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西方学术体制引起的近代中国文化更新主潮，给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带来剧烈震荡。中国竹笛也经历了课程教学、专业设置、舞台实践、理论建设乃至乐器形制上的微妙而深刻的变革，其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冲突和文化身份选择，正是中国民族音乐涅槃道路的缩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专业音乐教育是基于对原有的音乐院校的接管、整改和重建：
1952年《关于整顿和改造全国艺术教育的决定》规定中央直属各音乐学院的任务“主要是培养作曲、演唱和演奏的专门人才”，并“附设少年班，培养天才儿童”；地区的“艺术学校及大学中的艺术系，加以调整合并，改组为7所艺术专科学校，其任务为培养音乐及美术创作人员及中等学校的音乐、美术师资”；
1953年3月，冯子存登台独奏《喜相逢》；
同年，陆春龄参与组建上海民族乐团；
同年，第一次全国艺术教育座谈会召开；
1956年，蒋咏荷编写的《笛子教材》由音乐出版社出版；
1957年，赵松庭编写的《赵松庭的笛子》由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0年代后期开始，各院校纷纷改革既有的欧美体制而参照苏联经验，制订各专业教学方案和各科教学大纲，形成对“苏联模式”的过度倚重；
1961年4月，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
1961年10月10日至26日，首届“全国音乐艺术院校笛子教材会议”在天津召开；
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以专门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北派笛家冯子存先生受命从中央乐团调入中国音乐学院组建民乐系；
1966年8月开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但由于竹笛这件民族乐器极具群众基础，在此期间仍成长出一批笛子演奏家，创作出一批笛子独奏曲；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中央发布艺术教育工作各项政策，广大音乐院校开始整顿教学，重建新的教学秩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专业音乐教育的对外交流快速发展，形成全面开放的教育体制。其中，在本科教育以外增设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层次，竹笛演奏专业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艺术类高校先后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及部分艺术院校先后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1979年2月，文化部召开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指导各音乐院校重新修订“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突出新形势下专业音乐教育“三个面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执行中央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各音乐院校积极推行以“学年学分制”为中心的教学改革。[1] 总体而言，国家文化、教育政策对专业音乐教育发展具有方向性作用。
从专业教学上说，不同风格类型笛曲的选择和要求是演奏基本功教学之外的又一重点。据初步统计，在“十七年”（1949—1966）中，涌现出原创、改编的笛子独奏曲近百首，其中《荫中鸟》《放风筝》《欢乐歌》《双合凤》《三五七》等民间曲牌音乐独奏化的笛曲占多数，《喜相逢》《五梆子》《鹧鸪飞》等民间音乐改编作品也占相当比重，原创性的笛子独奏曲如《早晨》《姑苏行》《上游曲》《牧笛》《小八路勇闯封锁线》《今昔》《油田的早晨》等展现了笛家运用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创作的强烈愿望，体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文革”开始至1979年，尽管整个专业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创作受到政治风潮的破坏，竹笛专业教学发展有所禁锢，但在大量民族音乐舞台实践的带动下，以笛子演奏家为编创主体的笛曲创作依旧保持良好势头，新编创的笛曲作品据初步统计有60余首，如《牧民新歌》《扬鞭催马运粮忙》《帕米尔的春天》《收割》《枣园春色》《春到湘江》《大青山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2] 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音乐韵味和浓郁的时代气息，还在曲调发展和曲式结构方面汲取了西方音乐创作经验，使笛曲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水平，直至今日，不少笛曲仍是音乐会上常见的经典曲目。
改革开放后，青年一代笛子演奏家加入到笛曲创作行列，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团体的专业作曲家也开始创作新的作品。传统风格作品如《秋湖月夜》《婺江欢歌》《花泣》《南山吟》《深秋叙》《秋蝶恋花》《汇流》《牡丹亭》《千山情》《绿洲》等，也出现了《愁空山》《野火》《竹迹》《苍》《蝴蝶梦》《梆笛协奏曲》《中国随想No.1东方印象》《飞歌》《竹枝词》等大量带有现代音乐风格和意境的笛曲新作，丰富了竹笛舞台艺术的表现力，彰显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竹笛艺术发展的崭新活力。同时，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富有建设意义的笛子教材、教学音像、教学网站，有关竹笛艺术的理论研究也取得巨大进步。
上海音乐学院竹笛演奏专业，经过金祖礼、陆春龄、谭谓裕、戴树红、鲍敖法、张煜、俞逊发等老一辈笛家的辛勤耕耘，在技法整理、曲目创作、风格传承、体系建设等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十几年来，学院重视民族音乐发展和相关师资、人才队伍建设，竹笛演奏教学、笛曲创作及舞台实践健康发展，并进一步完善了从附小、附中、本科、硕士各阶段培养机制，教学曲目越来越丰富。我由于有在乐团工作的经历，调入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之后，更加坚定了“背靠传统、面向现代”的艺术方向和教学理念。首先我在传统曲目的教学传承及舞台演奏方面进行了大力发掘，这是学校专业教学的基础，必须夯实。不限流派、重视地方性音乐语言是我的基本出发点。一段时间以来，一大批地域风格浓郁的经典作品被作为教学规定曲目带进课堂和音乐厅，这使学校的专业教学体系更加完善、学生掌握的曲目更加丰富、风格技巧更加全面。同时，我还通过长期与世界各地交响乐团合作，积累了一些演奏竹笛现代作品的实践经验，并将其运用于日常教学，不少学生在掌握必要传统曲目后，学习一些现代曲目也能迅速适应，在各类舞台实践中表现不俗。在具体教学环节中，我以撰写教案的方式整理了一些必修经典曲目的演奏规范、吹奏要领和心得体会，还对一批教学曲目的演奏符号进行详细梳理、标记，并逐年完善、不断更新。2016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竹笛艺术中心”，试图以学科专业及核心课程为单位，建立新型高水平学科专业团队、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及跨学科学术实体，打造学科与人才高地，引领中国竹笛演奏艺术人才培养的高峰高原和一流学科建设。为了配合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竹笛艺术高峰团队”建设，也为了让上海音乐学院竹笛教学模式和经验形成更好的社会效益、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现将这批标有详细演奏符号，附有曲目背景及演奏技巧分析的乐曲正式出版，希望得到专家和同行的指正。
历史在不断扬弃、深入中实现文化的前进，演奏家肩负的崇高使命也主要依靠具体的艺术表达来实践，以达成相应的国家认同并构筑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相信，中国竹笛艺术在表达机制的不断进取中，在文化潮流的冲突激荡中，永能抚慰我们的灵魂。
2017年4月25日
注 释
[2].见李欣慰《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9年）编创笛曲分期考察》，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导师：王晓俊），2016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