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征服者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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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他兴起后颁布的札撒

全能真主使成吉思汗才智出众,使他思想之敏捷、权力之无限为世上诸王之冠;所以,史书虽然记载古代伟大的库萨和的实施,以及法老(Pharaohs)、凯撒的法令律文,成吉思汗却是凭自己的脑子创造出来,既没有劳神去查阅文献,也没有费力去遵循传统;而有关征服他国的方略,消灭敌军、擢升部属等措施,也全是他自己领悟的结果,才智的结晶。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关于这些,未有比下述例证更清楚明白的了:面临人多势大的对手,兵强马壮的敌人——个个都是现时的天子(faghfur),当代的库萨和,成吉思汗却是单枪匹马杀出,兵既无多,武器又缺,征服和削平了从东至西的海内雄长;谁个胆敢反对他,他就执行他颁布的札撒和法令,把此人连同他的部属、子女、党羽、军队、国家和土地,统统毁灭干净。留给我们的一条真主的圣传说:“那些人系我之骑兵,通过他们,我将向反抗我者复仇,”毋庸置疑,这番话指的正是成吉思汗的骑兵和他的百姓。事实果真如此:当大地因生物繁多成为汪洋大海,当各国的帝王、贵人因骄狂虚荣,达到“虚荣是我袍,骄狂是我裳”的顶点,这时,真主就按上述的诺言,赐给成吉思汗强大的力量和成功的统治——“主之权力实为巨大”;再者,当世上多半的城镇、国家,因财富、权势和地位而自负,向他进行抵抗,拒绝纳款(从突厥斯坦境到遥远西利亚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如此),这时,凡抗拒他的帝王、君主、城镇长官,成吉思汗统统予以消灭,连他的家人、部下、族属和百姓亦无豁免;因此,毫不夸张说,原有十万人口的地方,所余的活人不足一百;可以例举不同城市的命运,以作此说的证明,这将在有关的地方谈到。

依据自己的想法,他给每个场合制定一条法令,给每个情况制定一条律文;而对每种罪行,他也制定一条刑罚。因为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吾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帙上。这些卷帙,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帙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

成吉思汗统治初期,当蒙古各部归并于他的时候,他废除了那些蒙古各族一直奉行、在他们当中得到承认的陋俗;然后他制定从理性观点看值得称赞的法规。这些法规,很多是符合沙利阿特的。

成吉思汗在遣往四方召谕各族归降的使信中,从来不施加威胁、恐吓,这倒是古代暴君的手法,他们经常拿他们广阔的领土、大量的甲兵粮草来吓唬他们的敌人;相反地,蒙古人最严重的警告是:“如你们不屈服,也不投降,我们怎知道如何呢?古老的天神,他知道。”倘若大家细想这话的含义,〔那么他们将发现〕这就是依赖真主者的话——全能真主曾说:“倚赖于主者,主给予充足援助”——因而这种人必然随心所欲,如愿以偿,得其所哉。

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现在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他们有一种可称赞的作风是:不讲究礼仪,不追求衔头,毫不高高在上,难以接近;有钱有势的人对此是习以为常的。他们当中登上汗位者,接受一个附加称号,即汗或可汗,此外〔在公文中〕不写别的称号;而对其他诸子及新汗的弟兄,无论当面或背后,一概呼以诞生时所取的名字;这种作法既适用于庶民,也适用于贵人。与此相同,他们在书信往复中只写简单的名字,不区别算端和黎庶;同时只写手边事情的要点,避免一切多余的称呼和俗套。

成吉思汗极其重视狩猎,他常说,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和军人应尽的义务,〔他们应当学习〕猎人如何追赶猎物,如何猎取它,怎样摆开阵势,怎样视人数多寡进行围捕。因为,蒙古人想要行猎时,总是先派探子去探看有什么野兽可猎,数量多寡。当他们不打仗时,他们老那么热衷于狩猎,并且鼓励他们的军队从事这一活动:这不单为的是猎取野兽,也为的是习惯狩猎锻炼,熟悉弓马和吃苦耐劳。每逢汗要进行大猎(一般在冬季初举行),他就传下诏旨,命驻扎在他大本营四周和斡耳朵附近的军队作好行猎准备,按照指令从每十人中选派几骑,把武器及其他适用于所去猎场的器用等物分发下去。军队的右翼、左翼和中路,排好队形,由大异密率领;他们则携带后妃(khavātīn)、嫔妾、粮食、饮料等,一起出发。他们花一、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形成一个猎圈,缓慢地、逐步地驱赶着前面的野兽,小心翼翼,唯恐有一头野兽逃出圈子。如果出乎意料有一头破阵而出,那么要对出事原因作仔细的调查,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要因此受杖,有时甚至被处极刑。如果(举个例说)有士兵没有按照线路(蒙古人称之为捏儿格(nerge))行走,或前或后错走一步,就要给他严厉的惩罚,决不宽恕。在这两、三个月中,他们日夜如此驱赶着野兽,好像赶一群绵羊,然后捎信给汗,向他报告猎物的情况,其数之多寡,已赶至何处,从何地将野兽惊起,等等。最后,猎圈收缩到直径仅两、三帕列散(parasang)时,他们把绳索连结起来,在上面覆以毛毡;军队围着圈子停下来,肩并肩而立。这时候,圈子中充满各种兽类的哀嚎和骚乱,还有形形色色猛兽的咆哮和喧嚣,全都感到这是“野兽麇集”时的大劫。狮子跟野驴昵近,鬣狗与狐狸友好,豺狼同野兔亲善。猎圈再收缩到野兽已不能跑动,汗便带领几骑首先驰入;当他猎厌后,他们在捏儿格中央的高地下马,观看诸王同样进入猎圈,继他们之后,按顺序进入的是那颜、将官和士兵。几天时间如此过去;最后,除了几头伤残的游荡的野兽外,没有别的猎物了,这时,老头和白髯翁卑恭地走近汗,为他的幸福祈祷,替余下的野兽乞命,请求让它们到有水草的地方去。于是他们把猎获的兽全集中一起,如果清点各种动物实际不可能,他们只点点猛兽和野驴便作罢。

有个朋友叙述说,合罕(Qaʽan)统治时期,一个冬天,他们照此方式行猎,合罕为观看猎景,坐在一座小山头上;各类野兽就面朝他的御座,从山脚往上发出哀嚎和悲泣声,像请愿者祈求公道。合罕下诏把它们统统释放,不许伤害它们。

合罕本人曾命令在契丹地和他的冬季驻地之间,用木头和泥土筑一堵墙,墙上开有门;这样,大批的野兽可以从远方进入墙内,他们则照前法猎取。察合台(Chaghatai)在阿力麻里(Almaligh)和忽牙思B11(Quyas)地区完全照此建造一座猎场。

现在,战争以及战争中的杀戮、清点死者和饶恕残存者,正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确实,每个细节都是吻合的,因为战场上剩下的仅仅是些肢体破碎的可怜虫。

至于他们的军队组织,从亚当时代迄至成吉思汗子孙统治天下大部地方的今天,历史上未曾有过,文献中也未曾记录过,任何王朝的帝王拥有像鞑靼军这样的军队:如此坚韧不拔,对饱暖知恩图报,在顺逆环境中服从其将官;这既不是指望俸禄和采邑,也不是期待军饷和晋级。组织军队的最好方法确实莫过于此;因为狮子只要不饿,根本不去猎取、袭击野兽。有句波斯格言说,“吃得太饱的狗不猎野兽,”还有句说:“饿着你的狗,它才跟你走。”

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够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他们毫不抱怨倾轧。他们是农夫式的军队,负担各类赋役(muʽan),缴纳分摊给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忽卜绰儿B12(qupchur)、杂税(ʽavāri ẓāt)、行旅费用(ikhrājāt),还是供给驿站B13(yam),马匹(ulagh)B14和粮食(ʽulūfāt),从无怨言。他们也是服军役的农夫,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按形势所需向前杀敌。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及驴、驼等负载的动物;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检阅的那天,他们要摆出军备,如果稍有缺损,负责人要受严惩。哪怕在他们实际投入战斗,还要想方设法向他们征收各种赋税,而他们在家时所担负的劳役,落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上。因此,倘若有强制劳动(bīgār),某人应负担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子要亲自去,代他履行义务。

军队的检阅和召集B15,如此有计划,以致他们废除了花名册(daftar-i-ʽar ẓ),用不着官吏和文书。因为,他们把全部人马编成十人一小队,派其中一人为其余九人之长;又从每十个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这一百人均归他指挥。每千人和每万人的情况相同,万人之上置一长官,称为“土绵B16(tümen)长”。按照这种组织,每逢情况紧迫,需要人或物,他们就交给土绵长办理,土绵长再交给手下的千夫长,如此降至十夫长。其中有一种真正平等的精神,每人的劳动都和他人一般多,无有差别,因为不管钱财和势力。如果要突然召集士兵,就传下命令,叫若干千人在当天或当晚的某个时刻到某地集合。“他们将丝毫不延误(他们约定的时间),但也不提前。”B17总之,他们不早到或晚到片刻。他们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身上取走金子。

这和别的帝王有多大的差别啊。别的帝王,一旦他们拿钱买的奴隶在自己的马厩里有了十匹马,他得留心跟他谈话,更不用说让他统帅一支军队,或者他发了财,掌了权了;到那时,他们不能撤掉他,他多半还要真刀真枪起兵造反呢!每逢这些帝王准备进攻敌人,或者自己遭到敌人进攻,他们都要花上成年累月的时间去装备一支军队,要耗费一座满满的金库去开军饷和置封邑。他们发了军饷和津贴,士兵人数成千成万增加,但到打仗那天,他们的队伍到处是一笔糊涂账,结果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上B18。有一次,一个牧羊人给唤去报告工作。司账人问“还有多少羊?”牧人问:“在哪里?”“在账簿上。”牧人答道:“这正是我要问的原因:羊一只也没有了。”这适用于比喻他们的军队。士兵的每个将官为增加部下的饷银,宣称说:“我有若干人马,”但到查阅时,他们却用相互顶替之法冒充全部兵员。

另一条札撒是: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因此,谁都不得庇护谁;如果(举个例说),长官是位宗王,那他决不会让一个最普通的人在他的队伍中避难,以免破坏这条札撒。所以没有人能够随意改换他的长官或首领,别的长官也不能引诱他离开。

再者,军中发现月儿般的少女,她们就被集中一处,从十户送到百户,每人均作一番不同的选择,递至土绵长,土绵长也亲自挑选,把选中的少女献给汗或诸王。汗和诸王再作一番挑选,那些堪充下陈和容色艳丽的,他们说:“依常规留住”,对其余的,则说:“善意遣去之。”B19他们遣选中的少女去侍候嫔妃,直到他们想把少女赐人,或者想自己跟她们同寝为止。B20

还有,他们的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需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这一切,他们都交给土绵分摊,每两块土绵供应一所驿站。如此一来,他们按户籍分摊,征索,使臣用不着为获得新骑乘而长途迂回,另一方面,农夫、军人免遭不时的干扰。尤有甚者,使臣有严厉的指令,命他爱惜马匹,等等;一一叙述这些事会耽误我们太久。驿站每年要经过检查,有所缺损,必须由农民补偿。B21

自从各国、各族由他们统治以来,他们依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建立户口制度,把每人都编入十户、百户和千户;并要求兵役和驿站设备,以及由此而来的费用及刍秣供应——这还不包括普通的赋税;除此之外,他们还征索忽卜绰儿税。

他们有一种风俗是,倘若一个官吏或一个农民死了,那他们对死者的遗产,无论多寡,概不置啄,其他任何人也不得插手这笔财物。如他没有子嗣,财产就传给他的徒弟或奴隶。死者的财产决不归入国库,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吉利的。

当旭烈兀B22(Hülegü)任命我为八吉打(Baghdad)〔长官〕时,那个地方普遍实行遗产税;我取消了这种税收制,废除了曾在秃思塔儿B23(Tustar) 和巴牙忒B24(Bayat)等州征收的苛捐。

还有好多札撒,把每一条都记下来,会耽误我们过多的时间;因此我们仅限于上述就够了。

注释

① 这一章已由米诺尔斯基教授译为俄文。见维纳斯基,《成吉思汗大札撒的内容》,布鲁塞尔,1939。维纳斯基教授还有一篇英译文,载《康达可夫学院年刊》,1939,第xi期,第37-45页。

② 马可波罗的Facfur,中国皇帝的称号,波斯文译文(意思是“上天之子”)。

③ 《古兰经》,第lxx章,第12节。

④ 参看贵由(Güyük)致因那曾四世(Innocent Ⅳ)书的结尾:“如果你们不那样做,我们怎知如何办?天神知道。”(伯希和《蒙古与罗马教廷》,第16页。)并参看拜住(Baichu)致教皇书:“……若是你们不如此,我们不知如何办,那普临天下的神则知道。”(同上书,第128)。

⑤ 《古兰经》,第lxv章,第3节。

⑥ 即王子。意为“儿子”的波斯词pisar,如同突厥词oghul和蒙古词köbe’ün,有“王子”的含义。关于这种用法,见穆.可.编的志费尼书,第Ⅱ卷,第ix页,同见伯希和,前引书,第168页。

⑦ 卢不鲁克谈这些狩猎说:“他们要打猎时,便聚集一大群人,包围住他们已知有兽的地区,相互逐渐靠拢,直到把野兽团团困在当中,像围在墙内;然后他们发矢射兽。”(柔克义,第71页。)并参看高僧鄂多力克对“汗的大狩猎”的描述,见玉尔:《中国以及通往中国去的道路》,第Ⅱ卷,第234-236页。

⑧ 《古兰经》,第lxxxi章,第5节。

⑨ 这就是窝阔台(Ögedei,Ögetei),成吉思汗的第三子(英译者误为第二子,兹改正——中译者注)及第一个继承人。见我的论文《志费尼书中一些蒙古宗王的称号》,第152页,其中我指出合罕是窝阔台死后的称号。

⑩ 阿力麻里(Almalïgh,Almalïq),“苹果园”,位于谢米烈契耶(Semirechye),伊犁河谷中,今伊宁附近。在这里,“契丹或鞑靼的传教区,鞑靼的中央帝国的阿力麻里(Armalec)城,”圣方济各(Franciscan)殉教士于1339或1340年遇难。见玉尔,前引书,第Ⅲ卷,第31-32页,同见文该尔特,第510-511页。

B11 原文读作QNAS和QWNAS,应读作QYAS和QWYAS。拼作Quyash也有抄本为依据,但可失哈利把Quyas“城镇”(qa ṣaba)和意为“太阳”的quyash区别开来。据可失哈利,忽牙思在巴尔昔罕(Barskhan)以东(可失哈利,第Ⅰ卷,第393页),大小开肯河(Greater and Lesser Keiken)从其地流入伊犁河(第Ⅲ卷,第175页)。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札记》,第185页,注,认为它可能是卢不鲁克的额乞乌思(Equius),“一座优美的城市,……其中居住有操波斯语的撒剌逊人(Saracens)”(柔克义,第139页),但巴尔托德《突厥史》,第76页,和米诺尔斯基,《霍杜德》,第277页,以为额乞乌思就是可失哈利的亦乞乌古思(Iki-ögüz)。

B12 忽卜绰儿原来相当于阿拉伯语marā‘ ī“草原赋课”,后来指一般不规则的赋税。见米诺尔斯基,《纳速鲁丁·徒昔论财政》,第783-784页。

B13 卢不鲁克作iam,但他认为这个词指的是管理驿站的官吏;马可波罗作yanb。

B14 突厥语义为“驿马”。

B15 参看马可波罗的叙述,见别奈代脱,第86-87页。

B16 突厥语义为“万”。

B17 《古兰经》,第vii章,第32节。

B18 直译为:“……他们的队伍从头到尾都是Ḥashv,但没有一人在战场上成为bāriz。”Ḥashv和bāriz是会计方面的两个名词,前者指记入账簿右手(即第一)栏的物品项目,后者指记入左手栏内的现金总数。这里的意思似乎说,登记在簿上的Ḥashv的价值,和bāriz不同,容易发生变动,多半在最后变成现金,即变成bāriz时,大大贬值。关于这两个名词,见阿不都剌·本·穆罕默德·本·乞雅撰《列萨勒耶菲列克雅》,第28页,同见欣兹,《15世纪东方的一笔贸易》,第315页。

B19 《古兰经》,第ii章,第229节。

B20 忽必烈治下的这种措施,见别奈代脱,第114-116页。参看俾兹利编迦儿宾,第121页:“……而且,他〔皇帝〕常常在鞑靼领土内四处征选少女,那些他有意留下的,他就留下,其余的则赐给臣子。”

B21 这个制度在中国的实施,见别奈代脱,第152-157页。

B22 HWLAKW。志费尼的拼法多半代表此名的突厥语读音。蒙语读音(Hüle’ü)以马可波罗的Alau为代表,亚美尼亚史家的Hulawu或Hōlawu,朱思扎尼的HLAW。

B23 今胡济斯坦(Khuzistan)的休斯塔尔(Shustar)。

B24 胡济斯坦最西边的克尔哈(Kerkha)以北。(弗.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