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性注记
1954年第一版导言
本书四章的内容均源自讲座。虽然第一次讲座与另外三次讲座之间在时间上相隔七年在空间上相距数千英里，但是它们是关于密切相关的一组难题而做的思想上连续的一串探索。此前，只有第一章的内容正式发表过。
1944年夏，我差不多完成了题为“关于非存在的两篇论文”（Two Essays on Not-Being）的一份初稿。其中一篇论文解释了反事实条件句，第二篇论文利用这一解释处理潜在性（potentiality）、可能性（possibility）和素质（dispositions） [1] 问题。不过，第一篇论文中还存在一些小的难题需要注意，直到数周后我的两篇论文变成了关于非存在的例证而不是对非存在的处理，而这些难题又引出了一些更麻烦的问题。
可以有一丝安慰的是，失败乃成功之母，我紧紧抓住科学家的这根稻草，把这次受挫的详细历史过程当作了1946年5月在纽约的演讲主题。数月后，演讲内容以《反事实条件句难题》（The Problem of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在《哲学杂志》上发表出来。
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发表了一大批文章，但对于解决那个问题只取得了可怜的进展，时下关于此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有人认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它是不可解的。这些极端的看法都没有充分的根据。前者通常用这样的主张来作支持：至少理论上，在各门学科中我们没有反事实条件句也能工作。可是，即使如此，在哲学中，如果没有它们（或者它们的明确替代物），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法继续前进。“此问题不可解”的后一种观点有时援引这样的支持证据：悖论性的反事实条件句使常识出现了混乱。但是，这些案例并不能论证不可解性，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种解释，成功地处理清晰的案例，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不清晰的案例放到一边，随它们去。
持续没能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急于把它视为假问题或者不可解的问题打发掉，当然是令人费解的。麻烦在于，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紧密交织的问题族。如果我们把它置于一边，那么我们处理其他问题时通常还会遇到非常类似的难题。而如果我们把素质、可能性、科学定律、确证 [2] 以及类似的问题都放到一边去，那么我们实质上就放弃了科学哲学。
这些年，我在撰写关于其他方面问题的一部书，这花去了我大部分时间，不过在《表象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Appearance）于1951年出版之后，我又回到了反事实条件句难题及其同源的问题，又开始在原来的各领域驰骋。当伦敦大学1952年邀请我翌年作若干讲座时，我加紧工作，决心找到新的思路。我努力的结果就是1953年5月用总标题“事实、虚构和预测”（Fact，Fiction，and Forecast）在伦敦所作的三次讲座所报告的内容。
在本书中，第一部分“困境—1946”由一篇论文“反事实条件句难题”组成，重印于此，没有重大改动。第二部分“投射—1953”由三篇伦敦讲座组成，此处是首次印行。这三篇稿子均有一定修改，特别是加了内容广泛的脚注。涉及增补与改进的最大的变化，出现于最后一讲的文字中，把原来讲座后1/4的内容扩充成了现在第四章的后1/2的内容。我非常感谢亨普尔（C. G. Hempel）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也感谢弗劳尔（Elizabeth F. Flower）有价值的编辑工作。
虽然本书前后的两部分如上所述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我并没有为了使之成为更连续的一体而刻意修改它们。对于1946年的工作与1953年的工作之间偶尔的重复与不一致，我未做改动。于是，熟悉关于反事实条件句文章或者不打算了解技术细节的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第二部分多少是自成一体的；其他读者会发现第一部分本质上没做什么改动，而伦敦讲座则是在此基础上开始前进的。外行和初学者完全可以先读第二部分。
我通篇采用朴实甚至平凡的描述，而不是从各门自然科学中搬来一些更让人头晕的描述，因为我觉得最不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例子，就是那些最不能使人从正在解说的问题或者原理转移注意力的例子。一旦读者领会了要点，他就能够做出他自己更富有成效的应用。因此，虽然我举的例子是汽车水箱的冷却和弹子球的颜色，化学书或者物理书中很少讨论这些，但是我所谈的东西是地道的科学哲学。
迄今我们只能处理少数问题中的少数几个方面。为了研究我们不得不分离出科学的一些简单的方面，正如做科学研究不得不分离出世界的一些简单的方面一样；并且与自然科学相比，在哲学中我们处于更初级的阶段。坦率地说，这样做的确过分简化了。但是有意识的和谨慎的高度化简，非但不是智识上的一种罪恶，而且是探究的一个前提。我们几乎不可能立刻研究与其他所有事物都相关联的所有事物。
这四个讲座并非已臻于完美。这只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工作报告，我希望这是向前推进的工作。可以把它视为通向很久以后的《表象的结构》的最初思想。但是，要理解本书的工作，无须借助于那部书，也无须符号逻辑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