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一片丹心在桂园
刘帼超，祖籍新会，1908年出生于香港，在澳门成长。1927年考入广州市妇产科学校，时逢祖国动荡之秋。在校期间，受孙中山医人救国思想以及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活动影响。1929年毕业后，她与两位同学结伴来到中山县三乡平岚村北堡，在这缺医少药的穷乡租借慈善人士郑伯超的房屋创办诊所。她们新法接生，免费为穷人医病，“博爱医局”名声渐起。
一年后，两位合作伙伴离去，刘帼超独力支撑，但她不改初心，在后来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博爱医局”逐渐变成了抗日游击队可靠的“后方医院”，取名“桂园”。
1940年中山沦陷前后，中山县的抗日团体——抗先队、大刀队以及救护队等组织纷纷成立。刘帼超积极参加了救护队，白天和队员们奔走各乡和难民棚，抢救被炸伤的群众，晚上给救护队员们作救护培训。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五桂山游击队抗击日寇的斗争升级，敌人扫荡，我军反扫荡，仗越打越大，伤员也越来越多，刘帼超和她的“博爱医局”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救治伤员的重任，解决游击队后顾之忧。
不久，刘帼超与爱国人士、鸦岗小学创办人之一的陈负天结婚。负天者，喻“面朝黄土背负天”之农人也。负天不负人，更不负妻子的一片丹心。婚后，夫妇二人在三乡圩仔镇选购了一处四面是田畴、门口有河涌、水陆交通方便且较僻静的地方。此地是一个专门上落砖瓦、木料的泊艇埗头，名叫“兰记栈”的旧地，二人在此建新“博爱医局”，并冠名“桂园”。
一无桂花，二无桂圆，新建的“博爱医局”何谓“桂园”？局外人大惑不解，唯游击队队员心知肚明，刘氏夫妇一片丹心所寄的正是五桂山。
“桂园”就位于敌人眼皮底下的三乡圩仔镇，所谓“灯下黑”，游击队的伤病员，轻则乔装乡民登门就诊，重则走水路从后门进，或请医生出诊，遇伤病员多时，刘帼超干脆背起药箱，作巡回医疗，风雨无阻。为游击队队员治病，刘帼超全部免费，留医队员的伙食全包，身体虚弱的队员，刘帼超还亲自下厨炖营养品予以滋补。
游击队队员王河患上严重肺炎，经常咳出血痰，为了治好这个时称不治之症，刘帼超查阅医书，研究民间土方，用药疗与食疗相结合的办法使患者康复，再上战场杀敌。游击队领导谭桂明的疟疾、叶向荣的见年疮（抗疟疾针注射后引起的溃疡），欧初久治不愈的重感冒等，经她精心治疗，皆药到回春。
一天夜里，刘帼超在“桂园”后门迎进一批“不速之客”，约有二三十人之多。原来这些人都是患了夜盲症的游击队队员，因山区生活条件艰苦，缺乏油水致病。是夜，他们翻山过岭，一个扯着一个的衫尾，摸黑走了几个小时而来。
刘帼超深知对于经常在夜间行军打仗的游击队来说这是致命之症。当时此类药物奇缺，刘帼超立即土方上马，配制“百草霜”，几天后战士们全都恢复了视力。她又向部队领导提出预防措施，建议设法在战士们吃的菜里多加一点油。部队领导接纳建议，从而保障了部队的战斗力。
自有“桂园”以来，就数不清究竟有多少游击队队员来过。刘帼超的名字虽不在五桂山游击队花名册内，但在游击队上上下下每位队员心目中，刘帼超是游击队里拿听诊器当武器的“白衣战士”，早就是同志和亲人了。
194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20周年纪念。中山县委与五桂山游击队联袂在孙中山先祖故乡南朗左步村举办纪念活动及召开座谈会，特别邀请了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革命母亲谭杏、三乡“桂园”红色白衣战士刘帼超等知名人士及本县知名人士、各界代表参加，共商国是。
欧初、郑吉、刘震球、叶向荣等游击队领导常在“桂园”开会，他们早已把这里当作运筹帷幄的“中军帐”了。
“桂园”所处圩仔镇，虽说是“灯下黑”，但毕竟镇上往来人员多且杂，难道不怕“上得山多终遇虎”？
刘帼超的女儿陈小雪指着70年前那张“桂园”老照片说：“你看这张老照片，就知当初我父母为什么选连着河涌的圩仔尾作园址了。”
委实令人佩服的是刘氏夫妇的先见之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原来早设玄机。“桂园”后门连着河涌，埗级旁停着一只艇。陈小雪对我说：“假如这里有人开会，只要前头有动静，人员马上可从后门坐艇就溜之大吉。”
这就叫“你有翻墙计，我有过云梯”。
一日，五桂山的党组织派人找到刘帼超帮忙。但这个忙与其职业无关，只关信任只关情。原来，五桂山游击队雪花队队员何明的爱人牺牲了，留下一女孩，何明要打仗无法兼顾。另一队员巢健，他的爱人受命北撤，留下一男孩。何明、巢健二人不约而同都想了到刘帼超，却又说不出口，只好托组织来说。刘帼超听罢，二话没说，应承下来。
此例一开，欲罢不能。除了游击队队员的亲骨肉托儿外，一些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也被送到“桂园”，最多时竟达二三十个之多。刘帼超的大爱情怀感动了平岚村林堡的一位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黄鸾英，她自愿来“桂园”帮忙。根据组织指示，“桂园”又陆续收留了一些弃婴。从此，“桂园”多了一个“幼儿园”的称谓，游击队的“后方医院”又多了一层保护的色彩。
为了抚育这些孩子，“桂园”多了几只母羊、母鸡，刘帼超用羊奶、鸡蛋、牛骨煲黄豆给孩子们补充营养，黄鸾英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玩游戏。抗日烽烟中，游击队员们的这些后代和那些孤儿在“桂园”有了一个温暖快乐的“家”。
何明托孤刘帼超后，曾来探望过两次，最后一次是1949年。何明将女儿拉到刘帼超跟前，语重深长地对女儿说：“女儿，你要好好听刘妈的话，等妈妈打胜仗回来接你！”何明又对刘帼超说：“刘帼超，一旦我牺牲回不来，就请你将她抚养成人，我拜托你了！”
刘帼超连忙扶着欲行大礼的何明，面对这位时刻准备赴死殉国的游击女战士，刘帼超含着热泪充满敬意一字一顿地说：“放心吧，我一定不负所托！”
不幸，战士一语成谶，何明再也没回来。她牺牲在珠海东岸海边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大海成了女英雄最后的归宿……
后记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刘帼超回归医生本位，潜心研习妇儿科，继续济世扶弱，仁心泽群。
她经历了一系列运动，一直在大布、白石等基层卫生所当医生，直至70年代才调回三乡医院。1975年刘帼超退休，佛山地委特别指示，要在其退休金上增加10%作为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的特殊津贴（当时尚未有离休政策），刘帼超感慨万分地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1980年12月28日，刘帼超不幸病逝，享年76岁。
当年在“桂圆”专事教育游击队后代的黄鸾英已近期颐，但因当年代表组织负责托孤、与之单线联系的谭本基大姐已去世，缺一纸组织证明而未能享受应有待遇。
2001年3月1日，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展》在北京开幕，刘帼超女儿陈小雪应邀上京参加。五桂山抗日游击队“后方医院”创办人刘帼超的动人事迹与部分实物由此见诸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