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张良传略（1）
第一篇 张良传略
张良
序曲：回望人生路
我今年已是八十五岁的老人了！八十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与我同龄的，有人健在，有人已故去。但我却觉得八十五年很长，回头去看，饱含着人生的苦辣酸甜。别人经历过的我也大多经历了，别人不曾经历的，我却也饱受磨砺。这可能就是我与他人的不同之处。人这一生注定要经受磨砺，不磨砺如何成长，如何成熟，何以能干大事？磨砺以至苦难，在我看来都是好事，它可以磨炼意志，增长才干；尤其是我们做演员做导演的，磨砺磨难就是财富，是书本上看不到学不到的，所以我十分珍惜。当然这要有一个度，要在人可以承受的程度之内。这不该是灾难，人为的灾难，让千百万人遭受的苦难，这种代价太沉重，太不值得。
人这一生要乐观、豁达，不要太计较，太患得患失。人不可能拥有一切，也不可能丢失一切。凡事要自己争取，自己去创造，凡自己创造的生活才是幸福的。我这一生最大的长处就是乐观，乐观才使我战胜逆境。
我这一生很值了，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以至于苦难都经历过了，所以我很满足。
我这一生有三个成功的选择。
第一是在战争年代，少年的我选择了参加人民解放军文艺宣传队这条路。路走对了，才引导我迈向正确的人生方向。
第二是在电影里扮演了董存瑞。这有些侥幸，而我说这是我与董存瑞同志的缘分，也是我的年龄、参军经历与他相近所致，当然还有导演和同志们的帮助，也有我个人的努力。总之，自从扮演了董存瑞，无论事业、人生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第三，是在众多的美女中选择了我的爱妻王静珠。她对我的一生影响太大了：顺境时她是我的伴侣，爱护有加，体贴入微；逆境中她是我的舵手，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引导我渡过难关；中年转折期，她是我的教练，帮助我从演员成功地转型为导演，她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改行做编剧，以支持我从事导演行业。可以说，没有王静珠，我的人生和事业都将黯然失色。
其实我一生只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做演员，一件是做导演。在别人的眼里我是成功人士，这说明我的路走对了。
现在我老了，离休以后才有时间回头看、回头想这一生走过的路——我是怎样从一个只读了六年书的农村娃，自学成长，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我的故乡——下马塘
我于公元1933年农历七月初三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县下马塘村（现改为镇）。当初因不知道出生月日的阳历日期，就将农历报为阳历，所以我的出生日期就写为1933年7月3日。
辽宁本是古代的大辽国，是满族人的祖居地，至今本溪县、下马塘仍是满族县、镇。但我的老祖先不是满族，据老人讲，我们的老祖先是山东莱阳人。在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因逃荒而闯关东来到本溪县。当年这一带全是深山老林，我的祖先们就在这里垦荒、造屋定居下来，世代繁衍，直至祖父这一代才移居下马塘。我爷爷生下我父辈兄弟七人，还有一个姑姑。到我父亲这一辈，生养得也不少，结果是七个分支变成几十口人。年代久了，现在好多人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了。
下马塘四面环山，至今也只有几百户人家，全是靠垦荒种地为生。村里有条河据说是本溪太子河的支流，河虽不宽，但盛产嘎牙子鱼、敖花鱼。下马塘的地名，据说还是当年唐朝大将薛仁贵征东时给起的，他行军到此，见这里山清水秀，就下令三军停下来，都到河边饮战马，于是此地得名下马塘。
下马塘再往东去有个凤凰城，那里有一座山，传说曾被薛仁贵一箭射穿，至今仍有箭洞。至于边境的著名城市安东（今称丹东市），更因薛仁贵征服东方而得名。
我这几十年也走过全国许多省市，也见过著名的大山大川，那些地方都以山川的秀丽、奇特、壮美而闻名。我却想：我的老祖宗为什么会不远千里从山东莱阳逃到辽宁本溪县来？为什么竟然世代繁衍再也不肯移居别地？
我终于有所悟：因为这里的山河不只秀美，更因为土地肥沃，抓一把黑土就可攥出油；这里的山林富有，足以养活后代子孙。这里春天野花野菜遍地，夏天河里戏水捉鱼虾，秋天遍山采野果，冬天敲冰捕肥鱼，一年里无论春夏秋冬，都足以给子孙带来无尽的欢乐。
东北的山很富，除了木材，还有出产珍贵的药材，什么药材都有，过去民谣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说得很确切。东北人冬天爱穿乌拉鞋，就因为这种鞋里要絮上乌拉草，极暖、耐寒，只有絮上它才能扛得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乌拉草长得漫山遍野，随处可见。我就是穿着乌拉鞋长到十五岁的。
一、屈辱的亡国奴童年
这样美丽的故乡，竟被日本人侵占了。我还没出生，东北三省已变成伪满洲国，我一出世已然就成了亡国奴。
我还没出生，村里就有了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沈阳直达安东（今丹东），与朝鲜相连。九一八事变后，这条铁路完全被日本人控制了，成了日本人重要的军事供应线，然后又将从东北掠夺的财富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国去。
就因为这条铁路，小小的下马塘站也设立了日本护卫队和守备队，还修了炮楼，有日军日夜守护。因为有日本兵，渐渐地小站上也来了日本女人，还有日本小孩。日本人占据了铁路一侧，建造了日本式的房屋，还建了专供日本人用的商店，另外还建了一间很大的战备物资仓库。这条街成了日本人的领地，严禁中国人出入。为了防备中国人，他们给这条街装了铁丝网、岗楼，还配备哨兵，并养了几条极凶恶的大狼狗。村民稍有靠近，日本人便放狗咬人，更严重的还会开枪，格杀勿论！村民对日本人恨得要死，常告诫孩子不许接近。并威吓小孩子说：“不要哭了，日本人来了！”“不要说话，小心大狼狗！”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对日本人的恐惧和仇恨。
村里有一间小学校，是这一带唯一的一间六年级学校，所以远近十几里地以内的孩子全到这里上学。学校的老师有一大半是穿着和服、拖着木屐的假洋鬼子，有人还蓄着仁丹胡子，故意讲不明不白的日语。小学课本尽是讲如何尊奉日本天皇、日满如何亲善、如何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还讲“支那”（指中国）就是战争策源地，教育学生要为“国”捐躯，为天皇效命。
说来汗颜，我是一直到日本人投降，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以前无论是家人还是学校都灌输我们是“满洲国人”，不许说是中国人，如果有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一定会以“政治犯”被抓去杀头。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日语，上课、遇见老师都要用日语对话，如果讲得不对，就被打耳光。
学会挨打是小学教育的重要课题，小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以日本人为规范。所以首先要学会挨打，老师可以打你，家长也可以打你，高年级学生可以打低年级学生。被打时必须挺胸、立正、大声喊“哈依”，不准躲，就是被打倒了，也必须立即站直了喊“哈依”，否则可能被打得更重。
有一次，我午睡后赶去学校，见了老师立即用日语请安。我本应说“老师，午安”，可我说成“老师，早上好”，话音未落，我的脸上已挨了一记耳光。听到老师大骂“八格牙鲁！”我知道自己错了，急忙挺胸、立正、大声喊“哈依！”才躲过第二个嘴巴。
我读到小学五年级时刚刚十一岁，学校又接到日本人的通知，要求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都到矿山去做“勤劳奉仕”，就是去劳动做童工。当时已是1944年，日本已处于战败前夕。他们一方面加紧掠夺矿山资源，又计划尽快地将小学生充当劳动力，以便送到前线去当炮灰，因此强迫我们劳动锻炼。
下马塘的前一站，有一座著名的露天铁矿——南芬铁矿。它是本溪钢铁公司的矿区，矿区规模很大，每天有数万名工人在这里劳作。
我们五六年级的学生到了矿山没地方住，就自己搭马架子窝棚。这种马架子窝棚就是用几根木头支成人字棚，外面蒙上草，里面地上也铺上草，我们就打地铺，一个窝棚睡几十人。
我们白天统统到矿山去装矿车，这种矿车装在轱辘马铁轨上，十几个人一组，每天规定装多少车铁砂才能收工。铁砂很重，矿车很大，我们人小，连铁锹也举不起，哪里装得了那么多，可站在旁边的日本监工便举起皮鞭威吓，他大骂：“苦啦，苦啦！”中午也不让休息，统统坐在工地上吃玉米面做的窝头和咸菜，直到天黑才能收工。这时我们都顾不上洗脸，便急忙跑去排队领饭。晚饭是过期的陈年高粱米饭，菜仍是咸菜，偶尔有几块土豆。吃完饭天已黑透，一天的劳作使我们筋疲力尽，钻进窝棚倒头就睡。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被叫起来，小孩子本来贪睡，偏偏不让睡，一个个哈欠连天。不少孩子坐在地上哭，直到监工赶来大喊大叫，才无奈地去喝几口稀饭，又被赶到工地。一天又一天，从日出干到日落。一个多月没人洗脸，没人洗澡，一个个的脸像煤一样黑，同学间如果不是天天在一起，简直都无法相认。这一个多月几乎没人讲过笑话，也没人笑过，小脸上黑一道白一道，黑的是煤，白的是汗和眼泪。
我们整整遭了四十天的罪，还美其名曰“勤劳奉仕”。回来时，我们人人身上、头上都长满了虱子，只好剃成光头，烧掉身上的衣服才能进家门，亲人们见了无不心痛地流泪。
二、两耳光才记住“我是中国人”
1945年，我已读到六年级。8月15日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可是我的家乡——下马塘依然被蒙在鼓里，谁也不知道。当村民们得知日本人投降了，压抑了十几年的怨恨一下子全爆发出来，涌进日本街见物砸物，见狗打狗，洗劫了下马塘的日军战备物资仓库。
这一天太解气了、太难忘了！人人记住了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东北光复了！东北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全中国人民的雪耻日！东北人得见天日，这要千秋万代永世不忘！
随着东北光复，日本人从东北被遣返回国后，又听说国民党中央军马上要来接收东北三省，于是家家的大人都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千万不能说是“满洲国”人。可是我们这批十一二岁的孩子，恰恰是在伪“满洲国”的时代出生的，又受了十来年日本奴化教育，“满洲国人”的概念已在脑中根深蒂固。尽管知道日本人是侵略者，日本人很坏，但自己到底是哪国人，还得重新认识，甚至还要死记硬背。
一天，父亲从外面匆匆地赶回家，他慌乱地说：“中央军已经到了本溪，马上就会到咱们这里！”他一转头见我站在身边，便抓住我，劈头问了一句：“快说，你是哪国人？”我本来听他说中央军要来，怎么忽然问起我是哪国人，结果我一慌，便不假思索，很习惯地回答：“我是满洲国人。”话音刚落，脸上已挨了一记耳光。父亲厉声责骂：“混蛋！告诉你多少遍了，是中国人！中国人！！怎么总记不住？！还说是满洲国人，亡国奴还没当够啊？！”“叭”又是一记嘴巴。又问：“再说一遍，你是哪国人？！”我不敢摸脸，马上立正、挺胸，大声地回答：“哈依，我是中国人！”父亲哭笑不得，望着我无奈地说：“还是亡国奴的相！记住，从今以后，再不许说日本话，什么‘哈依哈依’全是混账话！记住了，你是中国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眼含热泪，不断地重复着：“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正是挨了这两记耳光，我才刻骨铭心地记住了“我是中国人”。
结缘八路军
一、三种不同军队
东北光复了，日本人也遣返走了，而我在之后两年内见识了三种不同的军队。
第一支开进东北、并开到我家乡的是来接收下马塘的日军警备队和铁路护卫队的苏联红军，士兵们一身整齐制式的军装很威风也很好看。我们小孩子都很佩服苏联红军，认为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把日本人打败。
但是没过几天，村民们就开始骂苏联红军了，骂他们是流氓、是野兽。许多家庭里乱了，有的哭，有的闹。原来，苏联红军队伍里有士兵半夜出来找女人。他们找不到妓女，就强奸村里的妇女，已经有好几家的女人遭殃了。那些哭的、闹的、寻死上吊的人，全是因此而起。
一时村里乱了套，都说：“刚刚赶走了日本鬼子，又来了俄国狼！”
八路军是1946年春天来到下马塘的。老百姓不知道八路军是什么军队，不免有些心惊胆战，所以没有人在路边欢迎，只是心惶惶地坐在家里等待局势发展。
八路军一进村，就全部住进了老百姓家里，这可把大家吓坏了。村里几乎家家都住进了八路军，我家也住进了一个班，吓得大人小孩不敢出门、不敢说话。私下还有人说：八路军就是“共匪”。这更把大家吓坏了。
可是这支军队很出人意料。他们一住进百姓家，就放下背包拿起扫把扫院子。他们把家家的院子都扫得干干净净，他们又抄起水桶到井里打水、挑水，把家家的水缸全都挑满了水。他们人都很年轻，大多十八九岁，嘴又很甜，一张口就叫人：“大爷！大娘！大哥！大嫂！”叫得人谁也怒不起来，想生气也生不起来。
八路军很会宣传，见了大爷大娘就没话找话，他们说：“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是人民的军队，是专打日本鬼子的。国民党不抗日，丢了东三省；我们八路军坚持八年抗战，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我们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些话说得很真诚，他们人又很可爱，让你不得不信。他们会说、也会做。他们来的时候，正是春天，家家正忙着在地里运肥、耕地、播种。他们这些士兵，就帮着百姓淘粪、运肥、拉犁、播种。他们还帮助房东盖房、割草、喂牲口，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抢着干，老人说：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卖力。
老百姓渐渐地喜欢上他们了，还心疼他们，怕把他们累坏了。老百姓开始给他们送水、送饭，像一家人一样。他们从不欺负妇女，从不打骂百姓，就像那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里唱的一样。
这些人像火一样，把百姓寒冷的心点燃了。每天那嘹亮的军号声、歌声把小山村搞得一片沸腾、热火朝天。这些八路军真是会唱歌，只要他们一集合，就听见唱不完的歌。
他们天天就这么唱，那些歌听也听会了，我们小孩子背得快，一下子学会了几十首歌。比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是灯塔》《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在太行山上》《二小放牛郎》等等。
后来，我们村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成立了农民协会、民兵基干队、妇女救国会、儿童团。我光荣地被选为第一任的儿童团长。
以后，村里再开会，我们妇女会儿童团也相互拉歌了。我也能站起来，指挥儿童团唱歌了，而且我们儿童团会唱的歌总比民兵基干队、妇女救国会的多。我们儿童团也有了红缨枪，也学会了站岗、放哨。
二、着迷宣传队
最让我们兴奋、发狂的是村里来了一支八路军纵队宣传队。
他们就在火车站前广场上自己搭台子，一连唱了三天大戏。第一天唱的是《牛永贵负伤》，第二天唱的是《白毛女》，第三天唱的是《血泪仇》。
可不得了，三天里村民们个个如醉如痴，白天村民们一个个都像掉了魂一样，就等着晚上看大戏。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每晚都趴在台前看。我们还跑到后台去看演戏的演员，看他（她）们化妆、卸妆，还一直送他们回房睡觉。直到他们都睡了，我们才空落落地返回各自的家。
那时我的心全乱了，像是着了魔。不明白这些人怎么这样会演戏。那个演杨白劳的演员，卸了妆，也不过二十几岁，可他一粘上胡子，就像五六十岁的人。还有那个演白毛女的女演员，最多十七八岁，怎么会唱得那么好，演得那么像。早晨，我还去看他们唱歌、练嗓子，还看他们压腿、练踢腿。哎哟，她们的嗓子吊得很高，那腿也踢得很高，一个个小女孩能把脚举到肩头上。她们还跳舞、扭秧歌，扭得我心里直痒。我着了迷，一天不看见他们就像丢了什么。我姐姐看见我这样子，就斥我：“你傻啦？眼睛直勾勾的，没魂了？！”
我的魂真的被他们勾走了。
一天，我找出妈妈的一个棉帽子，便扣到头上，一照镜子，还真像个老太太。我索性又把妈的大褂子也穿上，又叼起一支大烟袋，在屋里扭呀扭。这时，恰巧有一个小战士进院，小战士进院就喊：“老乡有人吗？”我叼着大烟袋走出来问：“干啥呀？”小战士笑嘻嘻地上前：“大娘，借我水桶用用吧。”他还真把我当大娘了。我稳住劲不笑，又问他：“借水桶干啥呀？用坏了你赔得起吗？”小战士急了：“大娘啊，咋会弄坏呢？”
这时我姐姐和我妈走进门，我姐姐一看我打扮成这样就“哇”的一声大叫起来：“哎呀妈呀，你可真能折腾，这怎么又装成老太太了呢？！”她上前一把抓下我头上的帽子，露出我光光的脑袋，又抢下大烟袋，我妈妈在一旁乐得直不起腰。这可把小战士弄糊涂了，他摸着脑袋：“哎呀，你不是大娘啊！”我姐也笑了：“他明天贴个胡子，你还得管他叫大爷呢。”我这才大笑起来。
宣传队演完三天大戏以后，应农会的邀请，要协助儿童团排两个小戏，一个是秧歌剧《兄妹开荒》，一个是小歌剧《锯大锅》，两个戏都选我做男主角，女主角选了六年级一位姓王的女同学。因为是秧歌剧，又要唱，又要扭，排戏时女同学总是爱面子，扭扭捏捏。可是我像是过了电，又像是上紧了发条，劲太足，又敢扭，又敢唱，围观的人越多越来劲，这可把辅导老师乐坏了，直夸我有灵气。
之后，我们儿童团终于在宣传队和农会组织下，决定为全村演出了。演出地点仍旧是火车站前广场，仍用宣传队演出的舞台，农会也给挂了幕布和汽灯，那阵势完全跟真的一样。
演出那天晚上，人来得特别多，村民们听说是儿童团演出，兴致更高，老头老太太七姑八大姨全来了，广场上黑压压一片，说的笑的斗的闹的比唱大戏还热闹。
锣声三响，老师上台报幕，首先请农会主席讲话。农会主席说：“咱们儿童团演出可是破天荒头一回，要是演得好，还打算让他们到外村去演演，扩大宣传嘛，希望乡亲们多鼓励！”他这一动员，乡亲们的叫声更加热烈。
大幕拉开了，我头上扎着羊毛巾，肩扛锄头，在乐队伴奏下，踩着锣鼓点，扭着秧歌步走上台，高声唱道：“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
这一叫，台下的叫声又起，很多人喊着我的小名起哄，我的劲更足了。这时我的自我感觉，简直就是宣传队的大演员，真是神采飞扬。这台演出可以说太成功了，我在村内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这时我的决心已定：我要参加部队宣传队。
一天下午，我偷偷跑去找宣传队辅导过我们的老师，对他说：“我要参加你们宣传队。”
他惊喜地：“好啊，你今年几岁？”
我自豪地：“十三了！”
他有些失望：“太小了。”
我焦急地：“不小了。”
他说：“我们不光是演戏，我们还打仗呢。”
我兴奋地：“太好了，我最喜欢打仗了！”
他说：“那也得跟你的家长谈谈。”
我说：“可不敢跟我妈说，家里要是知道了，那就全完了。”
他说：“那你想怎么办？”
我说：“我想偷偷跟你们走。只要你们肯收我，我就瞒着家里，趁你们出发，偷偷跟出村。只要离开家，我就是你们的人了。”
其实他们很喜欢我，说我有灵气，可爱。他回去请示了队长，说可以按我的办法做。这可把我乐坏了，回到家偷偷准备了几件衣服，还找了块包袱皮包上，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单等那一天到来。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部队要出发了。
听说国民党中央军要打过来，他们想消灭这支八路军，八路军想避免这一仗，便主动撤退。
宣传队同志对我说：“天黑以后，到村外路口等。”
一听这消息，我这心就怦怦地跳起来。我真的要当兵了，真的要当演员了，马上就要远走高飞了，我一跳三尺地跑回家。一进门，看见全家人都坐在屋内，姐姐一看见我回来了，立即将门关上。妈一把抓住我，就像抓住一只要飞的鸡。屋里的大嫂、弟弟，还有侄儿侄女们都眼睁睁地望着我——那天家里唯独没有父亲和哥哥。
姐姐走上前，从背后拿出我的衣服包，厉声审问我：“说！你是不是想跟宣传队走？！”姐姐长得很漂亮，就是脾气厉害，全家人都怕她。今天她这一问，吓得我腿都抖了，哪里还说得出话。
妈把我抓得更紧，唯恐一松手我就会跑掉了。她含着泪叫着我的小名说：“柱儿啊，你不要家啦，你不要妈啦，我白养活你这么大了。你要走，我就不活了！”妈妈大哭起来。
妈是农村妇女，没文化，但非常慈祥，从没打过我，我非常爱她。今天她这一哭，我这心就像扎了一把刀，再也受不了，也大哭起来。我委屈地说：“妈！我想去演戏，我想当演员！”
不等我说完，姐姐就大声说：“当什么演员，你是那块料吗？！”
我大声说：“我是！人家都说我很灵，人家宣传队决定要我，叫我在路口等！”
我姐声音更大：“等什么？！你才几岁，还没有枪高，人家要你干什么？越说你还越来劲，今天我就站在这里，看你敢往哪跑？！”
弟弟也上前拉住我：“哥，我不让你走。”
大嫂也说：“庆铸啊，就别再让妈生气了，千好万好，哪有在家好？”完了，全完了！姐姐堵在门口像个二郎神，妈妈老泪纵横。可我已经和宣传队说好在村口等，人家宣传队找不到我，岂不是失信于人？再说，失去这次机会，这辈子就别想再当演员了。想到此，真是悲痛欲绝，忍不住跺着脚放声大哭起来。
宣传队走了，八路军全走了。村里空了，我的心也空了。还没等我缓过劲，国民党中央军就进了村。
这支国军果然不凡，一色的灰棉衣军装，步兵肩扛七九式步枪、卡宾枪，还有各种美式轻重机枪，还有八匹马拉的大炮。
正在百姓观看中央军的仪容时，人群突然大乱，不少人纷纷往家里跑去。原来是中央军开始抓人，强令村里的青壮年往前线送弹药，跑不及的就被抓住，每人扛一箱子弹。于是村街大乱，跑的、叫的、骂的，情景令人感到恐怖。
我和几个小伙伴开始还在看热闹，没反应过来，结果也被中央军里的一个四川兵一把抓住，强迫我们往前线送弹药。我们真的扛不动，一路上东倒西歪、跌跌撞撞，一直到下马塘东边的摩天岭，我和小伙伴才趁乱连夜逃回了家。
那晚我家全家人一夜未睡，不知我被抓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是死是活，正在担心时，忽见我回来了，全家人惊喜得大叫起来，我却抱住妈妈号啕大哭。等我哭够了，我才跳着脚大骂中央军。
这就是我在两年内见到的第三支军队。后来村里盛传一首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而我日日夜夜地盼望八路军能再打回来，我仍向往那支八路军宣传队！
三、改名偷偷参军
自从1946年年底八路军撤走，国民党中央军就占领了从本溪到安东这一带铁路沿线，并建立了国民党政权。但到了1947年底，八路军又打回来了，把国民党军压缩在本溪至沈阳这一条铁路线上，而从本溪至安东这一带农村全成了解放区。我的家乡获得第二次解放。下马塘也重新恢复农会政权，重建了民兵基干队、妇女会、儿童团，我第二次被任命为儿童团团长。
1948年5月，妈妈突然染病不治，临终前竟一句话也没说就断了气。我悲痛欲绝。母亲去世以后，我家的生活很困难，我偷偷哭过很多次，不明白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1948年夏，八路军换防，村里又来了一支部队，还来了一支宣传队，驻扎在村北。这支宣传队比前年那支小，从前那支叫纵队宣传队，现在这支叫师宣传队。但他们也是有男有女，也唱歌跳舞，打霸王鞭。每天也到河边练嗓子，练压腿，一个个也踢得很高。他们也很年轻，大的不过二十多，小的不过十五六岁。有两个小女孩，好像还没我大。他们一个个活蹦乱跳，朝气蓬勃。
他们这一来，我已经快死了的心又复活了。我又不分昼夜地盯着他们，围着他们转，看他们唱歌跳舞，看他们在广场上排戏。
后来渐渐我打听到，他们叫独立三师宣传队。是近两年刚刚组建的东北师。宣传队中有不少人是本溪、桓仁、宽甸等地的人，是真正的本溪老乡。这可乐坏了我，我又重新燃起参军的欲望，我要当演员，我要参加他们宣传队。
我参军的决心已定。这一次必须严格保密，决不让家里任何人知道。
我吸取了前年的教训，待这支部队换防离开之前，突然参军，立即离开家乡，生米做成熟饭，让家里神不知鬼不觉。
为了参军，我苦思冥想，盘算必须改个名字。
我的学名叫张庆铸，这个“铸”字又难认又难写，不少人不认识这个字，常常瞎喊什么“张庆涛”。这次趁参军改一改，既是为了保密，也为起个好听好记的名字。
我偷偷地找到了做代课老师的堂哥，求他帮我改个好名字。他找了一本词典，问我：“你想不想叫个古人的名字？”我说：“好啊，只是古人有奸臣有忠臣，我可不想起个奸臣的名字叫人骂！”他就说：“这就碰碰运气了，你闭上眼去摸，也许能摸个好人名。”我想也可以，碰碰运气吧。他将词典翻到“张”字部，我就闭上了眼睛，心里直祷告：“老天爷啊，你保佑我吧，让我参军参得成，就给我个好名字；要是参不成军，就给个奸臣的名。”我心想要是真摸了个奸臣的名，我就不参军了。
我的手指顺着“张”字部往下摸，摸到一处我不动了。堂哥问我：“还换不换？”我坚定地说：“不换！”他说：“你睁开眼睛自己看。”我睁开眼一看，手指正按在“张良”的名字上，我大叫地跳起来：“太好了，张良！他是汉朝刘邦的军师，是个大忠臣，我就叫这个名字了！”
因为名字改得好，所以更坚定了我参军的决心。
四、如愿以偿
一天傍晚，我偷偷地找到村北的宣传队的驻地，找到了宣传队的领导，一位是宣传队的队长，一位是指导员，我鼓起勇气地说：“我想参军，我想参加你们宣传队。”
指导员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自豪地：“我叫张良。”
队长也有了兴趣：“咦？这名字好啊，大将军。”
指导员笑了：“刘邦的军师啊，不简单。你今年多大？”
我犹豫了一下后坚定地说：“十六。”
指导员又问：“是虚岁还是实岁？”
我不懂，什么虚岁、实岁的，只能实说：“我不知道，东北都这么算。”
指导员明确地说：“那就是虚岁，你实岁十五。”他又看了一眼队长说：“十五岁小了点。”
我一听就急了：“不小了！十三岁那年我就当儿童团长了，我还差点参加了十一纵队的宣传队，要不是我妈抱住我不放，我早就是老兵了。”
队长“嗷”了一声：“十三岁就想当兵了？你知道当兵为什么吗？”
我挺起胸膛：“当兵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解放全中国！当兵还为人民服务！”
指导员笑了：“行啊！这小伙子一笑还有两个酒窝呢。”
我也笑了，是为了让他再看看这对酒窝。
队长拍板了：“留下吧，可是你不能怕死、怕吃苦呀！”
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就大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请考验我！”于是，我穿上了两尺半的大军装，正式参加了东北独立三师宣传队。
一个星期后，村农会主席领着我姐姐找到宣传队来，我被叫进了队部。我姐姐一看见我就抱住我大哭起来，她责怪我说：“你参军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下？”我笑着说：“我要是说了，你们还能放我走吗？”
姐姐已无可奈何，只能苦笑说：“一个人在外边，可要处处当心了，这可不像在家里。”
村农会主席大笑：“好啊，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不，是全村光荣啊！我今天代表村农会、代表全村欢送你啊！打老蒋嘛，人人有责。我们还准备动员村里的年轻人，都向你学习，踊跃报名参军！希望你在部队上早立功、早入党，为咱全村争光啊！”
原来我还是全村自愿当兵的第一个人。
村农会送我一些慰问品，有一对枕头、一个慰问袋，装有牙刷、牙膏、毛巾等物品，算是村里正式送我参军，再不是偷偷私自参军了。
姐姐也给我带来几件衣服，还给我一支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
又过了几天，部队接到命令出发，要去打仗了，我随着部队深夜离开了我的家乡——下马塘。
当部队趟过村里那条小河，我想起了曾在这里洗澡、游泳、抓鱼的情景；当部队上了村边的大山时，我又想起了曾跟随我姐姐她们在山上采野菜、采山果，我曾将裤子当口袋，挎在脖子上……
今天，我要走了。养育了我十五年的家乡，真是难舍啊！我回望那埋着我母亲的五道沟口——那里有我十五年的母爱。别了——母亲！别了——家乡！别了——我的亲人！我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像个人似的活着，为故乡争光！
在战斗中成长
一、参加辽沈战役
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在东北进行了著名的辽沈战役。根据中央关于“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方针，东北野战军一面在锦州围歼范汉杰部，又在辽西地区阻击廖耀湘兵团，同时围困长春郑洞国部。我们独立三师的任务就是配合兄弟部队死死困住长春守敌，使他们既不能逃跑，也无敌军援助而成瓮中之鳖。
我们部队从本溪附近走了上千里，作为新兵蛋子的我也经历了上千里强行军的艰苦锻炼，终于到达了长春外围。这时的长春守敌已被我军团团围困住了，我军的战术是“围而不打、逼其投降”，真是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步。
我们这边是死死地困住敌人，而锦州那边则正在围歼范汉杰部，捷报每天不断地从前线传来，让我们热血沸腾。在围困长春期间，我们宣传队一面收集锦州、辽西战场上的捷报，一面收集全国解放战争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事迹，用以激励我军的斗志。
在众多的英雄模范事迹中，最最感人、最最令人难忘的是在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中，年仅十八岁的战士董存瑞舍身炸敌暗堡的英雄事迹。他冲到敌人的暗堡桥下，才发现没有带炸药包的支架根本炸不毁敌人的暗堡。但此时总攻在即，我军已发起了冲锋，他头上的敌军暗堡喷着火舌，战友们纷纷倒下，董存瑞奋不顾身，他毅然地举起了炸药包、拉开了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开了胜利之路。他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立志做一个董存瑞式的好战士！
长春解放后，我们师奉命立即南下攻打沈阳。在经过几个月的部队生活锻炼后，我已俨然像个小“老”同志了。行军再远我也不会掉队了，而且每到宿营地我也可以效仿老同志为新战友烧开水洗脚了。
更令我兴奋的是，我也可以在行军途中跟随老同志们站在路边打快板、唱歌，激励战士们的斗志了，尽管我们自编的快板不合辙、不押韵。例如看见炮兵战士拉着马尾巴跑，我们就大喊：“这位同志真是好，拉着马尾巴往前跑！”如看见有人扛着两个背包、两支枪，我们又喊：“这位同志的阶级友爱深，他背着两个背包两支枪，就是保证战友们不掉队！”战友们听了哈哈大笑，达到了鼓舞士气的目的。
沈阳一战，我们师也涌现了一位董存瑞式的英雄战士。在接近沈阳市区时，敌军以三辆坦克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当时我们师还没有重炮，还不可能摧毁敌人的坦克。一位战士奋不顾身地冲到敌人的坦克面前，可是他手里没有炸药包，只有两颗手榴弹，他便爬上敌人的坦克，猛地拉开坦克的舱盖，将拉开火索的手榴弹塞了进去。当他正准备离开时，敌人又将冒烟的手榴弹扔了出来，他一看就转身一把将手榴弹又塞了回去。为了防止手榴弹被敌人再扔出来，他便用身体死死地压住了坦克的舱盖，手榴弹爆炸了，炸死了敌人，炸瘫了坦克，但也炸昏了他自己。他成了我们师的一等功臣，成了董存瑞式的英雄战士。在庆功会上，我还亲眼见到了他——一个貌不惊人的战士，竟然做出了这样惊人的事情。他名叫车喜庆。
二、第一次登台
沈阳解放后，我们独立三师奉命驻守沈阳，成了沈阳卫戍师。
我们师宣传队也得到充实了：第一，有一批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的沈阳青年参军到了我们宣传队。第二，有几位曾在国民党军乐队待过的艺术人才补充到我们宣传队。第三，我们缴获了一大批铜管乐器，从小号到大号全有。这一下，我们从人员到乐器面貌一新，为此我们师宣传队也改名为“卫士剧社”，并成立了军乐队。当然，军乐队除了少数有专业水平的人才从事专门职业、使用专门的乐器外，大多数人还是兼职的，如我等一类，主要职业是“打杂”，什么都干。需要合唱，我就是合唱队员；需要跳舞，我又是舞蹈演员；需要军乐队演奏，我又是军乐队的队员。但我在军乐队中纯属“滥竽充数”，如军乐队出街，为壮军威，我便抓起拉管，做演奏状。但我的手不够长，拉不到位。我又试过吹小号，但嘴又无力。最后只好当鼓手，打小鼓。这还可以，因为打大鼓的同志是在国民党的军乐团待过的，有两下真本事，可以教我几套鼓点。就这样，我在军乐队里的职务就是小鼓手，但我又是话剧队的演员，又是道具员。
进沈阳以后，我们剧社演出过一台歌剧《血泪仇》，剧中没有我的角色，队里就分配我和小吴同志负责大小道具。
大道具如桌椅，小道具如碗筷、烟袋之类。过去在农村演出，当然都是向当地的农民借，那叫就地取材、得心应手。可今天到了城市演出，城里人没有这些，那只好买或是自己做。有些东西是买也买不到、做也不会做，就得另想办法。
戏里有一座庙，庙里有一座神像。要是今天，自然有美术、置景做一座神像。但在那个年代，美术还做不成这样的一座神像，借又借不到，没办法，只能活人化妆、穿上戏服坐上去当泥做的神像。这任务就落在我们道具员的身上，所以我和小吴就轮流上台当神像。好玩的是，我们俩也需要化妆，也需要穿上服装，换场时也得紧忙，搬完香案、桌椅后，马上端坐在神台上，大幕一开就闭目养神、一动不动。为何要闭目？因为眼睛不能乱动，容易让观众看到，又容易和台上的演员交流，引起笑场。因此我们必须闭目端坐、一动不动。经过这样的演出锻炼，我的内力、定力大增，打下了坚实的“武功”根底。
三、参加平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
沈阳解放后不久，部队开始动员“打到关里去，将革命进行到底！”
为什么进关还要特殊动员呢？因为我们师是东北独立师，还有四野部队的战士也大多是东北人。东北人的家乡观念较重，不轻易地离家进关的，尤其有“山海关”的观念，一入“山海关”就离东北远了，进关出关，对东北人来说是件大事，很多老人是宁死不进“山海关”，所以今天部队要特别动员“打到关里去，解放全中国”。
部队经过三天的动员、讨论，士气如潮，战士们纷纷写决心书、请战书，强烈要求：“打到关里去，解放全中国，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部队进了关后并没去打天津。党中央对天津、北平的战略是“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主要是分割包围，阻断傅作义部队南逃。因此我们师奉命与兄弟部队配合围困北平。
当时我们师只负责包围北平的一个角，很像是在长春外围的“铁桶战”，每一个角都是撕不开、打不烂的。南边的淮海战役在六十多天的时间里，解放军已消灭了邱清泉、李弥兵团等五十五万余人，还活捉了杜聿明。傅作义部队已被困在城内，又与蒋介石失去了一切陆上联系，一切可能的援军全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华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作为一个作战的将军这实在是太可悲了。傅作义部队已完全陷于绝境。经党中央的再三敦促下，傅作义部队起义了，接受了我军的改编，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后，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队及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要合作拍摄纪录片，录下我军接收傅作义部队的防务画面。这个镜头就是我们师的战士和我们师宣传队的一位副队长共同完成的。日后，我每每从历史纪录片中见到这个镜头时，都使我回忆起过去那珍贵的情景。
1949年2月3日那天，我们师还参加了“北平入城式”。我们宣传队分乘两部卡车，军乐队在一个车上，车前挂有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我仍旧打军鼓站在车边，雄赳赳地接受了站在前门箭楼上的林彪司令员的检阅。此时作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我心里充满了光荣与自豪！我们一面接受司令员的检阅，同时又接受道路两旁的北平市民的欢迎，这还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
这时我们从东北来的兵就俨然成了“老同志”。那时是战争年代，人成熟得快，“老”得也快，其实那时我才刚刚十六岁，但我已是“老同志”了。因为我已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我的胸前已挂上了“东北解放纪念章”和“华北解放纪念章”。
北平解放后，我们师改番号为二〇八师，又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师，成立了北京卫戍司令部。
我们在北京驻防期间，卫士剧社一面演出话剧《气壮山河》，一面筹备参加“开国大典”。
话剧《气壮山河》是反映我军战士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的戏，它歌颂了我军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我在剧中扮演小战士，这是我参军后真正当演员的第一个戏。
四、我荣幸，我是开国大典的鼓手
我们在北平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筹备参加开国大典。开国大典需要海、陆、空三军及诸兵种联合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向世人展示人民解放军的雄壮军容。同时组织一支庞大的军乐团现场奏乐，以壮军威。军乐团以华北军区文工团军乐团为主，抽调各兵种文工团的军乐队为辅，组成开国大典军乐团。我们二〇八师军乐队约二十人奉命参加，我荣幸地以军鼓手的身份入队。
我们在南苑机场集训数月，十分正规、严格，朱德、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检阅了我们的合练。从每一件乐器的单个演奏到同一乐器的合奏，从分部演奏到合练均必须达到标准。我的小鼓水平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原来只是“老和尚打鼓”——一个点，十分单调。这次一看同行专家，那鼓点犹如暴风骤雨、气势如潮，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从此我每日是鼓槌不离手，吃饭时就以鼓槌敲桌子，开会时则以鼓槌击腿，加上专家同行的指教，我竟达到了预期的水平，从此不再是“滥竽充数”了。
1949年10月1日，盼望已久的开国大典终于开始了。那天，我们军乐团与诸兵种的检阅部队均在凌晨三点之前就进入到指定位置。天亮前，游行的群众和身后的数千名少先队员也已就位。我们军乐团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
下午三点整，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三十万人的广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在期待那庄严的时刻。
毛主席终于以他那高亢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世界的最强音，这个声音结束了中国百年的屈辱历史，宣告了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并宣告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无数革命先烈的遗愿终得实现，中国革命已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军乐团奏响了国歌，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我那剧烈跳动的心跳融入了我的鼓点，这是我对共和国的激情永驻。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那隆隆的礼炮声仿佛是我军的进军号角，又仿佛是我军那千军万马的行进脚步声，这脚步声中也融入了我的步伐，也有我对共和国今日的追逐。
检阅开始了。你看：那是威武雄壮的步兵，那是庄严神圣的炮兵，那是铁骑铿锵的骑兵，更有那一支神鹰般的空军。当人们仰望机群掠过天安门上空时，人们纵情欢呼起来，人民军队更强大了！
我作为开国大典军乐团中的一名成员，为每一支接受检阅的部队伴奏，心里充满了自豪，我们更感到骄傲和荣耀的是我们也受到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在我的一生中也是最最荣耀的事！
直到今天，我仍能在开国大典的纪录片中找到我年轻时的身影。我常常在家里的电视机前，对着小孙子们大叫：“看哪，开国大典军乐团，爷爷就是那个打小鼓的！”
开国大典之后，我们师移防到河北宛平县，我们卫士剧社则移居到北京卢沟桥畔。1950年春天，部队号召大生产，我们一面排练歌舞节目配合部队的生产，一面赶排大型歌剧《钢骨铁筋》（又名《钢铁战士》）。这次我扮演战士小刘，歌颂我军战士的英勇顽强和面对敌人严刑逼供的坚强不屈。这台戏在部队引起了较大反响，战士们纷纷表示要向张志坚和小刘学习，学习他们的硬骨头精神。
1950年夏天部队整编，我们独立二〇八师被合并到二十兵团六十六军，我们师宣传队也合并到六十六军文工团。六十六军当时驻防天津一带，我们文工团驻杨柳青。六十六军是正规军，六十六军文工团也是一支大型的正规的、综合性的文工团，团内分话剧队、歌舞队、乐队等，我被分到话剧队。
合并之后，团里赶排胡可同志的大型话剧《战斗里成长》，我被委以重任，出演赵石头一角。这部戏实际上是以赵石头为主线，讲述苦大仇深的一家人如何失散，父子二人又如何在战场上相认，父亲如何教育儿子提高阶级觉悟，不能只为一家一己报仇，歌颂了一个战士的成长过程。
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重的角色，只能潜心向导演、向老同志们学习，刻苦磨炼，力求塑造一个性格倔强、一心复仇、勇往直前而可爱的战士形象。
这部戏后因朝鲜战争爆发，我军奉命赴朝参战而停止了演出。
经受朝鲜战场血与火的考验
一、目睹美军轰炸新义州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先是朝鲜与韩国交战，随后美国派兵援助韩国，并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朝鲜，同时又派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8月，美国战机不断轰炸我国东北安东等地。9月中旬，美军又从朝鲜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朝鲜战局急剧恶化。
10月下旬，朝鲜首都平壤失陷，美军直逼我国边境鸭绿江边。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狂言：“再过一天，我就可以到鸭绿江边饮我的战马了！”
战火已烧到东北边界，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受到战争的威胁。
10月初，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正式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派兵援助朝鲜。10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正式下令，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参战。并委任彭德怀为志愿军总司令。第一批出国部队以四野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为主，又调四十二军、五十军、六十六军共同组成志愿军。
六十六军因在天津一带参加秋收，晚了几天才收到命令。记得当时我们正在为抢收小麦的部队演出《战斗里成长》，部队接到命令扔下镰刀就上了火车，连夜赶往安东（今丹东市），我们六十六军文工团与军直属队在一起，也是不顾一切地背上背包就走。
到达安东才知道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部队立即紧急动员，让每一个参战人员了解此战的目的、重要性。战士们一听说要同美帝国主义作战就来了劲，纷纷表决心，誓死保卫祖国，誓同朝鲜人民共存亡。
但是当年我们的武器装备实在太差，仍是解放战争中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武器，甚至还有从日本军队缴获来的“三八大盖”。要去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对抗，就显得有点力量对比太悬殊。但是军力的对比还要看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士气。我们是正义的反侵略之师，所以具有压倒敌人的气势。
我军的作战部队在到达安东后，立即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不久就与敌军接上了火，而且反将战线向南推回了几十里。
我们军直属队则奉命暂驻安东待命。安东与朝鲜的边界城市新义州仅一江之隔，鸭绿江就是两国的界河，江上的鸭绿江大桥由中国和朝鲜两国的边防战士共同守卫，一国一半。鸭绿江大桥也是两国人民通商的重要通道，火车可以直达朝鲜的首都平壤。因此安东市虽小，但实属边界战略要地，但当时已被战火所笼罩。
到达安东的第二天，我们文工团全团到鸭绿江边领略鸭绿江两岸的风光时，却亲眼目睹了新义州惨遭美军B29轰炸机的肆意轰炸。这爆炸声犹如地震，犹如天崩地裂，我们都感到脚下在震颤，房屋在摇晃，耳朵在轰鸣。虽然距离我们还很远，但声波已震得我们个个变色。不久，就看见江南岸的新义州上空笔直地升起了一座巨大的烟墙，这黑色的烟墙方圆足有两三公里，垂直上升，遮天蔽日。烟墙升到空中，天立即黑了，烟云已笼罩了我国的安东上空。又过了几秒钟，空中开始坠下巨大的漂浮物，这是被爆炸气流卷上空中的物资，大家看见坠下的巨大漂浮物中竟有汽车的轮胎、木门、木窗，还有燃烧着的树木、瓦片……大家纷纷躲进楼内或防空洞以免被击伤。美军轰炸了大约半个小时后离去，新义州已成一片火海、成了人间地狱。
由于美军轰炸新义州，又一次引发了朝鲜的难民潮。大批无家可归的朝鲜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自鸭绿江大桥的南侧向安东涌来，均聚在桥北我国境内。我们文工团奉命前去安抚，为其送水送饭，找医护人员为伤者包扎喂药。朝鲜百姓因逃亡仓促，几乎没带衣物，有人的衣服已被烧焦，衣不遮体，我们就脱下自己的军装为其披上；有些小孩饿得直哭，我们就给其喂饭。朝鲜难民一面感激我们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一面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他们声泪俱下，哭诉家园被毁灭，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他们报仇。当翻译同志将他们的话翻译给我们听时，我们个个义愤填膺，誓为朝鲜人民报仇雪恨！
二、战地医院护理员
进入朝鲜后我们发现，文工团原本计划像在国内战争时期那样，除了战地宣传、鼓动外，还准备利用适当时机进行慰问演出，眼下看来是不行了。因为敌人控制了白天的制空权，我军被迫只能在夜间行动，所以演出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上级决定将乐队的铜管乐器送回国内，将全团化整为零，以“一切为战争服务，一切为战士服务”的原则，重新调整队伍。凡懂英语、日语、朝语的均到前线当翻译，去管理俘虏。部分男同志到后勤部兵站负责带领民工担架队，或运送弹药。又组织部分同志担任战地宣传小分队，到前线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余下的女同志，年龄小的统统到战地医院担任护理员，对伤病员进行护理工作。我虽然自觉可以到宣传小分队去，但上级还是让我到战地医院担任护理员。
朝鲜的冬天来得太早了，11月在华北平原仍是金秋季节，但在朝鲜北部山区已是漫天白雪。我们的部队因来得太急，许多人还没有换冬装就到了前线，连日征战，后勤供应不及时，许多战士竟还穿着单衣。风雪突然袭来，不少战士得了冻疮。尤其是一线的战士，面对敌人，白天只能隐藏在战壕里不能走动，到了夜晚可以活动时，许多战士早已冻僵，个别战士竟然整个身体和冰雪冻结在一起，还需战友们用铁锹将其铲起，帮助活动四肢，才能救回一条性命。但是许多人的手脚已冻僵、冻黑了，不得不送到战地医院。
我们按照医生的嘱咐，对每一位冻伤的战士均采取冻伤急救处理，就是绝对不能用火烤，不能用热水洗，只能用雪水轻轻地擦洗。这犹如东北冬天溶化冻梨，如果用热水洗或火烤，冻伤就会迅速溃烂、变质、坏死。而用雪水溶解，慢慢缓解出体内的寒气，方可使肢体复苏。这绝不能性急，只能要求护理员以最大的爱心、耐心、细心去擦洗，待缓解后再施以冻伤膏药。但许多战士还是没等送到医院，肢体就发黑、变臭了，最后只能被推上手术台截肢。为了更多被冻伤的战友不被锯掉手脚，我们发誓一定要更尽心地护理，一定要医治好他们的冻伤，重返前线！
三、元旦夜攻打三八线
我在朝鲜战场上最难忘的岁月，还是在1950年的元旦之夜，我军全线攻打三八线。
那次我们文工团在战地医院的同志跟随战地医院进入了战地前沿的预定地点。这是一个很隐蔽的山洼，距前线部队只隔了一座山，有十来间民房分散在山沟里，不易被敌机发现。
战前经过动员准备，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协助医院的医生、护士做好护理伤员的工作。医生、护士负责抢救手术、输血、打针等专业，我们则负责护理、洗换纱布，照顾伤员的起居，吃、喝、拉、撒、睡，烧开水，给伤员洗烫脚，换洗衣服等一切勤杂事务。战斗未打响之前，我们已经按分工各就各位，准备了充足的柴火，水缸里也蓄满了水，锅里的水也开了，炕也烧热了……
夜里十点钟，全线总攻的时间到了！我军的炮兵阵地就在医院的后山，只见一排排炮弹带着火光从我们头顶上空扑向敌军阵地，敌军阵地上立即火光一片，那半边天全被映红了，炮声、枪声立即连成一片，真是壮观极了，令我们激动不已。
很快就有伤员被抬下来了，担架队将伤员交给我们就又返回前线了。我们立即将伤员分类，需要做手术的立即送手术室，需要消毒包扎的由护士处理，经过处理的伤员一部分留在战地医院，一部分立即转移到后方医院。一切井然有序。
战斗很激烈、很残酷，伤员越送越多，我们医护人员也越来越觉得人手不够用了。医生在手术室已经不停地做了三天三夜，没人替换，也不可能轮流休息，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只能由女护理员喂饭给他们，由熟练的老护士代替他们喘息一会儿，就又上了手术台。
我和几个女同志负责换洗纱布，用烧开的水煮纱布来消毒，然后挂到外边的树枝上晾晒。而所用的水本是山沟里冰层下的一点点水源，现在已根本不够用了，只能将冰刨下来，将干净的冰雪放到锅里烧化。
我愿意出去刨冰、化雪，这样可以跑来跑去不会犯困。我最怕让我守在炉边烧水，烧开水虽很温暖，但很寂寞，又容易犯困。我干到两天两夜时还能顶住，但第三天、第三夜时，我已经筋疲力尽，眼睛怎样也睁不开。尤其是守着炉火时，那熊熊的跳跃的火焰就像在引发你的幻想。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自己也变成天兵天将，敌魔正向我喷火，我身上已着火了，但我是不怕疼的，我旋转上升，但我从空中摔下来，疼了！很疼！我醒了，我的鞋已着火，烧到了脚，原来我是被火烧疼醒的。这时我身边的地上也有火，我吓得赶紧扑灭火，幸好面积小，三两下就将火扑灭了，但我还是吓得一身冷汗。这房子是草房，见火就着，一旦着火了，后果不堪设想。房里的炕上全是伤员，若是烧坏了伤员，我就完了！这场火只是烧坏了我的一只大头鞋，万幸！我急忙跑到外边用雪擦脸，把雪往脖子里塞，让寒冷驱散我的睡魔，我终于清醒了。从此我怕见火，尤其不敢死死地盯着火苗看，因为一看就犯困，就要睡觉。我只能不看，需要添柴，就往里送劈柴板子，但不敢盯着看。
我躲过了一劫，但还是有人中了睡魔的邪。有位战友睡着了，他负责的那间房着火了，火势很大，夜里半边天都映红了，没法救火，没有水！赶去的人只能钻进去抢救伤员。那间房有六位伤员，救出来五位，还有一位重伤员自己不能动，又不能喊，所以没人知道。待到清查人数时，房已烧塌，重伤员被烧死了。大家都红了眼，这位不慎导致失火的同志自己几次扑进火场救伤员，自己也被烧得不像人了，当知道还有一位重伤员没救出时，他痛不欲生，几次想跳进火中与之同归于尽，均被大家死死拉住。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那间房烧散了架，化为灰烬，那位没被救出的重伤员也化为了灰烬。他没被敌人打死，却死在战地医院这场大火中，大家的心都碎了，那位造成失火的同志哭着喊着：“我该死！我有罪！”最终他受到了严厉的军法处分。
这场大火更把我吓得七魂出窍：若是我也造成了失火，我还能活到今天吗？不敢想！我只知道我还是幸运的，在朝鲜虽然没同敌人面对面地打过仗，但还是有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还是命大，都逃过了厄运。
在那艰难的三天三夜里，我们没时间吃饭，就只能抓几把炒面塞进嘴里；没时间喝水，就抓一把雪放进嘴里；没时间睡觉，就只好在克制不住的时候站着打瞌睡。原来站着、走着也能睡，只是不能睡久，几秒钟、几分钟的睡。
熬过了三天三夜，战线又向前推进了。我们的战地医院并未跟着走，又一批人跟了上去，我们倒成了“后方”医院。这时伤员来得少了，相对稳定了，这才替换着休息。我与另一位同志日夜轮换，只能半天一换、半夜一换。我俩负责一间民房，照顾六位伤员。这六位伤员的伤不算太重，太重的已转去后方医院。
我很敬佩他们，也常常在闲时与他们聊天，听他们讲述很多有趣的战斗经历。他们说美国鬼子貌似强大，其实很怕死，上前线时每人身上都藏着一张投降书，只要是我们逼近了，他们一见我们的刺刀就举手投降了。这儿伤病员个个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有仗打，就什么都不顾了。
第三次战役打了八天，将战线向南推进了一百多公里，已到达北纬三十七度线，直到志愿军司令部宣布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
四、我们是最可爱的人
第四次战役后，我们六十六军奉命回国休整，自从1950年10月入朝参战，至1951年5月回国，历时八个月。我们心里明白，我军入朝以来已连续打了四个战役，打得英勇顽强，但终是以劣势的武器在同最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搏斗，也损失严重，一个军只剩下一半，回国休整的决策是正确的。
我们文工团被命令以分散的形式，以最快的速度到安东集结，我和老战友李留奎同行，归国途中经历了美军轰炸平壤和在中朝边境遭敌机扫射的惊险，总算平安回国。但我们文工团有十三位战友牺牲在朝鲜，他们永远也回不来了。
没想到祖国在八个月里也已天翻地覆，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人人以支援朝鲜前线为荣，全国捐献飞机、大炮，并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称为“最可爱的人”。我们六十六军是第一批回国休整的志愿军，因此受到了祖国人民最最热烈的欢迎。
从安东坐上火车至天津，要经过大小数十个车站，每经过县城大站，列车都须停下，以接受当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有的站还致欢迎词，群众为我们戴大红花。有的站台上敲锣打鼓扭秧歌，把一箱箱的慰问品，一头头整猪、整羊送到列车上。有些站上的大娘大嫂又像当年劳军一样，把煮熟的鸡蛋、炒熟的花生、大枣、榛子、核桃、苹果、梨，一样样地塞到我们的手里、衣兜里、帽子里，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幸亏有你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老百姓才能安心过日子。”“你们流血牺牲，才有百姓的安居乐业。”“你们是全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1951年6月，我们部队又回到天津一带驻防。我们六十六军直属队在杨柳青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表彰英雄模范。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也立了功——立了两个小功。更令我激动的是，党委已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旗下，我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庄严地宣誓：“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从此，我在履历表一栏郑重地填写上：“195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