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红色“堡垒户”

（客家山歌）

人杰地灵五桂山，

英雄儿女灭凶顽。

红色堡垒功千载，

长存浩气在人间。

环五桂山区丘陵地带及民田区，大小村落六百多，民众四万余，民风淳厚。山区多为客籍，民田区皆为侨乡，落脚此地打游击论，除有地下党组织长期建立起的群众基础和“堡垒户”外，还有始自辛亥革命之“华侨是革命之母”（孙中山语）的光荣传统。

山不藏人，人藏人

1941年7月，谢立全、梁奇达对能否在五桂山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了两个月实地考察后回到西海，在罗范群、林铿云主持的南番中顺中心县委会议上，谢立全汇报说：

“论天时、地利与人和，五桂山的确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尤其是群众基础好，饱受日、伪、顽重重压迫的当地民众，有着武装起来进行抵抗的共同要求，就像一堆浇上火油的干柴，只要一点燃，它就会熊熊燃烧起来。”

“我们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优势就是藏起来打敌人，而真正藏得住游击队的就是人民群众这座靠山。山不藏人，人藏人！”梁奇达补充，一语成经典。

中心县委作出决策，开辟五桂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由罗章有带领十八人的先遣队开赴五桂山。从此，南番中顺以五桂山为抗日根据地的敌后武装斗争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军未到，粮草先行。游击队与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行动，成立一副官室专门负责。考虑到不能囤粮于山，以防成为日寇进攻目标，须化整为零，分散囤积于山区的“堡垒户”中，以便随时备取。

长着一张大圆脸、雅号“肥兰”的女战士冯兰受命在副官室负责筹建五桂山根据地的“游击粮站”。

冯兰明白，所谓“游击粮站”其实就是“堡垒户”的新增功能，随着五桂山根据地的发展，其后还将兼具交通站、伤兵站等功能。

石门，俨然成了进山之门，首当其冲的峨嵋村当是建立“堡垒户”的目标。年龄相仿、住峨嵋正街25号的新媳妇何兰欢很快就和冯兰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70余年后，青山依旧在，故人多杳然。当年芳华十八的何兰欢，如今已是94岁的太祖母。不久前，当年游击队二代相约探访，站门口相迎的红衣者正是何兰欢的孙儿、如今的石门一村之长。

围拢着何兰欢的全是当年游击队员之后，看望父辈当年的“老房东”，他们崇敬中又带几分好奇。父辈们告诉他们，正因为有了许多像何兰欢这样的“堡垒戶”倾家支持，五桂山游击队方能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一次又一次粉碎日伪对五桂山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隔代相逢，晚辈自报家门，何兰欢一边侧耳倾听，一边喃喃自語，不断重复着他们报来父辈之名：张大哥、大臣、郑吉、冯兰……此刻，乡情、亲情、抗战情结交织，谊厚情浓。

“肥兰是你母亲？！”

何兰欢拉着阿光的手追问冯兰，一听冯兰已不在世的情况，即时泪涌，泣不成声。那烽火中凝聚的战友情分溢于言表，在场者无不动容。

当年冯兰的“游击粮站”发展了何兰欢后，又发展了侨眷贺婶夫妇，以及来自石门的其他游击队员，如谢月香、谢国强姐弟家属。石门乡“游击粮站”工作开展得颇为顺利，随后南朗、三乡一带的“游击粮站”也带动起来了，围绕五桂山区的村落几乎成了“游击粮站”的连锁店。游击队员来往渐多，何兰欢这一户便成“热门”，几位领导同志如欧初、罗章有、黄旭等常在此落脚，甚至开会。如此这般，岂止藏粮，简直就是藏龙臥虎。

据冯兰生前回忆，当年游击队员家属大多是兼具“游击粮站”性质的“堡垒户”，如三乡郑少康、郑吉母亲家，翠微吴当鸿母亲家，翠亨村的杨日韶母亲家，上栅梁杏林母亲郑月虹家，合水口刘震球家，长洲黄筱坚家，以及二区杨子江家，四区黄乐天哥哥家，还有斗门南山的陈章贤家，唐家湾的胡兰馨家，东坑坑美村的廖三家，不一而足。

我曾听说“堡垒户”一般都有夹墙，便于藏粮藏人，便问何兰欢，粮食是否也藏在夹墙中。何兰欢答道：“说出来你都不相信，我是将粮食藏在棺材中的。”

我不由一怔，用棺材装粮食是何道理？原来当年冯兰找到何兰欢提出藏粮，见房子不大，何兰欢还与公婆同住一屋檐，没能修夹墙。忽见其公婆房间还摆了两副大棺材（当地老人有此习俗），冯兰心中一动，但又不便开口，其实她所想的，何兰欢也想到了，只是她须先做好公婆思想工作才好答应。

次日，何兰欢告知，公婆听说棺材装粮食不仅能帮游击队，且棺材有米又好意头，也不易被查出就欣然答应了。何兰欢说，当年她还替游击队在棺材里藏匿过两杆枪。

“你是‘大臣’的儿子？！”听罢当年黄旭队长儿子的自我介绍后，兰欢婶顿时激动起来，紧紧拉着跃进的手，说出一段当年五桂山的趣事来。

当年欧初大队长曾住何兰欢家颇长一段时间。一天，欧初对她说：“阿欢，你马上帮我送一封信上五桂山交给‘大臣’。”

“哪个大臣？”何兰欢见过这么多山里人，却从未听过有此人。

欧初说：“你找到黄旭，他自然就会告诉你。”何兰欢知山里规矩，不便多问，拿了一顶客家人的尖顶旧竹帽，将欧初交给她的信藏在帽檐的篾囊里头就立即动身。

约两个小时后，何兰欢就到达五桂山根据地指挥部，见到黄旭队长，她连忙从帽檐里取出欧初的亲笔信交托之。接过黄旭递过来的水，何兰欢咕噜咕噜一饮而尽，放杯时见黄旭正在拆信，失声叫起来：“队长，这封信是写给‘大臣’的，你怎么拆啦？”

黄旭听了，哈哈一笑，问道：大队长是如何交代你的呀？

“我不认识大臣，他说只要找到你就行，可是——”

黄旭笑得更开心了：“阿欢，那是大队长故意给你卖关子的，我就是‘大臣’，不信你去问山里人，没有不知道的。”

“那，为什么我不知道，难道我不是山里人？”

“是！一百个是！”黄旭见阿欢不高兴，连忙说：“好好，我来告诉你那是怎么回事。不久前，山里开联欢晚会，我演了一个滑稽讽刺剧中的一个伪满大臣。”黄旭说着说着就绘声绘色走了两步，又接着说：“大家都说我演得像，晚会后，大家都管我叫大臣，大臣就这么喊开啦。你没来看戏，当然就不知道了。”

听完，何兰欢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后来“大臣”这个名竟是假戏真做了，连游击队的情报传递，及至内部公文、指示里出现的大臣皆成了黄旭的代称。沿称至大军进城中山解放，时任珠纵中山独立团政委兼中山县委书记的黄旭现场答港澳记者问，被记者登到境外报刊，境外人不懂何谓政委书记，大标题称黄旭将军，小题大做，给“大臣”惹了不少麻烦。

“一椽得所，五桂安居”乃孙中山先生当年为故乡翠亨村新居落成所题楹联。但孙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是下联“五桂安居”日后还成了五桂山抗日战士藏身翠亨村的“护身符”，日寇进村亦有所忌惮。

如同上述石门村，翠亨村也是当年五桂山游击队的“堡垒户”村。抗日英雄杨日韶、杨日璋的母亲杨伯母家就是典型的“堡垒户”，其一家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杨殷烈士之后的革命家庭，兄弟姐妹全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游击队上上下下更视杨伯母家为“游击队之家”。村民心照不宣，村长有意识加以保护，还向日本鬼子报告说村民全是良民。故游击队一旦遇到危急，都会把军粮往翠亨村藏，让伤员在杨伯母等“堡垒户”家安居，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也常在此活动。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和游击区指挥部的领导林铿云、罗范群、谢立全等都在杨伯母家住过。另一“堡垒户”党员杨维学家同时还是抗战时期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宣传品的油印室和地下交通联络点，谭桂明、卢德耀、罗章有等游击队领导都在此活动过。

有一次，欧初大队长的疟疾病又犯了，于是下山找到杨伯母家，一见已住满，拟另想办法，却被杨伯母一把拦住。杨伯母想到了同村的姻亲陆天福，一位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果然当杨伯母找到陆天福帮忙时，他爽快答应了。

一日，游击队白马队长谭生和凤凰山区民主建政筹委黄河起到翠亨村向欧初汇报工作，刚好碰上日军进村巡逻。陆天福立即搬了张小凳，坐在门外的树下，装着乘凉把风。鬼子走近时，陆天福还同对方打了个招呼就过去了。

说起来也是“灯下黑”，翠亨村口离对面槟榔山“红楼”日军驻地仅隔一条兰溪河。

碧血染黄沙

1944年农历六月初一凌晨，从汉奸口中得知石门“通共”的日寇加伪军上千兵力，将石门九堡的几条自然村包围，挨家逐户搜查游击队员，搜了两个小时，连游击队的影子都搜不到。恼羞成怒的鬼子见人就押，最后将九堡各村93名群众押往下栅外沙敌营囚禁。

一连三日，不给进食，不给饮水，外沙有一女青年冒险送水竟被日本鬼子当场一枪打死。面对日寇凶顽的严刑逼供，被囚的群众始终无人说出游击队员行踪。

初四早上，日伪军将93人拉至外沙的沙滩处，挑出41名男女青壮年，用刺刀逼着他们挖一个大沙坑，然后再逼他们说出游击队下落，41位血性青年始终只字不吐。

企图一再落空的日本鬼子被彻底激怒了，他们兽性大发，用上了刺刀的枪，将这41名青壮年连赶带捅，全部推进大沙坑。最后，手无寸铁的41位义士不是活生生被捅死就是被活埋，杀身成仁义，碧血染黄沙。

日寇丧心病狂地炮制了“石门九堡惨案”，但割不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血肉相连。翌日，乡亲们掩埋好41位遇难同胞的尸体，50多位青年当即报名参加游击队，誓报此血海深仇。“红色堡垒”愈挫愈坚！

“石门九堡惨案”，历史不能忘却之觞。

一座记载了这段历史的纪念碑坐落在翠亨村与石门村相邻一个叫山门岰的地方。我少时在翠亨小学读书，记得每年清明，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前往扫墓，并在现场，请幸存者给我们上一堂活生生的爱国主义课。

当年的幸存者之一、游击队战士梁坚（原中山县委统战部长）回忆，当年她在石门张落坑村做群众工作，正遇敌人前来扫荡，来不及转移，千钧一发之际，幸得“堡垒户”何伯母机智掩护，途中脱险。每当忆及，内心便涌起一种对人民群众大恩大德的无比感激之情。

五桂山抗日游击战场所展现出来的人民群众的堡垒作用，反复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