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一代名臣裴度的宦海浮沉与孤独内心
（一）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能造时势。然则两者的关系并非等同的，时势造英雄带有某种客观必然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而英雄造时势却是偶然的、相对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筹笔驿》）。
杰出的政治家纵然可以凭借一定的社会条件，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历史时代中打上深刻的个人烙印，甚至能够决定个别历史事件的结局，但他们终究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中晚唐重臣裴度，一生历经代、德、顺、宪、穆、敬、文宗七朝，自德宗贞元年间进士及第后，至宪宗时出任宰相，并于穆、敬、文宗时期，多次出镇拜相。史称其“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被后人赞誉为“唐中兴以后，称贤相者独举裴晋公”。
但以宪宗被弑为分界点，此前此后，裴度的历史作用却大不相同：前期刚毅果敢，辅佐宪宗成就“元和中兴”，厥功至伟；后期虽身居高位、誉望崇隆，却无法改变朝局一步步走向衰败糜烂的现实，藩镇割据死灰复燃，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宦官擅政则完全失去控制。
李唐还是李唐，裴度还是裴度，将相还是将相，发生改变的，唯有时代环境和政治生态。考察裴度一生的宦海浮沉，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任何英雄人物，都不能超越他们的时代，个人所能发挥历史作用的维度，必然受限于所处的客观环境。
矢志削藩
（二）
宪宗是唐王朝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先后重用杜黄裳、李吉甫、李绛、武元衡、裴度等人，征讨若干抗命的藩镇，重振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使朝廷政令得以通行全国，给百姓带来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应当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当时遍布于各地的藩镇，有安史系与中央系之分。安史系主要是河朔三镇（即成德、魏博、卢龙）、昭义、淄青等镇，当初的节度使多是归降的安史部将。至宪宗时，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他们互通婚姻，遥为声援，俨然“国中之国”，实力强大，不易征服。宪宗对他们并不轻易起衅，而是先从较弱的“开刀”。
中央系藩镇则是唐室为防备安史叛军而扩充的政府军，虽与朝廷离心离德，但尚未完全决裂。到宪宗时期，割据不从中央命令的，主要有西川、夏绥、镇海、淮西等镇，分散于全国各地。
元和元年（806年），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因兼领东川未遂而叛，宰相杜黄裳极力主战，唐遣兵讨之，击擒刘辟；同年，夏绥“留后”（节度使临死或有特殊事故时，以子弟或亲信将吏代行其职务，称“节度留后”）杨惠琳抗命，又讨斩之；次年，镇海节度使李锜反叛，又讨之，锜虽为宗室，亦被处死，足见宪宗讨伐藩镇的决心。此三镇既平，中央的声威大震。
这几次的胜利来得并不是十分艰难，宪宗开始将矛头转向安史系的强藩。元和四年（809年），成德“留后”王承宗起兵叛唐，唐以宦官吐突承璀统军讨之，屡战屡败，终未能取胜。这使得宪宗确信，讨伐成德镇的时机尚未成熟，对河北强藩改采安抚的策略。
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军官拥立田兴担任“留后”。魏博在两河藩镇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宪宗本意用兵，宰相李吉甫亦建议征讨，但在另一宰相李绛的运筹帷幄之下，形势愈来愈有利于朝廷实施宣抚。
宪宗遂派遣知制诰裴度宣布朝廷旨意，度为兴陈君臣上下之义，兴感悟，举六州之地归顺中央。唐室赐兴名为弘正。自此，魏博对中央一直比较恭顺，积极参与朝廷的历次平叛，对于唐室的忠诚，为河北诸镇中所仅见，一度引发成德、淄青等镇的恐慌。宪宗对裴度此行甚是满意，任命其为中书舍人。[61]
（三）
经过几年的征讨与安抚，诸镇之中，只剩下雄踞中原的淮西，成了腹心之疾。一方面，淮西“逼近东都，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王夫之语），战略位置重要，对唐王朝的漕粮运道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淮西仅申、光、蔡三州之地，不与两河强藩相连，其四邻州县均为政府所有，征讨淮西取胜把握较大。
尽管如此，淮西之役成为宪宗对藩镇最为艰苦的战斗和最难啃的硬骨头，历时四年之久才最终平定。从平定淮西的整个过程来看，若非宪宗乾纲独断、裴度意志坚定，君臣始终勠力同心、矢志不渝，淮西之役随时有可能姑息了事。
元和九年（814年），宪宗委任宰相武元衡主持淮蔡军事。十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淮西招抚使，督诸镇兵讨伐吴元济。由于朝廷用将非人，诸路兵马号令不一，致使前线一败再败，经年无尺寸之功。裴度也不看好严绶，屡言“绶非将帅之才，不可责以戎事”。
元和十年（815年）五月，宪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赴蔡州行营宣慰。裴度回朝后，向宪宗分析用兵形势，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认为忠武节度、突厥人李光颜“勇而知义，当有成功”。后果如所料，光颜接连击破叛军，宪宗称赞裴度有知人之明，令其兼任刑部侍郎。
知己知彼方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裴度坚持征讨淮蔡，绝不是刻意迎合宪宗，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空有满腔抱负，而是“出以亲身”[62]（毛泽东语），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得出的论断。
对于朝廷用兵淮蔡的意图，成德、淄青等镇心知肚明，他们深知“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道理，并不甘于坐等朝廷平定淮西之后再来消灭他们。
但他们与淮西相距千里，直接出兵援助并不现实。成德王承宗要兵援淮西，必经魏博，而魏博业已归顺；淄青李师道要兵援淮西，必经宣武，而宣武节度使韩弘却是朝廷任命的讨伐主帅。
因此，成德、淄青虽有恐惧之心、阻挠之意，但所能提供给淮西的援助很有限，仅仅“以狗盗之奸，刺宰相，焚陵邑协朝廷以招抚，而莫救元济之危”。元和十年六月三日，他们派遣刺客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裴度也被刺客击中三剑，虽受重伤却幸免于难。
主战的两名朝廷大员遇刺，一死一重伤，致使京师官员十分震恐，纷纷上疏朝廷停止用兵，罢免裴度以安二镇。宪宗不听，且认为：“度得全，天也！若罢之，是贼计适行。吾倚度，足破二贼矣！”遂任命裴度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对淮军事。
裴度亦以平叛为己任，并向宪宗陈述用兵利害：“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这就把征讨淮西放在了削藩全局中来考虑。宪宗深以为然。
遥想西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竟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王承宗、李师道的用意正在于此。史载，有人向师道建议说：“讨蔡之谋出自宰相，愿为袁盎事，后宰相必惧，请罢兵，是不用师，蔡围解矣。”可知他们行刺的目的，正是要“清君侧”。晁错何其悲也，裴度何其幸也！
（四）
元和十年九月，朝廷以宣武节度使韩弘接替严绶，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韩弘是一个“乐于倚贼自重”的半割据者，虽然不得已接受了朝廷的职务，成为讨伐淮西的统帅，但他内心实“不愿淮西速平”。朝廷授予他职务，让他做统帅，原本也是要笼络他，只要他不去援助淮西、阻挠朝廷用兵，就是一种支持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更换了主帅，淮西之战仍未见到实效。战争持续到元和十一年（816年），双方互有胜负，呈现胶着状态。先前，唐以宿将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邓、随节度使，又因唐与蔡相连，希冀其能统率西线诸军专事攻战，然霞寓“昧于机略，至于统制，尤非所长”，终致全军覆没，霞寓仅以身免。消息传至京师，“中外骇愕”。
在征讨淮西问题上，朝臣内部本来就意见不一。以宰相李逢吉为首，翰林学士钱徽、萧俛（fǔ）为代表的一帮朝臣，屡次谏言停止征伐、实行赦免，唯有裴度坚持认为“贼不可赦”。待霞寓大败后，他们又揣度宪宗必定已厌倦了用兵，欲再度建议停止征讨。此刻，宪宗表现出了一代杰出帝王的风范：
“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帝王之兵不合败，则自古何难于用兵，累圣不应留此凶贼。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唯须要害处置。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
前线战场上，唐以袁滋挂帅接替霞寓，然袁滋也无战功。太子詹事李愬上疏自荐，朝廷任命他为唐、邓、随节度使，统率西路唐军。到元和十二年（817年），李愬、李光颜屡破贼军，形势逐渐好转。
但是，这场战争实在太过漫长。在整个朝廷以倾国之力勉强维持的情况下，前线粮饷有难以为继之忧，而诸路将领仍持彼此观望之态，致使战争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不仅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人又要建议停止进剿，连宪宗本人也开始举棋不定。元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宪宗让朝臣交相陈述用军、罢兵的利害，唯独裴度缄默不语。宪宗选择征讨淮西主帅，问他的意见，裴度毅然答道：“臣请身自督战。”
宪宗仍有顾虑，次日重议，待李逢吉等人走后，宪宗又问裴度：“卿必能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说：“臣誓不与此贼俱生。”并以吴元济所上“乞降表”为根据，再次向宪宗分析当前形势，指出存在问题的关键：“臣料此逆贼势实窘蹙，但诸将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营，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破贼必矣！”
宪宗同意这个判断，次日即任命裴度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州刺史身份，充任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使等，兼任淮西宣慰处置使。诏书中写着：“带丞相之印绶，所以尊其名；赐诸侯之斧钺，所以重其命。”裴度以宰相而兼将帅，成为征讨淮西的总负责者，对于推进淮西之役至关重要。
身兼将相
（五）
裴度受命后，前去觐见宪宗时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宪宗为之恻然流涕。元和十二年八月三日，裴度发行营赴淮西，诏令以神策军三百骑卫从，宪宗亲自到通化门进行慰勉。
诉诸历史，这样悲壮的情景并不多见。前秦伐燕，苻坚亲送王猛于灞上，对猛说道：“今授卿精兵，委以关东重任，吾当躬自率众以继卿后，于邺相见。舟车粮运，水陆俱进，卿勿以为后虑也。”
猛豪气冲天，对曰：“臣杖威灵，奉成算，荡平残胡，如风扫叶。愿不烦銮舆亲犯尘雾。”不足半年，燕国被灭，苻坚果亲率精锐前往邺城，与猛会师。
当然，也有令人感到遗憾的。南宋孝宗素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尝谓宰相虞允文：“丙午之耻（即靖康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允文改任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后，前去辞别孝宗，孝宗咨询他进取之方，君臣期以某日会师河南。
孝宗亦向允文约定：“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只可惜，历史再也没有给予他们有利的时机。
苻坚与王猛，赵昚（shèn）与虞允文，君臣相得，拥有共同的目标，所以能够相互信任。在平叛淮西问题上，李纯与裴度也应是这样的关系。在裴度出征后，宪宗以宰相李逢吉、翰林学士令狐楚与其不和，乃罢逢吉政事、罢楚学士，并出逢吉为剑南东川节度。
早在两年前，时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韩愈就曾上疏《论淮西事宜状》，明确指出：淮蔡以“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
宪宗虽力主讨伐，但数年来，并未将主和派调离中央，致使“异论相搅”，给外界造成朝廷和战不定的假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战争的顺利推进。
（六）
李商隐于《韩碑》一诗中写道：“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不论是战略方针，还是军事指挥，裴度在淮西之役中的砥柱中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裴度当国以来，为剿灭淮蔡叛军，一直在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德宗时期，常命掌管京城治安的执金吾，暗中侦查官员的行踪，以致宰相也不敢在家中会客。裴度则认为，群贼未诛，应广招四方贤士，商讨平叛方略，乃请于私居接延宾客。“自是天下贤俊，得以效计议于丞相。”
待裴度出征淮西时，宪宗允许其自择大吏。我们看到，随从裴度一同出征的，多是贤良俊杰。如，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司勋员外郎李正封、都官员外郎冯宿、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等为两使判官书记。
尤其是韩愈，更具政治军事才略，不可徒以文人视之。《论淮西事宜状》集中体现了其深刻的军事思想和高超的政治谋略，既分析战争形势，又提出具体可行的军事应对措施，堪称平定淮西之叛的纲领文献。
再者，李唐君主向来宠信宦官，认为他们是最可靠的家奴，至死不改。唐玄宗后，宦官专权秉政，历代有之，至安史之乱后，宦官竟渐渐掌握中央武力，为患甚大。
监军使监视诸军行动，战时还派宦官监阵，行军进退，将帅皆不得自主。战胜了宦官先报捷奏功，战败了他们就借助朝廷威权凌辱将帅。中晚唐时期很多的军事失败和将帅叛变，都是由宦官酿成。淮西之役久不成功，宦官监军也是重要原因。
得知裴度前来，先前派往淮西行营监军的枢密使梁守谦急功冒进，仓促出战，为叛军所败。裴度抵达行营后，即奏请朝廷将所有监军宦官一并裁撤，“兵柄专制之于将，众皆喜悦。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
与此同时，主持西路战事的李愬也采取了安抚士卒、扩充军队、录用降卒等措施，尤其是通过降将李祐、丁士良、吴秀琳等人，尽得“贼中险易远近虚实”，使“唐、邓军气复振，人有欲战之志”，逐渐扭转了前线危局。
（七）
裴度虽为儒臣，位高权重，却并不只是高坐行营，而是亲赴前线，躬督战阵，激励士众，甚至以身诱敌。
本来，由于李光颜勇冠诸军，且数败淮西军，李愬则名微而兵寡，吴元济防备的重点，始终在李光颜的北线。为此，吴元济几乎将所有的强兵勇将都调集到这里。《旧唐书·李光颜传》载：“贼知光颜勇冠诸将，乃悉其众出当光颜之师。”
这就给李愬在西线突袭创造了有利时机。自得李祐、吴秀琳等淮西降将后，李愬知其可用，委信无疑，日夜计事于帐中。李祐还向愬分析道：元济精兵皆在北线的洄曲，驻守蔡州的“皆市人疲耄之卒”，正可乘虚掩袭，“直抵悬瓠城，比贼将闻之，元济成擒矣”。
李愬对此表示认可，并将计划向裴度报告，受到裴度的赞赏，认为“兵非出奇不胜，此良图也”。突袭蔡州的奇招，并非只有李愬一方想得出来，深具军事谋略并已探明元济虚实的韩愈，也向裴度请命：“愿领精兵千人取元济。”但裴度并未答应韩愈的请求。
同样的计划，赞赏李愬而不听韩愈，充分表明了裴度老成谋国、顾全大局的胸怀气量。李愬作战经验丰富，奇袭蔡州，胜券在握；韩愈虽是自己举荐且十分看重的行军司马，但毕竟是文人，缺乏实战经验，终究稍逊一筹。
元和十二年十月八日，李愬派遣判官郑澥将偷袭元济老巢蔡州城的具体日期密报裴度。十五日夜，李愬“雪夜袭蔡州”，如入无人之境，当夜即攻占蔡州城，一举擒获贼首吴元济。
几乎与此同时，裴度在北线沱口筑城，并自率轻骑督工，驻守洄曲的淮西大将董重质率领骑兵杀来，亏得李光颜奋勇杀敌，裴度才幸免于难。可以说，裴度是拿自己的性命，给李愬突袭打了一场漂亮的配合战。
获悉元济被擒后，裴度执持彰义军使符节，带领先前投降的淮西士卒万人，进驻蔡州城。史称“李愬具櫜鞬（音gāo jiān）以军礼迎度，拜之路左”。是说，李愬身着戎装以军礼迎接裴度。
起初，裴度用蔡州士卒充任署府卫兵，有人认为他们是反叛地区刚归顺的“反侧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己撤去防备。度笑而答道：“吾受命为彰义军节度使，元恶已就擒，蔡人即吾人也。”度既视事，蔡人大悦，申、光之民，即时平定。
淮西之役是宪宗削藩最为关键的一战，奠定了中兴局面的基础，没有淮西之役的胜利，也就无所谓“元和中兴”之说了。
昙花一现
（八）
淮西的剪灭，不仅解除了东都和江淮的现实威胁，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唐政府的政治威望。其他藩镇纷纷归唐。
横海节度使程权自请入朝，沧、景二州收复。成德王承宗十分恐惧，裴度在韩愈的建议下，派遣柏耆前往晓喻，承宗归还德、棣两州。淄青李师道遣使奉表，并献沂、密、海三州，后反悔，宪宗以李愬率军进讨，师道终被消灭。卢龙刘总听命于朝，就连盘踞宣武达二十年之久的韩弘也请求入朝。
至此，安史之乱以来，两河陷于强藩之手达六十余年后，终被朝廷收复，藩镇割据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诚如王夫之所论，“自肃、代以来，河北割据跋扈之风，消尽无余，唐于斯时，可谓旷世澄清之会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中兴”。
藩镇未平时，朝廷以藩镇为心腹之患，待藩镇已平，才发现根本的大患，尚不在此。就像吕思勉先生所说的：“从来遭直艰难之会，最紧要的是中枢。中枢果能振作，不论如何难局，总可设法收拾的。”[63]而唐王朝最根本的祸患，就是自唐中叶以后，朝廷纪纲废弛，君主溺于宦侍。
君主制下，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与他联合，谁便取得最大的政治权力。大体上说，玄宗天宝之前，皇帝虽有专断之权，却少不了与宰相商讨，征求宰相的同意。唐室中央的政治大权，尤其是执行之权，操于宰相，宰相是当时的政治中心。
但天宝以后的政局却大不相同，基本上是皇帝与内廷宦官的联合，宦官居于政治的中心地位，宰相变成二流角色，他们的权力，仅是一部分国事的执行，已无权参与国家的最后决策。
玄宗宠信高力士、杨思勖。肃宗信任李辅国、重用鱼朝恩，郭子仪、李光弼的平叛计划屡受牵制。代宗宠幸程元振，总管禁军，各路都派宦官担任监军使。德宗在屡遭背叛后，专信宦官，放手让宦官掌控中央军权，在政治上遂造成巩固的势力。顺宗谋除宦官不成，反使“永贞革新”半途而废。宪宗在宦官俱文珍的拥戴下即位。
宪宗任用裴度、韩愈等人，讨平淮西，河北三镇亦惧而听命，实为中央挽回威信的一大转机。但他深信宦官，对于宰臣的劝诫始终不听，一代英主竟被宦官所弑。宪宗之后，宦官专擅军政大权，无一君非宦官所立。所谓的“中兴”，不过是昙花一现。
（九）
相比较而言，裴度、李愬、韩愈等人在革新政治、成就中兴伟业上的考虑，是深具远见卓识的。
自始至终，裴度都是元和削藩的坚定支持者和主要策划人。在宰相武元衡遇刺、自己也身负重伤、朝臣多言罢兵之时，他力排众议，坚持用兵，发誓与贼势不两立，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在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裴度又以宰相身份出任宣慰处置使，亲自到一线督师，鼓舞了士气。战争取得胜利后，宪宗欲尽诛元济旧将，并派宦官梁守谦赴蔡州执行。裴度在返回郾城时遇到守谦，“乃复与守谦入蔡州，量罪加刑，不尽如诏”。守谦一再以诏令制止裴度，度皆置之不顾。
裴度还力主革除了许多累朝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弊政，使得宪宗一朝的政治变得清明起来。如前所述，主持淮西军务以来，他先后恳请宪宗允许宰相聚才议事、裁撤宦官监军使，使得朝廷在对淮作战方面能够集思广益，确保了前方将领对军事行动的绝对指挥权，调动了文臣武将的积极性。
元和十一年，宪宗生母王太后去世，裴度为礼仪使。宪宗不听政，欲按旧例设冢宰总领百官。裴度却认为：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理，实统百司。古今异制，不必因循。宪宗便让中书门下省暂时处置政务。识者是之。
除此以外，裴度更有大臣的担当。在他担任御史中丞时，曾针对宣徽院五坊使的横征暴敛行为，与宪宗据理力争，终使严于执法的下邽县令裴寰无罪释放。
在担任宰相时，五坊使杨朝汶行不法之事，裴度主张严办，宪宗却认为这是小事，山东军事才是当务之急。裴度并不认可，以为“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忧山东；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在裴度的坚持下，朝汶卒被赐死。
同样，李愬虽为武将，亦颇具政治见识。难能可贵的是，与一般武人不同，李愬是在高霞寓、袁滋两任主帅接连失败后，主动请缨赶赴前线的，可谓奋不顾身，急国家之难，有国士之风。
在突袭蔡州之前，为得到主帅的认可，他派人将乘虚袭蔡的计划告诉裴度，这是听从指挥调度。在夜袭成功后，他“不戮一人，其为元济执事、帐下、厩厨之间者，皆复其职，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场以待度”，这与裴度不滥杀降卒的思路是一致的。待裴度到达后，他又“具櫜鞬后度马首”，请度以宰相之礼接受其“迎谒”。
据通鉴载，裴度当时准备避开李愬的拜礼，李愬却迎上去说：“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胡三省评论道：“裴度既入蔡，李愬还军文城，此皆是识体统处，又非诸帅怙功欲夺地为私利者比也。”
（十）
韩愈更是一位深谙治国谋政的政治家。他对藩镇割据造成国家分裂、民不聊生的局面痛心疾首，对武人骄横跋扈、拥兵自重，不循法度、养寇自保的卑劣行径给予强烈批判，反对割据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也成为韩愈文章的一个重要创作主题。
在淮西之役早期，诸路将领皆不能取胜，诏令御史中丞柳公绰，领鄂岳兵五千隶安州刺史李听，率赴行营。公绰则说：“朝廷以吾书生不知兵耶？”自请征行，讨伐叛军。引兵渡江后，号令严肃，诸将诚服，士卒乐为效死，每战必胜。
时任中书舍人的韩愈为此感到振奋，不仅广为宣扬公绰的事迹，借以讽刺武人，并先后两次致书于公绰，为其提出克敌制胜的建议。此两封书信与前述《论淮西事宜状》合起来，便是韩愈对于淮西之役的整体详述。
平定淮西后，群臣请刻石纪功，宪宗命韩愈撰写《平淮西碑》。从碑文内容看，韩愈重点突出了宪宗的英明神武与裴度的运筹帷幄，而对李愬奇袭蔡州则叙事简略，又相对拔高了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平藩之功。这在当时和以后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以至于碑成不久，宪宗又下诏磨去韩碑，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
苏轼《记临江驿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时至今日，再来看这段公案，不得不承认，在削藩、平淮问题上，韩愈是有深刻的政治考量的。如果仅仅从文学叙事层面来比较韩碑与段碑的优劣，那必将是片面的、肤浅的，可谓不得要领。
“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明代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张璁认为，“夫裴度以独见而成平淮西之谋，宪宗以独断而成平淮西之功”。裴度身兼将相，位在诸将之上，从实际情况看，也是裴度到了前线以后，整个战争局面才有了根本的改观。《平淮西碑》推功于度，良有以也。
中晚唐政治的大患是朝廷纪纲不振，在外是武人骄横，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在内是宦官专权，视君主更替为儿戏。一次战争的胜利，尚不足以让朝廷恢复往日的威严，还必须重振朝纲。
这一点，韩愈看得清楚。他就要通过撰写《平淮西碑》，达到抑制武人骄横、矫正朝廷纪纲的目的。裴度代表朝廷，李愬功劳再大，也是在朝廷的统一指挥下取得的。
至于称誉韩弘的问题，更在事理之中。不论是裴度，还是韩愈，都能够理解朝廷在这个时候拉拢个别藩镇的深刻用意，只有实行调和、分化、瓦解的策略，才能确保藩镇之间无法抱成一团，进而各个击破。他们尤其对宣武镇在平淮西中的重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也都对联合韩弘共同击败淮西寄予厚望。
据历史记载，在宪宗任命裴度的诏书中，裴度的职务本来是“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裴度因韩弘已是淮西行营都统，不愿再给自己加“招讨”身份，请求只称“宣慰处置使”，目的就是要继续笼络住韩弘，使其能够为朝廷效力。
韩愈以行军司马身份随裴度赶赴淮西时，明确提出“请先乘遽至汴说韩弘，使协力”的主张，裴度表示赞同。皇甫湜（shí）在《韩文公墓志铭》中写道：“先生感说都统，师乘遂和，卒擒元济。”《韩愈神道碑》也有“说都统弘，弘悦用命”的记载。这些都表明，韩愈只身至汴，出使宣武，感说韩弘的确取得了成效。
在韩愈看来，促成韩弘与朝廷合作，无疑对平定淮西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淮西之役后期，韩弘一反过去的观望、阻挠态度，积极督战，对淮西之役取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用舍行藏
（十一）
《论语》有这么一段，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64]
“用舍行藏”，意思是说，当为世所用时，则积极努力地去做；当不为世所用时，则退而隐居起来。看似洒脱，无拘无束，有时候却是一种无奈。
裴度从淮西前线班师回朝后，被赐予“上柱国”勋号，封晋国公，继续执掌朝政。他为人忠贞执着，凡朝政有失误之处，都极力进言，但宪宗已不似先前那般信任他，二人渐渐疏远。
诚如史家所论：“宪宗之用裴公也深，而信之也浅，所倚以谋社稷之大计，协心合德而不贰者，独淮蔡一役而已。”（王夫之语）元和十四年（819年），裴度出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次年，宪宗为宦官陈弘志等谋害。
穆宗由宦官王守澄所立，即位之初，两河平静，然宰相萧俛、段文昌等以为河北已无问题，对善后事宜失于措置，令各军裁减兵额，这些无家可归的招募兵卒，大多被诸镇聚集，致使河朔相继发生叛乱，局势动荡加剧，三镇又成割据之势。
朝廷虽多次起用裴度平叛，但穆宗不是宪宗，处处受制于宦官，加之元稹、李逢吉等人从中作梗，裴度也多次被闲置起来，甚至遭到排挤，调往外地。“用之则治，舍之则乱”，俨然成为常态。
敬宗年少骄纵，游畋无度，在位仅两年就被宦官刘克明等所弑，裴度与宦官王守澄、杨承和、梁守谦等密谋，诛除刘克明等人，迎立江王李昂为皇帝，是为文宗。
皇帝被宦官所弑，裴度也只能与其他宦官联手，方能诛除弑君者，就可知阉人权势之大。蔡东藩先生也感叹：“裴度系三朝元老，不能亲自讨贼，乃委权于阉宦，何唐室季年，阉人权力，一至于此！”[65]
文宗颇思振作，先后将与杀害宪宗有关的宦官杨承和、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后又与郑注、李训谋诛仇士良等宦官，事败后文宗本人遭到软禁，宰相王涯、贾<尔束>（sù）、舒元舆等朝臣悉数被杀，史称“甘露之变”。
被杀大臣的亲属、门生受株连者无数，时任东都留守的裴度上疏为他们申辩，但他已然无法掌控朝局，在其他方面亦无能为力。
（十二）
当时，宦官当权擅政，朝廷纲纪荡然无存，士大夫道统沦丧，外则与宦官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内则多持门户之见，党同伐异、朋比为奸，毫无羞耻之心。裴度功勋卓著，声望震中外，即便想不问世事，恐亦难完全置身事外。
就像萧何晚年自污名节一样，裴度晚年“颇浮沉为自安计”，不得已逐渐追随世俗以避免身遭祸事。他不仅在东都建造华丽府宅，还另建别业，取名“绿野堂”，整日与白居易、刘禹锡等酣畅宴饮。在中晚唐那个暗无天日的政治环境下，裴度也成为少有的“以全德始终”的宰相，但其内心的孤独与落寞，又能向谁诉说？
对于裴度晚年的政治表现，王夫之于《读通鉴论》中多有责备，认为：“环唐之廷，大小臣工贤不肖者，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者也。故以裴中立之誉望崇隆，为四朝之元老，而陈弘志之弑，杜口色羞。弑两君，杀三相，裴中立且自逍遥于绿野，而况他人乎？”
回顾走过的并不平凡的一生，裴度在《自题写真》中这样评价自己：“尔身不长，尔貌不扬，胡为将？胡为相？一点灵台，丹青莫状。”此中是否带有几分自嘲的味道呢？
《春秋》责备贤者，读船山所著《读通鉴论》，常有这样的感觉。通鉴、通鉴，历史果真能给后人提供借鉴的价值吗？若历史足资借鉴，何以亘古至今，多见重复循环之事？穿越历史的三峡，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又何以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