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张良传略（3）
情定终身
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的同时，我和苦恋六年之久的恋人王静珠也终于修成正果。王静珠是一位对我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女子，可以说，我的人生没有王静珠就构不成一台戏。命里注定，谁也拆不开我俩。我和王静珠的故事详见我2003年出版的自传《情爱不老》，此处仅作略述。
一、初识王静珠
认识王静珠纯属偶然。1956年夏，在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期间，刚演完《董存瑞》的我在话剧汇演期间众多靓丽的人群中，有一位姑娘特别令我眼亮。她年轻、漂亮，染了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梳了两条齐腰的大辫子。那年代没人敢染头发，所以她很特殊、很扎眼。
这就是我对王静珠的最初印象。说来也巧，我越是注意到她就越能碰到她，她的眼神好像与我心有灵犀似的。为了追逐这种异样的眼神，我竟几次刻意地等候在楼梯扶手边，只为了再一次与她擦肩而过。
这女孩让我心动，让我着迷，可是我竟没敢上前与她说话。汇演结束了，曲终人散。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回到了抗敌话剧团的住地，我很懊悔，怎么就这样轻易放弃？！当然，我也曾替自己解脱：现在漂亮的姑娘很多，说不定还能遇上比她更漂亮的。但是我在漫长的期待中，她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闪动，拿她和现在生活中的姑娘相比，几乎再也没有遇到一个能超过她的人，她竟成了我择偶的一个标杆，一把衡量的尺子。有了她的形象，其他人再也不入眼。
1956年秋，八一厂决定把我们团演出的话剧《战斗里成长》搬上银幕拍成故事片，并决定由我出演主角赵石头，于是我们剧组再次住进八一电影制片厂。
当时恰值八一厂首映《董存瑞》，厂工会请我与全厂职工见面，并参加一个放映后的职工座谈会。我又与这位美丽的姑娘相遇了。
我定定地望着她，她也是定定地望着我，这一瞬间，她一定也想起了我，想起了那一次彼此的擦肩而过。我对她微微地点点头，她立即报以嫣然一笑，她的脸红了，赶紧低下头去。后来她报名发言，她语音清亮，思路敏捷，一口标准的江南普通话。她很激动，但她到底说了些什么，我竟全然没有听进去。
在她发言时我却在想：她竟是八一厂的人，这可太好了，这一次我可要抓住机会，一定要设法单独和她见一次面，单独谈一次话，告诉她我这几个月来的相思之苦；明确告诉她，我对她有那“意思”，也一定让她对我表态，是否对我也有这个“意思”。
这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总在想她那嫣然一笑，想那从暗中投来的目光。想我们还是有缘的，不然怎么可能再见到？怎么会那么巧，她竟在八一厂？又怎么这样巧，我会来八一厂拍片，这岂不就是天作之合？！这一晚上我好兴奋，这是天赐良缘让我们重逢，这一次，我必须打起二十四分精神，再也不可错失机会。
从剧组的战友谈论中得知，这位黄色大辫子姑娘是八一厂军教片室动画车间的，叫王静珠。苏州人，苏州美专毕业，1952年就来八一厂了，是国家第一批统一分配来的大学生。
一天，我从摄影棚出来，路过八一厂院内的一座小桥，我远远地看见王静珠倚在小桥的栏杆边正同一位海军军官谈话。海军军官很年轻，也可以说长得很帅，穿一身笔挺的海军军服，神态显得很高傲。而王静珠对他似也热情。不知为什么，她的这种“热情”让我受不了。我不知道他们俩是什么关系，也很怕这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急匆匆地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连看都不敢看他们一眼，似是回避，实则逃避。走了很远，我才有些自责：这是为什么？人家二人谈话与我有何相干？怎么会连这也忍受不了？
又有一天傍晚，王静珠突然应邀来到了我们的集体宿舍。她此次来是为了向我们团的老化妆师严某讨教，她还带来了她自己的一本素描画册，请严老师指点。她同我们团很多人都熟悉了，于是很多人都围了上去。有人看她的画册，有人同她谈话，屋里的气氛立即热烈起来。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围上去，也没有同她谈话，我独自躺在自己的行军床上拿了本书看。
这晚，人人都明白，她此次的来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向严老师讨教是假，想看某一个人是真。但那个人是谁？我假装看着书，假装对她的到来并不在意，但实际上我太在意她的到来，太在意她的一举一动了。我心里坚信她是冲着我来的，只是在众多人前我不敢正视、不敢表现，众目睽睽之下我只能拿本书挡住自己，怕被人看到我已经对她有了“意思”。但我发现她的视线竟也一直盯着我未断。我很满意，庆幸自己的判断成功了，她果然是冲着我来的，我感到无比欣慰。
多少天来，我都在想：找个机会同她单独见一次面，告诉她，我对她有“那个意思”，不知道她对我是否也有“这个意思”，如果双方都有“这意思”，就可以摊开来谈谈，不必这么躲躲藏藏。如果她根本没那“意思”，也可以从此断了我的单相思之苦。
但是偏偏那些天试镜、试妆、排练，日程安排得很紧，没时间、没机会找她单独会面，想摊牌也不容易，只能再等机会。偏偏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我突然病倒了，咳嗽、低烧，到三〇一总医院一检查，说我患上了肺结核。那年代得肺病，就犹如得了癌症，是大事，我精神很紧张，想不住院都不可能。我被剧组撤下来送回沈阳军区结核病医院治疗，剧中的角色也被替换了。结果这一住就是三个多月，病稍痊愈，又被转去兴城疗养院疗养，又是两个月。终于病情好转，肺病变成钙化点，病愈出院。这时《战斗里成长》电影也刚刚停机，全剧组离八一厂返团。
我这一次病得真是太不是时候，既耽误了一部戏，又耽误了我和王静珠可能的“摊牌”机会。
二、坦露心曲
因《董存瑞》影片在全国放映，每天都有许多观众寄信给我，每封信又都渴望我复信。这每天看信、复信成了我的精神负担。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没有写抬头称呼的信，信里写道：“你扮演的董存瑞获得了成功，受到了大家的称赞和尊敬也是正常的，但你不该骄傲。你在八一厂拍片期间，我一直在观察你，表面上你还算谦虚，但在内心深处，你已滋长了一种骄傲情绪……”
这就是王静珠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晚上，我一个人躲到无人处偷偷地看这封信，看得我脸红心跳，犹如在看一封情书。其实我们还没“摊牌”，这只是我一厢情愿，她根本不知道我有这“意思”，她的信也看不出有半点那种“意思”。她也没有真的批评我，只是担心怕我骄傲，怕我退步，怕我伤了观众的心。她在信中说道：“你塑造了一位亿万观众信赖的英雄，这很不容易，谁也没见过董存瑞，但人人相信了银幕上的就是董存瑞。人们还把你当成是活着的董存瑞，虽然你自认为自己不是，但你不该冷落了观众的心，你该自重、自爱，处处以英雄为榜样，切不可骄傲自大。”
我久久地望着这封信，久久地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激动之中，她的信写得很诚恳、很感人，让我倍感亲切。我久久地回忆着她的音容，她那染了黄发的大辫子、她那富有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她那从暗处发出的热烈日光、她那欲言又止、悄然离去的身影……
当晚，我就提笔给她复信了，这也是我给她的第一封信。
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开始通信了，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竟一直保持着没有抬头没有称呼的信。不是不想写称呼，但称呼什么都觉得不合适，叫“同志”吧，似乎远了，我们自感比同志还亲近。叫“爱人”吧，还没到这份上，再说如此直呼也太俗气。其实那些天天喊“爱”的不一定真爱，而在心里真爱的又未必都挂在嘴边、写在纸上。
我们通了近一年的信，竟真的找不到一个“爱”字，但彼此都感到这爱的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烈。
1957年秋巡回演出后，我趁机请假去了北京，去八一电影制片厂见了王静珠，向她道出了我心里埋藏已久的心声。我说：“我终于来了，终于可以向你‘摊牌’了。今天我郑重地对你说：我爱你，一辈子都爱你！”王静珠也庄严地说：“我也爱你，无论你将来是荣是辱，我将一辈子和你守在一起，永不变心！”
从此我们成了真正的恋人。
三、共历磨难，终成眷属
当时，我除了在整风运动中受到组织批判外，还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处境很是狼狈。正当我心灰至极，王静珠从北京给我发来一份电报，上写：“张良同志，报文已读。我坚信你仍是人民喜爱的好演员，望振作自重，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王静珠。”
因为被审查，我与她已几个月没通信了，今得电报喜极而泣，知她还爱我，还信任我，我立即给她复信，告诉她我可能离开抗敌话剧团，下到连队当兵。我又违心告诉她“我可能一辈子也回不来了，忘了我吧！”但她又回信了，她说：“不要怕，我爱你，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追随在你身旁，哪怕天涯海角，你再不孤单，因为有了我……”我就是揣着这封信下放连队当兵去了。
经过几个月部队生活的改造锻炼，我荣立三等功。当我从三十八军向她拍电报立功报喜的时候，得知王静珠却为了我从总政报名下放北大荒。真是天意弄人，而我随后又被上级从三十八军调入八一厂。幸运的是，她在北大荒得到王震将军的帮助，奇迹般地调到了北京的中央农垦部，在农垦部杂志社任编辑。
静珠回到了北京，就在西单的中央农垦部工作，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可以相聚了。一对苦情、苦恋的人终于苦尽甘来。一天我俩商量着说：“咱俩结婚吧，免得再失去对方！”可是结婚也不容易，还不知道上级能不能批。她说：“打个报告，争取一下，我们也不小了。”我算了一下，若到春节结婚，我已二十八岁，静珠也二十六岁了。在当年亦属晚婚晚育了，于是我们下决心试试。此时已是1960年年底，报告上写着“希望能在1961年春节结婚”。
结婚报告送交八一厂演员剧团，经团长李力同志、协理员（支部书记）薛骏同志签名同意，又送交八一厂政治部主任转递八一厂领导，层层签名同意，这才批准我们结婚。
在领取结婚证书后，我们就定在1961年春节除夕举行婚礼，地点就在八一厂演员剧团。八一厂经济宿舍的一间平房就是我们的新房。
经济宿舍，顾名思义，就是住房条件比较简单。一排单人平房，每间约有二十平方米，简单到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更没有洗澡房。洗澡全要到八一厂的集体澡堂购票洗澡，还不是每天可洗，每周六凭票洗一次。厕所是公厕。厨房没有，如立灶则在门前放一蜂窝煤炉，用木板钉一个小雨篷遮雨，就在此露天烧饭、炒菜，其他的准备工作放在屋内。
为我们主婚的是八一厂故事片室主任、大导演冯一夫和他的夫人——演员剧团协理员（支部书记）薛骏同志。来参加婚礼的除剧团在家的演员（不少人在外地拍戏未归），还有故事片室的导、摄、美方面的同志，以及动画车间静珠的老同学、老同事。房间小，不可能全进屋坐，只能分期分批。进来的也无非是喝杯茶、抽支烟、吃块水果糖。
那年代结婚很简单，什么东西都是借的，我们只买了几斤水果硬糖，参加婚礼的人只能每人一颗糖，因为没有那么多杯子，连水也没得喝。新婚夜我和静珠相拥而泣，能走到这一步太不容易了，彼此发誓：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再遇到天大困难也不能说散！
渐入佳境
一、拍《碧空雄师》苦练跳伞
刚度完蜜月，我便接到任务，上八一厂的新片《碧空雄师》。该片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年轻的伞兵部队在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中与当地人民的鱼水情的故事。
导演是袁先，主要演员均是八一厂演员：赵汝平扮演一号战士大海，我扮演二号战士李二娃，张勇手扮演伞兵连长，王晓棠扮演女民兵连长。
因该片是第一次描写中国伞兵的戏，演员没有伞兵的生活经历，故决定全组到开封伞兵部队体验生活。
我们真正需要体验的是伞兵如何进行训练以至从飞机上跳伞，这一过程如不经亲身操作，很难准确地把握跳伞的要领和神态。所以决定，体验生活从一个新兵入伍开始，从第一次的伞兵培训科目直至送上飞机跳伞，让我们学习、体验全过程。
我们又向伞兵部队首长提出请求，希望能允许我们在强化训练后，真正地从气球或飞机上跳一次伞，以增强这种真实感的体验。部队首长经认真研究，竟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但条件是必须全部完成地面科目训练，经正式考试合格，方可进行空中跳伞。我们很兴奋，为达到空中跳伞的目的，决心做好地面训练。
地面训练科目是很艰苦的一套全过程。第一步是跳一米高的地面平台，以打好跳伞着陆的动作基础。这一步要求跳一个星期，每天不停地从一米平台跳下，练好双腿并拢及身体重心。第二步更难了，跳三米高平台，目的是掌握双脚着陆的支撑力。因空中跳伞着陆时，双脚需承受数十公斤的冲击力，如不打好基础，很可能会造成膝腕关节骨折，此一步亦需七天的苦练。第三步跳联合操纵架，此架高五米，完全仿飞机舱门建造，训练的目的是从背伞到跳离舱门，以及停在空中整理伞带、操纵方向、处理空中险情、最后着陆。这一步正是跳伞的全过程，如训练精确，即可实施空中跳伞了。我们的训练是严格的，教官一丝不苟，完全像培训一个新伞兵。
这时期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为二十八斤。平均每天不到一斤粮，只能是早二两、中晚饭各三两。三两就是三个小馒头，也就是三口，根本吃不饱。菜也定量，不可能以菜带粮。因此，我们每天都是处在饥饿状态下接受强体力训练，这只能靠信心和毅力去支撑。
经过艰苦训练，我们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五百米空中气球跳伞。这次跳伞，伞兵部队还为我们颁发了证书，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记录。
影片《碧空雄师》如期开机，外景定在广州，内景仍在八一厂摄影棚。这是中国第一部伞兵故事片。
二、演出话剧《哥俩好》
八一厂剧团决定排演由南京军区白文、所云平同志编剧的话剧《哥俩好》，特请电影导演严寄洲任话剧导演。排此剧的目的很明确，先在舞台上练兵，为部队作慰问演出，待戏成熟即改编成电影故事片。
此剧演员均由八一厂剧团全团演出，由我扮演陈大虎、陈二虎两兄弟，言小朋扮演班长雷历金，王心刚扮演指导员，邢吉田扮演洪军长，曲云扮演老大娘。
这是一台喜剧，如何演喜剧，谁也没有经验。严导演说：“咱们就瞎子过河，摸着来！”对我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舞台上塑造两个性格不同的双胞胎形象，而这恰恰是舞台上的喜剧基础。两兄弟都是我一个人扮演，哥哥陈大虎性格内向、憨厚、朴实、腼腆、拘谨，对人很有礼貌；而陈二虎则性格豪放、热情、任性、执着、倔强，犹如一团火，奔放、热烈。但他们都是刚入伍的新战士，一样的面容，一样的军装，不说不笑时俨然就是一个人。但只要一说话、一走路，就应立即被人分辨出两人的不同，那便是性格上的差异。我就紧紧抓住这哥俩的同和异去探索舞台戏的人物塑造。
舞台上最大的困难是能不能同时出现两兄弟，导演要求我必须在一转身的瞬间就能鲜明地表现两个不同的人物性格。如有一场戏，哥俩争着为群众做好事。弟弟二虎给大娘做豆腐，不懂装懂，倒多了卤水，闯下祸，他先去办点事便从第一道边幕下场。紧跟着哥哥陈大虎从第二道边幕上场，也想帮林大娘做点好事。大娘却把大虎当成了二虎，发生了误会。这两兄弟一个从第一道边幕下场，一个从第二道边幕上场，方向相同，但路已不同，人亦不同。
我的办法是从两个方面让观众去认识和区别两兄弟：
一是服饰——二虎活泼任性，他的军容从不整齐，军帽几乎一直有点歪，一会歪向这边，一会歪向那边，衣服的风纪扣领口从不扣，皮带上还常常插着个弹弓；而陈大虎则不同，他的军装从来都十分整洁，挑不出一点不规范之处。观众一看他们的服饰就知两人的不同。
二是性格——二虎性情豪放，说话很快，走起路来像一阵风；而大虎沉稳，说话腼腆，和气。二虎向人敬礼时，手指岔开，头微向后仰，显得很自信；而大虎则手指并拢，头微向下，恭敬地望着对方，显得很谦虚，很有礼貌。因此，在舞台上，即使我刚从第一道边幕风风火火地下去，马上又从第二道边幕斯斯文文地上来，观众就会大笑地认出这是“哥哥来了”。
两个人的军装相同，但穿着不同，行为不同、性格不同，区别就显得很大。虽说只在转瞬之间，亦可清晰地辨认出一个是闯祸的愣小子，一个是替弟弟“背黑锅”的憨哥哥。《哥俩好》正是靠这孪生兄弟的差异，在舞台上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笑声。
但演这出戏真的很累，整出戏全在两兄弟身上，不是哥哥来就是弟弟去，全场只见我一会从右上，从左下，一会又从左上，从右下，累得我在后台走马灯一般团团转。舞台上没有分身术，只能一个人跑来跑去像变魔术。但这也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每当听到台下观众的笑声，我就疲劳尽消，因为这已达到舞台演出的目的，寓教于乐。
这台戏演出时间很长，我们先为部队作慰问演出，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院卖票公演，场场爆满，很多人隔夜就去排队买票。
更有趣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公演《哥俩好》，同名，同戏，与我们同时唱对台戏。有竞争才有市场，这更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热情，潜意识里就是要一比高低，看谁能赢得更多的观众。
结果，还是我们八一厂剧团略胜一筹。因为这是一台战士的戏，战士的气质、战士的形象、战士的神韵，观众还是要看我们八一厂剧团的战士气质。
三、沈阳军区为我改正“反右”处分
1961年11月12日，我的长子降生了。这时仍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听说毛主席已带头禁荤、减食、种菜、吃小球藻了，全国人民也都心甘情愿地吃糠咽菜，但却是我的大喜之年。春节结婚，年底得子，又演出了《哥俩好》获得成功，又在政治上获得改正，使我的精神获得解放。
1962年，就在我们在民族宫礼堂演出《哥俩好》的最高潮时，沈阳军区派来干部，为我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所受的处分作改正。他们已将改正决定送交八一厂党委，又给我送来一封道歉信，对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我的错误性质及处分作了新的结论。道歉信原文如下：
张良同志：
您好。关于你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有某些错误，当时在话剧团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批判，受到党内留党察看两年之处分。我们根据中央和总政有关指示精神，对你的问题做了认真研究甄别，并决定撤销原给予党内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有关方面的材料，一律从档案中撤出销毁，其他材料上有记载者，也一律销掉。
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当时对上级指示领会不深，掌握政策界限不够准确，缺乏认真地调查研究，再加上在政治运动中群众难免有些偏激情绪，因此对某些同志批判处分欠妥当，也是在所难免的，这点谨向你表示歉意。从你本人来说，当时在思想认识上有些模糊的，对问题的看法上是有些片面和偏激情绪，作为一名党员来说，是不应该的。当然这些问题是过去的问题了，从这几年的实际斗争中相信你早已解决了，但是我们应从这一事件中得到有益的教训，还是为妥的。希望你愉快地卸掉包袱，轻装前进，努力学习政治，加强团结，做好工作。你还有什么意见请来信告诉我们。
致以
敬礼
中共沈阳军区政治部机关委员会1962.6.26
收到这封信，又得到送信人的面谈，我感到非常温暖，非常受感动。我们党对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做了认真检讨，并对每一位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都做了认真甄别纠偏，使很多同志得以恢复自由，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作风，体现了党的伟大。我很感谢党，决心以更好的工作成绩报答党的挽救。
这是我在1962年里的特大喜事。
四、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
话剧《哥俩好》演出成功，八一厂决定拍成电影故事片，仍由严寄洲导演并改编，电影中，演员阵容稍作调整，让张勇手代替言小朋出演班长雷历金，其他人员不变。
外景地定在云南昆明、丽江一带，也为了给昆明部队演出几场话剧《哥俩好》，因此出外景地还带上全部的布景、道具，取道贵阳，转乘汽车进昆明。
《哥俩好》一剧先在昆明演出若干场，以慰问昆明驻军，后在丽江一带拍外景，一切倒还顺利。拍电影用特技解决了两兄弟相会谈心的镜头，特技摄影师何如同志想了很多办法，用两次曝光法、替身法、遮挡法、换头术等技术，把我一个人扮演的两兄弟不仅放在了同一画面，还可以走，还可以互相拥抱、握手、谈心，制造了很多乐趣。当然还要特别感谢做我替身的演员，正是他的奉献、合作，才成就了哥俩的相聚。这部电影日后在全国放映，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为赢得“《大众电影》百花奖”铺平了道路。
1963年，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观众投票结果揭晓，我以很高的选票获得最佳男演员奖。而最佳女演员奖的桂冠落在张瑞芳同志头上，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李双双》，还成就了仲星火同志，他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的桂冠。这一届的最佳导演奖被八一厂的王苹同志获得。
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席了我们的颁奖大会，这令我们获奖的人员感到十分振奋和荣耀。为我颁奖的是当时的中国文联主席，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颁给我的奖品是由老舍先生的题字、被镶在一个大镜框里的奖状。老舍先生的题字是：
气壮肩双虎，男儿斗志昂；
都夸哥俩好，应胜汉张良。
《大众电影》第二届百花奖，赠给最佳男演员奖获得者张良同志
张良同志于《哥俩好》中兼扮“双虎”
一九六三年五月老舍题
最令我们激动、难忘的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了我们全体获奖者并与我们合影留念。他们一一同我们握手道贺，当敬爱的周总理握住我的手时，他亲切地对我说：“你演得像个战士！”
我兴奋至极，这是总理对我的最高奖励！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演了这么多年的兵，无非就是希望能演得像个战士。今天，周总理正是给我最高肯定，鼓舞我坚定不移地为战士塑像。
写到此，我情不自禁地走到一张大镜框前，仰望当年周总理与我们获奖人员的合影。
在合影上，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并没有按惯例坐在中间，而是分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许多人看此照片无不惊奇地问：“这是为什么？”“总理没坐中间，那中间这位是谁？”说来这又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当时，照相的座位已排好，大家请总理在前排正中就座。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周总理不坐正中，他说：“今天是你们的盛会，应是你们获奖者坐当中，我和陈老总是来祝贺的，祝贺者坐两边吧。”
大家坚决不肯，没办法，总理又说：“这样吧，咱们谁的岁数大谁坐中间。”大家笑着说：“肯定是您岁数大！”他也笑了：“不一定！”他于是报了自己的出生年月，大家互望，这时杨小仲（《三打白骨精》影片导演）不好意思地说：“我虚长总理一个月。”周总理大笑：“大一个月也是大哥嘛。没说的，你坐当中。”他走上前扶杨小仲坐上中位，一回身拉住我的手说：“小张良，咱俩坐边上。”便坐到边位，我一看不行，又将总理扶起，我坐在最边上，让总理坐在第二位。那边陈毅副总理也效仿总理，他就坐在最边位，让张瑞芳坐在第二位。大家笑个不停，照相师喊了几次：“照相了，不要动！”大家依然在笑，于是留下了这难忘的画面。
五、周总理鼓励我要自信
1963年夏，我们八一厂演员剧团又在北京公演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出戏在当年的北京也曾引起轰动，因为演员阵容也是八一厂剧团最优秀的。由田华扮演春妮，我扮演陈喜，刘教级扮演连长，于纯绵扮演指导员，李炎扮演赵大大，王毅扮演童阿男，喜霞扮演阿香。
经精心排练，舞台美术、灯光照明也突出了八一厂的特点，令人耳目一新。因此这台演出在北京也引起轰动，很多观众也是冲着这些演员来买票看。
没有想到周总理也在一个周末来看我们的演出，大家奔走相告，搞得气氛很紧张。本是正常演出，倒像是为总理演的专场，大家心都提到嗓子眼，唯恐出一点错。但越紧张越要出事，虽然没有忘掉台词，可脸上的肌肉都绷得很紧。动作也有些失态，总之整个演出走了一点味。
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还到后台看望大家，他总像一团火，让大家感到温暖。他又像慈父，能消除孩子心灵上的恐惧。他哈哈笑着同每一个演员说话，他很喜欢李炎演的赵大大，说他演得好，憨厚可爱。也夸奖田华演的春妮，说她演出了一个老区军属的质朴和贤惠。他也看到了我，他却说：“张良同志，我看你很紧张嘛，好像也不自信。”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敢和田华配戏，她岁数比我大，演她的丈夫我就很不自信。”这一说大家也笑了。
其实我只是说对了一半，真正的原因是我演惯了小战士，很不习惯演一个排级以上的干部，更不习惯演这种丈夫妻子一类的戏，暴露了我的局限性。就我个人的人物创造来说，基本上是失败的，给我的教训很大。这给我敲了一次警钟，必须拓宽戏路，再不能满足现状，我必须逐渐适应去演不同的人物，塑造不同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六、借上影拍《家庭问题》
1964年，我应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去拍《家庭问题》。该片的故事是写一个叫杜福民的青年，在工人家庭长大，从技术专科学校毕业之后，一心想当一名技术员，走一条工程师的道路。可是他那老工人出身的父亲看出他有些轻视劳动，轻视工人，便向厂长建议，先不让他当技术员，先到车间当一段工人以便端正思想认识。不想这一决定引起小儿子杜福民的不满，也引起了老伴和全家人，甚至外婆、大姨妈等人的围攻，引来一系列家庭问题。
上影老演员张伐演父亲，我演杜福民，北影赵联演哥哥杜福新，谢怡冰演母亲，张翼演厂长，张小玲演小玲，吴茵演大姨妈。导演傅超武。
这是我从影以来，第一次没穿军装演一个工人，能与张伐、谢怡冰、吴茵等老师配戏很感荣幸，因此兢兢业业，虚心向老师们请教。
接受《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教训，我决心演好这个不是军人的杜福民，我认真研究剧本，研究人物特性。人物的基调还是可爱的，单纯的，他只是急于走一条“白专”道路，自以为专科学校毕业，比父亲、哥哥都有文化，可以超越工人，从一个技术员直接干到工程师，万没有想到遭到父亲的阻拦以致搞得家庭不和。他是个转变人物，在事实教育下，他转变认识，积极苦干，取得可喜成绩，更加受到大家的尊敬和喜爱，所以不是落后人物，不能当阿飞似的演。就算他甩掉工作服，摔掉劳动工具，他也只是因为受了委屈，自尊心受到伤害，是在父兄面前的一种撒娇。何况他从小受到母亲、大姨妈等人的溺爱，哪里受得了这种气。按这个基调，就算烫了飞机头，穿了丝绵衣，怕苦怕累，人还是可爱的。只是让人担心他的变化，关注他的发展。这部戏我倒要时刻注意克制军人的习性。我当兵、演兵的时间长了，坐立都是军人的习惯，绝不可露出半点军人的特点。有一次排戏，一不留神露出军人的神态，令演父亲母亲的老演员们大笑，他们还说：“看，张良还真像个军人”，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什么环境，什么人物，怎么可能有军人的姿态？我赶紧收紧，向上海小青年的特点靠。
虽然这部影片我演得不算好，但确是我出演的第一部工人的戏，总算是脱离了军人的影子，而演了另一类人物。
七、在广东拍《打击侵略者》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打击侵略者》。这部戏与后来的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取自同一题材，是讲述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击美帝侵略者，痛歼敌伪“白虎团”的英雄事迹。
导演华纯，演员仍以八一厂为主。李炎饰军长，胡晓光饰政委，于纯绵饰团长，我饰侦察班长丁大勇，黄焕光饰小豆豆，张勇手饰人民军侦察员，王效中饰“白虎团”团长，维佳饰美军上校。
这部戏所描写的生活都是我很熟悉的，因为我曾两次赴朝鲜参战，本人便是志愿军宣传队员，因此对这部戏充满感情，也想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演好丁大勇的形象。
对这一人物的塑造，我极力区别于董存瑞和《哥俩好》的大虎、二虎，这是我演兵的又一个重要形象。除赋予他机智、勇敢的共性，更应塑造好他在前沿阵地被火烧的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战斗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大无畏革命豪情。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之所以被人民尊为“最可爱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丁大勇的顽强战斗精神，和他的大无畏气概，正是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热爱。对这一人物塑造，我同样付出了巨大的爱，希望能给观众留下印象。
这部戏的外景是在广东东莞的樟木头拍的，最初我以为一定会选在东北，因为那里的山势与朝鲜很像。但到了樟木头一看，这样的山树木很少，稍做加工，更像战场。朝鲜战场的山已被炮弹、汽油弹炸平，连岩石都几乎变成粉末，山头浮土盈尺，所有的树木都被烧毁，只剩下长短不一的木桩。战士们就是这种环境中凭借着毅力同敌人作战。樟木头的山很适合加工成战场，而东北的山树木茂盛，只能是战前的形象，很难改造成战场，这我更佩服导演、美工师的眼力。
这部戏的内景、坑道、指挥所、敌“白虎团”团部等，全在八一厂棚内搭景，八一厂摄影棚很大，真装得下千军万马。
《打击侵略者》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刚刚完成便接到上级命令，令八一厂部分创作人员随总政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到山西沁县参加“四清”，我便随队前往。
身陷“文革”
一、八一厂搞“文化大革命”
1965年秋，我随总政“四清”工作队到山西沁县参加“四清”。在“四清”工作队，我认真工作，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出较大成绩，被工作队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受到工作队的表扬。
1966年春结束“四清”返回北京，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北京已揪出“三家村”，并打倒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而这四个人都是中央的高层领导人。我们不敢问为什么，只能老老实实地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八一厂的“文革”大火是被解放军艺术院校的部分造反学生们点燃的。他们号称“星火燎原战斗队”，冲进八一厂来点“革命之火”，在墙上、马路上到处刷大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砸烂八一厂文艺黑线！”“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红线！”“打倒八一厂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八一厂犹如社会的缩影，社会上政治运动进展到哪一步，八一厂内的造反派便如法炮制。待到中南海的八三四一部队支持八一厂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夺了权，压垮了其他的两派群众组织之后，他们便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开始按照江青的指示“清理阶级队伍”。
于是高音喇叭每天不停地在“勒令”。凡被“勒令”者必须立即到达指定地点，之后这些人便被摘掉领章帽徽，被关进“牛棚”，进行长时间的认罪、悔罪和劳动改造。
“牛棚”就是“牛鬼蛇神”集中认罪、改造的场所，官名“训练队”。那些被关在此处的人，均是被定为敌我矛盾的“七类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
这些人每天要学毛著，早晚要向毛主席请罪、悔罪两次。除每天在会上交代罪行，大家互相揭发、批判外，便是劳动改造，每天按照指令去扫街、剪树枝、烧锅炉、运煤、淘粪……
每天高音喇叭里都能“勒令”十几次，最多一次竟能“勒令”进去二十多人。这令八一厂内十分恐怖，凡与“革造会”对立的组织、个人，凡自觉在历史上有过“污点”的人，均有朝不保夕之感，日日担心会被“勒令”，因为一旦被“勒令”，就失去了一个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也更没有了做人的尊严。
我也有危机感，因为早在“文革”之初，剧团的几位支委就在工作组组长的支持下，写过大字报，说我在1957年就应该是“漏网右派”。我很惊奇，他们中有两位还是我在抗敌话剧团时的老同志，他们应该清楚沈阳军区在1962年对我的平反，今天怎么可以这样推翻历史，硬说我是“漏网右派”？但我当时也没有真正放在心上，我心想运动嘛难免不偏激，就算他们要害我，也很难推翻大军区一级党委的决定。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的担心日甚，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被打倒了，还有谁能逃得了厄运？尤其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每天高音喇叭都在“勒令”，一批又一批人被关进“牛棚”。我心里明白，造反派就是不以“漏网右派”之名抓我，单是“三名三高”“文艺黑线”也足以将我关进“牛棚”，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1967年6月的一天，我就听到高音喇叭里在喊：“勒令！漏网大右派张良，速到揪斗办公室报到，不得有误！”
随即揪斗办的造反派撕掉了我的帽徽和领章，我被专政了！
剧团批斗会之后，我家来了几位“革命小将”，要我交出全部的奖品、奖章、奖状，他们说这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罪证”，他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搞个“十七年文艺黑线的罪恶展览会”，以便教育群众。之后相继到家中进行二次抄家，我被迫交出了一大部分奖章、奖状（不是全部，我有意留下一部分），结果那些珍贵的奖品便一去不复返了。计有：文化部奖励我的“董存瑞表演一等奖”的奖状和金质奖章，还有第二届百花奖的老舍题词，还有……一大批全没有了。“文革”后我曾一再追索，但杳无音信，最后只好认了。
二、被扫地出门
一天，“牛棚”领导向大家郑重宣布“勒令”：“自今晚八时至明晨八时止，全部在训练队的被管制人员立即从原来的住房搬迁出去，以便让无产阶级革命派入住。全体被管制人员的新住址全写在莲花池工人住宅区的门上，自己去找！务必于明晨八时前搬出，并将室内打扫干净，否则后果自负！”
他宣布完此令后又说：“之所以让你们与工人的住房对调，是因为十七年文艺黑线、三名三高政策让你们养尊处优，享尽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今日让你们也去过过工人的生活方式，这更有利于你们的思想改造！”
这一道“搬迁令”犹如一声霹雳，将大家震昏了，被迫搬家、被扫地出门竟成了残酷的事实。
这一夜、这一路上所见的，全是“牛鬼蛇神”大搬迁，一家家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全守在推车旁，扶着摇摇欲坠的箱笼，推着沉重的手推车。路上人不断、车不断，大搬迁、大展览，尝尽了辛酸苦难和屈辱，人人的眼里在流泪、心里在流血！
我也在规定的时间内搬出了旧居，也按规定将房前屋后打扫干净，静珠又恋恋不舍地流了不少眼泪，这终究是我们的结婚新房啊。不忍离也得离，狠狠心拉起她就走，不要回头，去“鸡鸭房”安置新家。
新居只有八平方米，放了一个张床、一张小床后已然满了，其他书柜、衣柜、箱子、炉子、锅碗瓢盆……全部堆在门外露天。
经全家人几天的努力，一个重新布置装饰的新家便有了新的色彩，再看不见烂砖头，再看不见条条砖缝，再不怕“针眼斗风”，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家！这是用报纸，杂志糊布景一样装饰起来的新家，这个家将支撑我们度过一段更加艰难的岁月。
三、被令复员还乡
在“牛队”熬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每日里被劳动改造、扫街、挖煤、早请示、晚汇报……到了第二年春天我被解放了，从牛队出来，回到演员剧团生活，继续接受改造，但这已不是被“专政”了。
我回到剧团不到一个星期，厂里就宣布全厂部分干部到山西“五七干校”劳动，我也在内。
我们走了，唯有静珠带着两个儿子坚守在“鸡鸭棚”度日。我是和总政下“五七干校”的队伍一道走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到山西省侯马市。到了侯马又转乘汽车开到一处十分隐蔽又险恶的山洼内。原来此处是一所关押重刑犯的监狱。
监狱修在山洼里，陡峭笔直的山体成了三面坚固的天然围墙，而另一面则是高墙、铁丝电网和高大的铁门，周围山体上都修有岗楼和哨兵。监狱内的犯人还没迁移完，我们只能坐在山坡上看着他们迁移。院内的犯人全都戴着脚镣，叮叮当当地被拖上汽车。终于走干净了，这才令我们下去，按已分配好的窑洞搞清洁卫生。一个窑洞可以睡十几人，我们领到消毒水先消毒，再分配床铺。
“五七干校”有两大任务：一是政治学习，提高阶级觉悟；二是劳动，改造思想。劳动就是种麦子、种棉花。从下种、施肥到除草、护苗都要干，晚上才是班组开会学习总结。我和剧团中刚从“牛队”解放出来的几个人为了将功赎罪，获得宽大处理，我们几乎是在全天忘我地劳动，连中午也不休息。还为大家洗衣服、刷鞋、修理劳动工具，一连几个月天天如此。
秋天到了，干校通知我立即返回八一厂，我被复员了。同时还有一批老演员也被宣布复员。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曾努力赎罪、以求宽大，没想到还是被无情地宣布复员了。我被告知，对我的处理决定由厂革造会当面宣布，于是我返回了八一厂，听候处理。
从干校返回的第二天，厂革造会正式向我宣布处理决定：我被定性为“漏网右派”，不戴帽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按复员还乡。我完全傻了，万万没想到被如此定性处理。
第二天静珠也被通知复员了，并被明确告知“按照《复员条例》‘在哪参军回哪去’”，她应回到苏州去。
回到家中我俩相对无言，革造会让她去苏州，令我去东北，这是要拆散我这个家呀。静珠立即与苏州家里联系，让他们立即与苏州复员军人安置办联系。静珠胞弟雁江到处求人辛苦无比……可是两天以后，苏州回复：只能接收王静珠，不能接收张良（若干年后，苏州安置办透露，当年八一厂早已派人前往苏州，严令不准接收张良。我们被蒙在鼓里）。苏州的路堵死了。
革造会又通知：凡已定复员人员，一律要在9月15日前离京，不准在京过国庆——这真是环环相逼。我一家人分离在即，我实在不忍心一家人就此天各一方，只得再次找领导陈述，希望给我一条生路。这位领导竟对我大发雷霆，他厉声说：“你是什么人，还敢挑挑拣拣？！你是敌我矛盾，本该发配你去新疆劳动改造，本着宽大才让你复员还乡。别忘了，你的‘帽子’还在人民手上，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戴上！”我吓得哑口无言，战战兢兢退出办公室。一路走，一路想，只能横下心，一个人回东北。
此时，疾病缠身的静珠毅然放弃复员回苏州的机会，坚定随我复员回东北。她说：“我可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休想说出绝情的话，我们的命运早已经拴在一起了，要么一起死，要么一起活，谁也不可能把我们全家分开。你不要以为我去苏州就可以活，我们不在一起，谁也活不下去。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东北，我决不允许任何人把你逼到死路上去。实在活不下去，也要吊死在一棵树上。我们是夫妻，不是同林鸟，我们必须生死与共。”
这些话掷地有声，天地可鉴，我一身的热血全沸腾起来：妻呀！就让我们一起去闯这生死之路！人要是连死也不怕，还有什么可以逼我们一家分离？！第二天，我们已一腔豪情准备去东北。
9月中旬，我们全家人离开了北京。汽车经过天安门前，我低下头不敢看，因为这里留下了我太多的记忆：1949年初，我们解放了北平，在前门接受过检阅和参加入城仪式；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我曾经以军鼓手的身份参加了阅兵式，见证第一面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又是一年的10月1日，我乘《哥俩好》的彩车经过天安门，再次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今天，我又过天安门，但这次是被流放，是被驱逐……我把头深深地低下，我不忍心再看，不忍心再回首。
可是汽车偏偏这时停了下来，只听见静珠在喊：“买两支冰棍！”是她让汽车停下，只为了给孩子买两支北京冰棍。实际上她是想让孩子和我再多看一眼天安门，多留一点记忆。
汽车还是开走了，路过北池子路口时，我还是忍不住回过头，深情地向天安门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