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囚秦
秦王嬴政之于韩非就如一部现代版的“爱情”传奇故事。话说韩非待字闺中，“玉照”传遍七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是爱情的承诺、永恒的誓言。媒人拿着照片还一通介绍，认为是天大的好事，男俊女俏、男才女貌、门当户对、郎情妾意，于是秦王不择手段要得到韩非。“秦因急攻韩”，动用军队攻打一个国家，只为了得到一个盛装的“新娘”，成就一段美满“姻缘”。如同天下最有排场的婚礼，韩非得到了最高礼遇。这边“抢婚”是真，那边“留人”是假，“新郎新娘”顺利见面。但见面不如闻名，这韩非居然口吃到如此程度，当时还以为是缺陷之美，还以为是断臂的维纳斯，却不知美人的缺陷也是缺陷，忍受缺陷绝对是一种苦痛，最终还不得不承认，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秦王就没有毛病吗？秦王失望了，失望的又岂止一个秦王，双方都开始徘徊犹豫。等到第三者插足，李斯出手，毒杀了韩非，秦王后悔了，有缺陷的美人她到底还是美人，跑掉的鱼永远是最大的，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失去的永远是最心爱的，这时候就该开始永久地怀念，永远地思念，心口亘古不变地痛，最后如同祥林嫂般向人讲述这一段“我真傻”的“爱情”传奇。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韩非子是在秦国被囚禁之后写下《说难》《孤愤》的。司马迁当然明白，韩非在入秦之前已经写就十余万言，司马迁这么写只是行文的需要，不能理解为司马迁的错误。司马迁在《史记》中全文转述了韩非的《说难》，可见司马迁对韩非文章的高度认可。秦王（当时还只能称秦王而不能称秦始皇）极度赞赏韩非的著作，因为韩非写的是“帝王之术”。
韩非子一般被认为是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既然只是思想代表，也就是说他长于理论而缺少实践。在他之前，法家分为三派：一重势、一重术、一重法。以慎到为代表的“势”派，强调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主张在政治和治国中用“势”；“术”派以申不害为首，重视“术”，即政治权术；商鞅是“法”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治国用法律和规章制度。冯友兰认为：其能集此三派之大成，又以老学、荀学为根据，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则韩非是也。
韩非是集众人所长，认为“势、术、法”三者不可或缺。他在其著作《韩非子·八经》中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翻译成白话大意是这样：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的作用；君主驾驭他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就是“术”的运用；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就是“势”。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法、术、势”三者结合基本是韩非子理论的精华，这种理论正好适用于春秋战国的混乱到秦汉一统的历史进程。李斯毒杀了已经被他送进监狱的同学韩非子，是出于嫉妒，对其学说却心悦诚服，称之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术”，是治天下的“帝道”。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韩非子是韩国（今河南西部）人，王室后裔，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周赧王三十五年），死于公元前233年（秦王政十四年）。“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是法学天才，也善于学习，师从荀子，还研究老子的道家学说，应用到法家。韩非子的学习成绩很好，“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就是法家的著名人物，却认为自己的成绩不如韩非。
韩非的强项是著书立说。“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有口吃的毛病，可能正因为是结巴，不能像苏秦、张仪一样凭借利齿游说天下，便扬长避短，用心写作，以学术著作闻名于世。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成为他的知音，非要见见这只下蛋很好吃的鸡。
韩非的政治思想是先秦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思想发展的标志，他的著作之所以得到秦王的高度认可，是因为其同学李斯已经在秦国身体力行，极力推行变法图强，而秦王也希望变法，推行法治，实现其富国强兵、兼并六国的理想。韩非的理论正好符合秦国现实的需要，他死后，其政治学说基本被秦王朝所采纳，有效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复辟活动，巩固了新生的封建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国家。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荀子主张“人性本恶”，韩非对此也深信不疑。但他在根除人性的恶上又与其老师有不同见解，他对荀子通过文化教育使人向善的一套理论根本没有兴趣。他认为正因为人性恶，用法律最有效，法律能做到令行禁止，教人如何趋利避害。他认为应该从现实出发，绝不能寄希望于教化把人民大众改造成新人。韩非强调刑罚的作用，他看出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利害关系，要使人民心甘情愿接受统治，仅仅依靠教化是不可能的。他说：“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外储说》）韩非剥去了儒家“仁义”的外衣，主张用刑罚来强化统治。
韩非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深深懂得，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它不得不变化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他的寓言故事“守株待兔”就是讲述这个道理。“是古非今”的传统如今依然存在。的确，古代的人或许真的比较纯朴，值得称颂，但那是当时的物质文化环境造成的，并不是说古代人们的道德品质就一定比后人高多少。韩非子说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韩非子是不是最早论述人口问题的，笔者无从知晓，但马寅初的“人口论”基本就是这一观点，影响了今天的“基本国策”。这是题外话，不提。战国时期的人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各国不是觉得人多，而是觉得人少。人少了，财源不广、兵源不足，就不利于开疆扩土。从这一点上看，韩非的人口论是有局限性的。
韩非认为，新情况产生新问题，只能用新方法解决。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守株待兔”。众所周知的寓言故事：“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讲故事的重点在后面的议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的这种思想如今看来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变革观点。
韩非是王族出身，因此操的是君王的心。韩非论述政治，他认为君王不应当亲自动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办的事情都应假手别人去做。他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韩非子设想的治国之道大体如下：君王统治百姓，靠的是法律和威势，而不需要君王有特殊的才能和道德。君王不用事必躬亲，只要他有驾驭人的权术，就可以物色到会制定法律的人和会办事的人。君主所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仅此而已。
韩非所说的治国“二柄”就是“赏”与“罚”，君王掌握这两项大权即可。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也就是说，君主治理天下，要遵循人性，人性之中，有所爱，有所憎，赏罚就能发挥作用，就能做到令行禁止，就具备了治世之道。
前面说了，韩非的学说也来源于老子，因此，他所主张的治国之道有些类似于道家，如《庄子·天道》中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法家的主张是现实主义，儒家的主张是理想主义。儒家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则认为儒家书生气不切实际。儒家认为，要靠礼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和刑罚来治理百姓。但在思想上儒家和法家一样，认为社会阶级没有高下之分，在法律和统治者面前人人平等。法家所做的只是把贵族的地位降低，而不是提升庶民的地位，君王靠奖惩来统治一切人，而把“礼”抛到一边。韩非自己作为贵族却极力主张打击贵族势力，自然受到韩国贵族的一致打击，韩王不支持，韩非在韩国就只能搞理论研究。
韩非的理论成果深得秦王的喜爱，秦王为了见到韩非，居然派军队攻打韩国。韩王本来就不认为韩非有什么用，便顺水推舟，将韩非送给秦国。秦王终于见到了韩非，自然非常高兴，可能本来想与韩非好好探讨一下治国之道，却不料韩非口吃，居然连说出一句完整的话都费劲，满腔的热情大打折扣，没能立刻重用韩非。另外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所谓“见面不如闻名”。既然说不行，那就还是写。《资治通鉴》记载：“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韩非作为韩国贵族，在韩国不被重用，为秦国出谋划策本不为过，但见面的第一个主意就是要秦国先灭了韩国，违背人之常情，也给李斯以口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同意，“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韩非由此进了监狱。进了监狱的韩非本来还想上书为自己辩解，但李斯不会给老同学这个机会，早早逼迫韩非服毒自尽。秦王后悔将韩非关进了监狱，想赦免他，但为时已晚。“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就这么草草囚秦而死。
司马迁评价韩非至少有两处：其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其二，“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
司马光认为韩非向秦王献策，第一就是要灭掉自己的祖国，目的只在于证实他的学说和才能。因此对韩非评价不高，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故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对于韩非是否上书秦王嬴政出卖韩国，柏杨持不同的观点，柏杨认为《史记》《战国策》中均不见韩非上书一说，仅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有上书一文，只是一桩政治上的小把戏。因为在现实政治上，司马光的对手王安石是一位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支持者，而韩非是法家学派的始祖，正好利用这封卖国上书，把法家丑化，使人们产生“法家就是卖国贼”的印象。
《荀子》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韩非本为贵族，身不能行；天生口吃，又不善言。但通法术，能写，算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