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瘟疫是什么
为何说“大荒之后，必有大疫”“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为何说瘟疫是一种“文明病”？为何霍乱被称为“伟大的卫生革新家”？瘟疫是如何参与历史，又是如何成为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从新冠肺炎说起
2020年开年，所有人的心都被“新冠肺炎”这个词给揪住了。
新冠肺炎，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常见症状有发热、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等，较严重的可导致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
对于冠状病毒，我们并不陌生。曾席卷全球、至今让国人心有余悸的SARS病毒就是冠状病毒大家族的一员。
2002年11月，SARS在我国广东佛山首发，后扩散至全球，在全球累计确诊病例8000多人，造成900多人死亡。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此后，对SARS病毒的溯源持续了10年之久，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团队最终将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追踪至中华菊头蝠。
“尽管这么多年来SARS没有卷土重来，但在自然界，这种和SARS相近的病毒其实还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人类不提高警惕，那么下一次的病毒感染，可能是直接感染，也有可能会通过其他动物感染人类，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2018年，石正丽在武汉的一次公开演讲道出了自己的担忧。
没想到下一次来得如此之快。17年前那场抗击“非典”的战争，至今仍让人们记忆犹新，但远离野味最终还是渐渐地被人们淡忘。
加上MERS病毒，这已经是21世纪以来，冠状病毒家族成员第三次肆虐人间。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是人类生存的大敌。如果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历史开始算起，在所有人类的致死原因中，瘟疫恐怕是第一位的。且不说时常在某些地方出现的一些局部的瘟疫，单是大面积暴发的、带有国际性的大瘟疫，在历史上就有很多记载，而且往往是造成十室九空的恐怖景象。
例如，6世纪出现的“查士丁尼瘟疫”蔓延到欧、亚、非的许多地方，估计死亡人数在1亿人左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几乎一半以上居民死亡。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泛滥，杀死了欧洲1/4的人口，有些城市的死亡率甚至达到70%。在17、18世纪天花流行，欧洲死亡人数达50万人，亚洲多达80万人。1918年，美国暴发的“西班牙流感”波及世界许多地区，2100万人因此死于非命。2002年，全世界有200多万人感染肺结核死亡。
历史上，高死亡率是瘟疫的基本特征。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数以百万千万计。凡是瘟疫席卷过的地方，尸横遍野，土地荒芜，城市废弃，一片凄惨悲凉的景象，社会经济因此停滞运转甚至倒退，人类历史因此发生重大改变。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人们找到了对抗瘟疫的科学方法，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社会卫生防疫体系的发展，这种高死亡率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瘟疫与天灾人祸
瘟疫是一种自然灾害。但是，这种自然灾害的产生和蔓延又和其他天灾人祸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战争与灾荒对瘟疫的暴发影响巨大，中国古代就有“大荒之后，必有大疫”“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说法，史书上称之为“饥疫”“旱疫”“兵疫”“荒疫”等。
在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发生瘟疫流行，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现象。比如《北史》记载：“江浙饥荒之余，疫疠大作，死者相枕藉。”这样的记载在中国史不绝书。
在世界历史上，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毁灭庞贝城的维苏威火山爆发后不久，就在罗马帝国造成大规模的瘟疫流行。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查士丁尼瘟疫”与此前不久北欧的一次火山大暴发之间，可能也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
为什么在大的自然灾害之后会出现大的瘟疫流行呢？英国学者戴维·基斯（David Keys）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瘟疫需要气候的激发作用。大多数瘟疫的暴发是由突发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虽然，从理论上说，如果在严重的干旱之后继之以正常的天气，也会引起瘟疫的暴发，但是，过量的降雨，特别是在干旱之后发生这样的大规模降雨，则最有可能引发瘟疫的四处蔓延。
从历史上看，战争与瘟疫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战争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久。而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滋生瘟疫的温床。因为战争首先是士兵最大程度的聚集，大规模的征战使得士兵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很远的地方，这就为传染病的蔓延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在军营中，瘟疫的传播是时有发生的。只要某种传染病菌侵入人员密集的部队，往往就会传染病大流行，造成兵员大量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瘟疫对军队的战斗力乃至战争的结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直接决定了战争局势。
传染病对军队的威胁与祸害由来已久。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被《三国演义》表现为主要是诸葛亮的智谋使得曹军大败。而实际上却是因为曹军中发生了大瘟疫。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明朝的京营兵士就正遭受鼠疫侵袭，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3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根本无法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1812年6月，拿破仑统领近50万大军入侵俄国，当部队行至波兰和俄国西部时，近半数士兵因感染斑疹伤寒和痢疾而死亡或丧失行动能力。当拿破仑下令撤出莫斯科时，他的军队剩下8万人，而到1813年6月撤退行动结束时，拿破仑手下只剩下3000多名士兵，死于传染病的官兵比战死在沙场上的要多得多。
瘟疫是一种“文明病”
瘟疫与人类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瘟疫的特性是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拥挤稠密的人口是其滋生的温床，因而它们首先是“群众性”疾病，这样才能使瘟疫的病菌得以一代一代地存活。
实际上许多传染性疾病需要一定数量的比如几十万、几百万人口的聚集作为它们流行泛滥的基本条件。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越是到了晚近时代，瘟疫出现得越来越频繁，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在刀耕火种的小部落人群中，如果没有突然的外来人口的传入，是不会发生瘟疫的。即使我们了解到在原始社会已有瘟疫出现的记载，那也已经是原始时代的晚期，已经从狩猎阶段进入到农业社会，离文明社会的门槛不远了，并且已经具备瘟疫传播所必备的人口密度的条件。只有到了农业社会才开始聚集起稠密的人口，而在以后几千年的城市发展中实现了更大规模的更加稠密的人口聚集。相对于狩猎的生活方式，农业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人口密集程度在10倍甚至100倍以上。而与农业的生活方式相比，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人口密度更是上百倍的增加。
人类跨地区迁徙、灌溉农业的出现、城市的兴起以及商队与商船的活动、战争、朝圣等行为都伴随着瘟疫从一个疾病圈向另一个疾病圈的传播，而瘟疫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人口发展与新定居地的开拓。大规模的战争、商贸活动以及民族的大迁徙，瘟疫的病菌也随着这样的人口流动从一个人群传播到另一个人群，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特别是世界贸易的发展，很容易使在某地发生的一场瘟疫迅速超出国界的范围，成为全人类的灾难。比如在古罗马时期，这样的世界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有效地联结成为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更是把瘟疫的危害带到了全世界。欧洲殖民主义者登上美洲大陆，带去的天花等致命病毒，造成印第安人空前的人口灭绝。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正是处于大战中的美国士兵，把病毒带到各地。因此，可以说，瘟疫是一种“文明病”，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展的。
许多大型的瘟疫，比如鼠疫、禽流感、疯牛病甚至艾滋病，是与动物有关的，有的是人畜共患，有的则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科学家在考证艾滋病起源时发现，艾滋病很可能起源于非洲丛林地区生活着的一种长尾绿猴。艾滋病病毒来到人间，可能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有捕捉绿猴，然后将其血液注射体内滋补身体这一习惯有关。还有，埃博拉出血热来自猴子，莱姆病的病原来自鼠、鹿、兔、狐、狼等30余种野生哺乳动物和多种家畜间传播的伯氏疏螺旋体。
一系列新的来源于动物的传染病不断出现，表明动物传染病库是人类新传染病潜在的原因。地球是人类与动物的共同家园，在工业社会以前，人和其他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基本上是各有各的领地，所以人畜共患的疾病多是与家畜或与人类共生性强的动物如老鼠有关。但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大范围开发，迫使许多野生动物丧失了自己的家园。人类对野生动物的大规模捕杀，不仅使许多野生动物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同时也拉近了人与它们的距离，这也就提高了人类感染野生动物所携带病毒的危险性。如果是这样，人类面对的就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可怕的病毒，又会经历一次没有经历过的瘟疫。比如令人谈虎色变的埃博拉病毒，就是一个例子。
瘟疫，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警告，尽管是以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所发出的警告。
瘟疫参与了文明的历史
瑞典病理学家福克·汉斯肯（Folke Henschen）曾说，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瘟疫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关键时刻，就是因为瘟疫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在古希腊时期，正是雅典大瘟疫决定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走向，使强大的雅典败在落后的斯巴达手下，从而造成了辉煌一时的古希腊文明的衰落，进而结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腊文明阶段。
古罗马的兴衰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孜孜不倦的话题，对于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帝国的衰亡之谜，提出了种种猜测和假说。虽然这个大帝国的衰亡绝非一日之功，也并非某一种原因造成的，而应是如恩格斯说的那种“历史的合力”推倒这个帝国的巍峨大厦。但是，有一个原因至少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瘟疫的作用。实际上，正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时期的大瘟疫，造成了他逝世后一个世纪的社会危机和动荡，为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
同样，在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Justinian）极力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荣誉与疆土，他也确实为这个梦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瘟疫毁灭了他的一切梦想。从此，东罗马帝国仅仅成为偏于一隅的“东方国家”，不再能与古罗马相提并论，甚至人们不愿意再说它是“罗马帝国”。
在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中，瘟疫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美国作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太平洋岛屿的土著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最经常提到的例子是西班牙殖民者对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的征服。西班牙殖民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百人，就彻底征服了这两个印地安国家，其后不久，印第安人几乎陷入种族灭绝的境地。在殖民者带到新大陆的病菌面前，印第安人不堪一击。
在这个事件之后，新大陆的土著人大批大批地死亡，又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劳动人口的极为短缺。本来，殖民者占领了新大陆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对这片神奇土地的大开发。开发需要大批的劳动力，而被征服的原住民本应该成为这种劳动力的最好来源。但是，由于大瘟疫的蔓延，印第安人的人口数量少得可怜，远远满足不了新大陆开发的需要，殖民者不得不从非洲掠夺黑人奴隶贩卖到美洲大陆，所以就有了17、18世纪的黑奴贸易。这种罪恶的贩卖黑奴制度一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而实际上制造这种制度的直接原因，就是美洲大陆瘟疫泛滥造成当地土著人的灭绝。
瘟疫对于人间事务的干预、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也表现出另外的结果。14世纪的黑死病，夺去了欧洲1/4人口的生命，造成经济凋零，城市败落，土地荒芜。在此情况下，社会财富特别是土地获得了重新的分配，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动和重组。不仅如此，由于劳动人口锐减和经济重建对劳动力大量需求这样的供求关系的矛盾，劳动者普遍要求增加工资收入，而封建贵族没有满足这种要求，反而采取了一些限制和镇压劳动者的措施，结果激起激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激发了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多次起义。这些起义对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迈进拉开了序幕。
所以，正如黑格尔（G.W.F.Hegel）所说的，“恶”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在这里，瘟疫就是作为一种恶的力量参与历史，参与历史的创造和进步。
大规模瘟疫的暴发和流行，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文化和思想。在科学水平和人类知识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对瘟疫的认识以及如何控制和防治瘟疫知之不多，突然降临的灾难造成普遍的心理恐慌，于是，各种超自然的、神秘的预言和许诺会给人们以心理上的慰藉，从而使宗教的力量得到张扬和迅速发展。例如正是在查士丁尼瘟疫之后，基督教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各地的修道院也是在这个时期大规模发展起来，基督教神学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但是，同样是一场大瘟疫，即14世纪黑死病的肆虐，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的生命的价值，使人们的思想逐渐摆脱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和发展，从而揭开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进一步的结果是，欧洲的思想摆脱了基督教神权的统治，开始向高扬人的理性的启蒙时代过渡。
在更多情况下，瘟疫的直接后果是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历史上，人们逐渐认识到，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往往与人类的生存环境有关，特别是与人们的居住条件、卫生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因而在瘟疫流行之后，人们往往在改变自身的环境方面作出许多努力，人们的卫生习惯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利于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和科学。例如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城市供水系统。而19世纪初的霍乱更是直接启动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公共卫生运动。实际上，今天我们享用的城市供排水系统、城市垃圾的处理、住房的卫生标准设计等现代城市的规划管理，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所以霍乱被称为“伟大的卫生革新家”。
总而言之，瘟疫参与着人类的历史，瘟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瘟疫参与着人类的文化创造，影响着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瘟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