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重视学习 善于学习，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4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鞭辟入里，从历史发展的战略高度，把学习对党的重大意义做了简明而深刻的阐释。的确如此，我们党一贯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延安时期就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新中国成立前后强调“重新学习”，改革开放伊始又提出要“重新学习”，后来逐步确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并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四级党校的基本格局，实现了对干部教育的全覆盖，这一切即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有力诠释。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重视并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党的光辉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的58名党员中，具有中学、中师以上学历的有56人，而有过留学经历及北大等大学学历的达43人。[43]可见，善于学习、具备超强的学习本领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基因。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把历史的使命和责任扛在肩上，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伟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之中。在繁忙的战争之余，广大党员干部尽一切可能搜集书籍，特别是马列主义著作来进行学习，为马列理论在党内的传播、指导革命和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领导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至陕北以后，延安成为党中央所在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为中国的希望之地。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为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抓住时机，重新把学习提上日程。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争取民族独立就成为党的中心工作。为适应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需要，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由此党员数量开始激增。截至当年底，军队中连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党员，短短一年之余，党员数量就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的4万余人增加到50余万人，[44]中国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党。但与此同时，因党员文化水平低而影响革命事业的问题显现出来。基于此，提高党员知识文化、提升党内马列主义水准、增强革命本领的学习就成为党的重要议题。
党中央和毛泽东把学习教育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他把学习，尤其是党内的学习教育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1938年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政治决议案，强调要加紧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原理和国际经验灵活运用到中国的实际斗争中，并大量建立各级各类干部学校，为抗战培养教育人才。[45]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高瞻远瞩，抢抓历史机遇，在全党发起学习运动。1939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深刻指出，“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而“通古今就要学习”，而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46]。在毛泽东看来，这不仅能够使中国共产党人通古今、知未来，而且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完成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只有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历史基本特点和中国革命实际，才能胜任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重任。通过学习来解决问题，体现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特意就如何搞好学习作了论述。他指出，尽管延安遇到了困难，要战胜自然灾害，开展大生产运动，但学习运动依然不能放松，要发扬“挤”的精神。毛泽东用木匠师傅钉钉子的事例作比喻，形象生动地阐明了如何在繁忙的革命和生产中抽出时间来开展学习。他还用打仗的战略战术作比喻，教育党员干部如何搞好学习运动，对一时难以学懂弄通的内容，毛泽东指出可以“旁敲侧击”，从侧面“出击”，先易后难，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可以“四面包围”，直至最终攻克。他最后号召大家对待学习要一学到底，永远学习，“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毛泽东这样向全党发出号召，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是这样以身作则的，并且除了学习马列著作，还广泛涉猎历史和文学。早在1937年初，他曾致电在国统区从事秘密工作的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1940年1月，他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则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表露出对鲁迅著作的热切学习期盼。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予以高度赞扬，称其为“旗手”和“民族英雄”。[47]毛泽东的亲身示范，对后来把学习运动作为在全党开展的政治任务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党的学习史上的光辉典范。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推动下，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首先在延安开展起来。为强化学习效果、扩大学习运动影响力，党中央决定从1940年开始把每年的5月5日设为“学习节”。为进一步提升学习质量，毛泽东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根据工作部门、实际需要等建立了不同的学习小组，留下了许多关于学习的生动故事，朱老总被赞誉为学习的“模范学生”，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学习事迹广为流传。陈云特别热爱学习，而且学习的热情非常高。他在中央组织部内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并担任组长，挤出工作之余的各种闲隙时间来学习。为提升学习效果，组织学习小组成员一起学习并开展讨论，使相互之间有所启发提高，深化学习成果，真正达到学习的目的。陈云所负责的学习小组创造性地提出了很多有效的学习方式方法，争创了多项先进，被评为甲级模范学习小组。这是在延安学习运动背景下党的领导人认真学习的党史佳话，这段佳话成为党内学习教育的光辉典范而永载史册。这是延安时期“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的生动注解。延安时期通过开展学习运动，使全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马列主义水平都得到空前的提升。正如陈云所言，“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培养政治远见”[48]，以免迷失了革命方向。
概言之，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决定在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党在革命时期大规模有组织的学习活动在这个阶段逐渐达到高潮，并掀起了学习竞赛的热潮。为配合学习运动，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专门负责在职干部的学习教育工作。由当时的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闻天亲自担任部长，李维汉担任副部长，领导全党广泛开展马列主义教育、党史国史教育。由于当时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加之陕北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生产运动的形势亦非常紧张，因而党内学习教育工作主要采取在职学习的方式，即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为保证学习质量和效果，党中央采取了许多保障措施。比如，建立学习效果奖惩机制，把制度安排学习和个人自愿学习相结合。1940年初，为提高全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中共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当年3月，党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广大在职干部的学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从而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干部学习制度。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干部亲自编写党内学习教育教材、讲党课的机制逐步形成。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李维汉等分别为干部学习教育作演讲或报告，为高质量开展党内学习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引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广泛而深入的学习不仅推动了党的全面进步，而且使学习成为党内新风尚，爱学善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征。
二、新中国成立前后：强调“重新学习”
从1948年秋冬之际开始，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大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打响。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援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到1949年初，三大战役取得了完全胜利，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歼灭，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失败已成定局，历史的走向已然明朗，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了数十载的新中国已露出了曙光。在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全党重新学习。”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重要时刻，重新学习、掌握新本领，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逐渐转向城市，从全面战争逐渐转向和平建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从局部执政转向全面执政。面对这些新情况，及时剔除党内落后消极思想，重新学习，特别是加强各级党员干部为适应大规模经济社会建设新形势的系统学习就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在这种情势下，全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
学什么、如何学是党首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学习既是一种修养，更是掌握新本领的重要路径和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奉行并坚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理念。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面临着各种突发状况和艰难险阻，每当危局来临，党坚持通过学习，化“危”为“机”。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左”倾错误在中央一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遭到排挤，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遭受严重挫折。面对严峻局面，毛泽东一方面坚持向党中央反映正确建议，另一方面坚持读书学习。他坚持读马列原著、悟原理，坚持向实践学习，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一手可靠的资料，为后来重返领导岗位谋划中国革命道路、解决革命理论与实践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泽东多年以后深情地对曾志所说的：“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49]正是在这样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和精髓，到了十多年之后的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面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新的工作内容、新的生活环境和新的工作方向，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新的“本领不足”的问题，亟须学习补课。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了重新学习的重大意义，“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注重学习新的本领、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50]。
此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指挥下，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压倒性优势已经形成，党即将迎来全面执政的新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战略调整，号召“重新学习”，增强执政能力，以适应迅速变化的新形势。党接管的经济行业也越来越多，本领不足的窘境越发突出，对我们掌握新本领、应对新情况的能力和水平均提出了新要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我们党正在大规模地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战略对决和克服可能出现的重大经济困难，要“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51]。由此，学习新本领就逐渐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掌握新本领、解决新问题、适应新情况，成为全党的当务之急。
新中国成立前后，“重新学习”的号召一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就在全党迅速掀起新一轮的学习热潮。掌握学习方法，明确学习内容，是这次学习的重点目标。如前所述，1948年后，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接收的城市和企业越来越多，面临的情况和问题也都是过去所未曾“交手”的“新敌人”。“解决敌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消灭敌人”，而通过学习掌握新本领就是消灭“敌人”的最佳途径。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屡次强调全党要加紧学习厂矿生产经营管理，学习经济，为全国执政作准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报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强调：“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而且要“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52]。为了提振大家学习的劲头和信心，毛泽东还拿苏联共产党和领导人做例子，向全党阐明只要肯学习、认真学、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学会，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学习成为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和迎接新中国的“见面礼”。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这次大规模学习，除了学习十分紧迫的经济社会管理工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史也是重要学习内容。社会的急剧变革，党内外相当多的人士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完全明晰，在这种情况下，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显得十分重要。早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党中央就结合在职干部的学习教育印发了相关学习内容的规定。中共中央华北局是较早开展大规模学习的地区，而学习的主要内容则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著作。《人民日报》开辟专栏，设置“学习讨论”栏目，促进党内外学习教育走向深入，辨明学习的重大意义。
此外，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重新学习”在其他行业普遍开展起来，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展现出强大的学习热情和“威力”。比如，到1949年11月，北京市工人44000余人参加了职工训练班、学习小组以及工人夜校等学习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政治理论和文化学习[53]，以适应火热的新中国建设需要。这场发端于解放战争后期、延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习运动，犹如及时雨，不仅让广大党员干部及时补足了功课、掌握了新本领，而且让广大非党群众懂得了党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对全党全国人民在思想上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在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认识、塑造新中国初期的社会思想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4]
三、改革开放伊始又提出：“重新学习”
当历史的滚滚巨轮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党和国家的命运又到了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形势，重新学习再次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几乎陷于停顿，遭受严重挫折，特别是“四人帮”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域的肆意干扰破坏，使国家的运转秩序混乱不堪。在党的领导体制方面，党委被“全面夺权”，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党的领导名存实亡；在国家建设方面，从各项经济建设指标和成效来看，经济虽然有所增长，但困难不小。而世界正处于新一轮高速发展期，与同期世界经济发展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世界各国正抢抓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开展经济社会建设，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抢占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而经受十年动荡的破坏，我国的制度优势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中已经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正面临“被世界抛弃”和“开除球籍”的危险。经过两年的徘徊时期，越来越多的领导人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开始深入思考党和国家的未来。邓小平在万众期待中复出，恢复了他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1978年12月，在举世瞩目之中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基本国策，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新时期由此到来。
邓小平复出后，主动提出主抓教育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生产力。其实早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抓住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富余资金的机会，充分利用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走上了一条经济腾飞之路。到70年代中后期，四地的综合实力已经迅速攀升，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被国际社会称为“亚洲四小龙”。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国际经济的发展大势，开始全面整顿经济社会秩序。四届人大会议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病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果断采取一系列举措，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邓小平狠抓生产，制订工业发展的“二十条计划”，使各条战线的秩序得到极大的整顿，国家经济发展有了明显的起色。尽管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很快受到压制，但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国家经济起到了明显的铺垫作用。正是有了这样特殊的经历，邓小平深感国家发展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在“文革”复出后为发展国民经济而大力主抓科学技术，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基于这种特殊的国情和时代背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指出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追赶世界大势，就必须转移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就必须重新学习，以适应现代国家发展的各种需求。
改革开放伊始，“重新学习”的提出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为了搞好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在商讨安排经济计划的同时，着重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构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邓小平的提议抓住了关键，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因素，能够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维护并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然而，众所周知的原因，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浸染下，要立即扭转全党的思维定式，解放思想显然是要经过不懈努力才能实现的。在这次大会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深刻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而最根本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实践结合起来，要着重学习“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55]学习先进以弥补不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从此，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目标，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奋斗方向。
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在接见联邦德国的新闻代表团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谈到我国古代长期领先世界与当下比较滞后的鲜明对比时，深有感慨：“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56]可见，向具有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管理经验的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是邓小平放眼世界、谋划大局的重要战略部署，是这一时期“重新学习”的重要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就成为新时期的显著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正式开创，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简而言之，学习是一个人不断成长进步的重要途径。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学习就是带领国家快速发展进步的不二之选。每当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党始终紧握“学习”这个法宝。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先进方法，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不断开创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局面，从而渡过险滩、化解危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改革开放伊始的社会条件下，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就必须向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建设管理经验的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学其所长，助我发展。在“重新学习”的推动下，从1977年到1980年，我国掀起了一次出访学习的高潮，从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以中央领导同志和相关部委的经贸考察交流为主。这些学习考察，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对促进解放思想、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都具有重大意义。1978年五六月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了联邦德国、法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等西欧五国，考察了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1978年下半年和1979年初，邓小平亲自带队出访日本和美国。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在日本考察期间，邓小平体验新干线后，工作人员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我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他在随后访问美国，出席美国航空公司举行的午宴时则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争取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中，有许多方面要向创造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民请教。这也是这次我们出访的目的之一。我们亲自来看了看，感到很有收获。”[57]此外，这一时期袁宝华、段云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也率队对经济发达国家进行了考察学习。通过改革开放初期这次的集中出访学习，首先在中央层面加深了大家对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认识与把握，深化了对改革开放必要性的认识，也凝聚了共识，统一了思想。通过这次实践学习，证明了邓小平提出的“重新学习”的必要性和前瞻性，对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作用。
四、建设与时俱进的学习型政党：确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是一个善于学习、勤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战胜困难，不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学习为中国共产党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本路径，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并融入中国共产党干事创业的血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之一。坚持学习，始终以先进理论、科学实践来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有效方法。“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问题，始终把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来抓。”[58]对个人而言，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获取新的知识，才能保证发展的基本能力。而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执政党，只有保持学习的能力和动力，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每当重大历史关头，在党面临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党都会发出号召，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学习，以此学习新本领，掌握新方法，转变新思维，完成党的战略转变和重大历史任务，从而推动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胜利前进。这是一个大党、强党十分宝贵的政治品格，更是值得珍视的历史财富。故而，从这个意义来讲，学习的能力和水平就决定了党的未来和前途。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被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对在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并且有着数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凝聚力量、保持全党的团结统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十分考验党的执政智慧和能力水平，这就要依靠有一个十分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深刻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59]根据党章规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而中央委员会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同属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这就决定了中央政治局建立学习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习，作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的一项优良传统，其特殊意义不言而喻，推动学习成为全党自觉一致的行动，必然需要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强力推进。从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角度而言，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中央政治局建立完善的集体学习制度，既可以充实党的“大脑”，又可以以上率下、带动全党形成良好的学风，在党内外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进一步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形成良好的风貌。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增强执政本领，提升执政水平，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同其他制度一样，都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刚开始并没有一定之规，而是源于实际工作的需要，由中央领导人发起，逐步发展成政治局的一项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局面打开，国家各项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日新月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领导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过去党所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主法制遭受严重破坏，法制不健全。因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提上日程，成为党中央重点建设的领域。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改革开放后修改制定的新宪法，史称“八二宪法”。新宪法公布实施后，中央推动开始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法活动，确定1986年开始“一五普法”。1982年6月，时任司法部长的邹瑜给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建议信，建议在中南海为中央有关领导举办法制讲座，该建议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随后，四期“法制讲座”先后开展起来，有关专家学者被邀请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同志开展相关讲座和授课。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对推动党内法制观念和促进法治思维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念和遵法守法意识的传播。
到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重启法制讲座，并渐成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常规动作”。学习是解决党所面临的难题，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有力方法。1994年底，法学教授曹建明为中央政治局讲授了一堂国际商贸法与关税的专题课，由此中央领导学习法制成为制度。截至2001年7月，中央政治局开展了十二堂法制课的集体学习。在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成为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依靠学习推动了全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形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在之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胡锦涛在主持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除了自学以外，中央政治局还要进行集体学习”，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任，学习“以后原则上每个月都要进行。这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60]从此，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正式形成，并延续至今，成为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生活安排。以此为开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更加丰富。除了法治以外，还包括经济、政治、党建、社会、文化、国防、科技、教育、环保、军事和农业等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而且每次的学习主题、授课程序等都有了明确的制度规范。可以说，从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开始，集体学习成为党中央开展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改革攻坚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仅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就不同专题开展了43次集体学习，在十九大闭幕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已经就党和国家重大事项开展了数十次集体学习，突出体现了集体学习制度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巨大贡献。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以“壮士断腕”的巨大政治勇气和毅力开展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面对复杂严峻的世情国情党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61]他团结带领党中央领导集体，躬亲示范，带头学习。充分发挥中央政治局具体学习的制度优势，先后邀请多名相关专家学者为中央政治局做专题授课讲解，涉及政治、党建、文化、军事、生态文明、党内教育等各个方面，深化了全党对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对成功涉过险滩、攻克难关起到了重要作用。十九大以来，为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并就此开展专门集体学习，这“是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主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安排”[62]，以此深化全党学习教育、筑牢信仰根基、增强学习效果，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前进。
五、组建四级党校：实现对干部教育全覆盖
干部教育作为学习的一部分，在党的学习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党中央明确规定：党校是干部培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为各级党委的重要部门，党校一直承担着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培训的主业主课。干部是党的宝贵资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都始终发挥着中坚作用，是党实现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的关键力量，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培训干部，通过党的教育机构对党员干部实现有计划、有目标的系统学习，不断提升干部的本领和能力，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写在自己的奋斗旗帜上。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价值追求。但在漫长的革命年代、残酷的战争环境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能自如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从实际情况来说，新情况不断地涌现，对各级干部都是极大的考验。此外，干部的党性修养水平也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提升的，需要专业的教育平台锤炼党性，保持党性的纯洁和党的先进性。因而，组建专门的干部培训学习机构——党校，对实现干部教育的全覆盖、全面提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准是十分重要的。
干部是党最为宝贵的战略资源。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各级党员干部都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前，干事在先，是党的干部优良传统和鲜明特点。在拥有十几亿的人口和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执政，面对的情况和问题都是复杂而艰巨的。这就要求有大量素质过硬、本领高强的各级干部做支撑，否则，党和人民的事业都将无法推行。干部是党的各项事业中的骨干，是开展并夺取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新胜利的组织保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党的干部教育问题时都强调要注意研究学习马列主义、民族和党的历史以及社会实际情况，并作出科学合理的研判。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指出了重视和搞好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为了党的事业长远发展需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63]因此，干部的培训学习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它事关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前途。可以说，从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历史来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一直是成功的，并且是我们党的特色和优势。它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密码”，是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重要保障。
党校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史上源远流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探索开创了包括党校教育、在职干部教育、夜校教育等多种有效的干部教育途径。其中党校教育因为适应党的事业发展形势和需要，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成熟系统的干部教育体系。1923年底，为适应即将开始的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运动形势需要，中央会议通过了“教育宣传决议案”，明确提出了“教育训练党员”的政治任务。与此同时，为促进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和推动全国工人运动形势，为党培养干部人才，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创办了安源党校，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党校，从此揭开了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新篇章。
为增强党员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党的四大决定设立党校对党员开展教育培训。此后至大革命失败的两年多时间里，北京、上海、广东、武汉等地先后成立党校，主要对党员干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务工作教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处于秘密工作状态，开展苏维埃革命运动需要大量的党政军等各方面人才，短期培训班已经无法满足革命的发展形势。1931年12月，为解决干部短缺问题，在中共中央指示下，苏区中央局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它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的起源和前身。全面抗战时期，党校教育发展到新高峰。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除中共中央党校外，各抗日根据地还开办了各级各类党校。到解放战争时期，延续了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党校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党校教育呈现出系统化、规范化特征。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向全党发出警告：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如何把“不熟悉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亟待解答的课题。学习，特别是通过党校系统的教育学习，来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实践本领就成为最佳路径选择。此外，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据1949年下半年统计，在926.5万名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3%，工人出身的占5.87%，文盲、半文盲的占69%，小学程度的占27.66%，中学程度的占3.02%，大学以上的占0.32%”[64]。这种状况，对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快速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提高对党的执政理论的认知理解以及实践能力，实现向大规模社会建设转变，就成为党的战略转变的当务之急。以此为契机，迎来了党校高水平、系统化发展的新时期。在原有中央党校、西北局党校、华北局党校、东北局党校、华东局党校和西南局党校的基础上，各中央分局、省、地、市和部分县都新组建了党校。其中，华北地市级以上党校达39处，东北省市级党校有14处，西北省级党校有1个和3个地市级党校，华东有7个大型党校，而华南省市级党校达到30处。[65]各地党校的普遍组建设立，既解决了干部短缺的燃眉之急，也极大地提高了党校的办学水平，促进了党校教育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针对各地干部教育培训能力不足的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组建完善各级党校。1951年5月，党的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应当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内把省市级以上的党校都建立起来，然后再建立地委的党校”，要求“全国省市以上的党校，凡是没有设立党校的，都应当尽可能在短期内设立”。[66]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校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党校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党校成为各级党委的重要组成部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党校工作要大力加强，要实现“正规化”，地委和县委一级则要“认真办好党训班”，开展大规模的干部轮训工作，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适应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次年12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我国党校体系发生较大变化，到1955年前后，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初级党校以及城市夜党校和党员训练班等多层次、立体式的党校系统格局基本形成。这一时期，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党校体系随之发展变化。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级党校，改为省级党校，并逐步建立起地市和县级党校，由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体系设置架构基本形成。到20世纪60年代，正式形成了完备的党校体系，即中央、省、市和县四级党校的体系和格局。从此，从一般干部到高级干部都有相应的党校教育机构实施教育培训工作，真正实现了党校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