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单元 民俗主义在日本
从民俗主义看今日的民俗文化1
——来自德国民俗学的视野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现代社会与民俗”，我想就最近我所了解到的德语圈民俗研究的动向展开论述，希望多少能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提到德语圈，主要是指1990年10月统一的东、西德国，还有奥地利及瑞士（人口的60%讲德语），在这些德意志人的国家里，民俗学颇为发达。说到民俗学比较兴盛的国家，可以说日本和德国在全世界都有些例外。就此而言，两者有很多共通性，但若稍微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虽同为民俗学，究竟还是各有不同。
在日本，民俗学很有人气，特别是面向一般读者的出版物格外多。在民俗学出版物中，类似《日本民俗文化大系》那样兼具学术性、往往超过10卷的大型丛书，也作为一般读物广为读者阅读，或者记录民俗艺能等的录像磁带，即便是以学术为目的的，也往往作为面向一般公众的商品大量出售，这类情形在德国其实不多见。
但和它在社会上很受欢迎的情况相对比，日本大学里设置“民俗学”的学科或讲座的情形，却令人意外地少。叫作“民俗学”的专门科目很少，而且它多是在历史学（尤其是日本史）或国文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各种专业领域的周边得以存续，这种状况至今仍没有多大变化。
德国以前的情况也差不多。20世纪50年代，设置民俗学讲座的大学只有少数几个，20世纪60年代也仍然不多，但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发生了增设大学和机构改革的潮流，民俗学专业借此机遇陆续得以设置，现在大凡综合性大学，几乎全都设置了民俗学的专门科目，不仅如此，民俗学在大学也是颇为热门和受欢迎的科目。2
那么，在德国，民俗学是如何进行研究的？有关德国的传统民俗，德国人当然有非常详尽的了解。和日本人有责任全面地把握日本的民俗事象一样，德国也有不少和日本的学术活动相类似之处，但其特色是对现代事象的重视和关注。
20世纪70年代民俗学之所以作为大学的专门科目得到急速扩张，并不是因为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一般社会公众与精英对民俗方面的兴趣增加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那方面的理由，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民俗学开始直面现代社会的问题。此前的20世纪60年代及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是民俗学为了研究“现代社会”及包括更宽历史幅度的“近代社会”而提出各种理论的时代。
在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农村经济向工业社会阶段的发展常被称为“起飞”，在此借用这个用语，民俗学也需要从专门关注传统农村社会的阶段朝向亦能够研究近现代社会的阶段“起飞”。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民俗学界，为此集中展开了怎样的理论和方法才有效的讨论。今天我们提到的“民俗主义”，可以说正是为实现此种“起飞”提出来的理论之一。
民俗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民俗学界理论活动的一环，距今已是近30年前的事了。事实上，即便有个别例外，一般来说，截至目前，日本对海外民俗学的动向基本上漠不关心。这也不能说全都是负面的，因为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几乎所有领域全都过于在意欧美动向，给人的感觉是狐假虎威，与此相对的是，近几十年日本的民俗研究倒是取得了很实在的发展。但这也并非全都是正面的，由于视野受到局限，自然就会产生一些死角。可以说当这些问题被觉察到的时候再去努力挽回也未尝不可。
最早提倡“民俗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汉斯·莫泽，但这一用语本身却并非他的首创，在他提倡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最早是在社会学里使用，并被德国的《社会学事典》收录，主要是指音乐领域的现象。3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为现代音乐的方向之一奠定基础的作曲家中，匈牙利人佐尔坦·考达伊（Zoltan Kodaly, 1882—1967）和柏拉·巴尔特库（Bela Bartok, 1881—1945）两位曾采录并灵活地运用民间音乐，从而摸索出现代音乐的一个新方向。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本身今天已经成为古典，但他们的方法，亦即特意活用民间音乐以表现现代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的此种姿态，便被叫作“民俗主义”。该词在民俗学中的使用，也基本上据此而来。因此，作为民俗学概念的民俗主义，在内容上并非是那么全新的。不过，和发生在音乐中的现象相同的机制几乎在所有现象中均有所发现，其作为席卷世界的巨大动态得到强调，正是民俗主义最大的特色。也因此，它对世界各国均带来刺激。促成此种刺激的正是汉斯·莫泽。他生于1903年，1990年以87岁高龄去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重建德国民俗学竭尽全力，作为德国民俗学界的长老，他以“名誉会员”的身份广受尊敬。汉斯·莫泽并非花哨的理论家，他是一位地道的采录者，经常是通过对特定地域的文书资料（相当于日本所谓的“地方·村落文书”的文献史料）进行精细解读，揭示该地域之特定时代的民俗实态，正是他推进了这种研究方法。汉斯·莫泽于1962年首次提倡“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后又在1964年再次论及它 4。
那么，为何今天需要介绍这个概念呢？这是因为在我们思考当今的主题——“现代民俗”时，这个概念不仅在它的原产地德国，而且在当今的日本，均有很多现象可以由它获得说明。
民间习俗和传统节日，可以说原本是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时代背景相关联，并具有特定的意义和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例如在节祭中常见的那样，其原本的意义以“缘起故事”的形式得以传承。就是说，某一节祭在某个时代因为某种机缘，例如：祈愿稻作丰收是作为大家都顺利上缴了“年贡”的纪念而开始举办的；或者某个节祭是因为抚慰战死的武士们的亡灵而开始举办的；或者某神社的“神事”相传是为了镇止某种疫病的流行而开始的；等等。其中既有归因于某一偶然事件的情形，也有即便是基于某一偶然事件，其实也是和自然、风土以及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等有着基本的关联。在日本几乎所有地方均有传承的多种多样的稻作仪礼，确实是与构成日本产业体系之基础的稻作相结合而得以进行，若从这一观点来看，它们可以说都具有代表性。也有和自然环境相对应的。“送虫行事”具有祈愿驱逐害虫的意义；给地藏菩萨披挂上红色的兜肚，据说具有“驱逐疱疮”之类民间疗法的意义（有多种解释，似乎一时难有定论）。
然而，当今发生的事态和上述这些节祭相互对应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结构或者消灭，或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江户时代的身份制度早已消亡，即便明治时代，到今天也早已成为历史。自然条件也发生巨变。洪水和疫病的危险性，已经因为治水和灌溉系统的建设被极大地消除了，而曾经肆虐泛滥的若干疾病，也由于医学的发达和医疗制度的健全而几乎被彻底控制。当然，它们为截至目前未曾有过的巨大风险取而代之，我们对有可能发生的事实并不能熟视无睹，例如：虽然洪水和虫害解决了，但新建的原子能发电厂、森林破坏之类的事态正在发生着；结核病和天花等传染病解决了，新近又相继爆发了水俣病和艾滋病。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传统的民俗学课题而言，可以说在其涉猎之外。关于这类课题与民俗学的关系拟另找机会讨论，在此从略。
总之，对于疱疮，亦即天花之类，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从地球上消灭了，这固然是大好事，但问题是尽管如此，具有“驱逐疱疮”之意义的民俗节祭至今仍在持续举办。稻作仪礼也大体一样，目前是由一些并不经营农业的人们，在保护和传承着曾经作为稻作仪礼的传统节祭。
所谓祭祀或节祭，一般来说是具有一定规范的行为，亦即带有某种程度之完整性的体系，所以，即便社会背景和自然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其形式性地持续存在并非不可思议。事实是尽管有了背景的变化，它们也确实存续着。就此而言，原先旨在占卜稻作丰歉的节祭至今仍在举行；虽然已经不再担心疫病流行，但那些本义是为了驱逐疾病的节祭本身仍照例举办。这类情形并非奇异之事。
在这些场合下，这些节祭的意义可以说有了相当的不同。最起码传承这些节祭的人们，彼此之间并不拥有共同的祖先，他们也不必以极其认真的表情来关心作物丰歉的结果，不用因恐惧疫病的流行而摆出防备的样子。
实际上，即便是在过去，民俗节祭是否真的经常和生命及生活的沉浮形成了那种对应契合的紧迫意识，实在是大有疑问。以前举办这类节祭，其中总有一些游戏因素，节祭的实际效果另当别论，总还是应该看到那些用以“表演”的假面，在这个意义上，民俗节祭和原始人或野蛮民族之间对于狩猎及疾病等的占卜，有根本不同，可以说它内含着扮演的要素。
为了很好地说明上述民俗现象的背景变化，以及尽管如此它们却依然在现代社会得以存续，甚或还有各种显著动向的情形，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就被提倡出来。在讨论它之前，我们还应该稍微提及相关的经过。
在德语圈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俗学之所以获得显著发展，有两个推动力。一个主要是在德国，通过对民俗学在20世纪前半期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纳粹主义进行反省，致力于回归学术客观性的各种努力；另一个便是将和过去相比发生很大变化的现代社会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时，需要展开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探索。这两者之间密切互动，不计那些细微动态，我们在此想要关注的是奥地利民俗学家莱奥庖德·施密特（Leopold Schmidt）的观点，他在战后的民俗学中曾经有过重要影响。
莱奥庖德·施密特是战后德国民俗学第一代民俗学家的代表，也是为民俗学这一专业的重建创造了基础的人物。他致力于梳理历来执着于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民俗学，致力于重建排除一切特殊倾向，而以单纯和简洁的事实作为出发点的民俗学。施密特在1947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民俗学是研究“传承性秩序中人们生活方式的学问” 5。此后，他的这个定义引起各种讨论，在此，我们应该关注他对“传承性秩序”给出的解说。
根据施密特的说法，传承性秩序的本质特点在于它是在无意识间被传承的。他曾经列举的例子，例如，欧洲人和人打招呼时是伸出右手去和对方握手，这个动作并非是人就会地自然进行，就是说，地球上有很多地域没有握手这一致意对方的形态。由此可知，伸出右手并非是具有生物学根据的反应，同时，它也不是能够还原为特定个人的意图性行为，而是多数人们在共同体生活当中自然进行的，因此，它是与特定文化乃至文化圈相结合的传承性行为。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握手时伸出右手的人，即便是拥有必须和对方打招呼的意识而伸出右手，他一般也不会意识到这就是传承，就是说，行为的传承性意义是无意识的，此类无意识行为同时又是特定文化圈的特征。施密特努力说明，对于无数的此类事实，调查它们各自的分布、功能和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施密特的这种想法和当时德国民俗学的重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该从多个方面去分析，但今天，我们只是要指出，施密特的说明是试图将民俗学的课题置于尽可能单纯的基础之上，亦即民俗学是“研究传承性秩序的学问”，所谓的“传承性秩序”，就是“人们重复进行并承上传下的无意识行为”。
施密特的见解，将促使民俗学得以成立的基本观念以最为简单的形态提示出来，这对扫除长期以来纠缠于德国民俗研究的意识形态和偏执发挥了很大影响。这个定义还包含着将民俗学从限定于追踪过去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方向性。不过，施密特的定义虽然得到旨在克服当时学术界状况而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的支持，但随着那种背景状况之深刻程度的稀薄化，该定义过于单纯的局限也显现了出来。就是说，被民俗学视为研究对象的世界，终究难以被如此简单的观点所概括，这一点反倒因为施密特的定义而更加突显了。今天看来，施密特的观点总体上并没有大错，但他的定义过于狭窄了。
针对施密特的说法，从正面提出质疑的是当今德国民俗学的代表性人物，亦即广为人知的赫尔曼·鲍辛格。在鲍辛格的学说出现之前，也有若干先行的人物，但没有提出独特的体系，并从中提倡和施密特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学术原理。鲍辛格的理论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我们聚焦当前的问题以介绍鲍辛格的学说。
鲍辛格曾经在他的代表作《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1961）一书6中指出：民俗与传承文化果真如施密特所说是“在无意识之中得以传承”的吗？事实并非如此。他指出，特别是民俗当中那些具有较强例行活动属性的节祭和仪式等，截至目前一直都是民俗学喜欢研究的对象，它们不仅不是无意识地被传承，甚至也不是有意识地——依照施密特提出的条件，亦即每一次均和具体机缘相联系的意识——被传承，而是经常伴随着甚至可以说就是民俗学自身那样的意识。传承和继承这些节祭和行事的人们，正是因为自觉到其作为传统文化的意义，而试图将它们从衰亡中抢救出来。
鲍辛格不仅提到节祭之类行事，还提到在保存方言运动中也有类似动机，并试图从现代人特有的历史意识这一角度对其解释。为了归纳此类现象，他还提出了若干新术语。例如，“内部趣味”（或曰：“国内情调”），他指出，民俗事象之所以能够打动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灵，是因为其与陌生土地上那些珍稀物品或事象具有的魅力，亦即情趣（exoticism）之间有相通之处。甚至还有“民俗事象的‘海森堡’效果”之类令人惊讶的说法。
鲍辛格这一比喻令人意外，却又非常机敏（这取决于如何理解，似乎也有些难懂）。他经常巧妙地将社会状况及思想界的课题与话题引进自己的说明，在这一比喻用语中，也能体现出他的这一特点。这里的“海森堡”，是指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他因提倡不确定性原理而广为人知。他的理论原本是有关电子位置和运动量之测量值的量子力学的固有法则，但后来，某些事物或现象作为对象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对象和观察者乃至行为者的相互关系所左右的观点越来越一般化，于是，它就和“海森堡”的名字一起，逐渐在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诸领域普及开来。将此类流行的见解引进民俗学领域，就产生了“民俗事象的‘海森堡’效果”之类表述。
这种见解，其实并非始于鲍辛格。例如，20世纪50年代快结束时，埃伦斯特·陶皮秋 7就曾经提出，有很多民俗事象，成为其传承者的人们都具有曾经在什么地方和学者的学说有过接触的经验，或者曾经以学校教育及大众媒体的信息作为判断的标准，不仅如此，他们中不少人还阅读民俗学的书籍读物，具备了和民俗学家同样的眼光，他们还经常会把这些知识反映在自己的传承性行为当中，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必须要将“民俗学的理论反向流布于民俗的传承者”这一因素考虑进来，再去把握民俗的实态。
这一类观点自有其源流，特别是将鲍辛格的理论作为直接的基础而得以提倡的“民俗主义”概念。就其理论属性而言，鲍辛格的考察是试图整体把握现代社会之传统民俗的变化法则，但也有人只是抽出部分现象详加探讨，另外，其作为理论并非没有过于单纯的定式化的情形。但正是由于单纯化，当其被提倡时，就容易逐渐得到强化。
汉斯·莫泽提倡“民俗主义”的论文有前述1962年和1964年的两篇，后者被我翻译成日语，这里引用其开篇的一段话作为参考：
在慕尼黑，人们讲述着一个有关一位著名学者的笑话。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次，他去巴伐利亚高原连接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地方，参加在那里举办的节日活动。他事先通过文献已经知道该节日的情况，或许还在上课时列举过它作为例子，但他还想通过亲身的见闻确认一下：这个节日在当地是如何被认识的，它因何而举办，有多久的历史；等等。他想直接向当地人询问，正好身旁就有一位白须老者，像是典型的当地居民，于是，就向他请教。这位学者精通当地方言，他自然流畅地提问，并没有期待老者会有什么特别的，或能够给他以启发的回答。他预想到的回答无非是“是啊，这是自古就有的节日呢”，或者“在这一带，从前就一直有这个节日啊，我爷爷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之类。对这个节日，似乎谁也没有什么疑问，一切都理所当然，他预料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回答。但这位看起来耿直的老者却与众不同，他先是以调查似的目光审视着这位向他提出浅显问题的外来人，然后，以知情人特有的深思熟虑的表情，说了一句最近已经成为惯用语的话：“这个嘛，算是一种民俗学的性质吧”。
莫泽在其论文的开篇写下这段趣闻，可以看作片段地反映现代社会里民俗节祭之状况的一种比喻。若是对老者的用语稍做解说，他最后使用的词是folkloristisch，这是一个形容词。这个词并不常用，但可看作是folklore的形容词化之一；同时，它也可以是从folklore派生出的抽象词汇“民俗主义”的形容词化。因此，老者的话也可翻译成“这个嘛，算是一种民俗学吧”。8看起来像是当地老者的人，当被问到民俗节日的意义时，却回答说“它是民俗学的”，进一步或许还会说“它是民俗文化遗产”之类。对于把老者想象为朴素地守护着旧习的存在，认为他们中持续地保留着自古以来的本义或观念之类的学者而言，这的确是令人意外的一幕场景。未曾想当地老者（实际上、理所当然地）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
莫泽在提到这则趣闻之后，开始列举民俗主义的各种现象，并分析了民俗节祭开始以具有民俗主义属性的方式得以举办的这一趋势的历史。说起民俗主义，其内容也有各种各样的阶段性，既有将某种民俗物象作为文化遗产予以有意识保存的情形，也有经常可以从商品橱窗里见到的那样，将最新的高级时装（haute couture）和古民具相互组合在一起的情形。
此后，鲍辛格曾于1969年举出另一个用以说明民俗主义的例子，它在当时（或者今天仍然）很有刺激性。据说鲍辛格在思考如何说明民俗主义的方法时，恰好电视里正在播放比利时的游行画面：“在革新派政党的游行队伍最前面，走着一群身穿民俗服装的女性，它被用来表示共产党是珍视传统文化的政党，这也是一种民俗主义”。
以上我们围绕民俗主义的概念，介绍了德国的民俗研究者们所列举的一部分事例。不用说，并非仅在德国或欧洲是如此。
莫泽在其提倡民俗主义的论文里，曾对民俗主义的概念下了一个自己的定义：民俗主义即“二手民俗”，亦即由并非当事人的他者予以继承和演出的民俗文化。提到“二手”，相当于日本人所说的“旧货”，亦即“中古品”。但在这里，不妨理解为并非是在其原本的意义上，而是在其次要的意义上得以展开，就是说民俗文化不是在其原本的意义上，而是在现代社会的状况中具有了另外的新意义，也因此，它才得以传承下来并被不断地演出。
“演出”这一用语或许也可以说具有相当的挑衅性。民俗节日在当今，恰如戏剧上演一般，先是被策划，接着盘算其效果，然后才在看客面前呈现出来，它就是以这种形式得以存续。不过，说起演出的属性，据我们所见，凡是节祭属性较强的民俗，可以说多少都有那么一点这样的本质，借用眼下常常听到的用语来说，它们大都带有一些“项目活动”（event）的属性。
就人们对民俗的一般印象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具有挑战性的说法。令人惊异的是，莫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民俗采访者类型的研究者，而且是以高龄去世的那个时代的人，但他能够有如此敏锐的发现，确实是在多年的调查活动中实际感受到的。他多次指出：越是接触到民俗的实际，就越能明白几乎没有民俗纯粹地是以它原本的意义得以存续，在现代社会它总是在特定的关系中带上了其他意义。
在这里，内含着促使我们去思考和日本的民俗学之异同的相关问题。在日本，民俗的实态大概被认为和德国的情形不会有多大不同，但在日本，不仅和莫泽同辈的学者们，就连远比他年轻许多的研究者们，几乎没有从如此角度去观察民俗事象的，或许不能说完全没有看见，但确实没有发展到正视它，并将它视为问题的阶段。
关于“民俗主义”，还有另一个定义，亦即1969年由鲍辛格给出的定义。原本由莫泽率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受到鲍辛格的理论所启发的地方，此后，两人的合作关系广为人知。1969年，鲍辛格担任当时的德国民俗学会机关刊物的编辑负责人，曾就“民俗主义”的实态，向各国邮寄过调查问卷，不久，关于此次问卷调查的文章和来自各国的回复，在机关刊物《德国民俗学》上发表。民俗主义这一用语之所以为世界各国所知晓，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鲍辛格的此次策划。在这次问卷调查中，鲍辛格认为莫泽的定义还不够严密，包含着含蓄的表现，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民俗主义是指某些民俗性的文化事象，“在其原本扎根的场所之外具有了新的功能，并且是为了新的目的而展开”的情形。这个定义和莫泽定义所内涵的意义并没有本质性的不同，但它却可以说是更加就事论事乃至于更为客观的表述。
在我们周围，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可被视为民俗主义的现象确实是随处可见。事实上，我是因为考虑到在思考我们身边世界的状况时，民俗主义乃是具有高度有效性的视点，才想要介绍它。特别是以民俗学为专业的各位，大家静听至此，当已明白了要点，但在此，请允许我再做画蛇添足式的几点补充。
在日本，在作为传承性文化事象的民俗中，尤其是很多节日行事和具有艺能属性的部分，已经不是在它原本的意义上原封不动地传承至今了，这一点仅就承担此类工作的“保存会”占据了压倒多数的例证来看，便明白无误。国家和地方自治体也经常有指定民俗文化遗产的任务，民俗学属性的博物馆和资料馆的设立，很久以前就曾经成为一时的热潮。此外，在商店和高级百货店，充斥着汲取了民俗性要素的商品。另外还有试图保护方言的运动和活用方言的电视剧制作，进而还有使用当地方言的地方电视台节目，不仅如此，使用特定方言却面向全国播出的节目，也时不时能够大受欢迎。“故乡祭”从很早以前就已广受欢迎，以此种趋势为契机，政府也正在推动“故乡创生”的政策项目。到了总选举时，政党领袖为祈愿选战的胜利而手持捣制年糕之杵的照片，被刊登在报纸和周刊杂志上。另外，为了观光开发和街镇振兴、村落振兴而利用民俗文化的情形，更是随处可见。所有这些现象，可以说均能够从我们今天的话题亦即民俗主义的概念来予以理解。
有一些“项目活动”式的大规模行事，其中就有浓厚的民俗主义色彩，而且，它们是将现代文化的各种各样的要素和场景浓缩在一起的现象。它们虽是一般的现象，却并不那么容易得到解析。如果想要把握它们的本质，仅有民俗主义这一和现象密切相关的概念装置，可以预想它似乎难以接近其核心。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列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最近在东三河地方有个得到很高评价的节日——新城市举办的“奥三河艺能祭” 9。该活动去年是以“鬼”为主题，就什么是“鬼”，邀请诗人和学者前来讲演，同时还策划把凡是有“鬼”出没的各个地方的民俗艺能汇聚一堂，搬上舞台演出，最后，计划使用大鼓将舞台创作活动推向高潮。
显而易见，这是将以前的民俗艺能从其原先的场所切割开来，然后，使之在今天的状况下以能够被接受的形态予以组合，所以具有“项目活动”的属性。我们注意到它已经不是“从前”意义上的“民俗”或“传统文化”本身，并不是以从过去继承而来的形态原封不动地进入我们的眼帘，而是被注意到、被作为对象、被呈现出来。创造出这一系列现象的动机，潜在于现时的环境之中，就此而论，例如，下列场景究竟具有哪些意义呢？
终于进入到民俗艺能实际演出的环节了，首先登场的是在秋田县男鹿半岛的民俗中非常有名的“群鬼行事”（なまはげ，NAMAHAGE） 10。其时，早已在照片和电视节目中为人们熟悉的“群鬼”跃上舞台，其形象是稻草做成的乱发、硕大的假面、手持砍刀；它们在观众中间一边挥舞着砍柴刀，一边高喊：“懒人在哪儿？爱哭的小孩在哪儿？”所到之处，引起一阵阵尖叫、娇声和爆笑。或许这也是一种服务的精神，很可能这已经是“群鬼”出差演出时固定化了的出场模式。
接着，便是来自本地的节目——丰桥市神明神社的“鬼祭”。其时，有著名的民俗艺能研究家在旁边，对“鬼”的姿态动作逐一给予解说，指出它们本来的意义如何，等等。
对这一类现象，既可予以积极评价，也能从反面予以评说。其正面意义在于汲取了传统性文化要素于其内的新的市民节日，有助于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故乡的过去，也有助于在今天创造出人们相互之间新的关系。若是从消极方面来看，这类活动或行事已经失去了以前民俗信仰曾经和传统艺能一体化时那种严肃、认真的气氛，其原先的意义受到了贬损。说起来，就像是对传承性民俗和传承艺能的模仿。但面对此种严厉的批评，也可以随即反驳：某种程度的随机应变不也正是民俗在本质上所内涵的要素吗？总之，正面也罢，反面也罢，其意义和功能都是多重性的。通过它们，看客和参加者们或者获得某种满足，或者感到浅薄无趣。当今的民俗学，特别亟需的正是如何才能将过去的民俗在现代社会中的此种状态，予以整体性解释和说明的理论或概念。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此类“项目活动”中，民俗学家所发挥的作用问题。一言以蔽之，大概就是对传统民俗与民俗节日等，解说其原本的意义和脉络吧。的确，此类活动的顺序和民俗艺能中各种姿势、动作的意义，有很多都是若不听解说就很难明白的。
但在很多场景下，传统民俗和民俗艺能在今天仍得以展开的根据和理由，和此类学者解说给我们的意义，显然不是一回事。就是说，在市政府内部及其周围被策划出来，获得预算，制作广告招贴画，贩卖门票，以及即时在现场设置本地土特产品的销售点等，此种“项目活动”之整体性的意义，与主办方邀请来的学者为了回应人们的期待致力于解说的民俗行事和民俗艺能的“本义”，当然是完全不相重合的。
前面提到汲取了民俗要素的“项目活动”，时不时会让人感到浅显无趣，究其原因之一，似乎与民俗学家参与进来的方式不无关系。这类“项目活动”是在现代的汪洋中设定了偏僻村落的存在，当其整体策划成功地将我们从日常生活周期中分离之际，换言之，当它成为新的艺术和艺能之际，我们便能够与它产生共鸣。之所以我们有时会感到浅显无趣，是因为尚未达到分离状态，处于今天的我们却被解说起过去的稻作仪礼，或修验者们曾经主张的彼岸观念之类。实际上，在“项目活动”中，往往内涵着因为振兴地方的目标而需要把人们聚合起来的创意，其思路脉络一般都是：比起活用民俗要素，只要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摇滚或流行音乐的演奏会等均未尝不可。在此种情形下，正如硬贴上去一般，好像从前的民俗性观念现在仍在大伙儿头脑里存在似的解说，听起来很难使人愉快。一般而言，和项目活动相切割，演艺方面委托给各方面专家的策划，比起强调重新认识传统的民俗学属性的策划，更有可能成功的理由正在于此。参加之后再去回味，感到好的应该是这一类活动。
无论如何，不能很好地处理项目活动的整体性意义及其被解说出来的本义之间的差异甚或背离，正是活用民俗性要素的这一类策划常见的缺陷。反言之，如果这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过去的民俗和艺能当然是可以使现代社会更加丰富的要素。
去年在奥三河举办的复活“白山行事”，可以说是野心勃勃的策划 11，从民俗主义的观点看，也颇为意味深长。与此同时，其在现代社会里特有的文脉也表面化了，虽然有记录说这一活动在一百几十年前曾经举行过，但细节不详的修验道系统的民俗行事，是参考了同为修验道体系而至今仍有传承的“花祭”才得以复原的。这当然不是为了说明其民俗行事所内含的本义一定是必然如此的复原，迈向此类复原的动力，无论在哪里均应被视为是现代社会的齿轮咬合所致。
和现代的民俗行事无法切割开来的大众媒体的全面出动，也是该策划在当今较为典型的一个方面。对此，主办方在会场曾有所说明，实际上，再现旧时行事这一提议最早是由NHK提出的。理由是“有‘花祭’这么好的财富，必须好好利用”之类；NHK用于说服当地人的理由，同时也是当地接受这一创意时的反应。这大概也是当今社会人们对民俗文化遗产的一般性见解。于是，专门研究花祭的民俗学家参与了复原，遂将自己有关花祭的观点，亦即“拟死再生”（祈愿灵魂再生复活）的理念再现于“白山行事”的复原当中。
在活动的露天会场，来了不少研究节祭的专家和民俗摄影家，大家摩拳擦掌，想要拍一些好照片，但最后，摄影的核心工作被委托给了电视台，“正规的摄影，就拜托NHK了”，广播里直接就这么说。
对于此类活动的评价，很难说它是成功抑或失败。由于是来自大众媒体的创意，自然会有人感到总是有异质性要素的混入。但这也难以简单地一口断定。即便创意者是当地的实行委员会，其意识大概在不少地方也和电视台的没有本质不同。
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例如：电视台在播放相关节目时，如果说这是当地自发兴办的节祭，就与事实不符；同样，民俗学家如果认为或主张说，“拟死再生”观念至今仍在当地生生不息地传承着，那也是错误的。因为在这里，所谓节祭的本义，只是为了说明过去的事实而由人想出来的一个学说而已。与其说从当今一般人的倾向来推测，倒不如说试图振兴地方的想法在这一行事的复原当中是更为占据优势的要素。
作为传承文化的民俗，其在生活中自然传承的形态，自很久以前就已经进入到了衰微的过程。但有时已经湮灭的某种民俗又令人意外地再次具有引起人们关注的魅力，这在当今是应予关注的事实。而且，各方面的人士也往往察觉或意识到了此类事实。
引起人们兴趣的材料，当然并不限于作为传统文化的民俗。就连以传承之民俗为对象的民俗学，也被卷入到“项目活动”的潮流当中。始于几年前的“柳田国男因缘峰会”12，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峰会（summit）一词，原本是指1975年从法国朗布依埃（Rambouillet）开始的“发达国家首脑峰会”，此后，“某某峰会”便开始流行起来。曾经和柳田国男的一生及其学问有过一定因缘关系的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们，联合举行此种“峰会”。其实，此类创意现在我们可以在各地经常碰到。具有相同地名的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协作，和某位历史人物有过因缘的各个地方联合举行某种活动等。例如，主张“木曾义仲并非山猿，而是出色的武将”，试图为其恢复名誉，相互间有着因缘关系的市町村举行会议，或者还有“明智光秀峰会”之类的策划等。
所谓的“柳田国男因缘峰会”，并不是与某些传承民俗本身有所接触的人们的聚会，它更为强烈的属性倒是相关的地方政府彼此之间的交流。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因此聚在一起的意识，和以实际传承的民俗为借口举办活动时聚集起来的人们的意识，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相反，即便是在实际的传承母体举办的场景下，究竟该去拨动人们的哪根心弦，确实是很微妙的问题。
在认识到传承性文化这一共同点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期待和想法，它们又分别与各自的立场和条件相互结合。这里包括本地居民、大众媒体、外来的参加者，再进一步，还有现代社会这一更大的共同性环境的存在。要将如此复杂的要素予以拼合并予以展开，正是当今民俗行事的特点。对其整体该如何去解析和揭示呢？我觉得，比起在民俗行事当中解说其行事原本的意义，这应当是今天日本的民俗研究者们更被期待的课题。在此，民俗主义这一概念若能成为有用的线索，则会令我感到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