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不可救药的理论家”

1951年，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以下简称《系统》）问世。在该著的扉页上，作者将下面这句话题献给他患难与共二十余载的妻子：

对于一个不可救药的理论家来说，她那健康且实用的经验主义长期以来一直起着一种不可或缺的平衡作用。

在帕森斯的著作中，《系统》及其献词都显得很独特，抛开此书在作者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不论，它还是帕森斯堪称庞杂的著述中唯一题写献词的作品。以往的研究者对这个颇为醒目的题词关注不多，而且基本上都集中在帕森斯那多少带点自嘲味道的“不可救药的理论家”的自我宣称上。但若细究，这句献词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颇难解释的问题。在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中，帕森斯在阐述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理论之性质问题时，经验主义是他的一个主要批判点。但十多年后，和他之前批评的几种“经验主义”类型（Parsons, 1937/1968: 728—729）不同的是，帕森斯在这个献词中显然是在肯定和积极的意义上提出了一种“健康且实用的经验主义”（healthy and practical empiricism）。而且，帕森斯在此使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意象：“平衡轮”（balance-wheel）。这种机械之喻在以理论为志业的帕森斯的生活和学术生涯中到底发挥着怎样“不可或缺的”作用，作者本人对此并没有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帕森斯的这句献词并非一种修辞性表达，我们是否也可以做如下理解：作者在此并不是在学术意义上来使用“经验主义”一词的，或者说这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主义。这甚至让我们想起歌德那句关于“理论”与“生命/生活”的名言。

在帕森斯的生命历程中，从《结构》到《系统》，从“二战”前的那个心怀宏图、致力于理论（传统）综合的年轻人，到“二战”后的这个表现出时不我待、充满理论创造力的中年人，可以说无论是对时代还是个人而言，都经历了巨大的危机和深刻的转变。人类文明、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经此巨变而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帕森斯本人也度过其“中年危机”1而步入一个新阶段。新的理论前景似乎才刚刚展开，如果借用帕森斯和他在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的同事与合作者们在这个时期展开的一个野心勃勃的研究纲领，可以说这是一种“迈向一般行动理论”之旅。“生命/生活”固然充满活力，但“理论”也许不一定都是“灰色的”。这个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中年人，也许是以献词这种方式，来坚定和明确地表明其学术生涯的自我定位：“不可救药的理论家”！相比于人们给帕森斯贴上的种种标签，他本人的这种自我宣称也许是最为准确和恰当的。而这也许是我们走进帕森斯社会理论的一个恰当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