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米德的意义（代译序）
玛格丽特·米德似乎已经离开我们很远了，然而，关于她的一切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有关她的各种传记不断面世，她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一版再版。《萨摩亚人的成年》（下称《成年》），这部米德学术声誉的奠基之作，被译为数十种语言，畅销势头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至今不衰。虽然米德的学术成就在今天的美国人类学界几乎不再有人提及，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人类学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广为人们认可，可以说是同米德的名字分不开的。米德可能是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人类学家，至少到至今为止，无出其右者。在某种意义上，米德在美国甚至成为成功女性的象征；她，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可能是仅有的两位头像登上美国邮票的人类学家，而本尼迪克特本身也是位使人类学著述走入民间的学者，她们两人的著作不仅为学界中人所熟悉，更重要的是，还被堪称“广大”的民众所知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有她们俩的曾经存在，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知识才得以真正地走出象牙塔，进入了民众和地方的知识世界。除了她们二位，我们很难想到还有哪位人类学家，其学术著作生前身后都处于畅销书排行榜，并发行有袖珍版供人随身携带以便随处阅读。[HJ]请注意，她们的书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绝不是那种或哗众取宠或甜得让人发腻的文字。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很难想象，当下某些写手因特定机遇而激起畅销热浪的书，在半个世纪或近百年之后，还能使人不忍释卷！
米德所写的民族志在上世纪80年代在大陆就有了中文译本。我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周晓虹教授是主要译者。他当年译的《成年》一书成了不少人初涉人类学殿堂的入门书。在过去的两年多来，应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和商务印书馆之邀，晓虹兄和他的同事拨冗修订了原先的译本，几经润色之后，这部译作终得以再度付梓。作为人类学领域里的一部经典，随着岁月的流逝，《成年》或已失去它曾有过的学术意义与价值。它之所以还在流传，可能是因为它那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写作的行文风格；也可能是因为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人们得以审视自己的社会与文化。当然，《成年》对文化他者的叙述与描写渗透纸背，强调的是文化之“异”，这或许也满足了不少读者猎奇的心理。但是，无论今天我们怎样去评价《成年》，也无论这本书存在着什么缺失与不足，我们都不能离开米德当年进行研究的社会和历史语境来进行讨论。唯有此，我们才能领略一部学术经典在学说史上的位置，以及在整体学科发展谱系上的意义。所以，尽管《成年》已然淡出人类学话语，但是它依然是学说史上一朵奇葩。至少，迄今为止，这本书仍然被公推为心理人类学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
对美国人类学史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米德当年进入田野从事有关异文化青少年研究的初衷，乃在于试图通过对“他者”的研究来解释发生在自己所属文化中的一些社会现象。换言之，米德的这一作品典型地体现了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的思想精髓——通过理解“他者”来审视自我。博厄斯这一思想的内核乃在于对种族主义的极端厌恶。身为德国裔犹太人的博厄斯对犹太人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境遇深有体会，因此对种族主义至为敏感、深恶痛绝。他一生致力于通过对人类不同文化的解释与理解来反抗种族主义的学术事业。鉴于当年的科学认识，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并不像今天绝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所坚信的那样，所有的人同属一个物种（species），其下不存在着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race）之分。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相信，可以在遗传或生物学意义上区分人类种族，但他们否认种族之间有优劣之别，并强调社会和文化在刻画种族多样性上的主导性作用。因此，在对人类的考察上，人类学家应区分“先天”（nature）与“后天”（nurture）、“传统”与“遗传”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不同意义（参见Kroeber 1963）。以博厄斯为代表的整整一代美国人类学家充分强调“后天”因素在型塑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他们相当接近儒家“有教无类”的传统理念。儒家的这一理念隐含着这样一种哲理：人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可以为不同的文化所“化”（参见费孝通1997）。而早年美国人类学的“濡化”（enculturation）概念所蕴涵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人的种族、肤色如何，他在哪个文化里成长，自然在文化上就成为他或她所浸润其间的文化之一员。
概而言之，博厄斯和他的学生强调，绝不能因为人类表现出不同的肤色和文化就认为人类“种族”有优劣之分。在他们看来，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多样性乃是因为特殊的环境和历史条件所使然。人类学领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理解方式，当下许多人对文化的定义已经与博厄斯那一代学者们的理解大异其趣。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么一个事实，即在理解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上，博厄斯及其学生的立论和主张依然是我们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思考的主要出发点。
米德生于1901年12月16日，她和她的父母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圣公会成员。米德的父亲爱德华·米德（Edward S. Mead）生前任教于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这位教人如何投资理财的教授商场上乏善可陈，在投资上屡屡败北，濒临破产。米德原先一直在为就读有名而昂贵的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作准备，但父亲突然建议她别上大学。原来，老米德因为生意上的失败，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为了省几个钱，竟然动了牺牲女儿学业的念头。生性倔犟的米德没有低头，而且还得到了具有女权思想的母亲的支持。不知是母亲的干预的作用，还是被米德上大学的迫切愿意所感动，总之，老米德最终被动摇了。他同意米德上大学，并为她联系了他的母校——德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
一年的德堡生活看来并不是很愉快。1920年，米德转到了纽约的巴纳德学院（Bernard College），并在那里取得学士学位。之后，米德迅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仅用一年时间便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进入哥大是米德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那里，她认识了本尼迪克特和后来的导师博厄斯。米德把自己爱上人类学归功于本尼迪克特。据说她们两人首次在地铁里结识，但真正认识并成为关系亲密的朋友是在米德选修博厄斯所开的一门课之后。本尼迪克特是那门课的教学助理。由于课上女生很少，本尼迪[JP]克特很自然地与米德亲近起来。她们时常在一起共进午餐，参观各种博物馆。本尼迪克特本人是一位小有成就的诗人，米德也喜诗文，间或也涂涂写写，两人不时共享和交换彼此的诗作。共同的爱好使米德在学术志趣上也向本尼迪克特靠拢。于是，在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的次年——1925年，米德选择到萨摩亚从事田野研究，当时，她还不满24周岁！
米德要到南太平洋岛屿从事田野研究的消息震惊了博厄斯。博厄斯原先想安排米德到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社区作实地研究，因为他考虑当地人的原生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所以需要有人类学家到那里去。另外，博厄斯也为他的女弟子的人身安全着想，希望她们能在具有安全保障的地方从事研究。在他看来，美国西南部是个安全之地。
博厄斯没能说服米德，只好同意她到南太平洋群岛，但米德的人身安全仍然是个前提。米德于是被要求到美属萨摩亚。那个地方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同美国的联系自然较紧密，时常有美国商船往返，当地政府也受到美国海军的制约。 [1] 米德没有谢绝这一善意。
米德的选题是在决定了研究地点之后才开始的。师生之间没有因为选择何种研究课题产生分歧。米德原来的兴趣是文化变迁，这是当时美国人类学在印第安人研究方面的主要课题。但是，博厄斯建议她对当地的青少年进行研究。孩子青春期的反叛性格一直使父母不安，但在西方社会，人们总将此归咎于某种自然的东西。换言之，当时，在西方父母的眼里，青春期反叛是一种生理的骚动所致。弗洛伊德心理学也作如是想。然而，博厄斯相信，这种现象应当归因于文化。为此，米德的假设是，如果青春期的叛逆表现是天然的，那就应当存在于所有社会。那么，她将在不同文化的社会中发现同样的现象。所以，这一课题所涉及的正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本质性问题。
显然，米德的发现支持了博厄斯和她原先的设想。1928年，《成年》一书出版。根据她在三个村庄对68位萨摩亚少女的研究，青少年的叛逆性格并不存在于她所研究的文化中。她认为，生活在一个相对和谐和同质的文化里，萨摩亚的青春期少女在个人选择和社会期待两者之间不存在着紧张与冲突。在过渡到成年的过程中，她们往往得到来自社会的许多关注。社会文化也为此有一些特别的设计，目的就是让她们平稳顺利地过渡。在米德的笔下，当地的女孩子在过渡到成年妇女的过程中，显得轻松而自然，完全没有如美国青春期女子所承受的紧张和压力，因此不至于产生对家庭、对社会的逆反情绪和行为。
《成年》一书的出版使不少人明白，青春期是个人身心发育的重要阶段。但在过去，人们却对此缺乏足够和正确的认识。在这一阶段中，年轻人往往自认为已然成年，但社会仍然坚持将她们视为非成年人，对他们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求没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正确的引导。社会所认可的“成年人”其实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类别，它所形成的社会认同是通过把“非成年人”排除在外而体现出来的。这样的类别和认同不啻是将人生从未成年到成年之间的过渡去掉。换言之，如果按照《成年》一书的逻辑推究，在西方的传统里，社会文化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认可个体存在着一个从未成年到成年的过渡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青春期的旺盛精力反倒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文化约束。这是年轻人易于同父同和社会发生冲突的主因。
米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年轻人的充沛精力和性成熟过程中所特有的骚动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和体验到的事实。从这样的认知出发，社会文化的力量实际上是第二层级的原因。米德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因为只有承认第一点，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虑和观察不同的文化是如何对待对青少年、帮助他们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人。米德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很简单，而且也有过于理想化之嫌。然而，在那个时代，人类学刚具雏形，能有这样的胆识和洞见已经很不容易。
许多人可能会对《成年》是否值得再版有所疑问。诚然，这本书可能已不再列在国外人类学研究生的阅读书目上，但这并不等于它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社会和文化。这些，一直在历史的长河里持续不断地变化着，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也因此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改变。同时，人类学者的视角、观照，以及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发展。不仅世界在变，所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者本身也都在变；米德当年所看到的可能已不复存在，但不等于说她所写的东西就失去了意义，她给我们留下的至少是那个社会的一段时空片段，这一片段的存在，使我们得以对她所研究的社会有了某种程度的深入了解。此外，对于有志于社会科学的学子而言，米德所记下来的这一片段还有助于加强他们的问题意识。米德通过提出和验证她的假设（hypothesis），挑战甚至推翻了一个人们从未怀疑过的预设（assumption）。而且，她并不是通过程式化的论证来支持她的假设，甚至她的假设也不是程式化地提出，而是通过一种带有文学色彩的白描和叙事来把它烘托出来。
米德辞世后，她的研究和方法遭到任教于澳大利亚的新西兰人类学家弗里曼（Derek Freeman 1916—2001）的攻讦。他认为《成年》一书没能真实地反映萨摩亚文化，米德完全没有注意到萨摩亚文化中暴力的一面；米德也没能娴熟地掌握当地的语言；米德在当地居住的时间也不够长。这些，都使米德对萨摩亚文化产生许多误解。弗里曼还指出，米德在田野工作中的两位主要报告人实际上欺骗了米德。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米德的文化决定论——完全忽视了演化和其他生物学因素对人类行为构成的影响，等等（Freeman 1983）。但是，这位曾在米德生前不断与之进行讨论和索要资料的学者，显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同情，反倒遭到了许多批评和指责。许多人从学术道德上挑战弗里曼，他们责问他为什么没有在米德生前出版这本书而让米德有个回应的机会？还有学者问道，米德把她一生所有的资料都留了下来，它们包括了最原始的田野记录，请问有哪一位人类学家敢像她这样做呢？而且，弗里曼并不是在米德所研究的村子里进行他的田野工作，等等。
的确，《成年》一书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和值得商榷之处，但它所呈现的资料之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弗里曼没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但他的攻击和批评确也导致了米德的读者数量锐减（参见：包曼-克如姆 2006）。然而，弗里曼和米德之争却也为学术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有关“先天与后天”的争执至今仍然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今天，我们重读米德并不在于从中能获取什么新的知识与洞见，也不在于从中获得破题的机缘，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作准备。除了米德的理论及其在学说史上的意义之外，我们阅读米德恐怕还得更多地考虑到如何像米德那样来发现我们自己感兴趣的、可供研究的问题。马林诺夫斯基说过，虽然作研究不应当理论先行，但问题永远是为有理论储备的人而准备的（Marlinowski 1922:3）。那么，理论储备从何而来呢？首先当然是大量地阅读。《成年》的再版为莘莘学子提供了一个增加自身储备的机会。我想，《成年》必然能为年轻学子提供养分，帮助他们在学术上向“成年”过渡。另外，米德的文风也应当对我们有所启迪。
米德和本尼迪克特，以及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不会把东西写得让人不知所云。他们往往开门见山平铺直叙，却又娓娓道来，把枯燥的研究写得令人兴趣盎然。这种写作风格是我们所应当学习的。那种把简单的东西写得叫人费解甚至读不懂的文风不应是社会人文科学研究者所应效法的。米德的行文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范例，它会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原来社会人文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也能这么写！
参考文献
包曼-克如姆（Marry Bowman-Kruhm），2006，《世界，是我们的田野——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发现之旅》（Margaret Mead:A Biography），杨德睿、陈秀琪（译），台北：圆神出版社。
费孝通，1997，“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刊于《北京大学学报》第三期，第15—22页。
Freeman，Derek.1983.Margaret Mead and Samoa: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Kroeber，A.L.1963[1923].Anthropology:Biology & Race.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INC.
Malinowski，Bronislaw.1922.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London:Routledge & Sons.
[1] 有关米德的生平，参见包曼-克如姆的论述（包曼-克如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