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考进电影学院

自从参加工人业余话剧团，我便迷上了表演，立志要做一名话剧演员，摆脱北医化验室枯燥而无创意的常规工作。我没有考大学的资格，只能去考专业剧团的学员班。许多业余同仁都一致鼓励我报考总政话剧团，当时是李吟谱团长、李维新导演主考，由于我在业余话剧团有过锻炼，顺利通过了考试。

就在同时，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也开始招生。总政的李维新导演说我做演员的条件不足：说话语速过快，嘴皮子不太清楚，个子不高，没有当时的英雄范儿，不是当主演的料。建议我考一考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导演系，也许做导演更能发挥我的潜质，比做演员更有前途。

我当时将信将疑，但受到启发，决心一试，而且刚认识了也想考导演系的彭宁同学，便一同结伴去考了。我由于上过夜校，有了一个高中同等学力，就毅然报名。接待我的王澍老师（电影《小兵张嘎》中的日本翻译官扮演者）看到我的学历，迟疑了一下。本来是没有资格的，但他却认为“咱搞艺术的，数理化不重要，报吧！”

记得考试在戏剧学院教学楼，有田峰、周玮、张客三位考官，我记得是田锋老师出的题，让我根据他随手掐灭的一个烟头讲故事，我信口开河编起来：“我父亲最介意我学抽烟，我躲着他，一天他……”现在知道，这是要考察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归纳能力。

田老让我做戏剧小品，我不记得当时的情景，反正我特别自信，因为我考过总政，不像从来未经过艺术考场的人那么紧张，所以发挥不错。后来让我听了一段音乐，描述自己的感受，我又胡说一气；让我分析一幅描述苏联俄国十二月党人流放犯归来的名画，我又即兴侃一顿，反正我凭着感觉，说得非常自信。后来参加笔试分析影片《红色娘子军》，又即兴发挥。但轮到考文化课时，一瞧连数理化都要考，我就傻眼了，当时我根本没有复习过功课，可想而知我考得是一塌糊涂，几乎门门零分。从考场出来，我就想，算了，考不上就考不上吧。

到了看榜时，我挤上去看到自己进了初试录取名单，真是喜出望外，对复试便信心更足了。至今想起，真是要感恩当时录取我的周玮老师，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也许是我的真诚与热情赢得了老师的青睐，让老师看到了我做导演的潜质吧。这到我真正拍出电影《孙中山》，已经是20年以后的事了。

总之，我考上了电影学院，至今还记得在卫生学系实验室接到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是实验室工人老张拿给我的。这是第一次感觉到自我的存在。真是喜出望外，把录取通知书拿给教研室的人看，迫不及待地马上办理离职手续。到北医人事科办离职手续时的得意劲儿，真可谓自得其乐，但也非常不安，真的要去上大学了，是真的吗？急着办离职手续，也因怕北医变卦不同意我走。所以快办，一刻也不想留，但当我真的不属于北医职工时，顿时感到无家可归了。因为离到北京电影学院报到还有一个月，一离职便没有工资、没有饭吃了，还是好友戴佩伟伸出援手，借给我七元钱，又为庆祝我考上大学，陪我第一次游长城，在詹天佑铜像旁拍照。这次命运的改变让我开始了新的航程。

开学刚进学校，印象深刻的是校长张岷接见导演系六一班的全体同学。校长当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大都不记得了，唯独记得他说的一句非常令人不安的话：“你们有14位同学，只要能培养出两个合格的导演，我们的教学就是成功的。”当时我就想，难道做一个导演有这么难吗？原来，电影学院有三年的别勘制度，每年都要淘汰不合格的学生，两年中劝退的有三位同学，只留下11位，毕业前又有两位不合格。我本身文化课弱，更是岌岌可危，每一天都不敢有半点松懈，便全身心投入学习，不敢怠慢。当时严格的时间安排及学校的学习气氛，让师生都感觉电影艺术具有一种崇高的美。我一扫之前人下人的颓势，心里扬眉吐气，从未有过这般舒畅。从当时的照片看，22岁的我充满朝气，一脸阳光，充满理想。虽然全班50%是高知、高干子弟，而我丝毫没有自卑感。剧作课、蒙太奇课等专业课，尤其是表演课，年年成绩名列前茅。每年春节回天津探亲也是欢快无比，给了母亲极大安慰，没有辜负她老人家期望。

暑假我通常不回家，留校学习。张客老师带着我看焦菊隐先生排练话剧《茶馆》，去看京戏《姚期》，到后台去见裘盛戎先生。下乡“四清”，与在1958年下放农村当农民，感受全然不一样，上次是受害、被迫不愿，而此次是工作队贯彻中央政策，是国家派出的“钦差”，体验生活的艺术家。与农民交朋友，虽然吃苦、长虱子、夜间抓逃犯，但非常浪漫，充满自信。第一次看房东大娘用瓦盆做凉皮吃；每到一家吃派饭都吃油糕炒鸡蛋，这是过年的菜。而听到形形色色的村干部的劣迹，又可气又好笑。看到工作总队的红军老干部在大会上发言，至今也不能忘记的憨态，这就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将军。参观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第一次看到笑得露齿的唐塑佛。周玮老师是我们的组长，我看她一把把吃维生素丸。

一年“四清”后，大有革命归来之感，回学校上了半年大课，便准备毕业作品。先是几个人拍了一段短片，六个导演各有各的见解，剪接起来，趣味无穷。我的毕业作品是北京公交车题材《姐弟俩》，彭宁的是《红柳歌》。彭宁去新疆石河子体验生活，艺术创作热火朝天。我到公交车上体验生活：冬天用热水浇开发动机，学卖票上下车。从来未有过这般热情。学校生活让人放松，每月25元的助学金交15元饭费，还余十多元自用零花。有空时几位好朋友，每人拿一块钱聚餐，下个馆子，真是其乐无穷。

1964年国家成功爆炸原子弹，我同彭宁、张泽宇、徐鑫，还有一位美术系同学徒步走向天安门庆祝。彭宁还穿着拖鞋，可见得少年激情。此时正赶上中苏分裂，电台广播九评苏共修正主义，听得也是满怀豪情，有一句至今难忘，评论说：“谁最恨斯大林？是希特勒。”现在想起当时如火的激情，也是一种情怀。年轻时的单纯就和当今青年犯浑一样，也是社会发展造成的一个时代、一种表现，人的成长与特征脱离不了社会的大范围。

学校每年都有年终晚会，八大艺术院校联欢，互赠礼物，许多同学跨校谈恋爱。八大院校是中戏、电影学院、舞蹈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体学院、戏曲学校、工艺美院、美术学院。艺术学校学生都有艺术范儿，留长发、穿灯笼裤、穿练功鞋，但女同学没有化妆的，认为那是资产阶级作派。那时流传一句话：“台下邋里邋遢，台上精神焕发。”这也是一种范儿。

那时兴抓反动学生，五九班郭宝昌（就是后来《大宅门》的编导）被批判抓进监狱。学校留有一个每天扫院子的右派学生许还山。当时政治气氛更浓，而我一心向学，对周围任何事都不关心，只关心作业，班上虽然也有三一群两一伙，但没有什么实质的势力范围。我想那些高干子弟、高知子弟也许看不起我，但我全然不知，何况我学习好，谁也无法超过我。

我在班上最大，大家叫我老丁，我也从未摆谱，一视同仁。再加上我爱模仿人艺的演员演戏，尤其是《胆剑篇》里的刁光覃，《风暴》中施洋在江岸车站的演讲，蓝天野的独白，童超饰演的左贤王、庞太监，我都学得惟妙惟肖。还会练杂技，鼻头顶报纸卷的三角纸筒，唱京剧《红灯记》李玉和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左右动眼珠，因此拉近了同学关系，受到大伙欢迎。每逢春节组织联欢，来两个小节目，让大家高兴。班上郑洞天最小，大家叫他小郑，与我上下铺睡了八年，也是一种缘分。学校一过年便聚餐，都拿脸盆到食堂打馅，拿回班里包饺子，这都是女同学的事，我从不掺和。

“文革”前，我们在学校稳定而幸福地生活着，同学之间的关系没有暴露出矛盾。而我特别珍惜上学的机会，努力地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因此无心管他人的心情。学习好，就会遭记恨。有同学在班会上批评我不关心政治，我只有检讨，但我心里明白，我入学如此不易，如果功课不好被淘汰，岂不是前功尽弃？何况我没有后台，不拼命，如何能站稳脚跟？我只有学习好基本功，才能立足于社会。

三年“文革”后，同学们纷纷下放农村四年，我有幸分配到广东省话剧团，后到珠影。班上同学都各奔东西，各自在工作岗位上奋斗。从1966年毕业到2005年，39年过去了，在2005年中国电影100年庆典大会上评出的全国电影特殊贡献者共50名中，导演系六一班只有郑洞天和我入选获得这一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