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古罗马安东尼瘟疫：皇帝的沉思

每当瘟疫降临的时候，罗马人并不完全听任命运的摆布，他们对求告神灵已经感到不满足。罗马人建立了西方世界最早的医院和国家医疗体系；他们建设城市的供排水系统，改善卫生环境；他们大规模修建公共浴场，使洗浴成为罗马时代的一种文化。

大瘟疫摧毁罗马文明

罗马附近区域一直被看作是瘴疠之区，也就是潮湿的地区，当地人民饱受疟疾的折磨和蹂躏。所以罗马最早的居民为了保持健康，喜欢住在地势较高的地方。那时候有过多次可怕的流行病，毁掉了整个城市，瘟疫时或之前常伴有洪水和地震。

在古罗马历史上，有许多为了消除瘟疫而祭祀神灵的记载。据说，人们为了抵御罗马四周荒芜的大平原的热病，曾向女神菲波莉斯和美菲提斯祈祷。人们在埃斯奎来恩、奎利纳和巴拉泰恩地区的菲波莉斯神庙献祭，在埃斯奎来恩的圣树林中还有瘴气女神美菲提斯的神庙。

公元前293年，罗马流行一种严重瘟疫，蔓延之迅速和可怕几乎无法制止。罗马人在查询了《西比仑书》之后，决定派代表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埃彼道拉斯向希腊医药之神阿斯克雷庇亚斯求助。在罗马的代表到达埃彼道拉斯并受到隆重接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当时人们正在庙堂之中，有一条蛇爬到河边，上了罗马人的船，并进入使者的船舱中。这时发生了奇迹：神已经上了船去救助罗马人。当船回到罗马时，蛇跳到台伯河的一个岛上。为了顺从神的旨意，罗马人在当地修建了一座庙宇，而罗马的瘟疫因此也就停止流行了。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为了纪念此事，铸了一个美丽的铜牌，上面的图像是：一条蛇正从船上爬到庙门前，右侧是当地的祭司伸开双臂朝向神灵，背景是阿文亭山。从此，阿斯克雷庇亚斯就变成了罗马人的健康之神。在古罗马时期，传染病的暴发并不罕见。古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尤斯（Titus Livius）记载了在共和国时期至少有11次疫病灾难，其中最早确定年代为公元前387年。在古罗马帝国历史上，先后有5次造成重大损失、并且对罗马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大瘟疫。

第一次是紧随着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这次火山爆发直接毁灭了赫尔库拉内和庞贝两个城市。接着，可怕的瘟疫当即遍布坎帕纳平原，这是罗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瘟疫。据当时的记述，因病死亡者每天万余人。当时的罗马皇帝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尽其所能来减轻这次灾难所造成的痛苦，他不仅表现出一个皇帝的关怀，同时也表现出一个父亲的超然之爱。

但是，提图斯本人也死于这场瘟疫，去世的时候年仅42岁，当皇帝才仅仅一年。后代的历史学家开玩笑说提图斯是罗马皇帝中最幸运的一个，因为时间没有给他滥用职权和纵欲的机会，因而仍然是罗马人“所爱的对象”。

第二次是“俄罗西阿斯”（Orosius）疫病，从125年开始，在发生了一场大蝗灾之后，所有的农作物毁于一旦，接着疫病流行，据说努米底亚境内有80多万人死亡；非洲海岸的迦太基与尤蒂卡，死亡约20万人；尤蒂卡一地，3万罗马驻军几乎死亡。

第三次称作“安东尼”（Antoninus）瘟疫，发生在164年至180年，从帝国的东部边疆开始，迅速传播到西部地区，并由被遣往叙利亚镇压叛变的军队带到罗马，166年在罗马暴发。历史学家记述罗马每日有数千人死亡。被感染的以军人为多。根据当时记载，这次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也可能是腺鼠疫。结合历史资料和现代医学，当时这场瘟疫可能是一起天花、伤寒、麻疹等多种传染病事件。

第四次称为“西普利安”（Cyprian）瘟疫，开始于251年，持续到266年，从其非常容易传染和时常累及眼睛的特征来看，可能是天花。这场瘟疫给罗马及其周围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正是在这场瘟疫开始的251年，哥特人大举入侵，罗马军队被打败，他们的统帅罗马皇帝狄西乌斯被杀死在战场上。

对于这场瘟疫，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饥荒之后，一般总会继之以瘟疫，这是由于食物短缺和饮食不洁所致。但从250年延续到265年的那次无比猖獗的瘟疫，应该还有一些特殊原因，那次瘟疫毫不间断地在罗马的每一个行省，每一座城市，甚至每一个家庭里肆虐。

吉本还根据历史文献估计了这次瘟疫的死亡人数。从当时亚历山大里亚对居民粮食配给的记录来看，这场瘟疫过后，这座城市减少了一半的人口。

第五次是312年的天花大流行。这次瘟疫在文献上的记载不多，但是给罗马帝国造成的人口损失也是相当严重的。

哲学皇帝奥勒留的沉思

在罗马的这五次大瘟疫中，发生在164年至180年的第三次大瘟疫正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位时期，“安东尼瘟疫”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马可·奥勒留在位期间发生的这场瘟疫，最初是由罗马对安息的战争引起的。162年，安息国王对罗马宣战。此时马可·奥勒留刚即位不久。他派将军小韦鲁斯（Verus）前去征讨安息，结果小韦鲁斯大胜而归。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小韦鲁斯还带回了一个目不可见的敌人——瘟疫。恶病起初是小韦鲁斯的副将阿维底乌斯（Avidius Cassius）在战争中途发现的，因为蔓延迅速迫使阿维底乌斯赶快撤军到美索不达米亚。据说，最初的感染源于一座刚刚遭到士兵洗劫的寺院金库。当这些士兵返程之时，这种疾病就随之扩散开来。

安息人大为高兴，认为是他们的神替他们报了仇。撤退的军队把瘟疫带到叙利亚，小韦鲁斯凯旋时又带一部分士兵回到罗马，所到之处无不感染。

关于这次瘟疫的性质，现在也没有准确的资料，有的历史学家说是斑疹伤寒或黑死病之类。古罗马医生盖伦（Claudius Galen）说与伯里克利时代蹂躏雅典人的那种病疫相似，病人全身满是黑脓，咳嗽声嘶力竭，呼吸恶臭。据有关文献记载，“安东尼瘟疫”的症状主要包括：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烫手的高烧、皮肤化脓、手脚溃烂或是生了坏疽、难以忍受的口渴。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天花最早流行的记录，并推断病源来自蒙古，这也是迫使匈奴人西迁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久，瘟疫迅速扩散到莱茵河沿岸，甚至蔓延到高卢和日耳曼部落继而传到小亚细亚、埃及、希腊。不出一年，病死人数远远超过了战死沙场的人数，罗马每天死亡2000多人，其中包括不少贵族，每天运出城去的尸体堆积如山。史学家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00万，平均死亡率介于7%－10%，而在城市和军队里很可能为13%－ 15%。瘟疫使罗马损失了1/10的兵力，罗马本土失去了1/3的人口。各地民众惶恐不安，有些地区的民众逃到丛林或沙漠，粮食无人生产，运输停顿，水灾又淹没大批土地，饥荒继之而来。城市遭到了遗弃，村庄被荒废了。

这次瘟疫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十大瘟疫之一。

瘟疫给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破坏，这些破坏性因素对于罗马帝国的衰落要比战争和腐化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更为严重。

马可·奥勒留被称为罗马的“五个好皇帝”之一，但他在位的近20年间，正逢罗马帝国的多事之秋，是一个战乱不断、灾难频繁的时期，帝国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洪水、地震、瘟疫，加上与东方安息人的战争，来自北方的马尔克马奈人在多瑙河流域的进逼，以及内部的叛乱，使罗马人口锐减，贫困加深，经济日益衰落，整个帝国动荡不安。马可·奥勒留不得不去面对和应付各种各样的纷争。他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治理国家，消弭灾害，应对危机，甚至常常御驾亲征，扑灭各种叛乱与反叛之火。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后10年，他很少待在罗马，多是在帝国的边疆或行省的军营里度过。

马可·奥勒留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皇帝，还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哲学家。马可·奥勒留从小就表现出探索哲学的兴趣，11岁时，他便有意身着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家们常穿的简陋的长袍，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马可·奥勒留活动的年代，罗马帝国风行斯多葛派哲学。斯多葛派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神，一个心灵，它分配给每一个人以灵魂。人应当摈弃肉体的享受，一切可称为快乐的东西，去完善自己的灵魂。

马可·奥勒留向往这种摈弃感官享受，完善自己灵魂的高尚的生活。他渴望成为一个圣人，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然而，命运却把他抛到了皇帝的位置，他的志向和他每天面对的事务完全背道而驰。罗素说他是一个悲怆的人，他想引退去一个宁静的乡村生活的愿望始终没有来临。

于是，马可·奥勒留在戎马倥偬之际，鞍马劳顿之中，写成了12卷的《沉思录》。《沉思录》是一部写给自己的书，是他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所以，他把书名定为《给自己》。他坦率地吐露出自己内心的苦恼，以及摆脱世俗事务的纠缠、专注心灵升腾的愿望。每遇到孤独感的来袭，马可·奥勒留依靠自我训诫来使内心凝聚力量，支撑信念。在《沉思录》中，马可·奥勒留始终是一个面对纷繁尘世的孤独者。《沉思录》以其主题崇高、思想纯正而被认为是一部西方历史上最为感人的名著。

也许是他对身羁宫廷的自己和自身所处的混乱世界的感受，还有可能对包括多年战争以及所面对的大瘟疫的理性思考，马可·奥勒留多次谈到生与死的话题。他要求人们不要蔑视死亡，不要轻率地或不耐烦地对待死亡，而应该把它作为一个自然的活动静候它。

他还把人性中的恶比作瘟疫，因为理智力的毁灭就是一场瘟疫，比围绕着我们的大气的任何腐败和变化都更是一场瘟疫。

马可·奥勒留晚年还有一大苦恼，就是如何校正他恶行昭彰的儿子康茂德。但是，在他还没有完成这道难题的时候，马可·奥勒留本人也感染了瘟疫。因为知道自己所患的疾病具有传染性，他拒绝与儿子见面。由于拒绝进食，病情日趋恶化，马可·奥勒留最终于患病后的第7天，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军营中。

英国作家赫·乔·韦尔斯（H.G.Wells）指出，这场发生在帝国全境的大瘟疫，也许对社会生活的解体很有关系，并且为随着康茂德继位而来的动乱铺平了道路。康茂德（Commodus）继任罗马皇帝，开始了罗马帝国的一个混乱的时代。

历史学家们说，正是这场瘟疫使西方世界产生了一个世纪的混乱。这是罗马历史上的一个“忧虑的世纪”，直接导致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终结。古罗马帝国逐渐衰落进而崩溃，整个西方文明史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

“神圣的医生”盖伦

古罗马时期的医学亦有一定的发展。盖伦是古罗马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医学大师，他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第二个医学权威，被称为“神圣的医生”。他被当作古典医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对后世医学，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和神经学，以及哲学和逻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人评价说：盖伦是一个奇怪的过渡性人物；对他那个时代充满神秘气氛的环境来说，他是相当的科学化了；而对于后代的科学家来说，他又显得十分神秘。

盖伦出身于小亚细亚爱琴海边一个建筑师家庭，早年跟随当地柏拉图学派的学者学习，17岁时跟随一位精通解剖学的医生学习医学知识。在古罗马时期，医学被认为是一门实用的科学，因此相对受到重视。盖伦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写作和各类学术活动，一生写了131部著作，其中《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两书阐述了他在人体解剖生理上的许多发现。

盖伦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他成功的研究是解剖学。在罗马时期，人体解剖是严格禁止的。因此，盖伦只能进行动物解剖实验，他通过对猪、山羊、猴子和猿类等活体动物实验，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及医疗学方面有许多新发现。他对人体许多系统解剖结构的系统描述以及结合解剖构造对血液运动的系统论述，在生物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对植物、动物和矿物的药用价值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他的药物学著作中记载了植物药物540种，动物药物180种，矿物药物100种。

有一件事是人们经常提起的。161年，盖伦来到罗马，他通过高超的医疗技术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并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他在罗马只待了4年，164年那次大瘟疫暴发时，37岁的盖伦突然离开罗马。因而人们认为他离开罗马是为了躲避瘟疫。可是，瘟疫已经在各地蔓延，在别的地方就没有瘟疫了吗？

169年的秋天，罗马军队返回阿奎莱亚，瘟疫在军营中泛滥，马可·奥勒留皇帝写信给盖伦，召唤他回来。皇帝称他是最优秀的医生和哲学家。盖伦立即返回罗马，到前线皇帝的营帐中，成为马可·奥勒留的御医。这时正是瘟疫大暴发的时候。实际上他一直在与瘟疫搏斗的前线。但是，第二年春天，马可·奥勒留收到一份报告，称医神反对他的计划，于是他不再聘用盖伦。马可·奥勒留后来成为大瘟疫的受害者。

马可·奥勒留去世后，盖伦给继位的康茂徳皇帝当医生。康茂徳皇帝在位期间，189年罗马也发生了一场瘟疫，此时盖伦一直留在皇帝身边。

盖伦在瘟疫的研究上也有一定的创建之功。正是在瘟疫流行期间，他完成了《论治疗的方法》一书。他在其著作中专门谈到霍乱，说霍乱是一种非常急性的严重疾病，迅速使病人因呕吐腹泻以及多量之分泌而脱水，于是就发生绞痛，稍后，就发热，如痢疾之发热一样，同时内脏发生危险的变化。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患了疟疾，罗马的许多医生治不好，但是盖伦把他治愈了。于是，盖伦很快受到人们的尊敬，把他看作是奇迹的创造者。

罗马人的供排水系统和洗浴文化

为了免受瘟疫的残害，罗马人一再向神灵献祭，请求神灵帮忙。由于瘟疫带来的死亡威胁持续不断，不但一切治疗毫无效果，就算最年轻而又最强壮的人，也一样地病倒，这是令人极为沮丧的。经过几次大瘟疫之后，国家处于疲惫的状态，势必纵容了迷信的风习，神秘主义重新繁盛起来。

罗马人是一个乐观的民族。尽管不断发生类似于大瘟疫这样的大灾大难，罗马人还是在坚定地创造着他们的生活，创造着他们的历史。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在其《罗马史》中写道，虽然罗马城本身常在危急之中，他们也绝不因为不幸而沮丧。饥馑、时常发生的瘟疫、人民的暴动，甚至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发生，都不能挫折他们的热忱；直到经过700年胜负不能预测的斗争和危险，最后他们才达成现在的伟大，取得现在的繁荣。

所以，每当瘟疫降临的时候，罗马人并不是完全听任命运的摆布，任由瘟神的蹂躏。他们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神灵的依靠上，或者说对于求告神灵已经感到不满足，也采取积极的措施，与瘟疫进行抗争，主要采取了以下四种方法。

首先，罗马人建立了西方世界最早的医院和最早的国家医疗体系。罗马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家的组织首先表现在有常备的军队。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罗马帝国已有军医机构；为防止流行病，罗马帝国设有“医务总督”的职位，他们负责举行考试，批准经政府许可的开业医生。

在盖伦之前，生活在1世纪的塞尔苏斯（Aulus Cornelius Celsus）被公认为最伟大的医学作家。他所著的《医学》是最优秀的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他主张卫生清洁，伤口必须洗净并涂以食醋、百里香油之类。这些物质有消毒作用。他确定了炎症的4个基本特征：红、肿、痛、热。根据各种疾病对治疗的需求而分成三部分：饮食、药物和外科治疗。他首次提到心脏病及精神病，提到用结扎法来止住动脉出血。与他同时代的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所著的《博物志》共37卷，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其中第20—32卷是专门讲药物学的。

其次，建设城市公共设施，改善卫生环境，减少瘟疫造成的危害。可以说，瘟疫的肆虐促进了罗马人的公共卫生习惯的变化和进步，使罗马在公共卫生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这在罗马的法律和传统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在罗马法中可以看到罗马人对公共卫生的注意，在著名的“十二铜表法”中，还禁止在市内埋葬，并指出要注意饮水卫生等。古罗马作家瓦罗（Varro）在其著作中讨论了选择房屋建筑地点的卫生原则。他认为潮湿的地方是危险的，因为在那里可能有小动物生活着。虽然这些小动物是如此之小，以致人们不能看见它们，但它们却会通过口和鼻孔进入人类的身体，引起严重的疾病。

再次，罗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修建了城市的水道、下水道和浴场。其中最重要的是排出了城市中的池沼，并且建筑了马克西马暗沟。他们用挖掘小沟和堆积石块的方法，消灭地表和地下的池沼。公元前6世纪，罗马城使用岩石衬砌的渠道系统，将暴雨径流从罗马城排除。渠系中最大的一条渠道的截面为3.3米×4米，从古罗马城广场通往台伯河，称为“最大下水道”。这个渠系在进行扩建时加了封盖。公元前398年，罗马人建筑了阿尔班湖的排水道。这些工程使帝国时代的罗马地面不卫生的情况大为改观。

在早期，排水渠工作是由检察官兼管，从奥古斯都时期开始，由专门的地方官管理。与此同时，还对沟渠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法律。

从古代起，罗马的当权者就十分注意用水管供应水。罗马人认为，一个城市在没有巴台农神庙之前应该先有清水。以前，人们一直饮用台伯河的水。公元前300年，检察官克劳底乌斯（Appius Claudius）修建了一条七八英里长的水管，从普利内斯提地区把水送到罗马。以后，罗马人又接连修建了多条水管。供水系统的水源是罗马城周围的河流、湖泊和泉水。有些水源距离较远，如公元前144年建成的梅西亚输水道长达62千米。水先贮存在城市周围2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库和池塘中，然后通过输水道从不同的高度进入罗马城，以满足城市用水需要。除供给必要的生活用水外，还要为公共浴室和公共喷泉供水。输水道除常规渠道外，许多地方还采用了虹吸管、隧洞和连拱支撑的石质渡槽。109年修建的图拉真水道的最高处距地面达33米。砖砌或石砌渠道一般宽0.3－1.5米，高0.6－ 3.0米，渠顶有盖板，以防渠水受到污染。每隔75米左右设有通风口和检查孔。此外，有些输水道还采用了铅管、陶管或石管等。

到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城有14条供水管线，全长1300千米，构成了完善的城市给水系统。到4世纪，有54条水管，其中13座高架管道，向罗马城运送7.5亿升优质泉水。每天，从远处的清泉，越过无数隧道，越过壮观的拱桥，源源不断地为城里居民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浴池用水。当时有一套具体的分水配水方法，并要根据用水情况缴纳水费。

古罗马引水渠是罗马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罗马人心目中，数量众多、供水量巨大的引水渠，与那些呆笨的金字塔和那些无多大用处却非常著名的希腊神庙相比绝不逊色。

当时有人描述罗马说，大量的水运进城区，使大街小巷的水管如同真正的河流。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蓄水池、水管和喷泉。老普林尼认为，引水沟渠是罗马最伟大的成就。

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全境建有引水渠，目前罗马城内外保留下来的引水工程遗迹，主要属于这一时期，重要的有罗马东部乡间的克拉蒂亚水渠、安德尼勒斯水渠及舍格比亚、阿斯奔得斯引水渠。

最后，罗马人建造了浴池。罗马古代的浴池有台伯河的冷浴池和被称作公共浴池的大浴池。后来，当希腊和东方风俗传到罗马时，罗马人开始在住所内建筑最早的私人浴池。尤其罗马帝国时期，沐浴成为上层社会必不可少的享受和活动。再后来则由国家或皇帝以及有钱的公民建筑规模宏大的公共浴池。这种公共浴池最多时有800多处，有的浴池可以供几千人同时沐浴。

罗马人的浴池修建得非常精巧漂亮，成为一种功能、结构和施工技术最复杂的大型建筑工程。皇家浴场除水温冷暖不同的各种浴室外，还增设图书馆、讲演厅、游艺室、运动场、小剧院、商店和健身房等。洗浴的人，无论贫富贵贱，一律脱得精光，涂好香油，也许还稍加锻炼后，在干蒸汽室里蒸得浑身冒汗，最后进入罩有穹顶的主“热浴池”。罗马人到这些浴场不仅是为了洗浴，也是为了进行社交活动，在这里闲谈、交流信息、娱乐。

据老普利尼记载，1世纪时，在帝国的领土上有好几百座公共浴场，其中在罗马规模较大的就有11座。迪奥克勒济亚诺浴场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而卡拉卡拉浴场是最豪华的一个。2世纪初，叙利亚建筑师设计的图拉真浴场确定了皇家浴场的基本形制：主体建筑物为长方形，完全对称，纵轴线上是热水厅、温水厅和冷水厅；两侧各有入口、更衣室、按摩室、涂橄榄油和香水室、蒸汗室等；各个厅室按健身、沐浴和休闲的功用以顺序排列。锅炉间、储藏室和奴隶用房在地下。浴场地下和墙体内、拱顶内设有管道通热气和烟以取暖。

洗浴成为罗马时代的一种文化，成为古罗马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生活方式。这种讲究卫生的生活方式对于增进人们的健康和抗御瘟疫有积极作用。大多数罗马人都很喜爱浴场，罗马人这样说：浴池、醇酒和美人腐化了我们的躯体，但这些又何尝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