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漫漫长夜中璀璨夺目的政治巨星

那些在危急存亡时刻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杰出政治人物，就像是漫漫长夜中璀璨夺目的巨星，骤然划破浩渺夜空，用壮美的光芒启示着黎明曙光的到来。

两晋百余年，五胡十六国，真正是想做奴隶与牛马而不得的时代。绝无仅有的白痴皇帝，登峰造极的后宫干政，自掘坟墓的“八王之乱”，加之整个社会弥漫的骄奢淫逸、寡廉鲜耻的浓厚氛围，造成了“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蔡东藩语）的局面。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张宾、王猛，相继辅佐异族君主，成就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功业，万千黎民因此获得喘息之机；谢安，作为豪门世族中的一股清流，扶危定倾、治国安邦，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历史车轮前行的方向。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能创造时势。信然！

彪炳史册《邺城对》

羯族将领石勒起兵早期，也曾“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威震中原，一度成为匈奴刘渊、刘聪灭亡西晋的主力。但其致命的缺陷在于，虽百战百胜却飘忽不定，等同于流寇战争，始终未能掌握到必要的土地和人民，没有建立起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也就是没有立国之本。一旦遭遇失败，便退无可退，危如累卵。

谋士张宾为石勒策划的霸业方略，集中体现在关于定都邺城的答对上，后人统称为《邺城对》。与诸葛亮为刘备所作《隆中对》相仿，都是为壮志未已的“世之枭雄”日后成就霸业选准了战略方向。

石勒本欲乘琅琊王司马睿羽翼未丰、根基未稳之际，一举攻克江东，谁料竟在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北）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所率部队面临随时分崩离析的危险，史称“葛陂之困”。有人主张屈膝投降，有人提出决一死战。在此危难时刻，张宾给出了富有远略又切合实际的建议。

他明确指出，石勒既是灭亡晋朝的“罪魁”，则投降绝不会被赦囿；江淮地区不宜北方军队滞留，以速归为妥。从北方形势来看，关中为匈奴刘氏根基所在，并州刺史刘琨、幽州刺史王浚效忠晋室，都是劲敌，唯有选择河北为当。

“邺有三台（即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邺城为曹魏旧都，形胜之地，若以之为经营基地，整军经武，则统一河朔并非不可能。“河朔既定，莫有出将军之右者。”这就是张宾为石勒勾画的大致发展方向。

两次向南进军失败的惨痛教训，使石勒也认识到据点必须选在北方。然而，当石勒率领大军抵达邺城时，发现守卫坚固，一时难以攻下。张宾又于此时建言道：“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则能自溃。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40]

可以看出，《邺城对》的形成分为两段：面对“葛陂之困”，张宾提出以占据邺城为目标，劝石勒决策回军北上；待其发现短期内无法完成既定目标时，便又对原先的谋划作了符合实际的调整——首先占据邯郸或襄国中的一个，作为暂时的根据地，步步为营，再图将来。

必须选择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地方作为根据地。石勒听从张宾的谋划，改变以往的流动作战方式，进据襄国，开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这是其霸业的重大转捩点，为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基石。张宾划策、贡献《邺城对》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战术上的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具体的，尚有回旋改过的余地，而战略上的失误带来的危害则是全局性和毁灭性的，几无悔改的可能。唐朝末年，黄巢起义转战大半个中国，由于长期没有稳定的后方，缺乏经济上的保障和群众基础，难以持久，终究无法取得成功。

石赵亡后姚襄的失败更是沉痛的教训。史称襄“神明器宇，孙策之俦，而雄武过之”，深得民众爱戴和敬重。但其征战四方，并无立足之地，又不能听取建议放弃进攻洛阳而回归河北建立自己的根基，最终两面受敌，屈死人手。

石勒如未能及时改变方略，结局恐亦不过如此。

比较《邺城对》与《隆中对》的成败得失，张宾的成就似乎更大一些。到石勒登基的时候，在当时中国并立的政权中，后赵是最强大的，其统治范围“等同魏世”，几乎拥有整个北方。而《隆中对》提出的跨有荆益、联吴抗曹、恢复中原的战略设想，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仅仅能够偏安西南一隅。

当然，这并不是说谁比谁更高明，而是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面对的政治敌手亦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容置疑的是，无论是《隆中对》，还是《邺城对》，都是富有智谋远略、深刻洞察局势的政治家提出的杰出政治构想，为人类历史进步贡献了不朽的政治智慧，足以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张宾先后被任为右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专总朝政。石勒称呼他为“右侯”，而不名之。张宾死时，石勒长叹：“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关中良相唯王猛

史家范文澜说：“苻坚在皇帝群中是个优秀的皇帝。他最亲信的辅佐王猛，在将相群中也是第一流的将相。”的确，苻坚与王猛，君臣一体，不可分割。诉诸历史，大概只有齐桓公与管仲、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略有些相似，但苻坚对王猛的倚重与信任远远超过前两者。

王猛虽然助力苻坚取得了帝位，但当时氐族势力强盛，猛为汉人，颇受排挤。苻坚任命他为京师西北门户始平县的县令。王猛针对始平“豪强横行、奸盗充斥”的现状，下车伊始，便明法严刑，禁暴锄奸，雷厉风行，杀了不少人。苻坚责怪他过于严厉，猛则答曰：“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这与诸葛亮严刑峻法治蜀颇有异曲同工之趣，旨在为新君树立权威，奠定将来治理的基础。

王猛所采取的一系列“尊君庇民”举措，触犯了包括皇亲国戚和元老旧臣在内的官僚豪强的根本利益；苻坚对他的信任和重用，更招致了所谓“氐族豪帅”的强烈反弹，他们沆瀣一气，欲置王猛于死地。在这历史的关口，是苻坚坚定地站在了王猛一边，给了王猛成就一番功业的绝佳平台，而王猛也用极自己一生的政治智慧报答了苻坚的知遇之恩。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纵观历史，真正敢于担当、有所作为的大政治家，无不是站在人民和百姓的立场，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将改革的刀口首先指向既得利益阶层，哪怕是自己的阶级，亦毫不顾惜。

王猛所处的时代，百姓命如草芥，那些有军功的贵族大臣及皇室同族，身居要津，恣意妄为。无德无能的昏官庸吏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王猛却在弹指之间将横行不法的权贵铲除殆尽，其中甚至包括当朝太后的弟弟。史称“百僚震肃，豪右屏气”。

品评历史人物，柏杨的笔和嘴素来不饶人，但他对王猛却十分钦佩：“王猛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在他之前有诸葛亮，在他之后有王安石。诸葛亮欠缺军事上的成就，王安石欠缺强大的支持力量，所以王猛得以独展长才，把一团乱糟糟的流氓地痞、土豪恶霸，硬是凝成一个整体；不但国泰，而且民安。距今虽已一千余年，但仍使我们对那个辉煌的年代怦然心动。”[41]

此言虽不免溢美之词，却大体不差。在十六国连年混战的大环境中，王猛的治国气象确属异类。

对豪强是“有罪必罚、执法如山”，对贤者是“有才必任、才堪其任”。或许是自己遭人嫉妒的经历，使他不愿看到庸人尸位素餐、贤者终老山林的局面，又或许苻坚对自己的保护深深触动了他，王猛当政时期，举荐贤才，不遗余力。

治国先治吏，明主治吏不治民。十六国以来，各国统治者迷信武力、鄙视文化知识，对于吏治皆不甚重视。王猛首重治吏，打击了早已成为士族垄断政权工具的九品中正制，“才尽其用、官称其职”，养廉知耻、劝业竞学的新局面日益形成。

虽然当时的前秦四面受敌，但苻坚与王猛的目标并没有停留在苟安关中或偏霸一隅。王猛力主统一北方，苻坚则志在“混一六合，以济苍生”。经过王猛一番治理，前秦成为当时最有生机活力的国家。

当时，东晋统帅桓温北伐，关东大国前燕求救于秦，群臣反对增援。王猛则向苻坚指出，长远看，不可让桓温占据中原，必须救燕，待共同击退晋军后，可乘燕衰退而取之，逐鹿中原，剪灭群雄，统一北方。

王猛统兵征讨，攻必克，战必胜，尤其是在征伐燕国的过程中，他统揽全局，运筹帷幄，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干和大将风范。

王猛对于灭燕胸有成竹，这是其战略思维上过人之处，但他更能灵活掌控战争战术层面的紧急事变，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秦燕激战前夕，将领邓羌屡次掣肘，不仅徇私情、乱军法，而且欲攻主帅，甚至临战求位、要挟国君。可以想象，若在平时，严厉如王猛者绝不可能容忍，但大敌当前，王猛全都吞了下去。

北魏史学家崔鸿称赞道：“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虎，驭悍马，以成大功。”容忍了邓羌之短，调动了邓羌之长，就好像驯服猛虎、驾驭烈马一般。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如按常规办事，拘执一端，错走半步也会全盘皆输。

王猛在处理邓羌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过人度量、通权达变和善于驭下等方面的智慧，令人惊叹！文中子王通认为，王猛“有君子之德”，其中之一便是“临事也断”，良有以也。

读王猛灭亡前燕一段历史，深感唯有王守仁剿灭宁王叛乱一事可与之相比，自古儒生用兵，未有如二者畅快淋漓的。也正是这个缘故，历史上唐德宗、宋徽宗时期先后追封古代名将，都少不了这位“前秦丞相”。近代思想家郑观应也将王猛与韩信、李靖、郭子仪、徐达并列，称为“古之所谓大将”。

君主专制时代，出将入相，历来是读书人渴望的人生至高目标，王猛则把它做到了极致。当然，这与苻坚“用人不疑”的信念是分不开的。“卿之不得辞宰相，犹朕不得辞天下也。”“朕且欲从容于上，望卿劳心于下，弘济之务，非卿而谁！”王猛一生被授予的职务颇多，如“司徒、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持节、常侍、将军、清河郡侯、都督中外诸军事”等。[42]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苻坚对王猛的信任到了何种地步！尤其不要忘了，这个时候的苻坚正值三十多岁的盛年。王猛死后，葬礼一依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故事。苻坚并对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夺吾景略之速也！”

石勒长叹，苻坚痛哭，君臣相遇如此，可谓千载难逢。

王猛对秦国的谋划思虑也是极深沉长远的。他临终劝阻苻坚伐晋，史书记载说他认为东晋“正朔相承”，但内在的原因或许是，在王猛看来，秦国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他深知国内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尚未形成融合的态势，苻坚对异国归顺的将领、贤士过于宽纵，在秦国尚未强大统一的情况下，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一旦国家遭遇变故，这些归顺者必然起兵反叛，到时候看似强大的秦国极有可能轰然倒塌，这才是他最为担心的。

然而苻坚终究未能听从王猛的劝诫，执意亲率大军伐晋，关中空虚，留给他人以可乘之机，卒致淝水之败，前秦王朝亦随之土崩瓦解。

天下苍生望谢安

谢安一生最显著的功绩有两个：一是有效阻止了权臣桓温篡晋，二是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辉煌胜利。这都是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扭转了危局，延续了晋王朝的生命。

东晋一朝“士族与马共天下”，本为高级士族的司马家不过是江东士族选出的利益代表和共主。晋室中央政府对豪门士族的控制力相对较弱，某种程度上，还要依赖士族们的支持才得以维系这虚有其表的半壁江山。

东晋朝野对于北伐中原有着各自的盘算：豪门士族只关注家族尊荣，而非效忠晋室，表现为安于现状，不愿北伐；野心家们渴望北伐立功，然后名正言顺夺取帝位；晋室中央对北伐则不甚积极，甚至处处掣肘。

在此背景下，除祖逖外，东晋时代热衷北伐的，如桓温、刘裕等，皆存有个人私心。桓温三次北伐，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在一步步通过掌控军权而遥领中枢，得以逐渐剪除异己，一家独大，终有废帝立威之举，距离改朝换代仅一步之遥。

谢安虽出身豪门，却能老成谋国、隐忍为国，顾全大局、协调各方，总体上能够让家族利益服从于晋室利益，维持朝局稳定，实属难得。

谢安出仕首先走进的是桓温的军府；在简文帝病重时，也是由桓温举荐接受遗诏辅政，但在桓温为篡权做准备求加九锡之礼时，却是谢安尽力撑持，拖延时间，终于导致桓温梦想破碎。特别是在桓温依然牢牢控制军权而自己并无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谢安能够排除万难尽力助王室挫败图谋，其胆识和气魄绝非常人可比。

淝水之战，谢安既没有亲率大军与苻坚对峙，也没有向前线将领面授机宜，但事后东晋朝野都将功劳归于谢安，个中缘由何在？

桓温死后，谢安一方面谋求集权中央，任命其侄谢玄组建北府兵，并使之成为东晋最优异的一支军队，客观上增强了京师建康防御和中央军力量，也加重了与地方割据势力进行对等谈判和平衡的筹码。

另一方面，在自身力量尚不足以削除地方诸侯时，谢安采取安抚的策略，尽量调和东晋内部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促使各方知晓利害，一致对外。特别是拥有重兵且与谢氏一族矛盾最大的桓冲，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占据长江要冲的有利地形，给予必要的策应和救援，造成“君臣辑睦、内外同心”的团结局面，这是淝水之战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

淝水战前两月，谢安举荐宗室司马道子录尚书事，这一主动削弱自己权力的举动，正是谢安作为政治家的高明之处。当时，谢安权倾朝野，又有北府兵作为后盾，晋室颇为忌惮，谢安此举正是为了打消晋室疑虑，取信于朝野。

苻坚伐晋之际，“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复为所破”，因而能够势如破竹。面对百万秦军压境，谢安踌躇满志，毅然选择迎战，所表现出的气节和勇气，要比仅见少量敌兵便劝主投降的蜀汉大儒谯周不知高出多少！

谢安始终采取积极冷静的态度，沉着应对，对于稳定当时朝野人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南宋“一代学宗”张栻指出：“在他人，宜恐惧失措之不暇，而谢安方且从容应敌，盖其方略素定，非侥幸苟然也。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义纯固，负荷国事，直欲与晋室同存亡，故能运用英豪，克成勋业。”

王猛治国，儒法并重，谢安则是儒道互补。谢安一生韬晦自处，隐忍而不外露，不竞权势，不求非分，处贵而遗权。四十岁前，他高卧东山，素而远志，时人慨叹：“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可以看出人们对他的期许之高。历史证明，谢安没有辜负他们，其雅量高致，放诸整个中国史，也是颇有胆识和远见的大政治家。

《晋书》史臣评论曰：“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其惟谢氏乎！”谢安是个知大体、识大局的能臣，其执政当国，颇有古大臣之风，多是从长远考虑，注重协调中央和方镇、部属之间的平衡，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之利，尽自己最大可能为国分忧解难。桓温死后，谢安并没有彻底打压桓氏一族；淝水战前，让位于宗室；淝水战后，也没有大肆扩张谢氏权力。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石勒、苻坚对于张宾和王猛的充分信任，使他们得以尽展才华。淝水战后，谢安力主北征，收复失地，只因功高震主，备受猜忌，被迫让权，抑郁而终，令人扼腕！政治生态的好坏与清浊，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个人才能发挥的极限与可能。

千秋功过待人评

齐相管仲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43]西晋一朝在其建立初年便奢靡腐败盛行，人无廉耻之心，加之王衍等人崇尚空谈，误国误民。晋武帝司马炎更缺乏经国远图之见，“名为开国，实是覆宗”，[44]原本的开国气象，偏偏是暮气沉沉，天下大乱，实属必然。

晋朝自取灭亡，而非“五胡”致之，即便没有“五胡”之祸，亦不可能长久。究其实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若非先有荒唐至极的“八王之乱”，何来“五胡乱华”？

当时北方胡族国家四分五裂，征战不已，生灵涂炭，饿殍遍地，“百姓死几绝”，以致千里无人烟，中原大地成了人间鬼域。谁能结束混战的局面，给百姓带来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谁就代表了历史前进的发展方向。以张宾、王猛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十分短暂，但相对于所谓大一统之西晋王朝的末年，实则是历史的进步了。

张宾在出仕之前常对人说：“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后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后来见到石勒，又说：“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表明他也是在遍察诸人之后才做出的选择。

王猛早年观察风云变幻，在桓温北伐驻军霸上时，他也曾前去投靠，扪虱纵谈天下大势，何尝没有效力晋室之心？之所以没有追随桓温，必定也是在内心做出了抉择。

祖逖南渡，时刻以恢复为志，终因晋室猜忌，功败垂成，激愤病死，不能施展平生抱负，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如此忠心奋发的军事统帅。上自晋室皇族，下至北伐将领，包括朝野名臣贤士，在乎的都是自己手中的皇位、权力和家族利益，没有人关注普通百姓的死活，如张宾、王猛一般的有识士大夫对此看得一清二楚。

寒门庶族根本没有能力抗衡世家大族，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取得政治上的地位，只得依附于他人。与其追随野心家，成为其篡权夺位的鹰犬爪牙，倒不如留在北方，等待贤明君主的出现，尽力辅佐，收拾残局，造福于中土百姓。

晋室自弃于人民，而人民也彻底放弃了它。在有识之士内心深处，某种程度上也打消了渴望出仕晋朝的信念，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别觅良图，报国为民。

张宾一生“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王猛则是“治国之能臣、武将之楷模”，被誉为“功盖诸葛第一人”。二人的治国理政才干及取得的历史功绩，有目共睹，但历代史臣基于正统史观，严守所谓“华夷之辨”，对其所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有意抹杀其历史功绩。

实则“天地之大，黎元为本”，[45]只要是能够拯救万民于水火，实实在在为黎民百姓谋了福利的，都值得去肯定。“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并不曾抹杀管仲“尊王攘夷”的历史功劳。

面对“苻坚、王猛是不是晋朝乱臣贼子”的提问，大儒王通义正词严地答道：“晋制至私之命，故苻坚、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晋朝统治者荒淫无度，只想着争权夺利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这样的统治者有什么资格要求苻坚、王猛效忠于他？

相反，王猛选择苻坚才是真正的“安国济民”之举。“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夷狄之德，黎民怀之”，少数民族只要能够实行“仁政”、践履王道，就会得到民众的认同与归附。[46]

这与宋之秦桧、张弘范，明之洪承畴一类汉奸不顾民族气节卖国求荣，实有天壤之别，历史作用根本不同，不可相提并论。此辈理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世人的千古唾骂。

谢安与王猛是同时期的人物。王猛兼资文武，谢安则文韬武略，并不输于他。两人与当世“枭雄”桓温都有过交集，他们最终都没有选择桓温。王猛没有追随桓温回到东晋，谢安则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继续效忠晋室，并成为桓温篡位的最大阻力。

在他们看来，桓温并非理想的帝王人选。对桓温的废弃，实际上反映了两人对于政治道德伦理的维护。“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个“主”首先必须是“有德之人”。

在那个礼崩乐坏、“四维不张”的乱世，他们并没有为了一己私利和暂时的权位选择攀龙附凤、趋炎附势，而是保持了读书人知廉耻的道德节操，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这是他们有别于跳梁小丑、无耻之徒和一般谋士的地方。

苻坚伐晋，夹杂有统一天下和民族入侵的成分。由于当时北方民族关系还处于紧张而混乱的状态，民族融合的程度远没有达到统一南北的现实可能，即便苻坚通过一次战役的胜利灭亡了东晋，也不过是把北方的民族动乱扩大到南方而已，并不能实现南北方的真正一统。

因此，淝水之战的意义，不单单是延续了东晋的生命，更在于维护了半个中国秩序的稳定，也就在根本层面为日后条件成熟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评价谢安的历史功绩时说，拖住桓温和淝水之战，“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47]

杰出政治人物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就是敢为天下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历史上，能够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的人物，其能力才干必定出类拔萃、卓尔不凡，对于其所面临的局势很可能也是洞察秋毫，是选择挺身而出、敢作敢为，毅然扛起自己担负的历史使命，还是一味明哲保身、爱惜羽毛，甚至随波逐流、和光同尘，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胆识、气魄和担当决定的。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48]政治家们究竟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方可青史留名？综观张宾、王猛、谢安三位乱世政治家的成长心路和人生轨迹，会让我们在内心深处思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