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产业集群理论概述

1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首次使用“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这一名词对产业集群进行阐述，认为“产业区”是相似的小企业组织在一起，通过相互作用及融合产生经济外部性及技术外部性（包括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性），共同促进“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马歇尔对产业集聚产生“外部经济效应”进行了相应研究，认为这种“外部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集聚地通常是拥有某项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二是集聚地的企业更加容易获得中间产品；三是企业更加方便获得技术和信息。这些都是地理上分散布局不可能获得的比较优势。之后，韦伯从工业区位理论角度对产业集群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条件下，企业选择集聚的决策主要依据于成本的对比，寻求更经济、更低成本的生产活动，自发形成产业集聚。然而，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先导学者马歇尔、韦伯等主要对产业集群现象、形成原因、影响因素等进行研究，并没有给予产业集群一个明确的定义。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一词，此后学术界有一大批跟随者对产业集群的产生机理、比较优势、演化过程以及推动力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对指导产业集群的发展以及区域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集群发展是伴随工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一些相同、相似或关联，甚至具有“竞合关系”的多个企业，如产业集群内相互关联的上下游生产企业、原材料供应商及中间产成品供应商、金融机构、研发机构及对接政府的外部服务机构（如政府购买服务的中介机构）等，在一定空间区域内集聚，多个相关产业相互融合、众多类型机构相互联结的共生体，形成产业集群。按照迈克尔·波特的观点，首先，产业集群是一种地理经济现象，表明了产业与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与根植性，即从事相关产业的专业型的独立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地缘上的接近，存在对地缘关系的归属和依赖。这些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于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形成共生形态和价值网络。其次，产业集群是核心企业与辅助机构之间的支撑与合作关系。产业集群通常包括一些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为核心产业提供支撑性服务。最后，产业集群是一种无形的契约关系。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之间通过建构和完善彼此链接、交错成网的契约关系，不断强化交流、交换、交易的内在机制和无形制度，即一定地域范围内独立企业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信任、知识共享的关系契约。产业集群不仅仅只是地理空间、产业载体上的交叉汇聚，还包括因集聚所产生的增量效果和比较优势，比如运输便利、即时生产、规模产出、效率提升、成本下降、前瞻性研发、技术创新与产品储备、配套服务系统完善等效应，包括知识共享、技术扩散、基于高效率协同的创新共振与迭代加速等。

综上，产业集群与其他企业组织一样，伴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而诞生、演进、壮大，进而成熟。产业集聚通常表现为由一定数量的企业共同组成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以实现集聚效益的一种现象，一般包括同一类型产业集聚和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要素、资源、分工和市场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持续地发生变化，并推动要素加速集聚于某个特定区域。具有较强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的企业在生产区位的选择上往往更加倾向于要素高度集中的区域。因此，产业集聚是区域产业组织的一种形式，其组织范式本身能够自发产生一种内生动力源，促成产业的高效集聚和持续创新。因为产业空间集聚为创新提供了更多动力、资源和机会，企业能够更方便地接近市场，了解市场的消费倾向，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产学研溢出效应，缩短实验室技术（产品）的市场化周期，加速企业的产品创新和技术迭代进程。

1.1.1 产业集群的分类

从产业集中（industrial concentration）到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以及产业链（industrial chain）是一个发展渐进的过程。产业集群的出现和形成的原因多样，规模以及在产业链上下游的行业分布不同，不同地区内不同产业形成的产业集群呈现出的特征也各具特色。

Ann Markusen根据集群内企业特征及企业之间相互关联方式，将产业集群划分为马歇尔式集群、轮轴式集群、卫星平台式集群、国家力量依赖型集群。其中，轮轴式集群的发展模式在汽车产业集群发展中受到了特别关注。在轮轴式发展模式下，汽车产业必须加强整车厂与零部件厂商的专业化分工，推动数量众多的中小配套企业围绕一个或多个核心整车企业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配套。

基于Markusen的分类标准，结合集群内企业特征、集群类型优缺点和集群发展轨迹，Peter Knorringa和Jorg Meyer Stamer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将产业集群划分为意大利式产业集群、卫星式产业集群、轮轴式产业集群。其中，意大利式产业集群结合了“马歇尔工业区”和“意大利特色”两方面的特点，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之间分工明确，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彼此信任，合作基础牢固。卫星式产业集群以块状经济为基础，中小型企业是集群主体，通过输出廉价劳动力等要素，为集群外围的企业提供相应服务。轮轴式产业集群有两种表现方式：最具代表性的表现方式是将一家或几家企业作为集群中心，周围聚集为中心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的形式；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是，集群内部的中小企业在坚持独立经营的同时，逐渐向大型企业靠拢，谋求与大企业（龙头企业、核心企业）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国外著名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都与该集群内的主要跨国汽车公司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跨国汽车公司在汽车产业集群中所起到的核心领导作用，从而形成以整车制造企业为“轴心”，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汽车相关产业的企业为“轮”的“轮轴式”的典型产业发展模式，其中以日本丰田汽车产业集群轮轴式发展模式最为典型。

轮轴式产业发展模式能有效整合产业集群的内部资源，从而提高汽车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虽然汽车产业集群多属于轮轴式产业集群，但各国在汽车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生产方式各异。目前有以日本丰田汽车产业集群为代表的精益生产模式和以美国、欧洲汽车产业集群为代表的大量生产模式两种主要生产模式，采用不同生产模式的结果是汽车产业集群生产绩效不同，从而影响生产成本。Lynn Mytelka和Fulvia Farinelli又根据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内在关系把产业集群划分为非正式集群、有组织产业集群、创新型产业集群。

Philip McCann，Tomokazu Arita和Ian R.Gordon运用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s costs）将产业集群分为纯集聚体、产业综合体和社会关系网络三类，并对不同种类产业集聚的特点、入群条件、空间分布等进行了研究。

钱春丽等深入剖析了日本丰田汽车产业集群、美国底特律与德国斯图加特汽车产业集群，认为“轮轴式”结构、创新和融入全球产业链有助于提升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产业集群可以概括为相关产业的生产企业、相关配套服务企业以及科研政府服务机构等，在一定空间区域内集聚，相互之间通过相互配套、相互协作、相互竞争等行为产生集聚效应，进而促进产业发展和集群内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产业集群的形成受很多因素影响，自然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区域文化等，均可能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关系和发展方向。此外，产业集群因产业特征、发展阶段以及内部企业关联性等不同特征，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定位、组织范式、生产效率和创新方向。

1.1.2 产业集群的知识传导机制

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体，企业的知识存量决定了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规模和深度。产业集群使得企业间知识、信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通更高效便捷，从而推动产业技术快速外溢与创新，并能推广创新产品在集群内使用。

仇保兴通过对我国小企业集群现象进行研究，提出产业集群是指企业在分工合作中，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区域化的集聚组织形式。王缉慈提出创新集群的概念，并通过分析北美科技园区与我国科技园区的发展特点，提出创新集群应该是在当地企业和机构近距离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行为主体合作的网络，是促进创新的产业社区，它是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

盛世豪、郑燕伟从空间产业组织的角度，认为产业集群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特色产业为支柱、以网络结构为基础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带有地区特性的柔性生产体系。

姜凯耀指出，创新型产业集群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而是以资源互补、知识共享为创新基础，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力，通过对企业、高校、政府、中介、研究机构等组织资源的协同优化配置，在集群中不断传递、传导、扩散、吸收、应用新技术和新知识，促进产业集群的生长和结构优化。集群成员进行知识传导的方式以及在集群范围内与多个合作伙伴进行长期的知识传导的驱动力源于声誉效应的驱动作用、集群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层面的驱动力和知识网络层面的驱动力。

产业集群企业之间建立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联系上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然而，长久以来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在西方主流的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一直被忽视。刘炜、李郇、欧俏珊通过对顺德家电产业集群30家企业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总结了产业集群的非正式联系的3种类型，即企业衍生形成的非正式联系、人才流动形成的非正式联系、长期合作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非正式联系。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非正式联系对于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有着不同的影响。前两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信息与知识的传递，而后者主要体现在使企业之间产生一种技术上的共同理解和认识，能够提高企业之间技术合作的成功率。

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之间具有相互协作的特征，企业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或存在垂直或平行的协同性，或存在产业链上下游的连通性。因此，当产业集群促进知识信息流动和创新技术溢出效应时，集群内的企业能够更容易学习，快速吸收相关知识和技术，并转化为企业的创新产品，实现创新价值快速变现。此外，集群内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的无缝链接，可以使生产商快速获得市场上最新的需求信息，从而促进源头创新，刺激新品上市。

1.1.3 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

Rolelandt和Pimden Hertog等基于网络分析理论将产业集群看作是一种独特的网络组织，由相互依赖性很强的众多企业(包括专业供应商)、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和工程设计公司)、中介(经纪人和咨询顾问)和客户通过价值增加生产链中彼此连接的形式而组成。

Gilising从创新过程和产业环境方面考虑，将产业集群定义为:由价值链相互连接的，以及由互相学习互相依赖的企业组成的网络。从Gilising的定义中不难发现，其主要关注点是产业集群中的行动者，强调产业群众内各行动者经济方面的联系和学习方面的网格关系。

曹丽莉提出，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一个内部网络结构逐步优化的过程。市场型产业集群和中卫型产业集群是两种最基本的集群网络结构，两种不同类型集群的内在供应链子网络的形态、网络组织化程度和创新能力均存在差异。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内部具有更强的不断调整、协同、创新、升级的能力。中卫型产业集群内部网络结构合理，资源配置优化，保证了集群较强的创新升级能力。

赵忠华认为，如何主动适应网络化创新特征是集群企业提升整体创新能力的关键。集群企业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集群企业的创新积累和差异化创新期望在形成集群网络化创新机制中具有调节作用，必须优化各类网络平台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引导集群企业通过培养网络能力实现网络创新的主体地位，构建互补性信息交流、知识共享机制以引导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

李宇、张福珍、郭庆磊研究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网络关系、技术创新扩散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其中，网络关系特征中的社会联系与信息共享对于技术创新扩散中的扩散环境、扩散速度等要素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创新扩散中的扩散环境和扩散速度均对创新绩效呈显著的正向影响。

吴迪通过研究产业集聚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提出产业集群是相互作用的企业或机构在一定地区内集聚，形成涵盖产业链上下游细分环节及产业配套相关行业的有机体系。产业聚集形成的集聚效应可以大大提升产业生产效率，确立以产业集聚为基础的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网络。

1.1.4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

国外学术界主要从政府干涉视角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政府对产业集群的推动。波特在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时就认为政府应当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同时，波特也指出，政府对集群的推进策略会较大影响集群的形成、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

Voyer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了地方经济愿意发展创新企业集群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也正是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特征，包括：①保持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②当地研究、教育机构的需求；③信息网络能够带来强大的区域凝聚力；④可以高效地利用各类融投资；⑤为商业实践及创业发展提供机遇；⑥影响当地原有产业结构；⑦对当地资产的把握；⑧当地领导对创新企业或产业的认知程度高。

张治河、黄海霞、谢忠泉、孙丽杰以武汉·中国光谷为例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多样性，不是简单分阶段的动态思维，而应是系统思维，特别是区域创新系统和产业创新系统思维，其鲜明的特性是强调自主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需要充分利用政府、市场，以及其他各种主体和要素的作用，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特征采取适合的发展模式。

阮建青、石琦、张晓波根据已有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和产业升级路径理论，构建了一个产业集群动态演化三阶段模型，即集群发展早期处于数量扩张期，在数量扩张期鼎盛阶段，集群可能陷入内生性质量危机；若能克服质量危机，集群将演化到质量提升期；在质量提升期末期，宏观经济的发展逐渐影响着区域间相对比较优势，产业集群较发达的区域将面临要素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生产环节的利润将日益微薄；此时，若产业集群能够将利润重心从生产环节升级到技术研发、品牌创新与市场开拓环节，则集群将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演化，即集群演进到研发与品牌创新期。但是，上述三阶段演化模型中，不同阶段之间的演进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需要地方政府提供具有集群外部性的公共产品。

1.1.5 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方向

与传统产业集群不同的是，创新型产业集群将企业创新作为其前进的动力，将实现优势互补以及资源共享作为其发展目标，政府、中介服务机构、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等作为集群技术创新的主要支撑，通过某种机制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相互交融和延伸的企业创新系统，集群内所提供的基础配置资源以及适合创新的资源，使创新型集群内的各机构能够便利地对新工艺、新知识、新技术进行应用、扩散、引进、传播以及再创造，这都使集群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并能促进其不断地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使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实现高效的相互联系以及有效互动，对系统内的技术和知识得以充分地扩散和流动发挥保障作用，从而使企业的竞争力得以提高，达到提升整个集群的竞争优势目的。

Mccormick认为，集群与产业创新尚未建立必然联系，只有创新型产业集群才具有内生性持续创新动力， 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可有力地支撑区域创新体系。

沈忱、李桂华、顾杰、黄磊认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组织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发展。拥有国际知名品牌的多少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与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科学系统地建立一套产业集群品牌竞争力测评指标体系势在必行。

柳洲认为“互联网+”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范式，为我国产业集群高端化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弯道超车机遇。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就是借助互联网技术提高产业集群构成要素的性能、优化集群内部结构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互联网化升级的实质是建立信息空间邻近型的“互联网+”型产业集群，其升级路径是“融合—改造—创新”的渐进路径，主要模式包括电商驱动型和工业4.0驱动型。

李进兵研究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是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方向。产业集群内部文化生态包括“多中心网络型”和“核心-外围网络型”两种基本类型。已有的“核心-外围网络型”产业集群文化生态阻碍了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应从确定集群文化生态战略、调整集群成员文化生态位以及建立成员文化间的交流融合机制等方面着手，促进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多中心网络型文化生态的形成。

在我国，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更是发明专利、注册商标以及行业标准等关键创新指标最有效的载体。从珠三角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情况来看，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以及中山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做出了极好的示范，深圳下一代互联网集群表现显著（图1-1）。

当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在形成纵向分工、横向协作时，则从简单的集聚向产业集群开始演变，并促进区域形成外部性经济，促进企业之间学习创新，推动产业集群规模扩大。因此，必须加强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作的组织和支持，进一步完善集群建设工作的协调推进机制和保障措施，强化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建设，使之成为促进园区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由此可知，创新型产业集群在未来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将十分关键，促进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增强区域经济实力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