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后记 守望与存在
《猎人与轻骑兵》中，被提及最多的一个文本除了文天祥的《正气歌》以外，大概就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与小说中的另一些文本相比，它谈不上“伟大”，但也不失为一部值得阅读的作品。小说创作过程中，我其实也在不断重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它既提供了灵感，也成为了我的小说想要重写的对象（虽然它没有像萨特的《墙》一样已成为了文本的组成部分）。我在写什么？一个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吗？我有过这样的念头。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会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划为“儿童文学”。它既非儿童视角下的叙述，叙述者的语言也有些“少儿不宜”。在解读或研究这个文本时，向来会强调它特有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语境——二战后的美国、青少年的彷徨与迷茫。而当下部分国内研究通过心理创伤这一视角切入小说，将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熔炼到塞林格笔下具体的人的心理与行为当中。
塞林格的小说自然是能反映这些时代特征的。但剥除这些历史与文化的外衣后，我们仍能从霍尔顿这一角色身上看到普遍性，它不囿于国家、民族、时代，会是任何国族的少年儿童可能面对的问题。小说所叙述的童年创伤与心理问题在当下中国是有很大关注必要的。近年以来，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频发，抑郁症、自杀的“年轻化”是极其沉重的事实。而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仍然缺少对这一问题的书写，甚至避而不谈、自我阉割，缺少面对现实的勇气与能力。鲁迅先生批评国民性，认为中国人喜欢瞒和骗，那么，是不是我们的部分儿童文学作品也在教育和成长的过程中充当瞒和骗的手段与工具呢？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虽看上去是个“问题少年”，叛逆无比，内心却又十分单纯，愤世嫉俗，厌恶成人世界的虚伪，想要成为保护孩子世界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童年创伤是霍尔顿性格的重要成因。大量的论文发掘了霍尔顿所处时代的特征，但对他个人的经历关注较少。从童年创伤的角度上看，弟弟艾里的去世才是霍尔顿行为表现的根本成因。“问题少年”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并不能只归咎于宏大的社会环境与教育体制，同龄亲人的过早离世以及父母对他的忽视对少年儿童的打击远胜过他们并不能真正接触多少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霍尔顿在家里的地位是相当边缘化的：哥哥是事业有成的作家和电影编剧，弟弟妹妹也相当聪明可爱，唯有霍尔顿好像是个一事无成又不听话的害群之马，除了语文外其他科目连及格都很难做到。霍尔顿对家人仍有深厚的情感，但哥哥从事着他最讨厌的工作，弟弟去世了，母亲沉湎于失去小儿子的悲伤，父亲只会“干掉”不听话的他。最终让霍尔顿停下离家出走愿望的人是他深爱的小妹妹菲比。“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那种决绝的叛逆在妹妹单纯的爱与信任面前似乎并没有那么强大，从弟弟的去世开始，到妹妹的追随结束，霍尔顿停止流浪回到了原地，但童年创伤得到了一定的疗愈，《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结构并没有多么复杂。
其实，小说所要传递的一些内容对青少年是相当有益的，即使大家一直诟病于小说中满篇飞舞的脏话（有些中文译本中省略了它们），但只要熟悉塞林格的读者都会知道，小说是“詈语非詈”的。塞林格使用的是goddamn，而非英语中的那些“国骂”——F打头的字在小说中出现在妹妹学校的墙上，霍尔顿非常愤怒，为了不让妹妹看到这种脏话而擦掉了它。霍尔顿口中的脏话有亵渎上帝的意味，“每个人在说一句带着上帝的脏话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低级的祷告形式，所谓的亵渎是大惊小怪的神职人员发明的”。中文中缺少这样的词汇，大多翻译成了“他妈的”。顺便提一下，《猎人与轻骑兵》中也出现过一些脏话。一是真实性的需求，在激烈的体育运动中，出现粗口的情况是再正常不过的——哪怕平时再温文尔雅的运动员都难免会使用詈语。如果删去这些内容，反而会让小说失实。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就因为奥利弗·退斯特的语言过于“文明”而受过后世的批评。此外，这里或多或少也有承袭或致敬塞林格的地方，比如黄敏学口头禅里的“该死”——或许在中国，如此频繁地谈论死亡和基督教语境下对上帝的亵渎是异曲同工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小聪明。
以个人的角度来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仍不太适合作为“儿童文学”进行推广阅读。但是，以童年创伤、心理问题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去创作一部适合当代青少年（尤其是中国青少年）阅读的小说是可行的。它可以作为心理没有太大压力的读者培养同理心的作品，也可以给予生活并不是那么顺利的读者怀揣希望的力量，这大概是我的设想。于是，一个同样早早失去了弟弟的主人公以类似自传的口吻开始了叙述。熟悉《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读者大概能一眼发现，去世的弟弟在柯佩韦心心念念的手套上写下了诗句，这就是从塞林格的小说中来的情节。当然，发生在中国的故事里，手套上写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但柯佩韦和霍尔顿仍旧有天壤之别，差别大得可能和中国与美国的差别一样大——这时我们又要回归具体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了。《猎人与轻骑兵》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它需要给读者一个极其熟悉的语境（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文化语境对普通的中国读者而言仍是有些陌生的，这也是不宜作为儿童读物的一个重要原因：小朋友看不懂）。没完没了的作业与考试、不那么舒适的住宿环境、学习压力下艰难生存的校园体育、家长对孩子的“投资”与莫大期待、贫富差距分化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乃至柯佩韦每天早上都想多赖几分钟的床，这些可能都是过去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都有的体验。而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因为童年创伤而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孩子（但还没有到出现严重的抑郁症需要药物介入的地步）所能感受到的孤独与迷茫是可想而知的，何况他天性内向软弱。但柯佩韦并没有像霍尔顿那样逃学、打架或是游手好闲，也没有想过离家出走。中国的孩子大多是“规矩”的，柯佩韦的家庭条件不好也不坏，父母一辈都是体面的规矩人（工程师、老师、医生），姐姐和弟弟也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柯佩韦自己的成绩也不算差（甚至可以说很好，只是比不上他过于优秀的朋友）。他是家庭和学校所规训出来的“好孩子”，平时都不敢跟女生讲话，怕一讲话就被大家当成“男女交往过密”，而且也早早接受了自己要通过中考、高考上大学找工作的命运，校园足球最多只是生活的调味品。不只是柯佩韦，足球队大部分的孩子都有类似的观念，他们就是这样被培养和训练出来的一批小孩。不过，他们也各有各的性格、烦恼与坚持，并不只是考试的机器，活泼的精神从始至终没有被磨灭。
而柯佩韦的童年创伤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像霍尔顿一样部分释放出来，而是全盘堆积在内心深处。于是，他不爱与他人交流，像个扎满刺的小刺猬，躲在自己的角落里。他没有像霍尔顿那样到大街上闲逛，内心却流离失所。而我也赋予了他一个更沉重的命运：弟弟的去世与他间接相关，他有一定的责任——虽然我想大家读罢小说，都会认为这件事并非柯佩韦的过失，只是一场意外。但柯佩韦仍旧难以原谅自己。就如他自己所说，踢球绝对不是为了“继承弟弟的梦想”。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念头，弟弟因自己而死，现在自己又要去继承他的梦想，这不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吗？生者难道连死者的梦想都要占有吗？何况没人能确认足球就是弟弟的梦想，因为弟弟在人生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失去了生命。笼罩在柯佩韦心中的创伤或许比霍尔顿还要更大一些，多少有点西蒙·波伏娃《他人的血》中的那种意味。所以，柯佩韦在生活上的浑浑噩噩、停滞不前也有了解释，根本上是无法承担选择与行动背后的责任。小说第二卷的开头，萨特的《墙》作为一个噩梦出现，直接说明了他所面临的不只是生活的困境，而是具有一定存在主义哲学意义的。
那么，打开柯佩韦内心的仍旧是存在主义。所以小说之后的很多部分里，我们能看到《局外人》或《西西弗神话》。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的背影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同样指向了行动的确信无疑。从这个角度看，小说是对存在主义经典文本的导读，同样也是通过这种哲学与文学的力量去激励主人公乃至读者。承担自己的罪，接受一切罚，仍然行动，肩负责任，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好人，这是小说要阐明的部分内容。柯佩韦最后能面对弟弟的去世，并坚持自己对生命与生活的热爱，其力量有形而上的哲学来源。当然，更不可忽视的是他伙伴与亲人的陪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小说中，小主人公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单纯的，互相理解与帮助，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这样的温情是柯佩韦能够面对过去的底气。霍尔顿因为妹妹的理解而毅然转头回来，但如果他的队友或室友能稍稍给他一些平等的关爱，或是像那两位修女一样跟他坐在一起聊聊天，或许他都不会选择走到大街上吧。
疗愈创伤的不只是形而上的理念，更多的是亲人与同龄人的关爱——那种真正的同理心，而非居高临下的命令。而我们能看见的是，柯佩韦既是被疗愈的对象，也是去治愈他人的行动者。他在接受大家的爱，也在努力地帮助每一个人，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有极高的道德要求。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是多元互动的，足球队似乎成为了一个人际关系上的乌托邦，大家团结一心为集体努力，同时又真正兼顾了个人的情感与理智。作为搭档的米乐在小说最后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和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也都归功于他和柯佩韦之间坚固而深厚的情感。每个人都是在麦田里玩耍的孩子，又都守望着彼此，用稚嫩的肩膀担起相互保护的责任。而他们身后的大人，那些老师与家长，他们同样是守望者，形象都是非常正面的，为孩子们提供了爱与行动的方向，关于教育的一些理念也通过他们得到了展现。但这一点也许是小说的不足之处，它掩盖了同样对少年儿童影响力巨大的人可能存在的负面问题。设想，如果柯佩韦的父母像霍尔顿的父亲那样随时会“干掉”他，老师们不近人情，甚至潜藏着几个变态，那小说里的矛盾会更加丰富真实，但温情的氛围就会极速下坠了。
所以，《猎人与轻骑兵》到底是有些理想化的，终归是一部写给孩子的书——虽然我想长大了的孩子也可能愿意阅读。至少，我还是希望通过它让人能够思考生与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并找到继续存在的希望。或许不必去寻找什么道理，只是去感受小说中属于孩子的那份单纯美好就足够了。“人们对你们讲了许多教育你们的话，但是从儿童时代保存下来的美好、神圣的回忆也许是最好的回忆。如果一个人能把许多这类的回忆带到生活里去，他就会一辈子得救。甚至即使只有一个好的回忆留在我们的心里，也许在什么时候它也能成为拯救我们的一个手段。”小说结尾引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恰是在说明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