诉静珠，静珠却比我敏感，她预感形势可能会往好里变。
11月底，我们看到毛主席开始为被打成“二月逆流”中的一些中央老同志平反了。一批老同志得到解放，这令群众欢欣鼓舞，形势果然在向人民期待的方向转变。
12月，在静珠再三的强烈的要求下，本溪县委决定给静珠安排一份工作，也许是为了照顾这个体弱的江南女子，就将她安排在商业站。商业站又具体安排让她到百货商店当售货员。静珠欣然接受，她早已向县委表过态：让她做什么都行，但绝不当家庭妇女！因此第二天她已高高兴兴去上班，到百货商店的文具部站柜台，当文具售货员。没想到当时大家对这“张良老婆”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经理只得让她改行当了商场美工，利用她的特长布置百货商场环境。
1972年5月，静珠旧病复发了，也许她的胃经受不住东北的严寒和粗粮，她的胃疼日益严重，小市医院没办法，只能建议她到外地大医院治疗。
这次静珠毅然决定上北京，她要去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因为临复员时，解放军总医院曾给她的住院证明上写了“必要时可回院复查治疗”的话，她认为总医院一定能收她住院。
这一次，她坚决提出要一个人去北京，把三个孩子都留给我，怕我一个人管不了，所以千叮咛万嘱咐。我为了让她安心前去治疗，极力让她放心，不要有后顾之忧。
静珠第一次提出：全家人到小市照相馆照一张合影，我也同意。这是来小市以后第一次拍全家照，所以很认真，我和静珠仍穿旧军衣，这是我俩的常服，也没有其他便服；三个孩子就是平时的衣裤，也没有穿什么新衣。也确无新衣，这倒很真实地记录了我全家当年静珠上京前的生活状态。
静珠这次是一个人去北京，我实在很不放心，但她坚决不让我陪她去。她走时很伤心，一直不停地流泪。我当时不知道她还另有企图，只以为她恋家、恋孩子。却不知她这次去北京是以治疗胃病为借口，实际上是想去北京八一厂寻找机会，为我政治上寻求平反。她是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去的。
静珠坚定地认为我是爱党爱人民的，我是蒙冤的，绝不能含冤一辈子。我是应该继续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她一直不服气，待到林彪反革命集团东窗事发，毛主席醒悟并为错打的中央领导平反，连《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强调“对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时，她对党充满信任，所以她才下定决心，要为我进京，伺机寻求昭雪。
当然，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仍很严酷，“四人帮”的势力仍然很大，搞不好完全可能作为翻案而丧命。她以誓死一搏的决心去北京，已准备付出最大的代价，直至献出生命。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何离开小市时泪流不止，为何抱住孩子不放，她是准备一去而不复返了！
我不知道，她一丝也不让我知道，她知道我这人太正统，太过顺从，若知道了她的目的，决不会让她去的。其实她已经做了充分的案头攻略，她只有一个人默默地去了。
这是她到北京后给我一封长信才使我得知内情，我又一次悔恨自己迟钝，不该这样轻易放她去，我怕又将她、将我、将全家人再一次推到悬崖边。
六、八一电影制片厂为我平反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才终于有了新结论，终于能为我所接受。这个新结论是：
……在1968年清队中，张良同志因1957年的问题，被揪斗立案审查，1969年6月30日八一厂革委会决定，对张良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由文艺九级降为十二级。
经复查：张良同志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因犯错误，受到批判、教育。1958年6月26日和1962年8月22日，中共沈阳军区政治部机关委员会已做出过组织处理。应维持中共沈阳军区政治部机关委员会的决定。
在清队中，对张良同志揪斗、立案审查，并在1969年6月30日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三级的决定是错误的，予以撤销。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
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
1972年5月25日
有了这个新结论，对我的平反便画上了句号。我恢复了党籍和原文艺级别，但能否恢复军籍，还需等总政的指令。
此时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派人来八一厂与我协商调去珠影工作事宜。为此我又征求八一厂的意见，是回八一厂，还是先去珠影。八一厂的意见：总政尚未恢复职能，八一厂仍未走上正轨，建议我先去珠影工作，待八一厂恢复原职能再让我返回八一厂。
总之我仍是八一厂的人，为此我决定先去珠影工作。
珠江电影制片厂为我打开的另一扇门
一、心事重重初识珠影
1972年11月初，我们全家告别本溪县到广州去，这一天令我终生难忘！本溪县委以丁元功主任为首，主要领导全部到火车站送行。木材公司以及木材加工厂、大材场的领导、工友和静珠所在的商业站领导以及百货公司全体职工也到车站为我们一家送行。
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是岭南最大的一座城市。1960年我曾在那里拍过《碧空雄师》，记得当时我们住在位于黄花岗的空军招待所，曾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参拜，也曾参观过毛泽东早年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似乎也曾去过中山五路、北京路。
当时我对广州的印象，远不像北京那样清晰。毕竟从1949年解放北平起我就随部队驻扎那里，1959年调入八一厂后又一直住在北京，直到1969年9月离开，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如何能不熟悉？！
今天举家要迁往广州，广州什么样？未来的新家什么样？珠江电影制片厂什么样？一切渺茫，我苦思冥想无所答，反平添了许多忧愁。
旅途中我的头很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全在脑海里翻腾：想到儿时在学校被日本人强令到铁矿上“勤劳奉仕”，想到苏联兵提着枪在村口追赶妇女，想到国民党兵抓住我强令往前线送弹药……忽然，我又想到我在拍摄《董存瑞》时到敌军阵地上火线侦察，在敌人的地堡下拉响炸药包……忽然，我又想到我被造反派剃了光头批斗，一个造反派在身后狠狠地往我头上打了一巴掌，令我低头；又想到在木材加工厂，一个造反派将一根横木贴着我头皮横扫过去，我几乎毙于木下……
几十年啊，几十年的往事汹涌澎湃、翻滚袭来，我几乎招架不住。我猛然坐起，大有“抽刀断水”之势。但我“断”不住这情感的波澜，反而感到头太小了，容不下这几十年的风霜雨雪。但我绝不能再沉于这陈年往事，而今举家南迁正是为了开创新生活，我该去想如何开创新岁月！
我曾是部队的演员，曾在舞台上、银幕上扮演过二十年我军战士的形象。虽经这一场动乱中断了十几年，而此去珠影诚然是为重拾演艺生涯，再塑银幕形象。我该调整好心态，去迎接新的考验。
但全国文化形势仍很严峻，虽林彪死党已被揪出，可“文化大革命”之势并未消减。而文化艺术事业的恢复更遥遥无期，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各大电影制片厂仍处于瘫痪状态，几时才能步入正轨？
想想未来，一片茫然。珠影念我昔日贡献，仍肯收留我，并望我重建演员剧团，为日后重新拍片做准备。总之已见光明，我该振奋精神，夺回失去的青春，尽早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珠影位于珠江南岸，西靠近中山大学，东靠近赤岗，属于郊区。周围全是农村农田，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一家像样的商店，只有一家很小的百货供销社和一间副食品供应站和粮店。粮店按户口本、粮本按月供应米、面、油；副食品供应站按副食本供应禽、肉、鱼、蛋。但这些并不是每月必有的，有什么供应什么，但凭票供应的基本可以保证。
珠影厂是1956年建厂的，听说建厂时八一厂曾派各工种骨干前来支援，厂虽不大，但设备也较齐全。有独立的洗印车间，可以制作拷贝；有正规的录音车间，大录音棚可以容纳二百人的大乐队；有照明车间、化服道车间，还有大中小三个摄影棚；大摄影棚内可以同时搭三堂内景，如此规模和八一厂的设备也不相上下了。
珠影各个车间的工人、干部在“文革”中没受多少冲击，仍在坚守岗位。而故事片的创作队伍受冲击就比较大，演员、乐队人员全部下放到干校劳动去了。编剧、编辑、导演队伍也大多数下放，只在最近才陆续落实政策，分期分批地往回调，已调回的便全放在编导室学习待命。
过了半年，原演员剧团的演员三十余人陆续从韶关的“五七干校”调回厂。同时又将八一厂被复员的邢吉田、王孝中、张怀志、柳城、王毅等十余同志调进珠影。
珠影决定恢复演员队，委托我担任演员队的负责人，并委任我为演员队党支部书记。要求我尽快将下放到各地的演员都汇拢返厂，尽快组建演员剧团。剧团团址设在大摄影棚后的一座二层小楼，那里除了已有几间办公室，还有一个六十平方米的房间，可作会议室兼排练场，也可作健身房。
演员们返厂很兴奋，都感慨必须以加倍的努力夺回失去的青春，纷纷要求排戏，尽快恢复演员的业务训练。
此时恰值省委下令组织慰问团，要在1974年春节前赴粤北山区慰问红工煤矿。演员队于是委托付伯棠同志为导演，赶排了几出小戏作为演出节目。在春节前，以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为首组成庞大的慰问团，带一台话剧、一台歌舞、一台杂技到红工煤矿进行慰问演出，受到了煤矿领导以及坚持在第一线的煤矿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此行共演出了十余场，部分同志还下到矿井深处向坚持一线开采的工人们进行慰问，受到省委领导的表扬。
二、拍摄电影《枫树湾》初任副导演
1975年，湖南省话剧团创作演出了一出大型话剧《枫树湾》，描写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歌颂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参加秋收起义的历史画卷。
广东省委宣传部很重视，决定让珠影改拍成电影故事片。珠影领导又决定让卢珏、林岚、刘欣三位导演联合执导此片。珠影领导的决定很得人心，之所以启用三位导演联合，旨在锻炼队伍。“文革”至今已近十年，珠影的业务创作人员已经十多年没拍过故事片了，人人如饥似渴，纷纷请战。但一部故事片怎能容纳那么多创作人员？只能在保证影片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多配备些创作人员，达到培养、锻炼队伍的目的。因此除三位导演联合外，还配备三位摄影师联合：黄永湖、李生伟、魏铎，又配备了两位副导演：冼碧莹、张良；一位助理导演、三位场记。如此类推，副摄影、摄影助理等以及美术、化服道人员全配三套人马。全摄制组出发时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一个个“横枪跃马”跃跃欲试。
我初任副导演，组内有人并不服气，私下里说我“跳了两级”，按常规副导演应从场记干起，再经过助理导演才可升为副导演。这是常规的导演升职途径。可我已做了十多年电影演员，对场记、助导的工作也并非一窍不通，一下子做副导演只能迫使我加倍的努力，从头学起。我已下决心改行不再从事演员职业，潜心向导演行业上发展。虽然眼下能力不够，但方向已定，做副导演正是一次学习机会。因此我暗暗用功，一面苦读有关导演业务的书籍，一面用心观察，熟悉导演工作范畴和程序。甚至私下里学习分镜头，学习卡秒表，熟悉秒尺换算……
不干这一行不知这行的难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过去只做演员，不知道导演的业务还那么难，今日做了副导演，设身处地地想“假如我是导演，又该如何应付？”这下才知道难了。演员和导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演员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可以不管摄影、美术、作曲如何。但导演则不同，他面对全组，除必须深透研究剧本、确定剧本的主题和风格、样式外，还需统率全组实现全片的风格样式，更需驾驭演员去塑造人物形象，协调摄、录、美、作曲，实现全片的艺术追求……
难，很难！尤其对于一个外行人更是难于上青天。
我在几十年里已养成一个性格：就是知难而上！看到了难处，才看到了差距，也更明确了学习方向。“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可能一口就吃出个胖子，但必须刻苦、加倍地努力。加倍就是别人使六分力，我就使十二分力。
《枫树湾》是我第一次任副导演，第一次接触导演业务。从筹备、研究剧本一直到混录双片完成，我跟了全过程。这是我从影以来第一次跟全程，也是第一次这样用心地跟了全程。这才发现自己竟爱上了导演这一行。
三、大悲大喜的1976年
1976年，好难忘！唯有我们这代人在一生中经历过这样重的大悲恸！
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中国人有几人不悲恸！想起总理几次接见我、几次深情的谈话，我更是泪湿衣袖。总理的逝世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这一年中悲恸接踵而来。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一年中三位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人民顿感天塌地陷，仿佛真是到了“世界末日”了。
经过十年“文革”动乱浩劫，国家已支离破碎，人民如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如今三位国家主要领导人又相继逝世，人民失去了领路人，真不知国家该往何处去？！
此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又嚣张至极，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人民更担心国家的前途，人人哀叹：国家、人民又要遭殃了！
大悲！一年中三次大悲，乃此生之最！但大悲之后竟有大喜！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党中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阴谋。这一喜讯犹如春雷轰鸣，犹如火山爆发，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欢庆这一场伟大的胜利，欢庆重见天日！
四、事业危机拟另觅新途
粉碎“四人帮”之后，珠影让陶金导演执导故事片《斗鲨》（原名《黑桃皇后》），陶金导演选我做他的副导演兼扮演片中的侦察排长郭东山，使我夙愿以偿。本片男主角请张国民扮演（他曾主演电影《金光大道》）。反面主角请史进、陶白莉、付伯棠扮演。此片描写上海解放初期，我军侦察兵同国民党潜藏特务作斗争，保卫大上海的故事，歌颂我军侦察兵的英勇机智。
这部影片是我阔别银幕十二年后的首次复出。十二年对于一个演员实在是太漫长了，何况又正是我的黄金岁月。今日复出我已四十五岁了，四十五岁还去扮演一个二十岁的战士，实在是感到力不从心。面对血气方刚的张国民，我已有自卑感。年岁大了，体形也已开始发胖，远不似当年那么虎虎有生气。我再也找不回自信，看了全部样片更无自信，心想我的“大势已去”，确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悲。
演完《斗鲨》，我心情很苦闷，对演员事业产生了动摇。当年我曾有过辉煌，一部《董存瑞》曾获得国家文化部授予的“优秀演员一等奖”（金质奖章），一部《哥俩好》又获得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但这都成了历史，过去了的将永不再来。一场暴风雨已将我这“盛开之花”打得支离破碎，怎样再面对爱你的观众？！
深夜，当孩子们都已睡去，我才与静珠谈起这苦闷，我自觉前途无望，必须另觅新途。静珠因爱我才爱我的演艺生涯，就在1957年，我因在“反右”斗争中受到批判处分，她仍坚定地支持我、鼓励我东山再起。她坚信我可以在演员的事业上再创辉煌，果然再复出后我就夺得百花奖最佳男演员的桂冠。
今日，十二年后我又复出，但今非昔比，我的青春已逝，如何在演员的道路上再创辉煌？！静珠也很痛苦，她不忍心见我走到如此处境。演员事业终究是迷人的、有魅力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呢？又怎么还会有成千上万的青年苦苦追求？静珠说：“你终究是走了三十年的演员之路，对此你已是‘驾轻就熟’，怎么可以轻易谈放弃？不到万不得已就绝不可以放弃！”
静珠分析说：“有些演员的路很宽，可以从年轻一直演到老年。但这也有个转型期，也有个痛苦的磨合过程，有人失败，有人成功，这也靠坚忍不拔的努力。你可能不同，你的戏路较窄，过去只演小战士，这当然不行。能不能有所突破，去演中年人或其他的角色？戏路的宽窄也要靠自己去拓展，假如在转型期能成功拓展，岂不是别有洞天？也可以不这么急于改行了！改行终究是痛苦的，又犹如婴儿学步，几乎要从头来，何况并非一定成功。就说转行做导演，也不是人人可成功。电影学院那么多学导演的有几个人功成名就？何况做导演的条件十分苛刻，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现在已处在竞争时代，优胜劣汰，谁也没有十分把握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
静珠建议我分两步走：第一步维持现状，不放弃演员这条路，但必须努力拓宽戏路，扩展天地；第二步是潜心学习导演业务，提高文学修养，努力奠定导演基础，一旦时机成熟，就大胆实践，验证自己的才干。她总说：机遇只给思想有准备的人。
我很同意她的分析，看来只能分此两步。但我总觉得自己的年岁只会越来越大，戏路也将越来越窄，倒不如更多着眼于第二步。第二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具备导演的业务能力，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要懂得导演的职能。第二是要有一定的创作能力，既能改编他人的文学作品，也能独立创作自己的剧本。尤其是后者，只要能创作出较好的剧本，就已具备驾驭剧本、独立执导的能力。因此我与静珠商量，应该在两年内，全力抓剧本创作，这是衡量自己文学修养、检验导演素质的机会。
静珠很同意我的见解，她说有自己的剧本十分重要，这犹如一块“敲门砖”，当然必须是块好砖，才能敲开导演的大门。如果是个毫无价值、毫无新意的烂剧本，恐怕也就堵塞了这条路。
写剧本，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老百姓愿意看的故事，创造美的生活，美的人物，就可能打通这条路，这一点我俩都有共识。
静珠说她愿意助我写电影剧本，但她承认，写剧本她是外行，从没写过。我也承认，我更是外行，只是事业所逼，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于是我俩决定：携手共创未来！那时我俩的口号是：努力奋斗，夺回失去的十年！
写什么？到哪里去写？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绝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到生活中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生活才是源泉，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唯一源泉。
五、到苏州创作《梅花巾》
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地方是哪里？是自己的家乡。静珠说：“到我的家乡去吧，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几千年的吴文化蕴藏着无尽的宝藏，只要潜心挖掘，必有所获。”
苏州是静珠的故乡，是生她养她的地方。她于1935年出生，上有父母，下有兄弟，她排行在兄与弟之间，备受全家呵护。她学的是电影动画科，专攻电影动画。十八岁毕业后，是国家第一批统一分配生，分配到八一厂从事军事动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电影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复员随我去了东北，三年中几乎病死，后来是在我木材公司领导的关怀下回苏州治病。是苏州的乡亲、苏州的专家大夫，是苏州的水土挽救了她，令她重获新生。这么多年，她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报答故乡的挽救之恩，因此她第一想到的就是回故乡写点什么。
苏州于我更是魂牵梦绕，因为娶了个“苏州美女”，我也被苏州人称为“苏州女婿”。因为对妻子的热爱，“爱屋及乌”我也爱上了苏州。因为多次探访苏州，苏州的拙政园、狮子林、虎丘山、留园等等，每每让我流连忘返。就连那听不懂的苏州评弹、迷人的吴侬软语也令我如痴如醉。苏州的小桥、流水、白墙黑瓦都留下了我俩的漫步身影；园林中的假山、岩洞更是刻上了我俩永恒的爱。苏州于我的感觉就是天堂，就是人间仙境。
今日静珠提议去苏州寻梦，恰合我意。于是我俩专程请了“创作假”到苏州去。
感谢苏州文化局热情接待了我们，对我们“写苏州”的创作设想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给予了一切方便。
我们想了解苏州的面很广，既要了解苏州的历史，也要了解今日苏州的新貌，更想了解苏州刺绣艺人和苏州评弹艺人在新旧社会里的不同命运。
我们专访了苏绣顾老，她是苏绣“乱针绣”的创始人，她对苏绣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有过杰出的贡献。然而她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竟是一部动人的血泪史，只写她一个人，已可写出一本动人的书。
我们还专访了许多评弹老艺人，谈起旧社会评弹艺人的苦难经历，他（她）们竟声泪俱下。想不到评弹艺人在旧社会里是那样被恶霸欺凌压榨，然而他（她）们演唱的评弹却又那样迷人销魂。
苏州实在是美不胜收，而最最令人难忘的是：人美（姑娘美）、园林美、刺绣美、评弹美。我俩决心把这“四美”搬上银幕，以寄托我们的情思，歌颂那源远流长的吴文化。
几经周折，多次反复，我们终于编织了一出《梅花巾》。用以展现这苏州“四美”在新旧不同社会里的不同遭遇，歌颂新社会，使奄奄待毙的苏州刺绣、苏州评弹重获新生。
剧本刻意塑造了一对孪生姐妹——白梅、红梅用以象征评弹与刺绣两大艺术在新旧社会里的不同命运，展示了两姐妹的不同性格，上演了一场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人间悲喜剧。
《梅花巾》剧本被苏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以及苏州文艺界同仁认可。他们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你们两夫妇这样爱苏州，写苏州，歌颂苏州，苏州人民就全力支持你们，我们一定携手共创《梅花巾》。”
六、《挺进中原》成我演艺生涯终结
就在我与静珠精心编织剧本《梅花巾》之时，峨嵋电影制片厂导演张一要拍电影《挺进中原》，歌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壮举。他邀请我出演一位炮兵营长。
我思想斗争很是激烈，演不演？这已不是小战士了，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炮兵营长，戏写得也很可爱。
静珠也看了剧本，她鼓励我说：“演！你不是想拓宽戏路吗？这是一次机会。从人物性格和人物造型上下些功夫，说不定就能闯开。”我也觉得可以试试，这是我从影以来出演干部级别最高的一次。这次是营长，还是个炮兵营长，粗壮、豪放、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火爆热烈……好！可以试试，何况我已四十六岁，又长了一岁，应该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个角色。假如按我的年龄、经历，我应该可以演到师长、军长才对。于是我答应去出演这个营长，旨在扩展戏路。结果更惨！职务固然大了，岁数也大了，我的身体也发胖了，可是脸没变，依旧是“娃娃脸”。即使挂满了胡须，也还是小装大，吓得我再也不敢看了，拍完后没看全片我就跑了，这便成了我演艺生涯的一个句号！
开启导演生涯编导《梅花巾》
一、《梅花巾》做我导演敲门砖
《梅花巾》剧本几次送审，几次打下来修改。最后终于被珠影党委通过，这时已是1979年末。
珠影党委书记蔡辉说：“过去审查剧本很少动心，今天看《梅花巾》我还落了泪。”一位副厂长说：“你们俩夫妇还真写出了苏州四美，但能不能拍出来就另说了。”
谁来执导《梅花巾》？珠影党委内部分歧很大。按道理，谁写的剧本谁执导。但此剧本不同，“张良从来没独立执导过，这样一部戏交给他还有些不放心。拍不好，岂不浪费了这个剧本，又浪费了国家资金？！”党委还在犹豫。
我急了，去找洪遒厂长恳切请求：“让我自己导吧，给我一次机会！”洪厂长一张口就是几个问号：“你行吗？有把握吗？你知道一个导演肩负多大的责任吗？这不是开玩笑，国家要投资几十万，损失了就是犯罪！”
我更急，有些慷慨激昂：“您知道，我已下决心不当演员了，我必须闯出一条新路。我已做过三部电影的副导演，为了这部戏我们两口子已付出了几年的心血。我在苏州已经选了景，各级都愿支持我，助我一臂之力。我也下了决心：只能拍好，不能拍坏。这关系到我下半生还有没有可走的路。是骡是马，我只要这一次机会，请党委给我信任！”
我的激动竟让洪厂长眼亮。珠影党委终于拍板，让我独立执导。厂里的“生产通知书”上写着：彩色故事片《梅花巾》导演张良。
看了这份任命书我并没有欣喜若狂，而是感到千钧重担压在了肩上。
这是真的了，不是玩笑。我可从没上过电影学院，没有系统地受过导演专业的培训。仅有的只是自学的一些电影理论、常识，还没有一次实践。今天担子压上了，才立刻感到它的分量！
我必须立即找一位好的制片主任帮助我，还需找得力的摄影师、美工师、副导演，这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影片的成败与班子人马的好坏是绝对分不开的。
导演是什么？在摄制组里他就是“统帅”，要能“呼风唤雨”，要能驾驭将士，统领三军。若统帅无能，将士必乱。只有镇定自如，运筹帷幄，才能上下同心，战无不胜。
我第一次独立组织起筹备组前往苏州选景，时已1979年12月。情报告诉我：苏州的梅花约在每年3月初盛开。我必须不误时机，准时抢拍到苏州“香雪海”的梅花。梅花象征着我剧本中的两位主角，若拍不到梅花，只能再等来年了。
选景不难，写剧本时景已在我心中，所以带全组一看就中。最难的是选剧中的女主角，我心目中“苏州出美女”，心想必然会是美女成群。万没想到跑遍了全苏州竟没有一个理想的。我要求的女主角要从十五六岁演到二十多岁，一个人扮演红梅白梅两个人物。
姐姐白梅是个乡村绣女，贤惠端庄、清纯可人的姑娘。妹妹红梅是个被义父（评弹艺人）抚养长大，从小跟着义父走码头、串书场，饱经风霜之苦，养成一个男孩性格，是个倔强刚强、爱憎分明、不畏权势、敢爱敢恨的姑娘。她的性格同姐姐完全不同，要演得反差较大才好。
可是我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这可愁坏了我。专业剧团的女演员都年岁太大了；艺校、评弹学校的学员又太小了，高低不就。报纸上竟把我找不到合适女主角的事给披露了出去。这下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女孩又踏破了门，推也推不走。
我想这也好，说不定“天降斯人”，遂每来必看。谁知来应试的女孩一个个体态臃肿、膘肥体壮，全是“红卫兵”形象，没一个苗条秀丽的。
我问苏州人：“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文革’以后长起来的这茬姑娘个个‘能打能杀’，你想要的白梅，要么老了，如王静珠；要么还在娘肚子里，等下一茬吧！”我叫苦不迭……
咦？！天助我也，竟找到个合适的小白梅。这小姑娘叫华锋，刚八九岁，与我的小女儿海霞一般大，清纯可人，苏州本地人，我便选定她来演八九岁时的红梅白梅。
大白梅几经周折，最后定的是上海歌剧院的王琴宝，总算未负我望。一切就绪，《梅花巾》如期开机。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执导。拍摄很艰难，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完成。
《梅花巾》到北京送审，受到电影局较高评价，认为我执导的第一部新片起点较高，路子很正。影片拍得感人、好看。局领导都鼓励我再接再厉。影片公映以后也受到诸多好评，广大观众也认为是“文革”以后较感人的一部戏。认为故事感人，两姐妹形象可爱，苏州环境拍得很美，很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因此，票房收入也很不错。
1981年8月，《梅花巾》参加了第五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我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前往参加。《梅花巾》并未参赛，只是作为“会外放映”。
《梅花巾》在电影节期间只放了三场，我们代表团三人像跑马灯似的赶去参加，没想到去看片的外国观众还很多，尤其第三场八百人的观众厅几乎满座，反响热烈。演到剧终观众还报以热烈的掌声，不少加拿大朋友还与我们握手表示祝贺。一位外国朋友说：“影片拍得非常美，我一定要到中国去看看。”一位华人协会主席十分激动，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回中国看看了，看了《梅花巾》勾起他的思乡情怀。那苏州刺绣、苏州评弹、苏州山水真是太美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还有一位华人大学讲师，频频与我握手，表示祝贺这部影片成功，还热情邀请我们到唐人街去共餐，一起欢度中秋节。
《梅花巾》后来又参加了第一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并被安排在电影节的首映式上放映，还荣获该电影节的“金鹰荣誉奖”。在这座荣誉奖杯上还刻下这样一句话：“作为1982年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首场放映影片，《梅花巾》以其曲折和精湛的技术为本届电影节树立了楷模。”
1983年，《梅花巾》又被送去参加第七届开罗国际电影节，又获“金像荣誉奖”。这次本片主要演员王琴宝、章杰二人出席了电影节，受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我虽然没去，但也分享了这种快乐。
我第一次执导故事片，就取得这些荣誉，这对我的鼓舞很大，也坚定了我做导演的信念。因为这部影片使我跨进了导演之门，奠定了我后半生的基业，我庆幸自己可以不再走演员这一条钢丝了，还可以在导演的事业上摸索前进。
二、农村喜剧片《回头一笑》
1981年初，珠影文学部向我推荐珠影编剧周杰的剧本《笑着向历史告别》。这是一出讽刺喜剧，描写农村“左倾”路线把农民搞得很穷，农民无所适从、哭笑不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纠正极“左”思潮，号召农民发家致富。农民心有余悸，想富又怕再搞运动，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又乘机煽动搞运动，吓得农民个个胆寒，最后在工作组的引导下才打消了顾虑，大胆去走富裕大道。
剧本辛辣、大胆、有力地讽刺、批判了极“左”路线给农民造成的苦难。据说周杰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创作的，颇有生活气息，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决定拍一部“讽刺喜剧”形式的影片。原剧本来的片名是《笑着向历史告别》，在正式拍片时我把影片名改为《回头一笑》。
样片被领导审查得很严。当时讽刺喜剧在我国还是一种极为敏感的艺术形式，果然，经审查，好几场戏被“勒令”重拍，被认为丑化了古劳模的形象。我想不通：不是我丑化了他，是现实中的极“左”路线把古劳模折磨得人不像人，这正是“左倾”路线的错误。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1981年还不是拍讽刺喜剧的时候，政治还是第一，我必须无条件服从。
影片送审，电影局没说好，也没说坏，就算通过了。但是评论界认为“这不是喜剧”，“是捅人胳肢窝”，“让人笑不出的喜剧”。
不管说什么，我只得出一个结论：今后再不搞喜剧！我只能在拍摄的正剧中加进某些喜剧因素，但这不是喜剧，也免去按喜剧标准评论的麻烦。我在以后的《雅马哈鱼档》《少年犯》中都做了尝试。实践证明，这效果还不错。
今天，相隔二十年后，《回头一笑》又出了正版影碟，居然有人买来看，还给我打电话说看了觉得挺好笑的，说极“左”路线真能折磨人，愣是把个古队长折磨“病”了，看了让人很心酸难过，听了这话我心稍觉宽慰。这个戏没大成就，但可以算是真实地记录了那一段历史。敢于揭露批判极“左”路线给农民带来灾难的影片还不是很多，这部《回头一笑》可算作是一个填充。
拍摄引起轰动的《少年犯》
一、王静珠情陷少年犯
1982年，珠影厂长会议决定任命我为厂长助理兼艺术中心主任一职，让我统管珠影的艺术创作队伍，并抓故事片的艺术质量。
孙长城厂长与我谈话，明确讲要我将来接任即将离休的艺术副厂长而抓全厂的艺术生产。而我偏偏自知不是当官的材料，因此一再请求党委免去对我的任命。厂长不允，说这是党委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服从，并要我以党性保证做好这一工作：抓好队伍建设，抓好影片质量。
但自我任厂长助理兼艺术中心主任一职起，我就没有一天安心过，虽然每天准时坐班，主管全厂的艺术生产，但脑子里仍在思考自己下一个剧本的选题，总希望能找机会导演自己的影片。
这也是悲剧，不愿做的事，又要勉强去做，而自己想做的事偏偏又不能如愿去做。如此整整两年。我终于忍不住，多次向厂长申辩，要求辞去行政职务，恢复我的导演职能。最后孙厂长才同意我可以在两年中拍一部自己喜欢的影片，但不可以辞去现任的行政职务。我能争取到这个拍片的权利已不容易，所以赶紧策划我的下一部影片。
早在《梅花巾》完成之后，我即与静珠商议下部戏写什么。静珠说她想去写北京“四合院的六家人”。实际她是想以“文革”中八一厂被赶进“鸡鸭棚”的六家人为背景，去写“四人帮”对文艺工作者的迫害。这里边肯定有很多辛酸动人的故事耐人寻味。我也同意，因为这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揭露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静珠独自一人前往北京，她要搜集补充素材。
一个偶然的机会，静珠被司法部的一位友人领去参观一个“电影遗忘的角落”，她第一次到了北京市少年犯管教所，见到了她从未听说的少年犯。在大操场上一千多名少年犯穿着囚服。男孩子一律剃光了头，女孩子全是齐耳短发，笔直地站着正听管教干部讲话。
这个年龄是人生中最最美好的年华，他们中许多人本应还依偎在母亲的身边，享受家庭的宠爱，可是他们却成了罪犯！
越往下去，听得越多，她的心就越沉重。不行！这才是真正被“四人帮”毒害了的、愚昧的一代呀！这一代的被伤害，危及家庭、祸及社会，这是何等的残酷呀！她被震怒了！再也不想写文艺工作者如何被迫害了，也不想写老干部如何被迫害了，她决心去写他们，去写这一代——这几乎垮了的一代！他们才是国家的未来，垮了他们就是垮掉了未来，挽救他们才能挽救下一代。
静珠从北京回到珠影，逢人便说少年犯。她还在文学部内游说，希望有人能与她合作同写少年犯题材。可是听到的人无不摇头：“写什么？写少年犯？中国有少年犯吗？中国允许写少年犯吗？这不是同情犯罪吗？这样的禁区你也敢闯？！”
静珠在外边碰了壁，碰得灰头土脸，仍不死心，就开始说服我。我也怕，比别人还怕，我几乎被打成“右派”，我还被开除过党籍……我余悸未消，提起胆寒。我劝她换换话题，她不听，我还发了脾气！这是我俩结婚以来第一次我对她发脾气。其实半真半假，只是为了把她吓回去。可她是谁呀？怎么可能被我吓住？！她大哭起来，说我没有共产党人的良心！没有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使命感！说我自私，只顾保自己，不顾社会，不顾孩子们的命运！
我没有吓住她，反被她骂得心觉理亏，心里隐隐作痛。这艺术家柔弱的肩膀，到底能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这社会责任，到底需不需要艺术家去承担？
为了缓解矛盾，我妥协、让步、请她原谅，并同意她的“讲和条件”：每晚听她读采访笔记，听她讲一个少年犯的故事。每天晚上她读一段、讲一段，我则像听故事，心想无所谓，消磨时间嘛。
但有一个女孩的故事让我动了心：这个女孩十四五岁就和坏男人鬼混，他父亲将她用铁链子锁在家里，她竟也能跑出去。她把自己的头发染黄了，打扮得跟外国女人一样到大宾馆与外国人鬼混。她父亲在大宾馆里找到她，劝她回家，她不仅不认父亲，还当着外国人的面，打他父亲的脸，骂她父亲是流氓，令她父亲无地自容……
我激动地拍案而起：“还有这样的事？！”静珠还找出这姑娘的照片给我看，告诉我这是真事，这姑娘今年才十七岁。我坐不住了，惊问这些全是真事？！
我走过去翻开她的笔记，那么厚的两本笔记。还有孩子们和她在少管所拍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上看，他们还年少，十分清纯，怎么也看不出他们当年犯罪的影子，但他们却已成为了罪犯。
我被静珠的真情感动了。她说：“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孩子，你想到过他身后的父亲、母亲、哥哥、弟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亲友们吗？他们是何感受？一个孩子的背后牵扯着一大片，牵扯着学校、老师、同学，牵扯着居委会、公安派出所等大半个社会，他们是害人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能不让人揪心吗？！”
我深深地感到这些孩子才是“文革”中受伤害最重的！是啊！王静珠不写少年犯如鲠在喉，我若不陪她去闯“禁区”确实辜负了艺术家的责任。于是我下决心陪她一道去，到大墙内那神秘的、被电影人遗忘的角落去！
二、难产的《少年犯》剧本
1982年3月起，我们请了创作假，先从广东走起，陆续采访了广东、北京、山东、辽宁、上海等地的少管所，搜集青少年犯罪方面的素材。
在北京、辽宁、山东和上海，我们都曾在一千多犯人的大会上许过愿，告诉他们，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剧本写出来，一定会替他们呼吁社会消除歧视，给他们以出路，希望他们发奋图强、改过自新，做有益于社会的人。
今天，我们只是走了三省两市的劳改场所，全国还有多少省市的监狱和劳改犯？他们不也同已经看过的一样：一色的青少年，一样在呼吁社会的挽救？！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应该立即动笔，去呼吁社会、呼吁父母亲们去关注青少年犯罪！
从上海归来，我俩以极大的创作激情投入到剧本的创作中。创作素材多得有些顾此失彼，那时电影厂很少会想到搞电视连续剧，也没有人敢写几十集的电视剧，我们是电影人，只能一心扑在电影上。
我与静珠分工：先讨论，后拟故事大纲，再拟细节提纲，然后她写初稿，我写第二稿送文学部初审，听听修改意见。她再写第三稿，我改第四稿，然后再送审。
此剧本是注定要难产的，因为下生活的作者与没有见闻过少年犯的审查者彼此在意识、观念上差距很大，很难拉近。就如何对待犯罪青少年的认识上就差距很大。例如：如何看待今天的监狱？如何认识劳改干部？劳改干部如何对待犯罪少年？如何认识劳改干部对少年犯“像父母、像教师、像医生”？对待犯罪少年该不该这样“三像”？对待犯罪少年是以严为主，还是以挽救为主……审查者与剧本作者的认识就很难统一。
待我们改到第八稿时，又赶上中央下令“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全国展开了严打斗争，电影厂领导认为我们的剧本与现在的严打精神背离，便决定将剧本冷藏。继之又决定作退稿处理，就这样《少年犯》剧本被退稿。
退稿对于作者就意味着作品被“枪毙”。我们很想争辩：中央的严打政策与劳改政策上的“挽救”是不矛盾的，这犹如一只手的手心手背，但再争辩已无意义，剧本被毙已成事实。此时已是1983年末，我们从此负了一笔心债。
我们把剧本压在箱底，但并没死心，静珠一面流泪一面说：“挽救孩子没错！我一定要呼吁天下的父母亲们：救救孩子！”
三、拍摄《雅马哈鱼档》
静珠又回到她的文学部里当编辑看稿件；我又坐回到我的艺术中心主任的座位上，做起我的官员职责（实际上我写剧本完全是在业余时间）。每天除了开会、审查影片、看剧本、关注拍摄进程，还负责解决中心内人员的各种日常矛盾、琐事，甚至到夫妻吵架、闹离婚或为结婚人员盖章，事无巨细，搞得头大。实在不想坐这个宝座，我便到处物色新剧本，暗暗准备扶起一个剧本，走出去拍片。
恰好文学部向我推荐了一篇刚出版的中篇小说《雅马哈鱼档》，光听这名字就怪新鲜的，便连夜捧读，一看竟爱上了这一群“烂仔”。那街边仔阿龙、海仔，竟像是我昨天在少管所里见过的一般，仿佛他们刚从拘留所中放出来，仍想“捞世界”，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也想“赚人格”，但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社会能不能容忍他们？能不能拉他们一把？给他们一席之地？让他们去走一条新路？
这篇小说也是立意挽救失足青年，很像《少年犯》的姐妹篇。可是我们的《少年犯》被“枪毙”了，不能投拍。我想应该立即扶起这一个，帮助这些街边仔、街边女支起这个“雅马哈鱼档”。
于是我要了这个题材，约了小说的两位作者见面，请他们立即动手改编成电影剧本，希望他们写成一个“广州当代的市井风情画”。珠影领导同意了我的题材申报。待剧本成熟，我已理直气壮、意气风发地拍起了《雅马哈鱼档》。
在这部电影里，我全情灌注了两种爱：
第一，全力塑造这群小人物。这群人可不是以往银幕上的英雄豪杰，他们是一群被人俗称为“烂仔”的街边仔、街边女。过去这些人是不可以成为银幕主角的，但今天，我却要树立起这些人的形象，让人们关注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以同情和爱。
个体户是改革开放才造就的一批新人物、新名词。在过去的极“左”路线下，他们都是历次运动被割的资本主义“毒草”。然而今天，在改革的春风里，他们是第一批把广州染红的鲜花。正是他们——各式各样的个体摊档，才使广州的经济繁荣复苏，才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因此，他们功不可没。他们也应理直气壮地登上中国银幕，同样应成为银幕的主角而受到社会的尊重。
第二，全情塑造广州的新形象。立意营造一种完全的南国风情、南国的都市风格，拍一部犹如《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南国都市风情片。如果说《梅花巾》我立意一个苏州味，那《雅马哈鱼档》就要追求一个广东味。
广州好不好？好！但是“文革”以来已经有许多年吃不到活鱼，吃不到烧鹅和味美价廉的艇仔粥了。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州忽然活了，国营商店活了，个体私人商店也活了。那琳琅满目的摊档，真像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连姑娘们也花枝招展如蜂似蝶，令人心旷神怡。
说来奇怪，我自1972年底来广州，至今已十多年，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觉得广州如此之美。那有三百年历史的成珠茶楼熙熙攘攘、古色古香，浸透着广东人的传统饮食文化；而那珠光宝气的西濠夜市，却又尽显当代的商业文明。那鱼档上的喷水池内跳跃着鲜活的大鲤鱼、那沙面的小艇上又飘着艇仔粥的清香、那烧鹅档上流油的烧鹅令人垂涎，那五光十色的服装档、各式新潮的奇装异服，让姑娘们流连忘返……
时代在前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我们电影人就有责任去记录时代，反映时代的脚步。电影人应该和时代同步。我一定要充分展示这开放之奇花，一定要尽情去描绘这新时代的南国风情画。在这部《雅马哈鱼档》影片里，我灌注了自己对南国都市的爱。
在《雅马哈鱼档》的案头思考中，我很动了一番脑筋：这部影片我将赋予它什么特色？
《梅花巾》我走的是一条传统戏剧化道路。按传统的起承转合模式结构剧本，追求戏剧冲突，追求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结果有得有失。老百姓虽然很喜欢这种传统的戏剧模式，但电影评论界也有少数人批评影片太传统、没出新。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这几年我看了一些介绍西方新现实主义和新浪潮方面的电影和资料，感到很新鲜。尤其对那些“主题多样，题材的日常性，人物要有杂色，环境要有生气，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的初始状态，启用非职业演员，走上街头拍摄，追求自然光效”等等主张很感兴趣。但对那些淡化主题、淡化情节、淡化人物的主张却不敢苟同。中国观众已经受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熏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内改变这种传统的欣赏习惯，对一切外来文化都不可原样照搬。必须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合理借鉴，适当取舍。我认为不妨大胆尝试，闯一条新路。
这一次，我就想将传统的戏剧性与西方的纪实性相结合：用戏剧性组织情节，刻画人物，追求可看性，用纪实性的手法选择非职业演员，组织实景拍摄，追求真实性。力求把这部影片拍得生动、活泼、真实、自然、亲切、感人。
（一）关于启用非职业演员
意大利影片《偷自行车的人》启用了一位非职员演员获得了成功，这对我鼓舞很大。这一次《雅马哈鱼档》选演员也的确遇到了困难，为了真实地反映广州的生活，人物像不像广东人也是关键。主角阿龙的扮演者我已选定哈尔滨人张天喜，这已不是广东人形象；女配角葵妹，我选了汕头女演员许瑞萍，还算沾了广东边；而女主角珠珠和男配角海仔又是地地道道的广州街边仔，若再找北方演员来演，人物的广味就变了，不纯了，这将影响影片的地方特色与真实性。为此我决心保住真实性和地方特色，只有坚持选用广东籍演员来演。但广东籍演员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我这才冒险启用非职业演员。
我首先在高第街找到了一位开皮鞋档的黎志强来饰演海仔，又在佛山的兴华商场找到一位广东妹杨丽仪来饰演珠珠。这两位演员的广味十足。但是这四位演员一排戏，可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四个人四个地方的语言，张天喜一口东北话，许瑞萍一口汕头普通话，杨丽仪一口佛山话，黎志强一口广州话，谁也不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但四个人的形象很有特点，放在一起就是活脱脱的广州街边仔、街边女，味道浓极了！为保住这味，我让了步，让他们各自用自己的方言说台词，只要求能真实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心态。
这一招很灵，他们因为受语言限制一度约束了表演，现在语言放开了，顾虑消除了，人物也就活了，性格也出来了。尤其是海仔和珠珠越来越像，他们身上散发的底层人的生活气息很浓烈，这种不是表演的表演，简直令两位专业演员相形见绌。相比之下，张天喜更不像广东人了，更缺乏街边仔的那种痞味儿。我不得不让演员们一起下生活，让他们到菜市场的鱼档去体验生活，又在珠影厂家属区里摆了一个鱼档，让他们亲自操刀杀鱼、卖鱼，让他们滚出一身的鱼腥味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专业演员与非专业演员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生活中练就了一身的卖鱼功夫，他们终于成功地扮演了《雅马哈鱼档》的主人。
因为启用黎志强、杨丽仪获得成功，我更大胆地竟将剧中的于德麟、肥婶、烧鹅仔、发廊的靓仔等人物全用了一群非职业演员来扮演，他们人多势众，没有恐惧感。拍戏时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均能按我的要求去表现“那一个”人物。因为他们本来都是来自广州底层，很有生活基础，表演上得心应手，甚至连台词也改成地道的地方语言，戏更有味道了，让我们欣喜不已。因为在全片用了百分之八十的非职业演员，这部戏占尽了“广味”。
（二）关于实景拍摄，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
为了拍出浓郁的当代生活气息，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我要求摄影以纪实的手法拍摄。不刻意追求画面构图，不追求变焦，但追求自然光效，追求一个阳光的光影。让摄影机代替观众的眼睛，追求自然、追求真实。
有些戏不能组织拍摄，就采用偷拍，让演员不化妆，混入街头人群，以抓取真实。如西濠夜市是80年代初广州最富现代气息的一条街，商铺鳞次栉比，灯火辉煌，人流如潮。如果组织拍摄、封街，将人群变成群众演员，马上就会变了味道，失去了原有的沸腾景象。为了不变味儿，最大限度地保留这生活气息，我组织了偷拍，让演员阿龙、珠珠混入人群，让两位摄影师怀抱两台摄影机，藏起镜头偷拍，效果奇佳。
又如，芳村鱼栏是广州珠江上的一个露天鱼市。每天清晨天刚拂晓，在白鹅潭江面上就聚集了上百条渔船在进行交易。广州鱼档购鱼者全到此采购活鱼，他们就在每条船上交易，场面十分动人。但也绝不可能组织拍摄，也没钱、没能力组织，只能偷拍。拍摄前我已多次实地演练，让演员混入渔船，让摄影机跟踪。实地拍摄时为防意外，我们多准备了一台摄影机，随后全部藏起，让演员随机应变、尽情发挥。那蒙蒙晨色、百条渔船，那渔民的粗犷豪放，那舱内鲜活的大鱼，那一沓沓人民币，那一筐筐鱼过秤的场景，这一切都是鲜为人知的。就是广州本地人，每天虽然吃着活鱼，也从没见过这活鱼是从这芳村鱼栏的这些船上贩来。正因为用了这样的偷拍，才保留了生活的原汁原味。类似的偷拍还有很多，突出了影片的生活气息。
（三）搭一条“龙珠街”
“龙珠街”是贯穿全片的一条主要场景，“雅马哈鱼档”的兴衰发展全在这条街上展现，因此这条街关系着影片的成败，绝不可大意。
起初为了找这条街的实景，我与摄影、美术已经像梳头发似的把广州市的大街小巷全“梳”了一遍。类似“龙珠街”的鱼肉市场在广州有很多，但要真正符合我戏中要求的又几乎一条也没有。没办法，只能选了一条“光棍街”（一无所有的），要求美工师搭一条“龙珠街”出来。以“雅马哈鱼档”为核心，周围布置葵妹鱼档、烧鹅档、发型屋、服装档等。美术师张之楚很费了一番工夫将场景搭出来，正合我意。于是我每天动用一二百名群众演员，买百十斤活鱼，几十只烧鹅，在这条人造街上拍戏，把一切都布置得像真的，竟骗得附近的居民信以为真，每天都有老太太到我们的“雅马哈鱼档”来买活鱼。演员不卖给她，她又去买烧鹅，烧鹅仔演员也不卖，气得老太太大叫：“你们怎么有鱼有鹅就是不卖？！”还是制片主任去解释半天才作罢。这“龙珠街”的布置几可乱真，后来获得了“金鸡奖”的最佳美术奖。
在人造的“龙珠街”上拍戏，要求向生活靠拢，把假的拍成真的。摄影、照明都必须拍出实景的味道。群众演员也必须严格挑选、认真培训，不可以像木头般呆立，每个人物都必须活起来才可能还原生活的原味儿。
（四）探索的收获
《雅马哈鱼档》是我认真追求的一部戏，除了追求戏剧性、纪实性的结合，还追求时代气息、生活气息，要让欣欣向荣的街市面貌诱人、迷人。
我还十分注意影片的节奏，不搞长镜头，要求演员的内外节奏都加快，不许拖泥带水，影片的剪辑节奏也要快，这才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也更让年轻观众喜欢这部影片的明快、热烈。
《雅马哈鱼档》在全国上映后，反响强烈。观众不仅喜欢影片的内容，更喜欢上阿龙、海仔、珠珠这群年轻人。“雅马哈鱼档”也成了个体户的代名词，人们一反极“左”思潮，第一次承认了这些个体户也是国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也喜欢这部戏的风格、样式，并把这部影片誉为“第一部南国都市片”，将我誉为“南国都市片的举旗人”。
《雅马哈鱼档》在北京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受到了一群外国记者、外国大使馆官员的欢迎，也受到了北大、清华大学生的欢迎。饰演海仔的黎志强、饰演珠珠的杨丽仪、饰演阿龙的张天喜，都成了观众喜爱的演员。
《雅马哈鱼档》还参加了1985年初的第三十五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展映活动。1985年被文化部授予优秀影片二等奖；又获得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以及最佳摄影奖提名、最佳剪辑奖提名。
《雅马哈鱼档》的成功更巩固了我的导演地位，广大观众承认我不仅是一位好演员，也是一位好导演。这极大地鼓舞了我在导演的专业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进。
四、司法部长解禁《少年犯》
《少年犯》剧本被退稿的结局成了我和王静珠的一大心病，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想如何让它复活。想来想去，只能依靠高层领导人的支持。因为当初到公安部采访时，曾得到了公安部的大力支持。近两年中央调整充实了司法部，将原由公安部代管的监狱、劳改场所均划归司法部统管，今日若想复活《少年犯》剧本必须请司法部领导过目，并得到司法部的支持。
静珠趁我在北京召开《雅马哈鱼档》中外记者招待会之际，便给司法部部长邹瑜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汇报了我们采访少管所，创作《少年犯》的过程，申诉了我们对失足青少年的关注和承诺，并汇报了我们因此片不得投拍而造成的困惑和痛苦。随信还寄给他一本《少年犯》文学剧本，请他审阅批示。
1984年12月，司法部在上海龙柏饭店召开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一天，全国司法会议办公室突然通知王静珠立即赶去上海，说司法部部长要约见她。她立即赶赴上海龙柏饭店。第二天上午，她应邀到了一间大会议室，见会议室内已坐满了各省市司法局局长，邹瑜部长坐在正中主座。
经介绍后邹瑜部长请王静珠坐下，便开始讲话。邹瑜部长开门见山地说：“张良、王静珠两位同志终于打开了监狱的大门，关注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并且深入到劳改部门采访，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少年犯》，反映党的‘教育、挽救、改造’的政策，歌颂了劳改干部‘像医生、像教师、像父母’那样挽救失足青少年。剧本我已经看了，觉得写得很真实、很生动，也很感人，是一部难得的好剧本。可是地方电影厂不敢接拍这个题材。我想这样的好戏是很难得的，也是司法部门非常需要的。我们能不能自己筹集资金，支持他们夫妇把这个影片拍出来呀？张良在珠江电影厂，看看在广东，广东司法局能不能投资拍摄呀？”
邹瑜部长这一问竟令广东代表尴尬，他们表态说：“支持拍这部电影是好事，可我们还穷，一下子还拿不出这么多钱拍……”
就在此时，上海司法局局长李勇夫同志站起来说：“我虽然没看过这个剧本，但我完全相信邹瑜部长的介绍。我们司法部门确实需要电影协助我们教育，加速改造工作。广东有困难，还是我们上海司法局独立投资拍摄吧，我们完全有能力出资和配合张良夫妇俩拍好这部影片。”
事情竟这样出乎王静珠的预料，不仅邹瑜部长首肯了剧本，而且立即得到了上海司法局的支持，可以独立出资拍摄。这令王静珠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由衷地感谢邹瑜部长的支持，感谢上海司法局的支持，并表示一定不遗余力地拍好此片。
1985年初，我又委托王静珠带了制片、会计赶赴上海与司法、劳改两局领导进一步磋商、落实投资金额，以及如何挂靠电影厂厂标等具体事宜。最后双方决定由上海劳改局投资六十万元人民币，再由张良导演联系决定挂靠电影厂标的问题，最后只要求投资方与电影厂署名“联合出品”。双方一致推举王静珠为监制人，代表双方监督全片的质量和财务支出。这在1985年初全国尚无先例，最后又被电影局认可，于是王静珠被传媒誉为“中国电影第一位女独立制片人”。
五、《少年犯》拍摄花絮
（一）第一次用监狱实景拍电影
利用实景拍摄，省时、省钱、真实、可信，已被导演们普遍接受。但此片利用监狱拍摄便引来诸多争议。关键还是观念上的差异。以往银幕上的监狱就是铁牢、铁窗、铁丝网、哨兵。监舍冰冷、潮湿、恐怖。中国银幕在1949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反映过，因此人们对监狱的形象概念仍是旧社会的印象。但今日据我所走访的三省两市的劳改场所，与过去的概念浑然不同，今日的监狱更像是工厂、学校。为此我曾向多人宣传解释，但信者极少。今日要拍犯罪少年在少管所服刑（他们都是被判了刑的），如何表现监舍现象？若表现得很坏，则会歪曲、丑化了今日的现实，不符合党的政策。但若表现得很美，则又脱离了群众的观念，也同样不实际。
我走过五个少管所，比较起来广州的太美，山东的太土，北京的太大，比较适中的还是上海的少年犯管教所。那里的管理条件好，也便于投资单位的协助和配合。上海少管所既有监舍的铁门、高墙的威严，又有监舍的清洁明亮，既像工厂，又像学校。
如今的监狱管理是要求“生活制度化，行动军事化，卫生经常化”。少管所虽有高墙，但无电网；虽有铁门，并无哨兵。对犯罪少年实行半天学习文化，半天劳动的制度，以便为他们日后刑满就业创造条件。
我们的影片必须真实地反映今日监所的现实，既不美化，也不丑化，给观众展现一个真实的大墙内幕。因此决定全部实景均在上海少管所内实拍，不做任何美化加工，真实记录犯罪少年服刑、改造的全过程，这才能引起观众心灵上的震颤。
实景没做任何加工，但囚服在征得上海劳改局的同意后做了改动。原囚服（也称所服）一律是灰色或黑色，银幕形象很是单调、难看。为了区別电影与现实，提高囚服的内涵，我对美术要求设计出既有犯罪服刑的含义，又要注意青少年的青春特色。后来经多次共同讨论、研究，将影片中的囚服设计为半胸式灰白条相间的制服。灰白条象征监窗，服式是开胸的夹克衫式，又似学生，也活跃了银幕形象。这令劳改局、犯罪少年都能接受。实践证明，观众也接受了这一形象，尤其是犯罪少年的家长更喜欢这样的所服，说没美化，也没丑化。但扛着“铁窗的条杠”只能让孩子更重视现实，增强了改造的欲望。这一服式直到现在一直成为各国各地监狱内所效仿使用的劳改服样式。
实践证明，采用监狱拍摄，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和震撼力。
（二）第一次用少年犯主演少年犯
剧本投拍前，关于谁演剧中的少年犯成为焦点。最初，我曾让副导演到专业剧团寻找，但均无合适人选。也曾到过几所学校去物色，看到学生们如花似玉、风华正茂，又不忍心让他们去扮演少年犯。尤其担心孩子们进了少年犯管教所体验生活而反被感染。迫不得已，我决心启用犯罪少年饰演少年犯。
我这一想法令全组震惊。“用在押的少年犯饰演少年犯”，古今中外尚无先例。第一是导演敢用吗？第二是政府敢同意吗？第三是犯罪少年敢演、会演吗？第四是观众敢相信吗？！
我大胆地提出这一方案是基于党的开放改革政策。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开放改革已破了古今中外的先例，中国的监狱改革启用“三像”和“六字”方针也破了中外监狱的先例。那么启用在押的少年犯扮演少年犯，也必能破例。
我的方案果然得到了司法部的支持，允许我大胆启用。上海司法局、劳改局下令我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任意挑选，凡入选表现出色的还可为他们提供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我如得尚方宝剑，开始在全少管所内物色，犯罪少年们经所长大会动员，个个振奋精神、跃跃欲试。
最后，经过细致的考察及培训，在全所上千名少年犯中选中了十八位男女学员试戏。经试戏挑选，从人物的外形及性格，选中了三人饰演主角方刚、肖佛和沈金明。
主角选中了，他们敢演吗？会演吗？全组都担心。只有我相信他们的个性都是极其聪明机灵的，只是在监规管教，在不许乱说乱动的严格制度下，被捆住了，一个个循规蹈矩，哪里还敢演戏。
我排戏时，请管教干部离场，我要求他们要像正常人一样真听、真看、说真话。我要求他们“不是演戏地演戏”，就是这样，要真说，要动心、动情地说，而不要虚假地演戏！
我立刻让朱曼芳与小蒋健对一对肖佛与记者的那段台词，让肖佛对记者说“我有三个爹三个妈，可他们谁都不要我……”这一次他不演戏了，像真的在说他自己了，立刻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从此明白：原来演戏就是这样，要真！真的听、真的看、说真心话、真的去做。
（三）少年犯自己作曲、演唱主题歌
我们影片的作曲原本请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可是他几次为“主题歌”作曲都没有被我通过。根本的问题是他缺乏犯罪少年在铁窗内的特殊感受，还捉摸不到犯罪少年那颗悔罪的心。
为此我突发奇想：在上海著名的提篮桥监狱中，正关押着一批音乐界犯了罪的人士，他们服刑日久，不知能否配好这首名为《心声》的主题歌？
在监狱长的支持下，有五六个人报名愿意配曲。监狱给了他们创作时间和条件，但是他们做出的曲子一样没有让我满意。他们可能是急于想表现自己的才干，又求大，又求洋，个个曲子都像大交响乐，根本不似犯罪少年如泣如诉的“心声”。
无奈，我转回少管所的排练场，对十八位少年说：“主题歌还没写回来，专业作曲家体会不到你们的悔罪心情，成人监狱的成人犯又贪大求洋，不对味。你们有没有勇气自己写？写一首你们自己呼唤妈妈、向妈妈倾诉悔改心声的歌？”
他们听了我的话全傻傻地站着，陷入了沉思。我又把我和王静珠合写的歌词给他们念了一遍，把我的要求又讲了一遍，让他们回去试试，大胆参与，不要怕！
第二天排戏时，扮演沈金明的小王对我说，小李写了一稿，问我想不想听听。我很惊讶“这么快！”便问：“怎么听？谁唱？要不要伴奏？”小王说小李用吉他伴奏，小王自己唱。我当即停下排戏，让几位主创人员一起来听。大家围坐四周，小李（也是十八位犯罪少年之一）便手抱吉他，小王站在他身边，他们一个弹一个唱。
当那吉他揪心似地弹起过门，小王含着泪低声地唱起“……妈妈，儿今天叫一声妈，禁不住泪如雨下……”这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动了情。吉他的过门骤然紧了起来，小王激昂地唱到“……想昨天，儿像脱缰的野马，狂暴粗野，乱踢乱踏……又恰似狂风暴雨，摧折了未放的花。妈妈……”这一声“妈妈”竟把我们的眼泪全叫了出来！
我“拍案而起”，连声说：“就这个味！这就对了，就是这一个了，这才是犯罪少年向妈妈悔过的心声！祝贺你们也谢谢你们！”
我采用了小李的这个曲子，还请了专业作曲家来做辅导润色，就决定让小王自己唱。没想到这首歌竟打动了亿万观众！
记得在正式录音那天，王静珠坐在录音棚内面对小王说：“我就是你妈妈，你面对我唱吧！”让他用真感情像对着自己的妈妈那样唱！王静珠流着泪听，小王淌着泪唱。此情此景真实、感人！
日后，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广播电视台和《解放日报》社还联名授予这首《心声》的词曲作者以“上海首届通俗歌曲创作比赛优秀奖”。小李、小王被宽大释放后，在社会上风光了好一阵！这首歌的影响之大啊！几十年后仍有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对我唱过，而且只字不差。
六、戏剧性与纪实性相结合
这部戏在拍摄中我的总体要求是纪实性报告文学性，大量以纪实手法真实地再现生活，力求逼真、感人。但是还要以戏剧性组织情节，描写人物的性格、心情，使戏更集中、更真实、更感人。
例如：方刚等四名少年犯被押往少年犯管教所。途中路过闹市，雨中，方刚突然从囚车的窗户上看见母亲和妹妹从人行道上窜出来追赶囚车。路上人多、雨大、地滑，妹妹跌倒了。囚车上的视线被重重叠叠的雨伞挡住了、拉远了，他再也看不见她们了，无限的惆怅。这短短的一组戏就是戏剧性的结构运用了纪实性的手法拍摄的，达到了感人的力度。
又如：“家长接见”与“向家长汇报演出”两场戏完全是戏剧化的结构。为了等家长接见，方刚头一天就洗了澡，还让肖佛也洗了澡，但第二天全队集合，被接见的少年犯都欢天喜地地去了，唯独他和肖佛没人接见。他们返回宿舍后犹如两头困兽般在咆哮，这时传来礼堂里汇报演出的歌声“妈妈……”在演出的高潮时，肖佛跑来报告，方刚吞了剪刀……
这一切结构都是戏剧性的，但仍然以纪实性的手法拍摄，不要求完整的画面构图，只求真实、自然、生动、达到撼人心魄的力量。
关于“家长接见”一场戏，拍摄时摄影师是含着热泪在拍摄的，观众也无不是含着热泪在观看。一些人问我怎么会这么感人？这就是对真情的追求。
为了拍好这场戏，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如少管所的家长接见日，按规定每月举行一次，我戏中的接见必须与真的接见相结合才能产生感人的力量。如果人数少，感人的力度就不够。我在拍此场戏之前，将每月一次的家长接见临时改为两个月一次，许多家长和孩子都盼得心焦。
拍之前又请了不少群众演员，对这些群众演员事前说好要他们对少年犯进行帮教活动。要求他们必须以真情扮演父母兄弟等亲人，接见时要以情动人，像真家长一样。
而真的少年犯中有不少人被家庭抛弃，从入所以来就无家人来探。现在他们大多悔悟知错，渴望得到亲人接见，偏偏无人可见。这次拍片事前经过摸底动员，凡要求会见亲人的少年犯均可出席家长接见日，由假家长接见，以满足心理上的需求。他们都很高兴，为了这一天，他们也苦苦地盼了很多时日。其中有一个女孩，犯罪判刑以后就没家人来看她，已一年多了。她日夜苦盼，企望向家人认罪，请求宽恕。但家人仿佛已把她忘掉，她想想就泪流满面。这一次，我们给她安排了一对老夫妇，做她的“外公、外婆”，要她有什么话尽管对“外公、外婆”去说，她激动不已。没拍这场戏前，她就总是问：“哪一天能见我的外公、外婆？”她的期盼比任何人都急切。
到了正式拍戏那天，真的家长、假的家长全掺在一起，当孩子们从门外走进来，真的家长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女，急得大叫：“孩子！妈在这里！”弟弟、妹妹也大叫：“哥！我们在这儿！”就这一声叫，就能让人断肠。那些假家长也动了真情，人人眼含热泪、喊儿唤女。少年犯见了亲人早已泣不成声，不少人抱头痛哭；而那些会见假亲人的少年犯一见假父母眼含热泪、并无半点嫌弃，更是被感动得一个个假戏真做。那位女孩见了“外公、外婆”只叫了一声：“外公！外婆！”就已说不出话，大哭着扑到“外公、外婆”的怀里，那“外公、外婆”更是心痛不已，抱住孩子又哭又叫，此情此景，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情。
摄影师早已是泪眼模糊，端着摄影机找不准焦点，我几次劝他：“忍住！好好拍！不许漏掉！”这才像拍纪录片似的记录下这感人的一幕。
当然还有些细节是组织的。如：“小弟弟入了少先队，一定要把红领巾送给哥哥戴！”“一个犯罪少年在听母亲的临终遗言”等等都是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事件重演”，加强了这组戏的感人力度，加上沈金明（小王饰演）会见奶奶的戏等，这一场“家长接见”的戏犹如重磅炸弹让人难忘。
“向家长汇报演出”那场戏的歌和舞，都是犯罪少年自己唱、自己演，我们只是请了一位舞蹈老师给他们用现代舞排了排。那时是1985年，现代舞还没流行，孩子们第一次跳现代舞，很认真、也很刻苦，排练时要多次扑倒在地，几个女孩子膝盖都摔破流了血，但他们不让队长知道，仍不顾一切地练习。正式拍戏时，她们望着台下的亲人，犹如从心底喊出：“妈妈！救救我吧！”她们双手伸出扑向台前，她们的真情也很让人难忘。
一部戏，不管用什么手法，能达到感人、难忘就是目的。影片《少年犯》中的纪实性与戏剧性的结合，再次证明了它是有生命力的。
七、审查“婆婆”多
影片终于拍完了，但审查的“婆婆”多。第一个“婆婆”是上海市司法局、劳改局的领导和挂靠单位深圳影业公司的领导。他们是此片的主管，所以第一关必须从这里过。但那天审查还来了上海政法部门主要领导。我坐在他们身边，提心吊胆地看着他们的脸色。他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最后用力地鼓掌，说了许多好话。他们说可以上北京了，这部影片“很好，没错！”
第二个“婆婆”是深圳市委，因为深影直属市委宣传部。这是主管领导的领导，这一关万万不可越过。那一天，深圳市委主要领导全来了。看后反响热烈，市委书记梁湘说：“这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影片！”市委常委周尔康说：“这部影片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是一部很好的影片，我看这部影片可以得奖！应该给个大大的奖牌！”
第三个“婆婆”是文化部电影局。这是主管终审的领导，这个“孩子”能不能出生，全凭这里的“婆婆们”一句话！
那天是1985年10月5日，参加审片的领导有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丁峤、陈荒煤，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前电影局局长（原八一厂厂长）陈播以及电影局各处处长。放映后，审片厅掌声一片，反映强烈！
文化部副部长丁峤首先发言，他说：“这是一部很好的影片。题材新、选题好，用少年犯主演少年犯的做法别开生面，影片拍得很真实、感人，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好影片。应精益求精，力求更好一些……”他还建议司法部对这批小演员给予宽大、减刑、释放等奖励，这对宣传党的劳改政策很有好处。
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这部影片拍得很好，很感人，是部好影片，应好好抓一下，使它成为一个精品！”
前电影局局长陈播说：“这部影片很成功！首先是作者长期坚持深入生活，这十分重要！这部影片好在既有生活、又有艺术，靠这两点就足以赢得观众！”
电影局正式通过了影片，令我如释重负！我们的“孩子”《少年犯》可以出生了！它一出生就受到了夸奖，令全摄制组人员欢欣鼓舞！
回想从体验生活到创作剧本，至今已有三年零十个月了。能让剧本起死回生，还得感谢司法部部长邹瑜同志，因此当晚我和王静珠就去拜访了邹瑜部长。他听了电影局文艺处处长介绍审片的情况后十分高兴，当即决定10月7日请公检法各级领导一起看片，并决定将此片送中央书记处审查。又与文艺处长商定以“司法部、文化部、外交部”的名义联合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又决定，邹瑜部长将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影片首映式。并将进一步落实宽大、奖励等措施，以便大造声势宣传党的政策。
《少年犯》影片经过诸多“婆婆”的审查，取得了意料不到的好评，我们决心认真修改、精益求精，力争再上一层楼！
八、引起轰动的上海首映式
1985年11月23日，这一天很难忘。影片《少年犯》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行了隆重的首映式。
司法部长邹瑜同志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上海高等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均来参加，上海各界嘉宾及观众共一千多人前来参加，盛况空前。
以往一部影片的首映式无非是该片导演率主要演员与观众见面。但这一天则不同，司法部部长邹瑜同志首先讲话，高度评价了这部影片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并代表司法部向摄制组五位同志颁发首枚“法制文艺优秀奖”（金质奖章）。获得此项殊荣的是：编剧兼制片人王静珠、导演张良、制片主任郭衡宝、摄影师阎序中、主要演员朱曼芳。
邹瑜同志还亲笔题词，向摄制组赠送条幅。条幅上写：“《少年犯》影片凝结着两种灵魂工程师的心血，是电影艺术与司法实践成功的探索。”
上海劳改局向我和王静珠二人各赠送了一套公安警服及各颁发一件“业余劳改干部”证书，允许我们到任何劳改场所采访。我和王静珠当场穿起警服，引发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上海市劳改局因参加拍摄影片的少年犯有立功表现，决定对十八位少年给予减刑、释放等宽大奖励，并经上海检察机关、中级法院批准，当场宣布。这将首映式推向了最高潮。其中扮演方刚的陆斌、扮演肖佛的蒋健、扮演沈金明的王佶，以及主题歌《心声》的作曲者李春生等少年获得当庭释放奖励。其父母等亲人早已获得通知拿了新衣服在等待。一经宣布当庭释放，亲人们与少年相拥而泣。场面感人至极！王静珠更是满脸热泪！
会后放映影片，观众重温此情，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
上海首映式成功，引发了全国各省首映热潮，均要求我们带演员参加，我们只能尽全力配合。但也只走了辽宁沈阳、陕西西安、湖北武汉、广东广州。其他城市只能抱憾。
这年，《少年犯》影片荣获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颁奖会上，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亲自为我颁发了奖杯、奖状。
《少年犯》又获得1986年第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颁奖会由著名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白杨主持，并由司法部部长邹瑜同志颁奖。当从邹瑜部长手中接过“百花奖”奖杯时，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由衷地感谢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的荣誉。
《少年犯》于1987年又获上海《文汇报》《中国电影时报》“新时期十年最佳故事片奖”，我本人获“导演荣誉奖”。
《少年犯》于1988年又获《中国广播影视》杂志“新时期十年最佳影片奖”，我本人又获“新时期十年影视十佳导演奖”。获此十佳导演殊荣的是（以得票先后排列）：
谢晋：2466824票；张艺谋：2218978票；赵焕章：2075090票；吴天明：1990935票；张良：1806079票；凌子风：1542078票；吴贻弓：1211575票；陈凯歌：1022976票；史蜀君：986491票；杨光远：958548票（以上选票，经天津大学计算机系统计，天津市公证处验证，《中国广播影视》杂志社公布）。
1989年，《少年犯》又获伊朗第七届曙光旬国际电影节少儿影片国际赛类最佳演员奖；同年又获第六届伊朗发吉尔国际电影节“蝴蝶奖”。
2018年，《少年犯》在第二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之夜”活动中，入选为“40年·40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年度影片”之一，该片为1985年代表影片。
在新南国都市电影中奋勇前进
一、再碰敏感政治题材《逃港者》
记得在1972年底，我初到广州，很令我惊奇的是百姓间均在窃窃私语着一个重要话题：逃港！我也听说广东这些年不断有青年不顾边界边防军的阻挡而逃往香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颁布了富国强民的新政策，但并没遏制住广东逃港的势头。在深圳还诱发了万人闯关的逃港高潮。这是怎么回事呢？长期以来一直像个谜在困惑着我。
1980年，我与王静珠到深圳、蛇口工业区采访，恰遇好友熊秉权在蛇口工业区任职，他陪我们参观了工业区。他指着海面，遥望对面的香港落马洲说：“我刚来蛇口时，这里的海水又腥又臭。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漂在海面的逃港者的尸体，这里是一些人的逃港通道。”
我们在罗湖采访，又听罗湖区委书记说：“过去好多年，都有个逃港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年轻人向往香港的表面繁荣。”
在罗湖、在沙头角都可以看到边界上那长蛇一般的铁丝网，以及香港的英国国旗和守军。边界永远有一种神秘而恐怖的面纱，香港那边又有令人神往的诱惑。怎么会有逃港的现象？我一直想解开这个谜。
其实“逃港”还是近一二十年内才发生的事。自从腐朽的清政府当年将香港租借给英国政府九十九年之后，百年来香港的经济并无大起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香港的经济还十分落后，那里的生活用水、用电、粮食、蔬菜等无不依靠广东供给。50年代初，香港同胞不满港英政府的统治，还举行过反英抗暴斗争，不少同胞还从香港逃回内地。然而，近一二十年情况发生了逆转，国内极“左”思潮泛滥，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生活水平日渐下降，而香港却利用天时地利迅速地繁荣起来。香港、广东本一水之隔，且有剪不断的亲情联系，香港的经济繁荣与内地的经济萧条形成了反差。在香港做工一个月可得数千元，在内地种地一年仅得数百工分，于是造成心态不平衡，加之香港极右势力的宣传、工厂老板用人招工引诱，还有“蛇头”的蛊惑，便发生了屡禁不止的逃港现象。
“逃港”在广东被称为“偷渡”，“逃港者”被香港称为“大圈仔”“非法入境者”。双方官方都不允许，这边禁逃，那边禁入，抓住都会被重罚。尤其是香港边界建了长龙一般的铁丝网，由英军日夜巡逻。我方也有边防军守卫，但“逃港者”恰恰不顾一切地从海上、陆地上频繁地偷渡，为此造成死亡者无数。尤为甚者，一次竟有万人冲关，强行越界，真是“拿枪堵也堵不住”。然而，后来终于出了奇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富国强民”政策，又将深圳划为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仅短短六年，深圳竟从原来一个贫困的边陲小镇建设成一个繁荣的现代化新城。那日新月异的建设速度，大刀阔斧的改革，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深圳繁荣了，人民变富了，农民一下子变成几十万元户。当年“枪都堵不住的逃港风”也就烟消云散了。
罗湖区区长说：“我们这里再也没有人外逃了。”
我曾见过一位六次逃港未遂者，他大笑着说：“那几年我六次逃港，六次被抓回来。今天你就是放我逃我也不逃了。”
有人说：“现在这么好，傻瓜才外逃。”
时过境迁，当年的逃港者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被抓回来，有人被淹死在海上……那些“逃港成功者”在香港生活得怎么样？内地亲人仍时时关注着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那些“逃港未遂者”的昨天、今天又如何同命运搏斗？在“逃港者”的眼中，香港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反之，在香港同胞的眼中，“内地”是否就是“愚昧、贫困、落后”？
这段历史即将过去，若能客观反思也颇有益处，于是我决定以此题材创作一部故事片。
剧本是请《深圳特区报》的一位年轻的记者陈宜浩同志写的。记得那年到深圳寻找合作者，却无人敢应。有人私下说：“这题材太敏感，政策性太强，又是‘禁区’，还是不碰的好！”
但陈宜浩却大胆举手说：“这题材我熟悉，也有生活，我敢写！但我从没写过电影剧本，不知怎么写，若与张良导演合作，我就干！”
王静珠说：“我们两人会全力助你，但均不挂编剧名，我只做你的责任编辑。张良直到扶你剧本完成，他只做导演，望你打消顾虑，大胆创作！”这次合作十分愉快，我们一起到深圳体验生活，搜集素材，一起拉大纲、想情节，直到他的剧本被珠影采纳，我也做好了导演的准备。
影片《逃港者》在创作、拍摄中遇到了许多敏感的政策性问题，例如：如何描写外逃的历史背景？如何表现十年动乱中群众的生活困境？如何正面表现偷渡、外逃？如何表现香港的繁荣和阴暗面？如何真实地描写逃港者的个人命运？如何表现深圳特区六年的建设成就和逃港未遂者的心态变化……这些都是政策性很强的边缘敏感问题，稍不注意则可能铸成大错，但解决这些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可以政治说教。这是故事片，还是要从人物出发，用事实说话。关键还是分寸的把握，电影局在审查影片时也说：“贵在分寸把握得当。”
影片拍得很艰苦，有不少镜头是在香港拍摄的，大部分是在深圳拍摄，但结尾一场戏的改变，令我至今难忘。
原剧本的结尾是在罗湖桥头（香港一侧），钟哲夫（周里京饰）被阿毛（钟哲夫的妻子）拦回去，不准他回深圳探亲，他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刘莺（朱琳饰）与阿昌等人过关而去，露出无限的惆怅……
到香港选景时意外发现一个名叫“落马洲”的地方，距深圳只一水之隔，近十年突然变成旅游胜地。到此观望深圳新貌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台湾同胞因不能回大陆探亲，竟到此地用高倍望远镜瞭望故乡。那种深情，那种对故乡的思念尽在两行热泪之中，令人热血激荡。
因此我决定影片的结尾改在这里拍，钟哲夫因妻子阿毛的阻拦不能返回故乡看望母亲，于是转来落马洲用高倍望远镜瞭望深圳故乡。
实拍那天，恰巧有一队台湾老兵旅行团到此观光，均是七十岁左右的年纪，满面沧桑，都有妻儿服侍，他们一个个排队等候在高倍望远镜前，无一人说话，只是依次上前。当他们伏在望远镜前瞭望大陆时，竟有人满脸泪水、抽泣不止，久久不肯离去，那种深情实在是用语言无法形容。我急令摄影师偷拍，并让主演周里京夹在其中。此情此景感人至极，实非组织拍摄所能达到，我兴奋不已。但冲印时发现摄影机出了故障，镜头损失大半，我又懊丧不已。
《逃港者》记录了广东在非常年代中一部分年轻人的彷徨，也记录了深圳的崛起令逃港历史的结束。
影片上映前，香港报纸曾以《题材大胆，会惹麻烦？》为题评论过此片。影片上映后，《深圳特区报》以《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影片》为题，报道过广东文艺界座谈《逃港者》的实录。影片曾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很使我高兴。
二、拍九集电视剧《破烂王》
早在我筹备拍摄《逃港者》之际，从本溪家乡来了两位同志，他们持本溪市委的介绍信和邀请函，邀请我和王静珠两位回家乡作贡献，拍摄一部六集电视连续剧《破烂王》，并言明要我借此机会为家乡电视台培养队伍。盛情难却，何况是老家邀请，我一口应承，答应待《逃港者》送审通过，立即赶赴本溪筹备拍摄。
我抽空读了《破烂王》的剧本，令我震撼、喜悦。这个戏是刘鹏越同志根据本溪市物资回收公司总经理张玉金同志的部分真人真事加工创作的。写了一群收破烂的人，如何在改革春风中奋发图强、争取自身的人格、地位、锐意改革创新并做出伟大的业绩。剧本塑造了一群收破烂的人的鲜明形象。最令我动心的是改革的春风也吹到了这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落。这群收破烂的人过去是不被社会看重的，被人讽刺为“人下之人”。尽管回收废品的公司冠以“物资回收公司”，但人们的习惯仍称他们为“废品公司”或“破烂公司”，称这群回收废品的人为“老废品”“老破烂”。
谁又关心这一群人的喜怒哀乐？谁又在意他们的辛酸苦辣？旧社会有一句话叫“社会有下九流，收废品的到了头”，可见其行业的低贱。
然而今天，这群收废品的人借改革之东风奋起，他们也要改革，也要争取自身的人格、价值，也要为社会作大奉献。他们说：“我们物资回收公司经营的绝不是废品，收废品的人也绝不是废人！我们要变废为宝，把物资回收公司变为‘不开矿的矿山，不种树的森林’，变为常青的事业，万岁的事业，把收破烂的人变为大写的人！”
这一群人令我动心、令我起敬。这又是一群不为人知的人、又是一群社会最底层的人，我决心以最大的爱心去塑造他们，我一定要让社会重新认识他们、重新理解他们，给他们以爱和尊敬，从此不再称他们为“老破烂”。
这个戏写了好大一群人、很广的一个面。写出了收废品的辛酸苦辣、喜怒哀乐，也写出了他们的志气、个性，给了我极大的创作激情。我立志，用这部戏为全国的收废品行业正名、争气。以便推动全行业的改革，提高全行业人的尊严和价值！
为了这部戏，我数次往返本溪，与市委领导统一认识。并确定演员，确定外景地，此时，王静珠一边以责任编辑身份协助作者完善剧本，一边以监制人身份先去本溪筹备，待我们的《逃港者》影片审查通过，我就立即赶赴本溪投入拍摄工作。
这部戏，我任总导演，执行导演金作信，摄像是我的老搭档王亨里，美术也是老友张之楚，作曲也是请了我的老战友傅庚辰，而静珠又被本溪市委委任为本片的监制。与我们合作的是本溪市电视台，电视台也组了一套摄制班子。市委领导虽一再要求我们进行传、帮、带，但我们不敢当老师，只能互相交朋友、互相学习、切磋技艺。
我第一次拍电视剧，第一次使用摄像机，第一次用录像带而不是电影胶片，免去了胶片洗印。这时我发现电视的屏幕小、景深范围窄，可以减少灯光甚至不用照明。还可以缩小群众场面，甚至可以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像社会上已经泛滥的某些电视剧一样。
当我意识到我也可以成为“粗制滥造者”时，我立刻感到心惊肉跳、直冒冷汗。我当即为自己敲响了警钟：决不能随波逐流做个庸俗的匠人，必须以电影人的姿态、电影的手法、电影的精雕细刻去刻画人物，去精雕每一个画面，使电视连续剧成为长篇的电影巨制。为此，我要求摄、录、美、化、服、道等一切部门，仍如拍电影一样去过细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正因如此，全局的艺术效果、人物、画面的魅力才被社会普遍称赞。
这部戏全部在本溪实景加工拍摄，我要求突出表现地方特色——东北的纯朴乡风、乡情，以及独特的地方语言。
演员也大部分用本溪市话剧团、沈阳话剧院以及沈阳军区话剧团的老演员，他们演起东北人形象逼真、神韵十足，更有地方特色。我只从南方带去三位演员，我让珠影的刘延饰演男主角王玉河，让刚入影视大门的刘蓓饰演女主角古梅，让老演员魏坚饰演收破烂的考古学家徐光璧。他们与东北演员相映生辉、别有情趣。
全剧人物大大小小数十人之多，但全体演员均全情投入，演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突出，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部戏的音乐也很突出，尤其是主题歌，曾热唱大江南北，经久不衰，傅庚辰同志贡献很大。这部戏被辽宁省授予“优秀电视连续剧一等奖”，又获得东北三省电视连续剧“金虎佳作奖”，又获第八届（1987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电视剧类提名。
三、策划创作《女人街》
结束了《破烂王》，我的思想又回到广东这开放改革的最前沿。许多观众喜欢我的《雅马哈鱼档》，他们不断有人写信给我，鼓励我搞姐妹篇，鼓励我继续关注广东的改革步伐，塑造新人形象。
恰此时广东《当代文坛》杂志发表了一篇洪三泰同志写的报告文学《中国高第街》，叙述了高第街古往今来的历史，更着重描写了高第街上639个个体摊档在开放、改革的大潮中如何吸引了全国29个省市的个体经商者，将高第街商业街变成了辐射全国的“新丝绸之路”，出现了许多令人称赞的个体先进摊档。这些现代年轻人的经商意识、竞争精神使我眼亮，立刻唤起了我搞《雅马哈鱼档》姐妹篇的创作欲望。虽然这还只是一篇报告文学，还不是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和动人的人物形象，但我似乎已看到未来电影的雏形。这条商业街和这条街上的个体年轻经商者，他们的经商观念、经营手段，以及现代的信息意识、竞争精神，足可以演绎一幕幕动人的戏剧。他们的经商理念较之《雅马哈鱼档》里的阿龙、海仔们又前进了一大步。就是这条商业街较之改革之初的龙珠街也是更规范、更繁荣了。假若剧本写得好，人物塑造得好，一定能以《雅马哈鱼档》姐妹篇引起全国观众的关注。
我的这一想法与珠影厂厂长交谈，立刻得到了他的支持，他嘱咐我立即与作者联系，不可迟误。
恰此时又见到电影局局长石方禹，他对我抓题材很感兴趣，问我继《少年犯》《雅马哈鱼档》《逃港者》《破烂王》一系列当代尖端题材之后又抓了什么题材，我坦言想将《中国高第街》报告文学改编成《雅马哈鱼档》的姐妹篇。他一听就有了兴趣，待他也看了这篇报告文学后，立即约我谈话，他说：“你抓的这个题材十分好，恰恰正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处于商品经济竞争社会里，人的关系和人的心态变化，它显然比《雅马哈鱼档》又深了一层。如果改编得好一定会很好看。珠影抓‘南国都市文化’趋势很好，这也是你的优势，可以继《雅马哈鱼档》后搞个南国都市片系列，我期待你的新突破！”
得到电影厂厂长、电影局局长的支持，我的劲更大了，立即邀洪三泰同志会晤，请他以高第街题材为我写个电影剧本。洪三泰很兴奋，立即应邀，但他一再表示，从没有写过电影剧本，不知道该怎样结构故事、塑造人物。他强烈要求我与他合作，如我同意联合编剧他就“触电”，若我不同意，他就不干。我无奈地只好应承与他合作，嘱咐他大胆发挥、不必顾虑，让王静珠做责任编辑协助他。
洪三泰的创作激情被调动起来，在我们讨论了几天大纲之后，他便“躲”起来去写第一稿。
我与静珠也立即到广州越秀区委宣传部联系深入生活，采访高第街等几条重要的商业街，以及近几年崛起的一些著名的个体商业大户。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们走访了高第街第八工商所并与高第街个体青年座谈。以及西湖夜市、清平市场等几条商业街，还与几位著名的个体大户作了深入访谈，这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他们都看过《雅马哈鱼档》影片，大家说：“时代不同了，广州年轻人度过了初创业的懵懂期，现在成熟了，路宽了，我们也看得远了。希望新影片能表现我们的商业道德和竞争意识，更表现我们的人生追求和发展。个体户被人歧视的年代结束了，我们也成了社会主义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应看到我们对社会主义商业的新奉献。”
深入生活使我更接近了他们，更理解、认识了他们，也树立了塑造一群有别于《雅马哈鱼档》的新人的信念。
从一篇报告文学改成电影剧本，这是一个艰巨的、漫长的过程，由于大家齐心协作、认真对待创作，剧本经过几易其稿，洪三泰写前两稿，我写三四稿，他改第五稿，我改第六稿。剧本终于按原定计划完成，并被珠影正式通过，此时已是1988年10月。
剧本通过时易名为《女人街》，因原名《中国高第街》太过于真实，实际上也不可能真在高第街拍摄，更不可能局限于高第街的真人真事。因此在与洪三泰讨论剧本大纲时已明确，要虚构一条商业街，既不是高第街，也不是西湖夜市，而是广州几条著名新商业街的综合概括。这条街上是一群年轻女性经营的女性用品街。各式各样的现代装饰的店面，专卖各种女性用品，如女性时装、女性头饰、女性内衣、女性化妆品、女性婚纱等等，然而光顾这条街的并非全是女性，还有她们的男伴。当然我们重笔要写的还是经营这条女人街的几位出色的年轻女性，她们已越过了广州个体青年的起步阶段，进入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经过到生活中深入生活和采访，我逐步了解到广州个体青年的创业“四部曲”是这样的：
第一阶段：他们刚刚起步，以少量的资金在街头巷尾摆摊设档，本人既是业主又是劳工，如《雅马哈鱼档》中的阿龙、珠珠、海仔们。
第二阶段：他们经过多年的拼搏，已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开始到闹市区租赁店面，经营起“精品屋”，他们雇佣一两个帮手，自己做老板，只管进货和结账。
第三阶段：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也是个体户的分化阶段。有了较大的盈余，有人开始买楼、结婚、生孩子，为自己构筑“安乐窝”。有人却又返回国营企业去端“铁饭碗”，以求“保险”。
第四阶段：有人转去国外求学深造。更有人已不满足于做个体小业主，犹如鲤鱼跳龙门一般，做起了私营企业主，开工厂、设专卖店、雇工数十人或百人，将私营企业越做越大，这便是腾飞的阶段。
我们的《女人街》主角欧阳穗红终于做到第四阶段。然而另一女主角白燕只做到第三阶段就想买楼、结婚、抱孩子。但是她们在这条街上却演绎了令人炫目的商品战、信息战、人才争夺战以及智慧大战。她们的挫折、进取，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的爱情争夺就构成了这一幕五光十色的生活戏剧。
这部戏旗帜鲜明：是《雅马哈鱼档》的姐妹篇，是我的第二部“南国都市片”。写开放，写改革，写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写广州的新市井风情画。
剧本完成了，又遇到了拍摄资金的困难。珠影厂也在改革，想寻求社会合作，厂长要求我去寻求第二投资者，既是与社会资金合作共同拍摄。我找到在广东刚刚崛起的健力宝集团，说服他们与珠影共同投资拍摄《女人街》，他们一口应承，但要求必须挂“联合出品”。这要求并不过分，出了钱理应联合。但请示电影局却不同意，仍坚持电影厂独家出品，其他投资者只能挂“赞助”或“鸣谢”。结果这次没联合成，令《女人街》的拍摄暂时搁浅。
四、以党籍作保证拍摄《女人街》
电影局不准与投资者联合出品，这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没办法，只能仍然由电影厂独资。但电影厂也遇到资金不足的困难，当年一般一部故事片已不能少于一百三十万元的成本，有些复杂的大片已在两三百万元左右。
我们的《女人街》成本，制片主任精打细算也不能少于一百三十万元。与厂领导谈判，厂长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绝对不给一百三十万！要么不拍，要拍只给八十万，多一分钱都不拍！”
这近似不讲理了。厂长们也清楚地知道当时八十万是绝对拍不了这样一部故事片的，尤其是这样现代新潮的“女人街”。单只用布景搭一条街也已近三十万预算，何况还有其他。当然那年代的演职员酬金还很低，每人每部片酬都还没超过八百元。但摄影机、胶片等已很贵，总之，只给八十万是绝对有些有意为难我了。
没办法，要么不拍。我思想斗争很激烈，也曾想过不拍，怕拍了受气。可是写《女人街》剧本，从下生活到创作，前后已近一年，难道一年的心血就这样白费了？！咬牙拍吧，钱又不够，俗话说：“一分钱也能逼死硬汉”，这滋味真不好受！我在底下与制片主任反复商量，他总说八十万干不了，可多一分钱厂长也不给了，气得我眼睛发蓝！
在一次厂办公会上，我一咬牙、一跺脚，大叫：“拍了！八十万就八十万，我拼了！”副厂长说：“立军令状！就八十万保证不超成本，以你的党籍作保证！”
办公会上厂长们都在，加上各处处长，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因为以前也曾有过导演说话不算话，当时要的成本不高，但拍到一半又追加成本，全片拍完已超成本一倍，害得厂长们学聪明了。今天他们虎着脸要我立下军令状，要以党性保证：若超了成本就受党籍处分。
我第一次遇到这阵势，以往我拍的任何一部片都没超过成本，而且全赚了钱。一部《雅马哈鱼档》已卖出两百一十五个拷贝，创下了当年的全国之最。今天拍部《女人街》，竟用八十万元成本卡我，还要以党籍保证，我心里不平衡！我很想发火，但又火不出来，又舍不得不拍，只能忍气吞声“认”了。我一狠心地说：“下军令状吧，如果超了成本就开除我的党籍！”
用党籍保证才拿到八十万，厂里让我与制片主任共同承包，保证以八十万元拍完此片。如果“三项指标”（指成本、胶片、周期）超一项就扣罚我们两人的工资与奖酬金。若节约了成本，可以从节余中抽百分之五十作奖酬金奖励。我们心里明白：节余是不可能的，力保不超成本才是万幸！
怎样才能不超成本？只能层层承包。摄制组人人保证：摄影部门保证不浪费一尺胶片，美术置景部门保证不浪费一尺木头，照明不浪费一度电，制片计划不浪费一天，导演不浪费一个镜头……如此类推，人人精打细算，凡“大手大脚”者摄制组便炒他“鱿鱼”，另请高明。人人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兢兢业业。请演员也如此，太高价的大牌不请。大家知道我“善用非职业演员”，这次全鼓动我尽量多请“非职业”演员。结果男女主角、男女配角，百分之八十全是第一次演电影的新人。饰演女主角欧阳穗红的是一位职业时装模特，从没演过戏。饰演男主角贺伟雄的，是广州中国大酒店的一位服务生。饰演女配角白燕的茅海童当时还是一位舞蹈演员，第一次演电影。饰演三位外来妹的，只有刘蓓一人是专业演员，其余两人全是业余的。全片演员百分之八十是非职业演员，酬金较低。
但我急了，大叫：“人可以业余，戏不能业余，每一个人物都不能失了水准，每一位演员都必须上台阶！要令人刮目相看！”
演员一到齐，立即组织排戏，日夜赶排，直到达到标准。因为“不浪费一个镜头”的要求，就是要看演员的戏。戏好可以一次过，戏不好，拍八次也可能不过，逼得演员们个个兢兢业业。
这部戏的化妆、服装、道具与《雅马哈鱼档》截然不同，《雅马哈鱼档》要求演员不化妆，和生活中的常人一样。而《女人街》则要求人人化妆，而且化浓妆。服装亦如此，不是便装，而是新潮的时装。尤其是几位女主角，人人必须与时代同步：化浓妆、穿时装、着名牌衣裤。因为时代不同了，1988年广州街头靓女成群，尤其是时装档业主为推销时装，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十分新潮，仅此一项也已构成了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这就是生活、时代的新变化，她们的新潮装扮很令全国人眼亮。但化、服、道工作人员又叫苦了，他们大叫：“导演啊，钱不够，买不起时装！你知道一套时装多少钱？是便服的十倍、二十倍！”我也大叫：“不会想办法吗？标准不能降低，钱多一分也没有。可以借嘛！向演员本人借！据我了解饰演欧阳穗红的演员就是时装模特，她自己又开时装店。可以请她穿自己的时装，最多补她一些折旧费。其他演员也如此，以每套折算，凡多用一套就多给一套的折旧费，不是比买更便宜？！”服装员笑了。我又说：“服装的款式、色彩要由美工师定，必须符合人物、符合场景，这个标准不能变！”美工师、服装员果然与演员们商量，人人愿意奉献，而且穿着自己的时装合身，既节约了成本，又丰富了人物的色彩，一举两得。
美工师又叫了：“导演啊，戏里这条女人街怎么办？如果搭一趟景，最少三十万。如果到一条真街去实拍，人家要每一天的营业损失费。每一个档口、店面一天要五千元，如果占了十个店面，拍七天就是……”
我急忙举手喊道：“打住！不能真搭一条街！《雅马哈鱼档》的龙珠街可以搭，那时候便宜呀！一个‘雅马哈’档口几根竹竿、几张草席、几块木板就行了。今天一个‘穗红时装店’搭得起也摆不起。那几百套时装摆得起吗？搭全街肯定不行，用真街拍戏也肯定不行，咱们赔不起营业损失费。”刚讲到这里，美工师又大叫：“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么才行？”
我这才说：“我想自己搭半条街，利用半条商业真街，在西湖路上造一条‘女人街’。白天真街可以照常营业不要让他们店家受损失，晚上停业以后借给我们拍戏，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听了我的话，美工师笑了，制片主任也笑了。可是他越笑越尴尬，他说：“西湖路是闹市，车水马龙，白天有几路公交车从这条路上通过，公安局能同意在这拍吗？何况戏多，可能要拍十来天，店主营业和交通怎么办？停业？让公交车改路？还笑得出来吗？”
我一想，是啊，公交车怎么办？那半条真街能让我们拍半个月？不行，必须求得市公安局的支持。
第二天，我与制片主任、摄影师、美工师一同拜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局长出乎意料的热情，他听了我的阐述请求后，他将公安处处长、交警大队队长等领导全请来了。他说：“张良导演要拍《女人街》，歌颂咱们广州的改革开放、这是好事，咱们必须配合、支持。他要在西湖路闹市上搭半条假街，利用半条真街做成‘女人街’，可能要拍半个月。你们几位处长看看，在交通上、维持治安上能不能助他一臂之力？”
公安局局长这么一说，等于定了调，几位处长也热情地出谋划策，表示全力支持。最后一致决定可以在西湖路上搭半条假街，也不用让公交车改道，只要加强交通管理就行了。维护治安也可以，只需多派些警察。派去的同志不用给劳务费，只要跟摄制组一起吃盒饭即可。我们千恩万谢，从公安局出来后，那份高兴劲自不必说。
制片主任又提醒：还需求助工商局，说服那半边真街上的几家服装店的个体业主能配合拍片，补偿要合理，切勿狮子大开口。经与工商局和私营企业家协会磋商，又与几位业主洽谈，终达协议：我们用其真店名拍片，以宣传此街的商业价值。几家店主全力配合，不计损失报酬，只求我们不要用半个月，力求能在十天内拍完最好。我们又征得工商局同意，在我们用景片搭起的半条街上，设十余个档口，临时招商，不收税，只求活跃商业街的气氛，以减轻我们布置店面的费用。工商局全力支持。
结果愣是让我们在广州的闹市中心的西湖路上搭出了半条街景，做成了“女人街”主街。真店面“凯莎琳时装店”做了戏中女主角欧阳穗红的时装店，没做任何加工。而在她的对面假街上，布置了贺伟雄、白燕的“雄燕时装店”和鞋店老板阿坤的鞋店，这家鞋店也是请了一家真鞋店按我们的要求布置成店面，白天他们照做生意，晚上给我们拍戏。如此一来，“女人街”一景只用了一小半的成本就做成了。这条街的戏较多，原计划需用十五个工作日才能拍完，因准备充分，只用了七个工作日就拍完了，而且保质保量。
我们由衷地感谢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工商局和广州市私营企业家协会的热情相助，才解决了我们资金短缺的困境。
《女人街》是《雅马哈鱼档》的姐妹篇，又是我的“南国都市片”三部曲的第二部，既保持了我的戏剧性与纪实性相结合的艺术风格，又强化了它南国风情画的地方特色。在剧情和人物关系、人物性格上又增强了生活喜剧特色，让观众感受到全片风趣幽默、轻松愉快，增强了娱乐性和可看性。观众再一次从全片的专业与非专业演员身上看到了表演的质朴、自然、真实、可信。更看到了女人街上那种商品竞争、信息竞争、智慧竞争和人才竞争的火药味，而且还从几位打工妹身上看到了广州的人才辐射。
《女人街》保持了它的清新活泼、节奏明快。但人物塑造还嫌功力不够，剧本对男主角贺伟雄的塑造尤显不足。他本是二女相争的人才，但其智慧、作用表现不够，削弱了相争的意义。
《女人街》送审上映还有插曲。到电影局送审，获电影局及影协专家一致好评，全片不需任何改动。电影局审片组说“此片思想倾向的把握很好，真实地再现了青年人在爱情、事业上的欢乐和苦恼，真实地表现了改革开放形势下青年人的生活途径。影片有较强的观赏性，保持了《雅马哈鱼档》的艺术风格和地方风情，并有深层次的探索（如皮鞋店老板的上当）。但人物的性格描写还不完整，如贺伟雄……”
电影局决定将此片作为建国四十周年的献礼片，并作为“首届中国电影周”的首映式片。
但过了几个月，电影局又取消了这个决定，并下令不许《女人街》参加百花奖评选。这些决定在电影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不明白、不理解这个决定是出于什么理由。电影局也不回答电影厂的质疑，以致香港报纸也为此发表了疑问，但仍无从解答。
又过了一年，此片获广东省优秀影片三等奖，才算画上了句号。
此片的拷贝数卖了不少，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五、三下深圳创作《特区打工妹》
1990年是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大庆，两年前我与王静珠已在酝酿搞一部电影为深圳十周年献礼。
在创作《女人街》时，我们曾到东莞和珠江三角洲一带采访“三资企业”，惊见成千上万的打工妹均在制衣厂、玩具厂内劳动，问及家乡何处，所答不一，有来自四川，有来自湖南，亦有来自粤北山区，均属贫困地区。她们的年龄之小、劳动时间之长、生活之苦，令我们震惊。但也正由于她们的奉献，成就了特区的三资企业，也繁荣了珠三角的经济，功不可没！由此而想，深圳特区的繁荣不也和她们的奉献分不开吗？
一日，我偶然路过广州火车站，又见站外广场坐着近千名女孩，一个个背着棉被、衣物等行李席地而坐。她们一脸的稚嫩、一脸的茫然，我不禁上前询问，原来都是初来广州，竟是为到特区、为到珠三角打工而来。她们刚下火车，等待厂主前来领人。第一次离家远行，有人脸上还留有泪痕，但也有人神情振奋、跃跃欲试。
打工妹，打工妹！我忽然萌发了创作欲望：就去写写她们吧！写写她们为何远离故乡，到陌生的特区，在三资企业工厂内打工，她们正是青春年少，为什么要把大好年华奉献给特区建设，她们对人生有何希望，又有何喜怒哀乐？
《女人街》影片中我们已经写了三位外来打工妹，这一次我们就以她们为主线，去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特区打工妹，去揭示她们鲜为人知的生活命运，去歌颂她们对特区十年的奉献。
这是中国开放改革的新生活，是中国电影还没人接触的新领域。我激动地想：这又是一个新题材，就让我再大胆地迈进一步。
1990年1月，元旦刚过，我与王静珠便前往深圳，做了一个长期的生活采访计划。我们得到了深圳市委宣传部的热情支持，他们说：“张良同志，你们又选了一个好题材，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特区打工妹》早日问世。”
在宣传部的协助安排下，我们做了三次采访计划：春节前半个月，重点采访高层领导及各区政府，了解特区政策和十年的建设经验与成就，从宏观上把握党制定经济特区的战略意义。
春节后再来了解采访三资企业，从不同的侧面了解企业主（资方）、中方厂长们十年来的感受以及他们的切身体会。这些三资企业很多，只能选重点采访，选有代表性的。
第三步就是要深入工厂、车间、班组。甚至就回到宿舍和她们交谈，观察她们的生活现状，亲身感受她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甚至亲临外资工厂去观察生活，和外商交谈。多次拒绝参观的蛇口三洋电子厂的日籍商人首次为我们开启了大厅并接受了采访。我们用了整整六十天进行采访，笔记本记了满满几册。三下深圳，感受越来越深刻。
更使我们感动的是一些青年人要做现代“盗火者”，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勇盗天火，给人类以光明。他们到特区来不只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偷技术”，“偷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管理”方面的经验技术。一旦学成，就回内地办工厂，去推广这里的经验。不少人回到家乡，帮助山区脱贫致富，为人民创造新生活。
这才是我们要发掘的“金子”，他们闪闪发光，令我们久久激动不已。我们终于找到了剧本的主题和人物的内核。
我们在影片中塑造了婷妹、杏子、四喜等男女青年形象，他（她）们是千百万打工妹、打工仔的化身。写他们在这场大工业震荡中个人情感的裂变，写他们在新时代里勇于重塑自我形象，勇做“盗火者”，勇于为国家的四化，为家乡的脱贫致富而贡献青春和才干。
当然，我们也写到港商、资本家的不同侧面，也写了彩云、春花等女青年的失落……
《特区打工妹》在拍摄时有两件事曾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一是我请来了北京电影学院一年级的一个班学生包演了本片的男女主配角；二是我们办了一期群众演员培训班，作为全片的群众演员。
当时我们选演员时遇到难题，专业剧团没有这个年龄段的演员，非专业的也一时难以找到这么多合适的人选。我到北京电影学院，看中了刚入校的一年级班的两位同学，老师很为难。这批学生刚入校，还不该外借拍片，若学习基础打不好，怕影响全程。但又不愿拂了我的盛情，只能与我商量：若只借走两个人会影响全班的学习进程，就不能借了；若一定要借，就全班十个人一起借，老师也跟着，边拍片边教学，在实践中学也可创条办学新路，但是可能增加制片的费用。
我一想，这样可行。借全班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学校还可以将拍片的成绩作为考核依据，摄制费用稍增加也不是大问题。但我有了一个班的学生，反而多了可选择的余地，没选上主角的也可以演配角。因此我毅然用了全班同学，让刘爽饰演婷妹，刘燕军饰演四喜，王倩（现名王茜）饰演杏子，俞飞鸿饰演春花，邵兵饰演中方厂长，全是主要角色。其他几位同学也人尽其才，饰演了戏份较重的配角。在全片拍摄中摄制组成了他们学习、实践的课堂，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的创造积极性。当然，与导演的交流也丰富了他们的学习内容，何况电影学院培养学生的终极目的还是要到社会、到摄制组去实践、去塑造人物。
这次一年级班的集体实习，等于走了三年的学习进程，他们在总结时都觉得收获很大。这在电影学院也是首创，校长、老师们也较满意，我也满意，学生们不负众望，都很刻苦。他们塑造的婷妹、四喜、杏子、春花等形象也很得社会的好评，日后这个班终还是出息了几位演员，皆大欢喜。
第二件事，是我委托王氏公司办了一期群众演员培训班。来报名的有两百多人，最后录用三十人，经过培训后跟摄制全程。全是女孩子，让她们扮演打工妹，从戏中“招工”开始，演“离别”“进深圳”“进工厂”“做工”，直至全片结尾的“万人大家乐”。这次好处极大，女主角身边的群众演员全是经过培训的，她们入戏快、不抢戏、不破坏戏的气氛。
例如：“村中送别”一场戏，戏里要求女孩子们坐上大客车，车一启动，车下父母一声喊：“小妹，来信呀！”车上的女孩们便一片哭声，叫爹的，叫娘的，喊奶奶的，哭喊成一片。一个个凭窗眺望，涕泪横流。此情此景，感人至极。这些群众演员女孩子入戏快，尽情地宣泄，真哭真喊。我已喊停多时，她们还大哭不停，真情动人。
如果不是经过培训，临时请来，哪有这种激情？何况以往请来的群众演员都只是为了玩或是为了钱，越是动员大家哭，他们越是笑，副导演们越是喊“不要笑！”他们越笑得厉害，能把导演的肺气炸。这次，我全培训，经合格录用，便保证了我全片的气氛和谐，不因群众的戏不好而重拍，不因群众的戏不到位而破坏主演的情绪。她们从头跟到尾，也过足了戏瘾，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特区打工妹》是我的又一部充满时代气息、充满岭南风情的“南国都市片”，是我继《雅马哈鱼档》《女人街》之后的第三部曲。影片送到广电部电影局审查，获得了高度赞赏，说是一部真正的主旋律影片。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突出歌颂了新时代年轻人的志气。人物形象鲜明，戏很感人，题材新颖别致，很有新意。
中国电影家协会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著名的电影评论家罗艺军说：“这部剧作很有特色，敏感地抓住了现实题材，写了山区的落后和深圳特区的巨变，内涵丰富、深刻、独特。几个人物都处理得很好，表演也好，很到位。全片保持了张良一贯的艺术风格，很令人高兴。”
著名的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先生说：“影片开头写得很好，生机勃勃。全片处理很感人，可能有人会拿这部影片与日本的《野麦岭》比，不能比，这部影片绝对是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女工们的命运、发展都与《野麦岭》不一样。影片表现了许多特区的经济特色、特区的工业和生活，会帮助观众了解特区。这是一部编剧、导演、演员均好的戏，是张良最好的一部戏！”
《特区打工妹》影片于1991年被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1989—1990年优秀影片奖”。又获得1991年第三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铜杯奖、1992年广东省第四届鲁迅文艺奖。
六、拍电视连续剧《岭南春秋》
早在1990年春天，我和王静珠为拍摄《特区打工妹》时到深圳布吉镇体验生活，欧官成镇长说：“我这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南岭村，国家主席等领导人全来看过。这个南岭村村主任张伟基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这是个人物。这个村过去叫‘鸭屎围’，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可是现在富得流油。这个村有很多故事，可以写成一个好戏，你们两口子不妨去看看！”
他这一介绍竟激起了我俩的兴趣，我们立即去拜访这位大名鼎鼎的南岭村长。
张伟基是位大忙人，平时很难见到。可是那天他却专门留在村里等我们，还一见如故，热情得很，一见面他就说：“张良啊，我得谢谢你，是你主演的电影《董存瑞》教育了我，不然我也去逃港了。有一次我真的跑了一半路，一想人家董存瑞为什么牺牲的？我逃港又算什么？这才没逃成！”说完哈哈大笑……
他带我们参观了南岭村，一路走一路说：“过去这里是穷山村，到处是鸭屎，所以叫‘鸭屎围’。”他指给我看一片又破又旧的房屋，说：“那时全村的人都住在这里。今天全搬进了新房，这里成了教育基地，不拆了，留给子孙后代看。现在村里办了工厂，越办越多，你看山前山后全是工厂。村里还修了礼堂、学校、图书馆、文化室。全村人都住进了那一大片像花园一样的新住宅。富了，真富了。但富了更该为后代创造条件，让他们永不变色！”
好美啊，新南岭村。那新家一栋栋都像豪华的别墅，有三四层，围墙、大铁门、小院，家家还有小汽车、车库……看得我眼晕。
回到他的办公室，张伟基坐到大班桌前才无限感慨地说：“村里有几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一是两次村民大逃亡。第一次是1968年，也是我想跑没跑的那次。第二次是1978年。这两次每一次都跑了一两百人，村里的青壮年全跑光了，只剩下老弱病残，看得我心疼啊！那次1978年5月23日，我在大队当副支书，有人报告说村里的年轻人结伙逃港，连我老婆也跑了！我立即和大队长等人去追，追到梧桐山看见了村里人，百般说服才说服了一部分人回来，但还是有不少人逃了过去。我回家问老婆：‘你为什么也逃？！’老婆说：‘不逃怎么活？每天拼死拼活地干，才挣四毛八分钱，你是党员可以不养家，我不是党员，我得养家！咱家总得有一个人出去挣钱吧？孩子们还小，你又不能走，只能我去了，我要能挣点钱，也可以养活你们！’我老婆的话像千斤重锤敲在我心上：男人养活不了老婆孩子，老婆就要逃港！
“第二件事，1980年改革开放了，一批逃到香港去的村民富了，想回家看看。他们见了我，有意掏出洋香烟在我眼前晃，显摆他阔了，我当看不见，劝他们回乡投资办厂。他们讥笑说：‘南岭村是有名的鸭屎围，这么脏的环境，还会有人来？’也有人说：‘我们连村里的茅厕都不敢进，我们每人出五块钱，你们还是先雇人把厕所搞清洁了，让我们去蹲厕所吧！’更有人说：‘我就是死在香港，也不让我的骨灰飘回南岭村！’听了这些话，我像被火烧、被针刺，南岭村真的穷透了？！还有一件事，村里有个女孩爱上了村里一个男仔，可是她的父母坚决不允，一定要她远嫁。女孩不嫁。
“南岭村的人是有志气的，不能被穷压死。南岭村的村长张伟基是深圳最早一个骑了自行车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外商，亲自用自行车把他推回来办厂的人。1980年，借改革的喜讯，办了第一家内联厂。我们靠卖地皮建厂房，村里赚了一百五十万。穷了大半辈子的人见了这一百五十万眼都花了，有人主张全分给社员，我坚决不依，这一百五十万不是好挣的，村里能不能富，全靠这笔钱去周转。
“我们干部开会研究得走‘借鸡生蛋’的路，自己没人没钱，可咱们有土地呀，得把家园收拾干净了，请人来这里办厂。于是动员全村人改造环境，吸引港商。这招果然灵，港商到村里村外转了一圈，高兴地说：‘这里挺干净，可以建厂。’于是签了约，几家加工厂就这样建了起来。可是问题又来了，村里是泥路，交通很不便，来料、出货都很困难，加上电力也不够，电话也不通，许多港商又不肯在这办厂了。我们想：‘没有梧桐树，难引凤凰来’，就下决心整治投资环境：铺路、修电站、修邮局、修水库……这下行了，港商纷纷来办厂了。
“现在村里富了、变了，这你们也看到了，可是又出了一个笑话。有位逃港的乡亲回家探亲，坐了的士回家。车到了南岭村，他不认识了，他说这里不是他家，叫司机往前找。找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仍说错了，这不是南岭村，于是又开车回了深圳。他打电话回家，说他迷了路，让家人去深圳接他回家。结果还是接回到这里，他下了车东张西望，全变了，惊得他目瞪口呆！”
说到这里，张伟基大笑，笑得好开心。
王静珠说：“太动人了，这就是一部电影。可惜电影的篇幅有限，容纳不下，咱们搞一部电视连续剧吧，故事我都想好了，就写南岭村三十年的变化，名字就叫《南岭春秋》。”
张伟基很爽朗，说可以，可以写，教育后代嘛！他全力协助。但必须由我亲自导演，张伟基才认可。这都是1990年3月决定的事。
王静珠邀请《破烂王》的编剧刘鹏越同志来做《南岭春秋》编剧，王静珠全力协助，做责任编辑，共写成四集。由于题材新颖，故事生动，中央电视台主动提出和王氏公司合作出品。就这样，王氏公司负责摄制，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作为向党的十四大献礼片。此协议一签，对我鼓舞很大，我决心选上佳的班底，制作一部优秀电视剧，作为对深圳特区十年建设的又一奉献。
1990年9月，《特区打工妹》影片封镜，12月获电影局通过，我立即将精力移至《南岭春秋》，将原名《南岭春秋》改名为《岭南春秋》，虽只有一字之别，但意义颇大。一则可免去写真人真事之嫌，再则将剧本故事涵盖整个广东岭南，不只是写一村变化，而是写十年特区农村的巨变，更有典型性、代表性。南岭村主任张伟基也很高兴这一易名，也省去为南岭村歌功颂德之嫌。
四集电视剧《岭南春秋》于1991年春摄制完成，5月被中央电视台审查通过、播出。该剧很得深圳特区和中央电视台的赞赏，认为此剧是深圳特区农村十年改革的一面镜子，热情讴歌了特区农村的十年巨变，全剧形象生动，深刻感人，岭南特色浓郁，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电视连续剧。此片一再被有关单位借去放映，作为宣传改革开放的教材。
七、走访珠三角乡镇企业，创作电影《龙出海》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了举世瞩目的“南方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尤其激发了广东、深圳特区人民更加意气风发，决心以更大的干劲去创造更辉煌的业绩。在南方谈话的鼓舞下，我也想再拍一部影片，讴歌开放改革与新时代同步。
我在认真选题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广东“四小虎”的崛起，这“四小虎”是广东的中山、顺德、东莞、南海。这十年里，他们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并在全国率先进入了小康社会，已引起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我从报纸上注意到了这“四小虎”创造了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如：顺德的“乡镇办工业”和“大型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模式、中山的“市办工业和大型企业集团”为主的地方国营经济模式、南海的“县、镇、村、联合体、农户”五个轮子一起转的模式、东莞的“三来一补遍地开花”模式。
按我的本意，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都想去看看，亲身感受一下这几个不同的经济模式所创造的神奇效益。但毕竟时间有限，我只能选取我最感兴趣的一个点，于是我制定了一个新的“下生活采访”计划，从佛山走起，走顺德、走中山……
我是广东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省人大要求人大代表到广东省各地视察，我于是借助人大视察的机会想一举两得，便提出先视察佛山、顺德的乡镇企业。
人大代表视察由当地人大组织协助，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均认真向人大代表介绍相应的情况。因此，在佛山的七天访查中，佛山市经委主任、佛山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以及南海县委常委，均向我介绍了十年来佛山乡镇企业的发展概况，并陪同我访问了大榄镇、平沙镇、石湾区所属的乡镇企业。我与有关领导、专家座谈了乡镇企业的经济发展概况，使我初步认识了乡镇办的企业性质、成就和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当然，我的采访目的不只是为了向省人大写一篇“视察报告”，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寻找激动人心的故事，寻找卓越的乡镇企业家代表，以便去构思一部动人的故事片。
佛山七天的视察结束，我又申请继续视察顺德，这一次我邀王静珠与我一起采访。
在顺德我们得到了县委的极大支持，县委副书记邓德炯同志为我们做了三个小时的介绍，全面地介绍了顺德的“乡镇办工业、办企业”的模式，使我们眼前一亮。仅听他介绍的一组数字，我们已经很兴奋了。
他说：“十二年来顺德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达九十七亿元；工业创值八十六亿，是1978年的六倍，是1948年的四十四倍。目前（1991年）全县有工业3680家，超千万元产值的工业有二百零三家，超亿元产值的今年已达二十家。”他诙谐地说：“这是什么概念？目前内地一些县、市的工业总产值没有超过一个亿的还很多，可是我们一个县超亿元产值的工业已达二十家。”
我们的情绪被他调动起来，急于想去看看这二十家超亿元的乡镇企业，想去一一采访这二十家乡镇企业的领导人。
经县委安排，第二天我们就下去了，一个镇一个镇地走。
这里的四个镇，乐从、容奇、桂洲、北滘下属的镇办企业，正是引人瞩目的创亿元大户，那“裕华”“美的”电风扇，那“容声”“科龙”电冰箱，那广东电饭锅等日用电器，已成为国内外的名牌抢手货。
没到顺德之前，我也认为乡镇企业不会超过国营大工厂、大企业，但到此一看竟然让人目瞪口呆。这里比国营大企业毫不逊色，且产品质量尚有独到之处。
我们在珠江（容声）电冰箱厂参观（现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那巨大的厂房，那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比国营大厂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它是镇办企业。这家厂的总经理办公大楼就比国务院办公楼还阔气，来此参观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们曾对此引发争议。
有人说：“一个乡镇企业搞这么豪华的办公楼干什么？这是典型的讲排场、摆阔气！”
有人反驳：“这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镇办企业已经上了这个档次，国营的还远吗？”
我为此访问该厂总经理潘宁，他的回答更出乎我意外，他说：“我们电冰箱厂的规模、气派的确很大，这是企业的发展需要。我们的镇办企业要与西欧、美国的大企业对等做生意。如果我们厂的规模很小，质量很差，厂容不整，人家还来吗？”这让我十分振奋，乡镇企业已经跨出国门，与世界经济接轨，这正是中国乡镇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奉献。
我和王静珠走了这么多镇办企业，听了这么多大人物的经验介绍，耳濡目染，激动不已。一个电影的故事渐渐成形，一些乡镇企业家的形象渐渐清晰。
顺德是龙舟之乡，顺德的男女龙舟队多次在国际龙舟大赛上夺冠，很为海内外华人争气。为此，我们更强烈地要把顺德的龙舟队写进这部戏，让它象征国魂、国力。
于是影片的片名就定为《龙出海》，主题就是歌颂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崛起，塑造一批年轻的、现代的乡镇企业家形象。歌颂改革开放为现代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影片突出广东农村的地方色彩，并突出轻喜剧的艺术风格，让人感到清新、明朗、活泼、愉快。
《龙出海》影片被电影局定为向党的十四大献礼片，并获得上海第二届农民电影节“银絮奖”。最令我们兴奋的是，特委领导们首肯影片说：“谁要参观顺德，了解我们改革开放的经过，就先看电影《龙出海》。”
八、再闯禁区拍《白粉妹》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大滑坡，电影市场低迷，电影院门可罗雀，电影观众少得可怜，全国电影厂都在哀叹“不拍不亏，越拍越亏”，亏得无人敢拍电影了。
过去电影厂每年由拍十余部故事片到现在只拍一两部了，仅此一两部如果国家不补贴，仅靠观众票房也绝收不回成本了。制片厂不得不将危机转嫁给导演，谁想拍片，谁去找投资，再承包盈亏。如此一来，不少导演吓跑了，“下海”经商拍广告去了，一些年轻导演胆大的，还在坚持，但也亏得胆战心惊。
我也不敢拍了，不如趁机休整，访访老友……
1993年夏，我与静珠往返深圳拜访老友，在布吉镇会老友欧官成（镇委书记）。一见面欧书记就说：“我已经给你们想好了一个电影题材，拍《少年犯》续集。”我立即打断他：“续集很难拍，十个有九个失败！”他有些急：“不是拍一般的续集呀，是写今天一个大的社会问题，青少年吸毒呀！你知不知道今天青少年吸食海洛因毒品而犯罪的越来越多？”
他这一问竟把我们惊呆了，我们第一次听说现在有人吸毒，而且还是青少年。我当时绝对不相信，便说：“这不可能！三十年前周恩来总理就向全世界宣布过：中国是个无毒国。怎么可能又有人吸毒？！即便有，也是个别的，不具普遍的社会意义。”我似乎要驳回欧书记的话，他不但没有被我驳回，似乎已激动，又近似质问：“你们太善良、太闭塞、太不了解生活了！现在青少年吸毒已很严重，你们如果不敢正视、不敢写，我不客气地说：你们就失去了一个艺术家应负的责任！”
这次谈话对我们的震动很大，但我们仍不敢相信这问题真会严重到这种程度。我们过后又去拜访了宝安区领导，偶然谈及欧官成的建议，他很认真地说：“这问题可不是小事，欧官成在下边工作，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程度。现在青少年吸毒犯罪确实严重，单单吸毒已不可忽视，吸了毒又去犯罪就成了大的社会问题。只是不便多宣传，因为这终究有损开放改革的形象。实话说，我们宝安就有个强制戒毒所，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这么一说，竟证实了欧官成的话，我仍半信半疑，决定去宝安区戒毒所看个究竟。这里关押了许多吸毒犯，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这个场面令人发指！从戒毒所回来，我和王静珠竟无一句话，心里堵得很。
激动之情难按，我拍案而起！海洛因竟如此猖獗，一人吸毒竟危害全家、危害社会，不呼吁社会禁毒，良心何在？！
我与王静珠商定再闯一闯禁区，去碰碰这个尖端的社会问题。我们返回广州，立即制定了一个下生活采访的计划，通过广东省司法厅的协助，去广州深圳几个大的监狱、劳改场、少管所、戒毒所，全面了解近几年青少年吸毒给社会造成的危害。
经过数月采访，广东的大小监狱、劳改场、戒毒所已跑了大半，这才知道当年青少年吸毒已很严重。一下到监狱劳改场，才知道那里都设了戒毒大队，如今的青少年犯罪，十之八九都因吸毒买不起白粉而偷窃、卖淫、抢劫、杀人。真是令我们震惊。
这是个令人震惊并可能引起争议的题材，写得不好可能惹祸。有不少好友，甚至当权者均劝我俩不要碰这个题材，说这仍是禁区，写得出也不一定通过。他们说：“任何领导都一样，你说这个地区好话，都会笑脸相迎。你揭这地区的隐私、阴暗面，都不会给你好脸，何况国家！”但有些朋友又力主一定要写，写以警世。因为大家太不了解吸毒的危害，尤其青少年更对海洛因无知，只当吸一口好玩，寻求那种“飘”感，吃一粒“摇头丸”只当跳舞时可以更疯狂、刺激，却不知正一步步走向无底的深渊，待他们明白时已晚，花样的年华已不复再，多少青年竟惨死在毒品之下。
我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最后还是下决心写写看。
剧本原名为《少年吸毒犯》，后觉得太露骨，改为《白粉仔》，最后定为《白粉妹》。还是由王静珠写第一稿，她写第一稿时就住在深圳市戒毒所内，遇到难题便于请教戒毒所的管理人员，也便于随时采访吸毒青少年。因此这里的医生、护士、管教干部，以及吸毒人员全对她很熟，到处都喊她“王阿姨”。
这个剧本从1993年秋天动笔，直到1994年秋才定稿。她一稿，我一稿，反反复复，争论不休。有时她否定了我，有时是我否定了她，彼此矛盾尖锐时竟写不下去了，夫妻伤了和气，不吃饭、不睡觉……
孩子们也生气了，大声劝解：“不能写就不写了！何苦为了几个吸毒犯一写剧本就争论不休，不得休息？”
此剧本想由王氏剧本公司独立拍摄，独立发行。可是电影局仍坚持必须与电影厂合作，挂厂标。最后电影局同意挂“珠江电影制片公司与王氏影视业剧本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剧本最终仍由珠影领导拍板，他们说：“剧本很好，主题很震撼，很有教育意义，可以挂珠影合作出品。但珠影无钱投资，可自筹资金、自主发行，珠影愿全力配合。”王静珠这才独自一人去深圳寻找投资。在宝安区委的大力支持下，她从深圳宝安区筹得两百万元无息贷款，将来从票房收入中返还。这是王氏公司第一次贷款拍摄。
珠影厂为了支持此片，不收厂标费（管理费），珠影与王氏公司联合出品，仅是为了拥有出品权。
钱找到了，还需政府官员的支持。我们邀请中国电影重大题材领导小组组长丁峤同志和广东省委以及深圳市委相关领导为影片顾问。
1995年3月，影片《白粉妹》在深圳市戒毒所举行了隆重的开拍典礼。来自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的各界人士共三百余人参加。
1995年3月29日，《白粉妹》在深圳开拍，距6月26日国际禁毒日还有不足90天。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赶在6月26日前举行首映活动。
影片终于在5月6日停机，并立即赶赴上海做后期。6月1日赶去北京电影局审查通过，6月15日带第一标考第二次北京送审，6月19日出正式拷贝，速度之快已无先例。
这边广东省委宣传部已定于6月23日在广州举行隆重的《白粉妹》首映式，以宣传纪念国际禁毒日，深圳也已定在6月28日举行首映式，之后亦将赶赴各地举行首映，以配合“禁毒日”的宣传。
首映式很隆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斯奋同志亲自主持并讲了话。首映后的观众反应出乎意料的好，人们感叹、震惊！这几乎是开放改革以来首次大规模的禁毒宣传，许多观众第一次感到毒品危害的严重性。当他们看到白粉女小丹最后死在法庭上，无不哀叹、为之惋惜。许多人不由得联想到自家读书的孩子，若不抓紧教育，任其自流也难免重蹈覆辙。一些学生看后也说：“过去不认识毒品，只当吸一支香烟没事，谁知香烟里还夹着白粉害人，今后可要提高警惕！”
《白粉妹》影片受到欢迎，给我们鼓舞很大。趁势又参加了许多地区的首映宣传活动，如上海、苏州、南通、常州、无锡等地转了一圈，观众反应热烈，这不仅宣传了禁毒，也宣传了影片。
九、影片发行的苦与乐
这次上海永乐电影公司采取“分账式”付款，而不是往年的一次性买断。“分账式”的好处是票房越好，制片方分的就越多。只要影片票房不停，分账则继续。所以永乐公司要求摄制方一定配合宣传，也就是要我带几位主要演员到处赶场与观众见面，以便吸引更多的观众来买票。为了早日还清宝安的二百万贷款，也必须不辞辛苦地去赶场。这时政治的禁毒目的与经济效益已捆在一起，座谈会、见面会是为了社会效益，但也为经济效益。
我的心里一直着急，怎样才能从全国的影片发行中拿回两百万？静珠管发行，比我还急，她有时站在发行的立场也催我多跑几家电影院。
影片的成本回收，主要靠发行收入。早时一部电影的发行由中影公司垄断，一次性买断发行权，影片发行好坏便与制片方无关，亏了任他倒霉，赚了几千万也不再分你半分。现在改革了，制片方可以与全国各地的电影公司协商购销，大城市（北京、上海）可以实行分账式，其他省市还不行，只能仍采取卖拷贝与一次性卖断结合。至于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远地区）、穷（贫困地区）地区只能听之任之，人家说“我这地区只能给五千元买断终生”，你也得认。其他地方必须讨价还价，为此不少制片人自己背着拷贝全国到处跑。有些地区风气不正，还得请电影公司负责人吃饭，私下塞红包，哀求多买几个拷贝。有的影片质量不好，卖不出去，导演、制片人给电影公司经理下跪、哀求，也还是不买。电影公司经理私下对我说：“越是这种情况越不能买，买了这种影片没人看，我能给观众下跪吗？”
市场真是很残酷啊！这次我们发行《白粉妹》，有人对我说：“张导！你也辛苦辛苦，找两个人陪你全国跑吧，必要时也得请人吃饭，也得准备几个红包。不这样，你就准备亏吧！”
我和王静珠商量，怎么办？王静珠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能这么办！你都六十出头的人了，那么跑，不要命啦？！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她决定：除了已经去过的上海、北京，其他全国二十一个省市不再去人，只通过电话联系，至于能卖几个拷贝或是卖断某一地区的版权，都得凭良心了，对方给多少钱都认了！
她果然到处打电话，今天这个省，明天那个市。电话很不好打，不是电话号码不对，就是没人接听；好不容易等到有人接听了，又说管事的经理不在。反反复复多次才能联系上一个省，但对方却说：“我这里是老少边穷地区，只能五千元买断版权！”她的心立刻就凉了。最初联系上的几个省都是这个口气，她放下电话哀叹：“全国怎么会有这么多老少边穷地区呦？！”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人热情地在电话里说：“我们早就听说《白粉妹》是《少年犯》的姐妹篇了，早就期待买拷贝了。当年《少年犯》在我们地区创下了最高的票房纪录，观众人数也创了第一呀！今天《白粉妹》也错不了，你和张良导演的片子是信得过的，我们也会给你们个好价钱！”果然，他们买了好几个拷贝，也给了很高的价钱。王静珠对我说时眼里还滚动着兴奋的泪水。
又一个省的电影公司经理，王静珠对他说：“我们的《白粉妹》旨在挽救孩子，铲除毒害，期望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对方说：“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良苦用心，我们这里也发现吸毒的了，虽然不像广东、云南那么多，但这很像是瘟疫，传播得很快。你们的影片很及时，我们这里非常需要，谢谢你们为社会又拍了一部好影片！”
又是一个省电影公司，王静珠在电话上说：“我们这部影片的男女主角都是第一次演戏的学生，全片没有一个名演员，没一个大腕，可能影片的号召力差些。”对方说：“一部影片的好坏不在有多少名演员，你王老师和张良导演就是我们心中的名人，是比大腕还高的人民艺术家！我们一定买你们的影片，一定给好价钱！”
这些话很温暖人心啊！给多少钱已变得很不重要了，电话竟传达了这么多友谊和信赖。谁说商品时代无真情？人间自有真情在！王静珠就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与全国二十几个省市沟通了，我们王氏公司准时把拷贝发向各地，各地的购销款也如期寄来，很少发生拖欠。
原定是在一年后还清两百万贷款，可是王静珠心急，不肯等到一年以后，于是王氏公司在六个月内已将借宝安区委的两百万元全部还清了。
深圳市委副书记李容根同志高兴地说：“张良、王静珠是好样的，是可以信赖的！”
因为如数还清了贷款，人们惊得目瞪口呆：“电影这么大滑坡，这样不景气，你们还能还清两百万，简直是奇迹。”
当然，六个月还钱时，并不都是影片购销款，明眼人知道电影票房款远不会这么快回笼，最迟的竟在一年之后才能陆续寄来。可是我们着急，必须讲信用提前还，因此动用了王氏公司的存款分两次付清了贷款。当时，我们也是准备承担亏损风险的，如果卖不够两百万，就算王氏公司亏了，也不能让宝安区委亏损。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令人高兴的，《白粉妹》赚回了全部投资成本，还略有盈余。那年代还能有盈余是很能令人惊奇和眼红的。
上映后，《白粉妹》得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白粉妹》在1996年获得第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著仁杯”一等奖；1997年又荣获广东省宣传文化精品奖。
老来闲不住
一、喜获“中华影星”称号
1995年10月，广播电影电视部在北京隆重庆祝“世界电影一百年”“中国电影九十年”，并颁发了“中国电影世纪奖”。一些跨世纪的中国优秀影片和优秀艺术家获得了“中国电影世纪杯奖”。《董存瑞》影片获得了“世纪杯奖”，郭维导演与我出席了此次颁奖礼，领取奖杯后，我们两人合影留念。这年郭维导演已七十二岁，白发苍苍；我也六十二岁了。回忆起1955年拍摄《董存瑞》影片时，他才三十二岁，我刚二十二岁，距今已时隔整整四十年。同年12月，我又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华影星”颁奖礼。
“中华影星”当选一百二十六人，是为纪念中国电影九十周年而经过广电部评选委员会慎重研究推选出来的。入选者是自中国第一部电影故事片问世至今，集内地、香港暨台湾的历代影人，可谓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入选影星自1905年洪警铃老先生起，直至1995年奚美娟止，概括了中国电影九十年的历史。可谓人才辈出、明星荟萃。入选者每人获赠“表演艺术成就杯”一座，均篆刻上获奖人的名字。
颁奖礼当日，凡在世的影人均集聚北京（除有特别原因者未到）隆重纪念“世界电影一百年”“中国电影九十年”，并领取一本象征一生荣誉的《中华影星》画册和“表演艺术成就杯”一座。12月27日，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出席电影界“世纪之光”大型文艺晚会的主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我为自己当选为“中华影星”并与国家领导人合影而倍感荣幸。中国电影九十年的历史长河中也留下了我的足迹，我深感欣慰。
二、超期服役
1996年1月，珠影干部处正式通知我办离休手续。按国家“六十岁办离退休”的规定，我已算“超期服役”了。如今办离休我心甘情愿，立即填了表，交了照片。领导说：“因你在1984年前工资级别已是文艺七级，离休时可享受厅级待遇。”这时我才知道只有办了离休才可享受厅级待遇。但厅级有何待遇？干部处长解释说：“你现在每月工资是八百元，离休后，每月可领离休养老金一千两百元，比从前每月多得四百元。此外日后若调整住房，也可以调住四房一厅住房。若出差，亦可乘坐飞机、轮船的头等舱了……”
我笑说：“有这么多好处，那就快办吧！你若早十年告诉我……”他抢着说：“早十年就是你想离休也不能给你办！”大家哈哈一笑！
人生也本该哈哈一笑。
珠影领导并不希望我真的从此离职休养，于是郑重地与我谈话，要求我继续担任艺术委员会主任一职，继续关心珠影的艺术事业。
艺术委员会本是闲职，虽非正规职业，但自改革开放成立以来也已十余年。被应聘为艺委会委员的均为珠影在艺术上有建树、有学识的一批老中青影人，有编剧、导演、演员、作曲、美术和突出的编辑人员。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技术委员会，亦由资深的摄影、录音、剪辑、洗印等技术人员组成。
电影厂历来审查影片、样片、完成片时，均由“三委”（艺委、技委、党委）人员共同讨论决定。而艺委、技委的意见仅供党委参考，决定权尚在党委。但艺委、技委的意见也可以左右党委，所以党委十分珍视艺委、技委的意见，遇到重大难题，艺委、技委意见更显重要。所以艺委、技委委员颇认真职守，讨论起影片质量，也从不徇私情。为了认真发言，凡被审查的影片主创人员（编、导、演等），即便是艺委会委员，也一律回避，实行背靠背讨论。并建立严格纪律：任何人不得将艺委讨论意见透露给该片的主创人员，更不准提名道姓地说原话，凡违反此规定的，如情节严重，可将该人开除出艺委会。因此艺委会在讨论影片时，方能以艺术为重，不惧情面，认真提出可供参考之意见。因意见中肯，富有建设性，也很为该片主创人员所重视。
珠影艺委、技委共有五十余名委员，但因为大多数人均在忙于业务，每次能来参加审片的只有少数人而已。我被任命为艺委会主任也已近十年，本以为趁离休卸任，不料又被续聘，如此又干数年。关心珠影的艺术创作，也是我的一件乐事。
三、全国美好家庭
1996年，由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美好家庭”（安尔乐杯）评选活动中，我和王静珠组成的家庭被评为“美好家庭”并授予奖状以资鼓励。
我俩很以此为荣，很重视这一奖状。因为它肯定了我们夫妻在家庭和事业上的进取与努力。几十年来，我们风雨与共，爱情上坚贞不渝，事业上相濡以沫，从没动摇，从没停步，彼此珍爱有加，人皆笑称“模范夫妻”。我们不敢自称模范，但却以此感到安慰。我这几十年如没有静珠的坚强信任与支持，也绝走不到今天。而她，若没有我的爱与关怀，也很难走到现在。我们夫妻几十年从没有吵架、红脸，只是在写剧本时才吵吵闹闹。我俩在创作中，总是力争求得对方的同意，创作状态极为认真。有时为了剧本的细节、有时为了人物的台词，这种争吵是有益的，只可惜我怕伤了感情，不敢大吵。如若不怕，敢让静珠畅所欲言，我的影片可能还有长进，想来懊悔莫及。获得“美好家庭”奖，甚感欣慰。
这几十年，想一想还真不容易。我由衷地感谢爱妻——静珠！虽然来日无多，但当格外珍惜，我此一生能得她一知己足矣！
谢谢全国妇联给我们“美好家庭”的荣誉，这比给我一个“金鸡”还重要，我将以此信守终生。
四、参加1998年央视春晚
1998年元旦刚过，忽接中央电视台邀请去参加这年春节的电视联欢晚会。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可是越办越红火，已记不清是从哪年开始，每年春节晚上全家人便守在电视机旁，一边包饺子一边看八点的春节联欢晚会，以至看到零点，全家人在欢庆的钟声里互相拜年，去迎接一个新的春天到来。年年如此，春节晚会已成我家过年的重要内容。
偶尔孩子们也想变变方式，建议到酒楼去吃年夜饭，免得在家操办年夜饭太累，又买又做，又洗又刷，不如到酒楼方便。可是往往因包不到理想的包间，更因看不全春节晚会的节目而遭大多数人拒绝。因此还是老规矩，年三十晚上雷打不动在家包饺子，全家看春节晚会节目。待年夜以后，孩子们给老人拜年送孝敬费，老人给孩子们压岁钱，一家人乐也融融。
1998年春节要变了，我已同意应邀去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这次我是上电视出节目，全家人在电视机前看我们的节目。孩子们不习惯，我不在家坐在老太爷的位置上发号施令，仿佛就不像过年似的，因此曾劝我推掉节目仍在家一起过，说这样红火。我反复想，还是以大局为重，上春节晚会，和全国的电视观众一起过春节，也可趁机向全国的观众拜拜年。
中央电视台搞一台春节晚会还很不容易，过去不参加不知道，这次去了才知道还挺复杂。
一台春节晚会节目有的已在数月前筹备、挑选、排练。唱的、跳的都要与音乐、灯光、舞台效果合成。最复杂的就是合成，过去没有大屏幕，如今舞台上也有了大屏幕，可以放电影、放电视，内容更加丰富。一台晚会最多时有一千人在台上同转，就这调度也不容易。可怜那些现场执行导演早早就喊哑了嗓子，到了该叫劲真喊的时候却又喊不出来了。
这个节目叫《正方与反方》，参加“正方”的全是在电影中扮演我军正面英雄人物的，如：《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郭振清饰）、《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刘世龙饰）、《地道战》中的队长高传宝（朱龙广饰）、《董存瑞》中的董存瑞（张良饰）、《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祝希娟饰）。而参加“反方”的全是在影片中扮演反派人物的，如：《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陈强饰）、《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刘江饰）、《渡江侦察记》中的敌军情报处处长（陈述饰）、《红旗谱》中的冯兰池（葛存壮饰）、《地雷战》中的日本军官山田（王孝中饰）。
我军人物一个个血气方刚、英雄伟岸；而反面人物一个个老奸巨猾、阴险毒辣。双方各五人，上场后各报姓名与扮演人物来历。正方一报，观众出于对英雄的崇敬，均报以热烈掌声；反方人物一报，观众出于对反派人物的熟悉，掌声加笑声比正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排戏时，正方总是想“压制”反方要他们“收敛点”，怕他们“喧宾夺主”“正不压邪”。但反方却从不收敛，一副“自以为是”“傲视群雄”的姿态。他们在生活中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演起反戏来让人望尘莫及，五体投地。但正方人物自视正面人物，决不可以被反方压倒，我们必须以“英雄气概”“气势”压得反方弯下腰去……这本是一出小喜闹剧，正反方互斗，斗出点情趣。能逗观众一笑，便算达到了春节晚会健康一笑的目的，也可以让电视观众重温这一群老艺术家们昔日的风采。
当大家在台上自报姓名和年龄时，观众一听到最小的祝希娟也已六十岁，最老的陈强老师已八十余岁时，全场热烈鼓掌，但又情不自禁发出惋惜的叹息声。当我自报“拍摄《董存瑞》时二十二岁，今年我已六十五岁”时，台下也是一片“哇”声。
有什么办法，岁月不饶人，四十几年的岁月像刀在每人的脸上刻上了一个“老”字。老了，但只求还有余热报效社会。
为了这个节目，我们半个月前就去了北京，反复排练，直至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审查通过。大年三十晚上直播，直播时我们也很激动，因为亿万观众正守在电视机前，像我家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你。我也知道这时候全家老小都期待看这个节目，我也好兴奋，好激动。我们电影演员不像歌唱家、舞蹈演员，他们可以年年上春节晚会，而我们只此一次机会而已，所以还是很珍惜这次机会。因为这台晚会的收视率实在太高了，除了全国观众，还有全世界的华人地区也都争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难怪一些小品演员，千方百计也要挤进这台晚会，这对一个演员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真的可以“一夜成名”，家喻户晓。
我很荣幸在六十五岁时，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更欣慰的是这台《正方反方》还获得了观众评选的一个纪念奖，观众很喜欢这个节目带给他们一段回忆、一片欢笑。
五、参加八一厂五十年厂庆
2002年8月1日，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建厂五十年大庆。两个月前，八一厂庆祝厂庆筹委会就来函来电，热情邀请我和王静珠一同回去参加五十周年纪念厂庆。王静珠初接电话还不敢相信地问：“是请张良同志一人回去，还是请我们两人？”
对方答：“是两人，是张良同志和你王静珠同志两个人一起回来！大家很想你们，你们是八一厂的老同志啊！”
听清了这句话，王静珠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八一厂还想着我们。放下电话，她久久地坐在办公桌前，她的思想乱了……
终究是八一厂建厂初期的老同志，她1952年8月未满十八岁就由国家统一分配，从家乡苏州直接去了北京初建的八一厂，对八一厂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深情。那里留下了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下了她的苦与乐、爱与恨，往事像刀一样刻在她的心上。她很想回去看看当年与她有恩的老同志，还要去看看那些曾害过她的人今天如何。总之她的心乱了，一直在思量，见了他们该如何面对、该说些什么。
我和她的心态不同，因为我常去北京，常回八一厂，不像她累积了几十年的恩怨，何况我也早把过去的恩怨看得很淡。“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是很难说清楚的，害人的、被人害的都走过一条不幸的路。就算害人的没离开八一厂、没离开北京，但他们的政治生活、家庭事业就一定很顺吗？就一定没有内疚、自责吗？！我很宽容，早已原谅了过去，原谅了一切对不起我的人，我不要他们当面向我道歉，因为不是他们发动的这场动乱。除非那些罪大恶极、不可宽恕的人，他们事实上也都受到了惩罚，又何必再去纠缠？！何况这几十年中我自觉活得比他们好。
八一厂的人几乎都很羡慕我在珠影，凡见过我的人均深情地说：“你没回来对了。”当见我们推出一部又一部的南国都市电影，他们很为我们高兴，衷心地祝贺我们的成就。
因此我不像王静珠那样怀恋旧怨，我倒有一种游子回归的感觉。我也一直将八一厂视为母厂，不管我走了多少年，我终究曾是八一厂的人。
我在八一厂走过一段难忘的电影演员生涯之路，从《战上海》起，直至《打击侵略者》止，我相继拍过近十部电影，尤其是《哥俩好》一片，将我推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的宝座，是八一厂将我培养成为最佳演员，因此我终生不忘这段恩德。
当然我也更爱珠影，是珠影将我培养成为电影导演，我以《梅花巾》《雅马哈鱼档》《少年犯》等片再一次登上了“新时期十年影视十佳导演”的宝座，是珠影厂将我培养成“十佳导演”。
我这一生有两个高峰，作为演员我难忘长影、难忘八一；作为导演则更感激珠影。今天是八一厂建厂五十年大庆，我当然要高高兴兴地去为八一厂拜寿！
八一厂五十年厂庆活动是设在八一厂大摄影棚内，是本厂演员和职工共同主持并演出的一台歌舞文艺晚会。所有的内容都围绕建厂、创业、发展、辉煌这些主题而歌颂八一厂五十年的战斗历程，内容十分感人。看到动情处，不少老同志掉下了热泪！我俩的心也在颤抖，因为八一厂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八一厂的辉煌也曾有过我们的汗水和劳动。尤其是王静珠，当从大屏幕上看到八一厂建厂初期的纪录片，战友们在拔草、盖房，在休息、拔河比赛，那些穿着军装的“土八路”一个个土得掉渣的笑脸，她早已激动得热泪盈眶。
演出中我还被邀请上台和演员剧团的新老战友们站在一起，共同祝贺八一厂五十华诞。当节目主持人庞敏同志把话筒举到我面前问：“张良老师，八一厂五十年大庆，你有何感想？”我真是百感交集，望着台下的老领导、老导演、老同志们不由不说出：“我太激动了！我忘不了八一厂的老领导对我的多年培养，忘不了八一厂的老导演们给予我的教诲，忘不了全厂老同志们给予我的支持。我是在八一厂演出《哥俩好》后才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的荣誉，我永远感激八一厂，感谢母亲！今天在庆祝八一厂建厂五十年大庆之际，我衷心祝愿八一电影制片厂——我的母亲，更加辉煌！”
我的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是我的真心话。在台上，我望着陈播等老厂长坐在台下第一排时，就想到当年在八一厂，正是他们一次次地给我任务、给我机会，让我去演戏。当我看到已剩下为数不多的老导演们，就想起当年在拍《战上海》《三八线上》《林海雪原》《哥俩好》《碧空雄师》《打击侵略者》时他们的亲切指导。当我看到四周看台上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婆都曾和我在一个摄制组里滚过，他们中有人是我的制片主任、摄影师、美术师、录音师，那些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妇是我的化妆师、服装师、道具师，她们还在我的脸上抹过油彩，喷过硝烟的黑灰，还帮我去换洗那被汗水湿透了的军装。他们还笑骂过我：“死张良、皮猴、调皮鬼、捣蛋鬼！”因为那时我年轻、顽皮、爱开玩笑，大家都叫我“皮猴”。今天他们都老了，许多人都老得不敢认了，许多人早已不在人世……八一厂还是我恋爱结婚、成家生子、经历“文革”的恩怨之地，实在是令人终生难忘。
怎么能不激动？那时我们都只有二三十岁，都是血气方刚，都是风华正茂。从不知疲倦，党指到哪里就到哪里，从没有二话。
今天好了，全国走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走了一条富民强国之路。多亏了东山再起的邓小平、多亏了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不然我们怎么可能再回八一厂同庆五十年大庆？！
五十年间，八一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走出生产区，在生产区与生活区相邻的地方，原本有一条小河，还有一座小桥，这曾是一道很美的景致。不知哪一年小河填平了、小桥拆了，但难拆八一厂老人心上的记忆。今天我俩又走到这曾是小桥的地方，伫立良久，我忽然问：“哎！那一年你和一位海军军官在这里谈话，你们到底谈些什么？”
她大笑：“到今天你还吃醋啊？其实我正在拒绝別人求爱……”
是啊，人生本如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才有滋味，什么东西放多了就不好吃了，可是若什么都尝一点点，也是蛮有情趣的。
我们又走到老经济宿舍的最后两排，最后一排曾是八一厂演员剧团的团址，倒数第二排就是剧团的家属区了。这一排的第一间房曾住着老演员刘季云，第二间住着大里坡夫妇，第三间住着英俊的王心刚，第五间住着美丽的王晓棠，第六间住着我和王静珠，那是我们的结婚新房……如今事过境迁、人各东西，但我们分明还能听到旧时的笑声……
静珠低声说：“我们的大儿子、二儿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真难忘啊！”
是的，那时我们还不到三十岁，年轻、潇洒。虽说这个家没有厨房，没有厕所，但仍觉得日子过得很充实、很幸福，那小屋里有过我们无尽的欢乐。
那时的王静珠在我眼里真是美极了，尤其是生过第一个孩子。她那红润的脸色、细腻的皮肤，曾不知吸引了多少人回头。我倒真的不吃醋，反觉得很骄傲，因为这是我张良的老婆。只可惜这段时光太短了，很快就被暴风雪掩埋了……
北京这些年变化太大了，修了四环路又修五环，为了迎2008年奥运会，还要修六环路。这次来八一厂已经连大门也找不到了，原大门成了四环的立交桥，如今后门成了正门。莲花池，我们当年住的“鸡鸭房”成了三环路，就是当年的莲花池大水塘现在已是繁华的北京西火车站了。
我想趁现在城里还没大变，赶紧带静珠去看看。
我们决定用一个下午的时间逛西单和北海公园。北海公园必须旧地重游，因为它是我俩初恋约会的地方，怀大儿子时还在这里划过船、照过相。生大儿子时，我还每天爬上白塔山顶去买牛奶。今天在老地方再照几张相片，以便两相对照。
我们又用一个下午去逛东单、王府井，去天安门广场照相。
天安门也是必须去的，因为它见证了我一生的荣辱。
在我十五岁时随解放军进了北平，“北平入城式”上那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彪还在前门箭楼上检阅过我们的入城部队……
1949年10月1日，我以一个军鼓手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
1963年国庆，我曾站在《哥俩好》的彩车上，接受过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69年9月，我们一家被迫复员还乡，并被命令必须在9月20日前离开北京时，我们低头路过这里……
我还要重新站在我曾经打过军鼓的地方照张相，以证明我这一生对得起一个革命军人的荣誉，我没有愧为一个革命老战士。
这一趟回八一厂过厂庆，我俩很兴奋，很满足。该看的老同志都看到了，该回忆的地方也去了，了却了几十年的心愿。最大的满足是王静珠，见到了老同事、老同学、老地方，她无限感慨，几十年的岁月竟把一个个年轻人变成了老头、老太婆。若再过若干年，大家又会变成什么样？还有机会相聚吗？她很珍爱此行，把几筒胶卷全印出来，又一次次地加印，给每一位合影的老领导、老同学都寄去照片，自己也专门买了一个大相册，一张张地按时间、顺序排列，还写了解说词。她要把这次相聚珍爱永远，让这次情爱当成永久的回忆。
人生要永远留住快乐！人的心灵是可以净化的，更可以升华。但愿明天更美好！但愿儿孙们能开创出一片新天地，比父辈、祖辈更幸福！
六、忙忙碌碌的十三年
2003年8月，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隆重纪念战斗英雄董存瑞牺牲五十周年，特邀请我参加，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出席这样大会。
那一天出席活动的除了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全体官兵还有当地党、政、军各级代表，以及董存瑞近亲属、还有已经复员转业地方的董存瑞部队历年班长、连、营、团长等代表——规模空前、十分隆重。
令人难忘的是，除部队首长郑重介绍董存瑞在解放隆化战斗中为清除敌人暗堡而手托炸药包英勇牺牲的英雄事迹外，今天的董存瑞团全体官兵集体宣誓：誓做董存瑞的接班人，为祖国的强大英勇奋斗！他们豪迈的誓言让我热血沸腾，再一次受到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
会后还有难忘一幕，董存瑞的亲妹妹董存梅同志与我见面。她是第一次见我，她说当年她还小，看电影《董存瑞》多次泣不成声，她记不住亲哥哥长什么样，却深深记住了电影中的哥哥，她说：“我想他就应该是那样！”让我很感动。
还有难忘的是一群人，有军人，有地方干部他们纷纷与我握手、郑重地向我敬礼，还喊着“向老班长报到”。他们一个个“自报”，“我是×年董存瑞班班长”，“我是×年董存连连长”，他们中还有××年的团长，一个个英雄伟岸，令人起敬。他们都笑称我是他们的老班长，说当年一入伍，第一课就是看电影《董存瑞》，他们决心一生一世都做董存瑞的接班人，让董存瑞舍己为民的精神世代相传！真的很动人，很难忘，我说：“我虽然老了，我也一辈子做董存瑞的精神传人！”
9月，我出席广东省委召开的建设文化大省动员会，分组讨论会上见到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他列席我们的分组会，听大家的建议，我也发言谈了我对建文化大省的感想建议。张德江书记很亲切，平易近人，还与我对话，鼓励我们多拍好电影，为文化大省出力。到会的文艺界人士个个深受鼓舞，决心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4年6月，我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心连心”艺术团到西柏坡老革命根据地演出采风，向老根据地人民学习，又一次受到革命传统教育。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在西柏坡决策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到建设，这一伟大转折，决定新中国的成立。
2005年1月，我写的自传体书《情爱不老》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许多人写信向我祝贺，并表达他们的读后感，让我非常感动。
4月，我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拍摄《艺术人生》节目，我和王静珠在朱军同志主持下，畅谈我俩对人生的追求，对电影事业的追求还有对爱情的追求。这一节目播出后，对照我的书《情爱不老》也加深了读者对书的理解，也更激起对该书的兴趣。
在京期间也受到广电总局党组书记赵实同志接见。她刚刚读完《情爱不老》，说读后很激动，看到二位电影艺术家对电影艺术追求的执着、爱情之路的曲折以及人生的坎坷，这一切就是一部很动人的电影，让人感叹、难忘。赵实同志的鼓励将鼓舞我俩的后半生更加努力地为党的电影事业奋斗，还热情建议，此书可以找机会改编电影。
11月，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海南三亚举行，该届电影节正赶上中国电影百年，中国电影表演学会邀请著名电影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经数月认真评选，评出“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这百位优秀演员从有史以来之胡蝶、阮玲玉等始，包括港澳台著名演员，直至近代的白杨、张瑞芳、秦怡、田华、于洋、王心刚、王晓棠、张良等共百人。每人获赠荣誉奖杯一座，均刻以实名，光荣之至。
12月26日，国家在北京隆重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在人民大堂召开纪念大会。
会前，各地隆重推选出席纪念大会人员。珠江电影制片厂推选王为一、张良、丁荫楠、胡炳榴、孙周、何群同志为正式代表，王静珠还被广电部列为广东省的特约代表共同出席北京盛会。临行前，珠江电影制片厂郑重为代表举行了送行会。因其他几位同志已在北京，只有王为一、张良、胡柄榴、王静珠四人，接受了鲜花等热情欢送。
12月2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会上由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宣布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中央将重奖电影界对中国电影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功人员，国家人事部、国家广电总局授予50名电影艺术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的称号（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待遇）。50名获奖艺术家按序排列坐在前排座位，个个神情庄严、兴奋、激动，永记这一生最神圣、光荣的时刻。这50名艺术家中有珠影丁荫楠、张良，还有广东著名电影编剧梁信。
此外，国家广电总局还对另外50名电影艺术家授予“优秀电影艺术家”荣誉。他们中有珠影的胡炳榴、王为一、孙周、何群。
12月2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中央领导接见全体电影艺术家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会后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合影时，我和田华、庞学勤三人被安排站在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身后，非常荣幸的是胡锦涛总书记还在我三人的请柬上签名留念。太珍贵了，我将永世珍藏。这张千人合影照片至今悬挂在我家客厅中央，难忘这百年一遇的幸福时刻。
28日晚，北京展览馆礼堂演出“世纪之梦”大型音乐会，我与于洋、于蓝、王心刚、秦怡、田华、王晓棠等13人组成合唱队，演唱电影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引起全场观众共鸣，此情难忘。
29日，参加中国电影博物馆揭幕典礼，许多电影艺术家塑造的经典银幕形象被塑成立体的雕像永存馆中，其中也有我在电影《董存瑞》中塑造的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的雕像。
赶上了中国电影百年，在百年的中国电影长河中也留下了我的足迹。
2006年，5月参加中国电影基金会在贵阳举行的“电影万映”活动，以推动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许多老艺术家应邀参加其中，于蓝、刘江等都已年过八旬，但精神饱满，全程投入。
2007年6月，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联、广东省档案馆与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联合举办“广东电影艺术家七人展”展出七人在电影事业上的突出贡献，有图片、有录像、有实物，真实、形象、生动。这七人是：丁荫楠、王为一、张良、胡炳榴、孙周、何群、梁信。
“七人展”开幕式上，广东省政协主席、省委宣传部部长到会剪彩，并为每人颁发五万元资金。该活动引广东各界关注。
9月《羊城晚报》发起评选“岭南文化名人50家”活动，经社会评选，最后揭晓，我亦名列其中，荣获荣誉证书、奖杯。
2008年6月，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庆祝成立50周年暨成立珠江电影集团，同时举办“岭南电影艺术”研讨会。我导演的《雅马哈鱼档》《女人街》《特区打工妹》南国都市三部曲引发专家普遍关注。
11月26日，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联、珠江电影集团联合举办“张良从艺六十周年艺术研讨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对我六十年从艺经历和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书记赵实，和电影局、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都发来贺电、贺信。老电影艺术家于洋、王晓棠也发来贺信。令我十分感动，衷心感谢！
2009年8月，出席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在山东日照举行的第十二届“金凤凰奖”。本届将“终身成就奖”授予田华、王心刚、王晓棠、张良四位老电影艺术家。颁奖后还举行学术研讨会，我等四人都发表了获奖感言，由衷地感谢亦让老中青同业电影人动容。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获“终身成就奖”。
10月，我出席“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该电影节系由当今青少年组办、评选出十部“最喜爱的电影”和“十位最喜爱的银幕形象”我主演的电影《董存瑞》被评为“最喜爱的电影”和“最喜爱的银幕形象”之一，这让我十分欣慰，说明今日之青少年仍然热爱革命老电影和革命英雄形象。
11月20日，珠江电影集团邀请我为新招进来的年轻电影人讲课，进行“传、帮、带”。珠影曾经辉煌，今日光环不再，如何激发今日年轻人热爱电影、热爱珠影，再造珠影辉煌？我自知时过境迁，我一人之经验已无济于事，但责任重大。珠影是珠影人之珠影，必须重整旗鼓，培养接班人，必须要他们爱珠影，为新的电影事业奋斗。我讲得声嘶力竭，他们——新珠影人，能否接受？
2010年4月，在山西太原市应邀参加“民俗电影节”。电影节在古香古色的常家花园举行，各地热爱革命老电影的业余电影人利用自带的老式放映机在露天放映革命老电影，引来无数热爱老电影的观众围观。加之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艺术表演，别开生面，也是一次推动电影繁荣的民间动员令。
电影植根于人民，他们不忘革命老传统，呼吁今日电影人勿忘人民、勿忘革命传统，一定为人民拍出喜闻乐见的好电影，真良苦用心啊！
12月，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在省委礼堂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为十五位老艺术家授以首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以及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等领导全部出席颁奖典礼，会场气氛隆重、热烈。十五位老艺术家一一上台颁奖、发表获奖感言，场景十分动人。
这十五位获得首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的是：王为一、红线女、杨之光、陈翘、陈国凯、张永枚、张良、郑秋枫、金敬迈、罗家宝、姚璇秋、梁伦、梁信、梁素珍、潘鹤。
我也光荣入列，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获得的终身成就奖，说明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肯定了我对广东电影事业的奉献。我是非广东籍的外来人，但我热爱广东，四十年来满腔热情投入到广东的改革开放新生活，编导了一批歌颂广东新生活的新人新事，我执导的《雅马哈鱼档》《女人街》《特区打工妹》《龙出海》成了“南国都市片”的代表作。我已融入广东人民中，除了广东话说得不标准，我确认自己也是半个广东人了，今后决心继续为广东的电影事业作出新奉献！
2011年1月，广东的亲朋好友和我的儿女们为我和王静珠举行“五十年金婚晚宴”。
转眼结婚五十年了，那年——1961年我二十八岁，王静珠二十六岁，几经磨难才结成连理。这年我已七十八岁，王静珠七十六岁，已经儿孙满堂，真是喜事连连，幸福晚年。想来不易，自当加倍珍惜。
2012年春节前夕，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和省文联领导到我家来进行慰问，提前拜年。老伴王静珠高兴了，端出自己包的饺子让领导尝鲜，这热腾腾的水饺代表了我们老电影人对广东省领导的感激之情，也是鱼水之情。领导和艺术家就该这样心连心，才能铸就一番大业。
2012年，我的日记里还沉痛地记下一串名字，他们是人民热爱的老电影艺术家陈强、张瑞芳、黄宗江，还有珠影著名电影人胡炳榴、章杰、王志刚都逝世了，太沉痛。祝愿他们一路走好。
2013年2月，王静珠的自传体小说《痴爱一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书的前言是我写的，这在我们这个家庭是件大事，亲朋好友拿到书开始传阅，赞声连连。
5月，广东省妇联读完《痴爱一生》非常激动，特邀请王静珠和我到她们妇联开联谊会，畅谈读后感。许多同志发言盛赞我俩的传奇人生，真挚的爱情故事，以及在电影事业上的卓越奉献。她们说张良同志的艺术成就绝对离不开王静珠的支持，你们俩的完美结合，才是一对夫妻的真正典范。这在今天许多青年人把人生、爱情当成游戏，你们的夫妻情爱更显无比珍贵。
10月，珠江电影集团授予王静珠“特殊贡献奖”，以奖励其对珠影、对电影事业的贡献。
2015年1月，广东省委宣传部新任部长庹震到我家进行春节慰问。
4月，北京八一电影厂拟建“名人馆”专程派人到我家采制我的手模，并进行录像采访。
9月，应中国电影家协会邀请，出席在吉林市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这届电影节上，我和王晓棠同志同时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颁奖礼十分隆重、热烈，我和王晓棠同志在登上颁奖台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我们享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祝贺，享受到所有电影人的关爱和祝福。这是每一个电影人的最高梦想，只有年过八十岁、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才能拿到这个奖。
那天为我和王晓棠同志颁奖的是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实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荣获终身成就奖项，而此次是影界最高荣誉。
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我说：我要衷心感谢一生中对我有恩的三个电影制片厂。第一，感谢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5年邀请我主演电影《董存瑞》让我荣获国家文化部1949—1957年优秀影片、优秀演员一等奖，领我迈入电影行列。
第二，感谢八一电影制片厂，给我参演多部影片的机会，并让我在1963年因《哥俩好》影片荣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第三，感谢珠江电影厂，给我机会让我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当导演，放手让我深入生活，创作一大批歌颂新生活的“南国都市影片”让我荣获了国内外多次大奖。
我的终身成就奖应该属于他们，属于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最后，也要感谢我的妻子王静珠。正是她给我写的电影剧本《梅花巾》《少年犯》《特区打工妹》《白粉妹》等等，才让我拿到国内外大奖，正是她用一生的爱才支持了我实现人生梦想。
至此，这是我拿到的第三个终身成就奖。我把它们放到我家荣誉柜的最显要位置。
我一生爱惜荣誉，我尽力了。今天我老了，登上奖台时两腿发抖，但我没有用拐杖支撑，我还是上去了、步上人生最高台阶，我上去了！
11月，从吉林颁奖回来，我必须立即去做白内障手术，有一只眼已被白翳蒙住，令我看不清奖状上的字。手术做得很成功，又恢复了最佳视力，我兴奋极了，仿佛又迎来了第二春。
2016年1月，广东省委宣传部新任部长慎海雄同志在珠影蔡伏青董事长陪同下到我家进行春节慰问。第一次见面，很亲切，很热情，他谈了如何改造珠影的设想，很实际。我们这些老人还能说什么，只能期待。如今好啊，全是年轻人治理国家大事，他们年轻，血气方刚，敢想敢干，但愿能闯出一片新业绩。
1月29日，珠江电影集团在珠岛宾馆举行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我应邀参加，还请我坐到主席台上。
总结大会之后是表彰有贡献的干部职工，我也与他们颁奖。
最后是表彰老电影人，我和丁荫楠同志被授以“特殊贡献奖”。我二人激动不已，发表获奖感言。在珠影工作四十余年，全仗老珠影人的信任支持，如今很多老同志都不在了，太怀念他们了。回想当年一起拍片，与我搭档的制片主任、摄影师、美工师等，许多人先我而去，太痛惜。对老一辈人的痛惜，更斯待年轻一代珠影人有大作为，期待他们再造辉煌。
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几位同志登门传达省委宣传部指示，今年要为岭南文化名家（得过第一、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者）出书，内容包括个人传略、著作、文章、社会评论文章等。我领会了精神，准备配合寻找资料。
10月，珠江电影集团领导与离退休干部召开座谈会，汇报半年工作，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作出新业绩，受到离退休干部的欢迎，大家热情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作出更大贡献。之所以鼓励是因为老珠影积压的问题太多，积重难返，谁来干也不容易。今天蔡伏青董事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大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拍出人民喜欢的好电影。电影厂第一使命就是拍好片！”
11月，广东省文联召开文代会，我应邀参加。
当月27日我又应邀参加出席全国第十届文代会，28日随团到达北京。29日，全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实、副书记李前光等领导到我下榻宾馆进行慰问。赵实说我是参加文化会最年长代表，83岁，其他老同志年岁都没有我大，让我感到无比光荣。我表示感谢，并表示全程参加，保证不迟到、不早退，做一个合格代表。
30日，第十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作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现场聆听习总书记的讲话，感到他确有大国领袖风范。身材魁梧，语言铿锵有力，态度和蔼可亲。近些年他的治国理政、富民强国、反贪倡廉、强军等政策深得民心，让我们感到做中国人的骄傲；今日又听他对文化、对文艺工作者亲切教导，心中无比激动。
分组会上，我畅谈了自己的感受，愉快地以旺盛的精神参加完大会全程，我骄傲地以83岁高龄参加全国文代会。
我的传略可以到此结束了。来日方长，我坚信我可以健康地活到一百岁，像我们珠影的前辈、老师王为一老先生，活一天，干一天，也奋斗到一百零一岁！
我一生乐观、勤奋，因为赶上了好时代。
谢谢广东省委宣传部为我们出这本专辑。
谢谢珠江电影集团给予我的关怀。
也谢谢爱妻王静珠一生给予我的关爱，让我俩一生情爱不老。
2018年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