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清时代山西泉域社会的水资源环境

一、明清山西水环境总体特征

明清以来的山西水资源，无论在类型、数量和总量上来看，均较历史时期有极大的减少，生态环境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点已经为多数前辈学者所证实97，不再赘述。然而，明清时期山西甚至包括华北地区在内的水环境总体特征，未必就是一些研究者所运用的“恶化”、“极度缺乏”等词语所描述的那样98。与历史时期相比，明清时期山西广大农村社区更为常见的是县与县、渠与渠、村与村之间为争水而不断发生的水案，数量骤增。水案的频发和绝对数量的不断攀升固然与水资源的短缺存在内在关联，但是分水技术、水利组织管理制度、土地占有方式以及村社宗族等因素导致的水资源无法合理有效配置可能是导致水案发生的直接因素。退一步而言，水案的频繁发生至少表明当时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水资源可以争夺。如果河水断流，泉水枯竭，湖泊湮废，那就根本不可能谈及对水资源的利用，更毋庸论及争水了。

换个角度言之，明清时期山西的水资源状况与现在相比，仍然要优越许多。山西省境内最大的汾河，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有通航能力。处于晋南地区的绛州，明清时期就有“北代南绛”之称，工商业相当发达。来自晋东南地区制铁基地阳城、晋城和荫城的铁货就是经陆路运送至该地后装船，通过水路输送至陕西关中等地进行交易的。汾河自山西中部地区一路南下，在汾河谷地两岸自古就有引水灌溉的传统。直至清末光绪年间，尽管汾河水文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来水量减少且沙化严重，但是“八大冬堰”灌溉晋中盆地四十余万亩良田的状况表明直至清末引汾灌溉仍然是山西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地方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常常对此视而不见，一味从气候干旱、森林植被破坏的角度来强调明清以来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将问题绝对化、夸大化。似乎明清时代的山西甚至华北的水资源已经严重匮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水稻种植、水磨加工业不得不面临衰退的命运，这与实际情形并不相符。

据调查，直至20世纪60年代，汾河水量依然很大，沿岸有渔民专靠捕鱼为生。汾河两岸的水稻种植也保持着较大规模。大槐树移民的故乡洪洞县，有“水包座子莲花城”之誉，表达的就是洪洞县历史上所具有的田园风光。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故乡阳城的获泽河（沁河的支流之一）仍然有河水四季长流，孩提时在河畔嬉戏、洗澡的那派和谐与情趣至今犹历历在目，河水断流也只是最近短短二十余年间才出现的。据地方水利人士介绍：河水断流是由于打深井、挖煤窑，乱采乱挖导致水源补给破坏所致。20世纪60年代创作并广为传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汾河水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恐怕也并非溢美夸大之词，而是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99。这些回忆和歌曲使我们很难想象明清时代山西的水资源环境究竟会恶化到何种地步？笔者以为：尽管明清时期山西水资源不如历史时期丰富100，但是各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仍能够维持起码的平衡。民国年间汾河沿线诸县的引汾灌溉仍相当普遍，并未因水量的减少及泥沙化现象就不再发展水利。不同的只是发展水利所消耗的社会成本较以往更高，对水利技术、水利管理的要求也提高了而已。这种生态环境与现在相比仍是非常良好的。

事实上，明清两代山西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已达到封建时代最全面、最发达的程度，境内主要河流及其泉水资源普遍得到程度不同的开发利用。据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统计，明代山西共兴修水利工程97项，清代156项，共计253项；而毗邻的陕西省明代只有48项，清代38项，共计86项；河南省明代为24项，清代84项，合计108项。两省总和较山西一省仍有差距。

引泉灌溉是明清时期山西另一种重要的水利形态。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山西卷中有“山西泉水之盛，可与福建相伯仲”之语，足见山西泉水数量之多之盛。明末著名地理学者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记述了山西境内191处泉水，其中约62处泉水有“溉田之利”。境内太原晋祠泉、兰村泉、介休洪山泉、洪洞霍泉、临汾龙祠泉、翼城滦池泉、新绛鼓堆泉、曲沃沸泉等泉域的水资源利用史均很古老，大多在唐宋以前（有些更早）就得到了开发利用，在地方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功能。但凡有大泉出露并引以灌溉的地区，向来冠有“米粮川”、“小江南”之类称谓。明清两代，山西引泉灌溉全面兴起。据统计，至同治年间，当时有引泉灌溉之利的县达52个，超过全省总县数的一半。从引泉的地域分布上看，已大大超越了汾河中下游地区，而是遍及全省许多州县。泉水是各种水源中流量最稳定的，受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小的。1965年山西全省大旱期间，曾有专家测量过179处泉流，总流量还有101立方米每秒，占当时全省地表总清水流量的一半，折合年径流总量31.85亿立方米。在179处泉水中，流量大于0.1立方米每秒的泉水总共52处，总流量为84.95立方米每秒，而其中流量大于１立方米每秒的泉水则有19处，总流量为74立方米每秒。101

遗憾的是，这些曾经在山西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著名泉眼，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随着工农业发展对水需求量的极度膨胀，煤矿排水、大量凿井等对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一些岩溶大泉相继出现干涸的局面。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兰村泉已于20世纪80年代干涸；晋祠泉也于1993年干涸；介休洪山泉出水量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2—3立方米每秒减少到现在不到0.1立方米每秒，而且有干涸的趋势；翼城滦池灌区，也面临同样的命运，2002年笔者在该地实地调研时，看到古池依旧，泉水全无，在深达十余米的池底置放水泵抽水灌溉。据了解，这种情形也是近十来年才出现的。如何实现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已成为当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综上所述，尽管明清时期山西水资源状况较唐宋时期可能已有所下降，但这种变化只是一种量的积累，远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山西对水的利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处于帝制晚期的明清时代，在传统农业经济框架内，无论技术水平还是管理水平都达到了封建时代农业生产力条件下的最高峰。因此，在电力时代尚未到来之际，作为最能代表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水磨业的发展在山西并未像论者所言的那样已经彻底衰退，相反，但凡有水力条件的地方，水磨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