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自沈从文的作品问世后，对沈从文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将沈从文界定为一位“乡土作家”。1此后，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巴人、苏雪林、刘西渭、贺玉波、凡容、李同愈、林默涵等人从不同领域、角度和层面对沈从文进行过研究。这其中，除了苏雪林和刘西渭对沈从文评价颇高外，其他同时代的批评家对其批判的声音居多，其中羼杂着政治、党派和阶级等之类的因素，缺乏客观公允，对沈从文贬多扬少。对于自己创作的际遇，沈从文似有自知之明，他这样回忆道：“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220世纪90年代以后，沈从文研究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于沈从文精神资源的探究也呈现出超越简单化的政治阐释局限的态势，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然而，就沈从文的民族国家想象实践而论，很多研究者意识到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开启民族国家想象的主体塑造工程，体现了其独特的现代性价值。这与现代中国艰难的现代危机及弃旧纳新的转型背景密切相关。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在对中国社会强烈的劣败感受中，一些思想先觉者开始探求走出当时困境的未来之路。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实践也随之开启。围绕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展开的思考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清醒的国家意识，为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野和思维背景。民族国家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自我与世界秩序的想象，构筑了中国新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是我们考察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维度。

应该说，国内外学者对沈从文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缺憾，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探究。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其一，意识到沈从文中国想象的“反现代性”特征，但对于沈从文重建民族人格、改造社会以及向未来凝眸等重要观念缺乏全面而深刻的梳理和确认。沈从文的中国想象有效地整合了“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内涵，关注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生活“横截面”的丰沛内容及民族心灵纵向演进的轨迹。这其中既有恢宏的历史政治事件，又有世俗的人生百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国人的精神气度、生存状态渗透于微观和宏观的视域中予以观照，呈现出国人共有的民族文化心理、民族心灵创伤以及民族精神。这其中，《边城》等乡土抒情小说和《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呈现出关于“乡土中国”的不同形态。与前者更多地呈示诗意的乡土中国形象不同，后者似乎有意避开这种抽象抒情的笔调，更多地呈现出现实湘西的样貌，即凌宇所说的“沈从文意识到写作这两本书的责任——向湘西以外的人们报告湘西的实情”3。因而，一面是充满抽象抒情的诗化乡土；另一面则是真实湘西的再现，两者构成一种相互拆解又融通的关系。当然，沈从文散文所呈示的乡土中国也渗透了“抒情幻想成分”。1934年和1938年，沈从文两次回湘西，而后写出的还乡散文显然有作家对于湘西实地考察后的“现实的震撼”，但也浸润了其一贯的抒情氛围。关于这一点，以往的沈从文散文研究中，很多学者虽也提到“抒情”，但基本上都是将其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和风格上的抒情特色，并未紧扣沈从文乡土散文内核，这显然是有缺憾的。不管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所谓的“抒情传统”是否存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抒情”这一观念的含义应该更丰富，绝不是仅仅限于一个文体、文类，它可能包括作者的理想、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以及作者是如何表达这些“意识”的。由此，沈从文的中国想象也必定在一个充满动态的形象结构中穿梭，呈现出立体而多元的乡土抒情的意绪。

其二，认识到了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中西、古今对接等问题，但对于两者之间是如何冲突与互动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思考。沈从文构建中国形象的文学实践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沈从文“乡土中国”形象的审美维度，而对于沈从文开启主体形象建构的“背景”（时机）、“契机”（机制）、“焦虑”（问题）等理论层面的综合还较为薄弱。沈从文的中国想象正是基于中西文化碰撞而产生的，有着民族身份焦虑心理的驱动，他从自身文化血液中找寻本土文化的基因，构建了有别于外国人的“他塑”中国形象，其“自塑”的话语实践是确立中国形象建构主体性的重要保障，有效地扭转了“他塑”中存在的误读、曲解的现象，还原了中国形象该有的本土文化立场和实践路径。与此同时，沈从文的中国想象也丰富了中国作家构建国家形象的内涵，尤其是沈从文诗化中国形象的倾向在催生、引导和凝聚国民精神方面起到了对内文化整合的功能。毋庸置疑，国家形象的主体性与国家形象价值的主体性既有共通性又有差异性。确立了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后，国家形象价值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地得以确立。沈从文“自塑”中国形象有助于消除“他者化”“异质化”的“他塑”实践，避免误入由某种意识形态或中心话语所制导的形象体系之中。

从学理上来看，作家的民族国家想象紧扣“中国”这一核心要素，用文字的表意来呈现现代中国纷繁复杂的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人，现实、历史与文化等要素连接在一起，形构了饱含中国特质的文学形象，而这一形象既是历史的，也是审美的，“它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在真实与虚构的张力关系中展现中国的多样化面貌”4。不言而喻，文学视域中的中国想象离不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缘起、生成与演变，也无法离弃作家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与体验，由此开启的文学实践自然就与其所置身的中国情境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类对风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是文明史的一部分，风景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性的文化和审美的问题。在美国学者米切尔看来，“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subjective identities）通过这个过程形成” 5。这样一来，风景就由一个“名词”转变为“动词”。对于“乡土”这一风景而言，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不仅要带领读者去“看”和“领略”其熟悉的故土，而且还要通过这种沉思性的观看来照见其主体性的发明。前者视觉性的风景表呈和后者主体性的文化建构构成了沈从文对乡土风景发现的主体内容。当然，想要实现对乡土风景的发现，必须要有作为内在于乡土情境的人才能真正感知，同时又要有跳出乡土自足圈子的“外在人”的凝视。即是说，只有兼具“内在人”（insider）和“外在人”（outsider）的双重要素才能对于乡土风景有理性而客观的发现。缺失了前者就无法真正进入乡土，而缺失了后者则无法跳出乡土。从这种意义上说，沈从文“寓居于都市的乡下人”的身份定位是完全符合发现乡土风景的条件的。

对于沈从文而言，“发现”乡土风景意味着祛除他人对于乡土认知的偏狭。这主要表现在：本地人对乡土的漠视与不关心，外面人对乡土“异托邦”式的误读6。沈从文两次“返乡”经历为其乡土风景的发现提供了条件。在沈从文的意识之中有一个“原乡”，它支撑着作家用温情的笔调来诗意地怀想，为作家提供不可或缺的文化给养和精神资源。而正因为“生活在别处”，寓居于都市的沈从文不得不以“返归”的姿态去冥想在现实中缺失的家园，这样一来，“还乡”书写也就成为沈从文重构理想精神家园的具体表征。在沈从文这里，“还乡”有两层含义：一是记忆深处的乡土情结，通过回忆性的表述来慰藉作家的思乡、恋乡之情。二是身体力行地从城市返归乡村，通过自己的见闻来与自己记忆中的乡村比照。可以说，沈从文建构和发明的这种精神原乡是一个与现实生活相异的文化板块，“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与参照是沈从文还乡书写必不可少的叙事结构。对此，王德威指出隐藏于沈从文内心深处的乡土冲动：“沈从文的重游故地，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文本的，必将暴露其想象的根源。”7在回忆与现实两条线索的交互网络中，我们能发现沈从文或因身份、地位、阅历的变化或因时代变动等因素而造成的还乡心态、还乡视角的变化，而这变化的河床之下，潜隐的是沈从文对城市的态度的变化，是“乡下人”身份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是沈从文城乡对立思维模式的慢慢明晰、成熟和成型，以及沈从文从一个“造梦”的写作者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蜕变。

尽管沈从文将其文学创作视为“梦梦”，但他始终没有离弃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和体悟，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现实生活的刺激，他对于乡土、民族及国人的理解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都无法达至更深层次的体悟。对于这个问题，王晓明就曾敏锐地指出：“当沈从文在北京开始创作时，首先触动他的不是诗情而是一些很世俗的感情。”8对于沈从文而言，城市是其谋生与文学生产之所，但也给这个“乡下人”带来过诸多困扰和反感，换言之，对于“城市文化圈”的厌弃强化了其对于文化原乡中理想的人事的记忆，而这种召唤出来的记忆与现实生活的经验融为一起，生成出可供反应参照的文化系统。在这个“都市文化圈”里，“教授”“绅士”和“大学生”构成了常人钦羡的精英阶层，然而，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却对其“不能引起多少兴味”。恰恰相反，他却对那些看似低贱的乡民多有好感，“到他们身边时，我们谈到的问题，实在就比我到一个学生身边时可谈的更多……若同一个大学教授谈话，他除了说从书本上学来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学来的他那一分感想”9。这种爱憎是沈从文身份观念的反映，也驱使其跳出都市那种严肃的人际圈子及教育环境，转而去怀想“自然”这本人生大书。在他的文章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情感倾向：“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10在这里，社会是一本“大书”，而占据了这本“大书”主体位置的则是观照现实生活的人生姿态。这种来自“童年”的文化记忆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沈从文的思维深处，当他进入都市后，乡下人难以融入社会的自卑感被凸显出来，一种因陌生而显得格格不入的状态占满了沈从文的内心，“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11。在北京生活了几年的他依然无法真正容身于都市文化圈，这种隔绝的状态更多的不是来自他人“推搡”式的驱逐，而更是沈从文自我疏离的结果，其结果也只能是：“在北京文人集会上，他那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止，在文人绅士中令人侧目而视。”12

基于此，沈从文采用一种“‘求孤独’俨若即可得到对现象束缚的解放”13的姿态来调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卑”和“自尊”相互作用，制导着沈从文对于现实世界的判断和思考，他起初对都市的“醋意”般的揶揄其实也内隐着其对于都市向往的本能，而当都市彻底撕裂了他保留理想的最后底线时，他的自卑激发了出于保护自尊的复仇心理。应该说，沈从文的乡土书写所预设的读者并不是乡下人，而是那些都市文化圈里的大学生、教授和知识分子。质言之，是都市生活激活了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在没来到都市之前，他的思维视域囿于乡土生活的经验之中，没有都市他者的烛照是不可能让其真正触发其内隐的乡土意识的。事实上，沈从文并非他所说的“乡巴佬”，而是一个生活在小城里的城镇人，他的家族也是当地较有声望的世家，“那时我家中每年还可收取租谷三百石左右，到秋收时，我便同叔父或其他年长亲戚，往二十里外的乡下去，监视佃夫督促临时雇来的工人割禾”。只不过后来家道中落，这种经历对其体悟乡土和乡下人的命运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现实生活的残酷并未完全剥夺沈从文的童年记忆，幼年心性自然的品格一直影响着沈从文小说的创作。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沈从文的叙述口吻也异样于乡民，他与那些纯粹的乡下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或者可以说，沈从文并不是乡土或乡下人的代言人，他更类似于一个往来于乡土与都市之间的“游走者”。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叙述：“学校有几个乡下来的同学，身体壮大异常，便有人想出好主意，提议要这些乡下人装成马匹，让较小的同学跨到马背上去，同另一匹马上另一员勇将来作战”，“我常常设计把这些人马调度得十分如法，他们服从我的编排，比一匹真马还驯服规矩”。14进入军队当兵后，很长时间的文书身份也让他与那些半军半匪的“大兵”有较大的隔膜，甚至他还觉得自己优于其他人。刚进部队，他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兵士可以自由外出，有的却不可以随便出入，“照我想来则大约系城里人可以外出，乡下人可以外出却不敢外出”。然而作者马上又写道，“我记得我的出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15。沈从文一方面以“乡下人”自居，另一方面在回忆中又“有意无意”地表明自己与一般“乡下人”身份的不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觉疏离于城市文化圈的边缘，身份的认同危机驱使其置于一种焦虑和游离状态，陷入了自卑又自负的情绪旋涡。

正如英国学者西蒙·沙玛所说：“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16从一个带有地域印记的风景出发，可以观照这个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结构。沈从文的乡土书写既有对湘西自然风景的介绍，当然也不止于此，他要借湘西这一乡土风景来全方位地审思乡土中国的文化构成与现代走向。在沈从文这里，乡土风景的发现与民族性的发现具有同构性。沈从文秉持“有意来作乡巴佬”的真实意图来观照都市与乡村，这显然超越了单纯湘西风俗民情的展示，而开启了城乡参照的叙事方式，从民族精神重建的高度来讲述都市与乡村故事。作为一个都市的失意者，沈从文所能做的是用记忆之笔再现家园的温情，然而，“无法回家”的现实蚕食着其“期冀返家”的意绪，而这种眷恋与疏离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了其痛苦的心境。应该说，沈从文最初并不反感都市，抱着“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17的念头，他离开了家来到北京。他原本希望到都市“来寻找理想，读点书”18，然而现实的残酷逐渐吞噬着他朴素的文学理想，他无奈地接受了事实，文学创作成了他谋生的手段。

在外人看来，沈从文笔下的乡土风景具有某种陌生而神秘的意味。因而沈从文要对乡土进行“去魅”，这种“去魅”既是从内而外的凝视风景的过程，也是由外而内地审思自我以及隐藏在乡土风景背后的民族主体的过程。毕竟在乡土风景中表呈着当地人的生存方式、信仰与观念。在沈从文看来，乡土与都市的沦落和汉民族文化的根性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于是，他痛感这样的民族及文化无法真正抗御西方文化的侵蚀，如果不加以疗治，任其发展则后果不堪设想。在湘西时就没有受过正规中学教育的沈从文，到城市后更加觉得自己的卑微，想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地位却也落空，“为了生活不得不把写作作为取得独立的职业，他思想上还是念念不忘做学者”19。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沈从文为什么很少写城市里那些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而反复揶揄教授、绅士、大学生们。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比他好，地位比他高，属于高高在上的绅士阶层，面对这样的群体，沈从文遭受巨大的精神压迫，内心有着难以言表的自卑感。因而，他在文中那种对大学生、教授、绅士等这类人的鄙夷态度只是表面的，其真实心理深层结构是：因向往而被拒绝，所以抗拒；因爱而不得，所以愤慨。

沈从文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分尊敬？”强烈的自尊心从另一面激起沈从文的倔强和执拗，逼迫他不断努力，潜意识中总要和别人“比赛”，有一种超越他人的欲望，要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如此来平衡自卑感。在军队里，沈从文曾花了很多时间“发愤去写细字，一写便是半天”20，他为自己的字深感自得，“我比他们字写得实在好些”，由于这个原因而受到赏识，做了书记员，“因此更努力写字”，每个月的薪水基本都用来买字帖。尤其当他的字为他赢得几句主任的赞美时，他更加勤奋努力，“就因为这类话语，常常可以从主任那瘪瘪口中听到，我于是当着众人业已熄灯上床时，还常常在一盏煤油灯下，很细心地用《曹娥碑》字体誊录一角公文或一份报告”21。“我那时所需要的似乎只是上司方面认识我的长处”。沈从文对自己受到称赞总是念念不忘，后来在沅州，沈从文提到他的一个“有钱，有势”的当地的“大拇指人物”亲戚，“对于我的能力，也异常称赞”22。越是自卑的人越渴望得到认可，沈从文的自卑，使他很看重别人尤其上司、上等人物对他的肯定和赏识。自卑的人最大特点是自我价值感不足，总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足，低人一等，需要别人的称赞和肯定来提升自我价值感。然而，正如斯图亚特所说：“我们当下不应该低估或忽视关于重新发现的本质身份的观念所导致的想象性重新发现行为的重要性。”23为了消减自己作为边缘身份的自卑心理，沈从文有意识地从自己所经验的熟稔的文化基因中找寻可供弥补的有效质素，以此来对抗这种文化的重压。这种“重新发现”自我“本质身份”的过程意味着沈从文要打捞和开掘被都市文化遮蔽的乡土文化传统，要将这种乡土文化传统进行去蔽还原，这显然内合了沈从文关于民族文化重造的话语诉求，并扩充于中华民族整体性构想的宏大主题之中。

在《棉鞋》《松子君》《用A字记录下来的故事》《老实人》《公寓中》《善钟里的生活》《不死日记》《中年》等小说中，沈从文用自叙传的方式书写了“我”在都市中无所归依、精神漂泊的生存境遇。这其中有在都市中卖文生存、朝不保夕生活的真实写照，持守着“一点愚人的真”24以及“心性的不加雕琢的公布”25，作家真实地控诉了病态都市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对知识者“我”的自我剖析则能窥见其深受郁达夫影响的印迹。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中，他声称郁达夫小说“给我们一个机会加以诚实的敬视”26。在上述小说中，作家对“我”颓废的人生样态的展示是郁达夫式的，不掩盖压抑的潜在意识和声音。对此，金介甫指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苦恼计有：性的饥渴、手淫、失眠、结核病、精神疲惫和偏执狂——就是说，郁达夫作品中人物的诸般杂症，除了赌钱、嫖妓、酗酒之外，在沈的作品里几乎照单全收。”27

寓居在都市的沈从文始终不能忘怀自己的故乡，“我从二十岁起，先后转入几个大都市生活。经过整整半个世纪，表面上我仿佛完全变了，事实上却依然活在我顽童时代生活留给我的无比深刻的印象中”28。在沈从文的其他作品中，“还乡”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些多以第一人称抒怀的随笔散文，往往有一个思乡恋土的游子形象：《流光》中的“丧魂失魄似的东荡西荡”的“失了家的我”；《狂人书简》中的“人间摈弃者”；《怯步者笔记·鸡声》中的“空虚寂寞”的“客寓者”。这类怀乡散文遵循着较为相似的思乡抒怀模式：《流光》里由湘西一个亲戚“三表兄”寄来的一封信，让“我惘然想起了过去的事”29；由北京听到鸡声想起乡下的鸡声，“我至少是有了两年以上没有听到过了”；因为夜间听到雨声和雷声，想起消失的岁月，于是“记起小时觉得有趣的端阳将临了”30。这类作品往往以触景生情始，由“现在”联想到“过去”，然后采用古今对照的方式来感叹世事变迁、人事沉浮：“三年前的秋末”，“失了家的我”和三表兄同住“常德一个旅馆中”，那时虽也很穷困，但“那时的心情，比如今要快乐高兴得多了”31。北京的火车汽笛声“若拿来同乡村中午鸡相互唱酬的叫声相比，给人的趣味，可又不相同了……这样的雨，在故乡说来是为划龙舟而落。若在故乡听着，将默默地数着雨点，为一年来老是卧在龙王庙仓房里那几只长而狭的木舟高兴，童心的欢悦，连梦也是甜蜜而舒适！北京没有一条小河，足供五月节龙舟竞赛，所以我觉得北京的端阳寂寞。既没有划龙舟的小河，为划龙舟而落的雨又这样落个不止，我于是又觉得这雨也落得异常寂寞无聊了”32。与现代的境遇相比，沈从文毫无掩饰地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叙述主体多以“在故乡说来” “若在故乡” “且当作故乡”来行文开卷，言外之意，是自己已经不在故乡、不在家了。沈氏的思绪在过去与现在来回穿梭，当下现实景况的落魄沮丧，让其深陷无助的“不在家”的痛苦境地。

沈从文的“不在家”的感受并非是进入城市才有的，早在他离开本乡进入军队后就已经产生。常年的军队生活经历让沈从文目睹了愚蠢、残忍的争夺打杀，六年中眼见了上万无辜百姓被杀头的印象。这种灰暗、残忍、堕落的军队生活和压抑的社会环境，使沈从文恐惧、厌恶、痛恨，在精神上已经与家乡渐行渐远了，“我实在呆不下了，才跑出来！”33于是他一心想离开半军半匪的部队，离开偏僻落后的湘西，想去另一个新鲜、文明、活力的世界寻点理想。然而到了北京后，身体上饥饿难耐，精神上遭受排挤和屈辱，城市生活让他无法适应，城市人对他的轻蔑与刻薄让他隐忍和自卑，这时候沈从文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失了家”的人。“我想，我是永远在大地上独行的一个人，没有家庭，缺少朋友，过去如此，未来还是如此。”34“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好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35在身心都受到极大创伤后，内心长久的压抑、孤独、焦虑，使他急于倾诉和发泄，于是沈从文发现了湘西，思乡恋土的情绪油然而生，本能地有一种“还乡”的冲动。通过对童年趣事的甜蜜回忆，对家庭温馨生活的怀旧，对湘西美好乡村图景或家乡日常生活画面的赞美，唤起“在家”的强烈诉求，这种“在家”感主要体现在沈从文对身份的归属与认同感、自我价值的存在感和优越感。

身份的模糊与尴尬增加了沈从文的“不安全感”“无家感”。所以沈从文在以“乡下人”“乡巴佬”“乡下人气质”定位自己的同时，还塑造和赞美了很多淳朴善良、勇敢可爱的“我那地方的人”与“下等人”，比如纤夫、脚夫、土匪、山民、马夫、染坊工人、木匠、制铁工人等等。在沈从文笔下，他们总是亲切、热情、智慧、勇敢的，让“我”喜欢靠近，我经常“出城到那些大场里去找染坊工人与马夫谈话”36，“我常到修械处，我欢喜那几个小工人，我欢喜他们勇敢而又快乐的工作”37。其实他偏爱和想念的这些人，无非都是“乡下人”的代名词，沈从文所言的“我那地方的人”“下等人”与“乡下人”是多位一体的。而且在作品中，作为当下作家的“我”经常直接跳出记忆叙述进行插话，“就现在说来，我同任何一个下等人就似乎有很多方面的话可谈”38。如此一来，“乡下人”的美好淳朴，被作者无形中放大和凸显。沈从文在“乡下人”身上找到了归属与认同，从而寻找一点支撑下去的自信。

此外，沈从文以自豪和炫耀的口吻叙述自己的家世，并塑造了童年“我”的不凡形象。祖父年纪二十以内“得到满清提督衔”，“二十二岁左右时，便作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又作过贵州总督”，死去时“所留下的一分光荣与一分产业，使他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一个优越的地位”。然后便是引以为傲的父亲，生来就不缺少一个将军的风仪，而对沈从文成长影响更大的母亲，“所见事情很多，所读的书也似乎较爸爸读的稍多”。“我的教育得于母亲的不少，她告我认字，告我认识药名，告我决断。”39沈从文回忆这些时，很明显是为自己的家世深感自豪的。家世在沈从文心灵上刻下的优越感，让他面对城市失衡的心理得到一点满足。沈从文的幼年是在富裕而轻松的家庭环境下度过的，虽然“我”不爱学习、逃课、撒谎、狡猾野蛮、放荡不羁、骂野话，甚至赌博，的确像一个“野孩子”，经常逃学去捉鱼摸虾、游泳打架、偷人家园子里的果子。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分明看出的是一个顽劣、无忧无虑、不爱学习的“小少爷”和“公子”形象。而且作者在追溯当年“我”的时候，凸显了很多“我”的过人之处以及品性的不凡。“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故比较其余小孩，可谓十分幸福。”沈从文在回忆童年中频繁提到“其他小孩”，“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解事”，“只要我不逃学，在学校里我是不至于像其他那些人受处罚的。我从不用心念书，但我从不在应当背诵时节无法对付”40。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无意识地就将自己与“其他小孩”作对比，对比的结果当然是“我”在资质或品性方面比“其他小孩”强，比他们优秀。此外也有从物质条件、身份地位上的对比，比如“家中那时经济情形很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皆好得多”41。在童年的回忆中，沈从文感到得意扬扬，有意无意地凸显自己的不同寻常、“明慧”“聪明”、不同一般的“待遇”、“敏捷同机智”等。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聪明伶俐、勇敢机智、野蛮强悍的童年“我”与当下城市中这个敏感、多情、自卑、软弱、谦逊甚至说话不敢大声的“我”是同一个人。也许正因为作家对当下的“我”的诸多不满，才要以夸张的笔法在童年“我”身上赋予诸多美好品性，以得到心理上的补偿。正如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所论述的，越是自卑的人越是需要优越感的补偿。自卑的原因在于恐惧，恐惧自己的无意义、无价值和被忽视而缺少存在感。沈从文在塑造童年“我”的形象中，会“有选择”（也许是无意识）地将童年“我”的优点、长处进行夸张性的描绘，而尽量将缺点缩小或掩藏，在童年“我”的身上找到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存在感，然而这只是一种虚幻的自信，是自卑的防御而已。

即便沈从文感觉自己难以融入都市的生活，但都市对他的影响让其再也无法真正回到故乡，这显然加剧了其被抛掷于无可皈依境地的痛苦感。小说《雪》将沈从文这种双重疏离的漂泊感真切地书写出来了：“到了这乡下以后，我把一个乡间的美整个的啃住，凡事都能使我在一种陌生情形下惊异，我且能够细细去体会这在我平素想不到的合我兴味的事事物物。从一种朴素的组织中我发现这朴素的美，我才觉得我是虽从乡下生长但已离开的时间太久，在我所有的乡下印象已早融化到那都市印象上面了。”42在城市这一大染缸里淘洗过后的“我”再也回不到故乡，要想再听那些渐渐远去的熟悉的歌声也是一种奢侈：“我们再不能在一个地方听长久不变的歌声，第二次，也不能了！”43应该说，沈从文对“在家感”的诉求，是因为城市对他的拒绝和打击才把目光投注在湘西，暂时性地寻求疗伤和慰藉而已，此时沈从文并没有真正上升到寻找精神“本源”的意识，此时“在家”的诉求并不是他“还乡”的终极实现追求，而是特定时期内心的慰藉需要。因而他早期的一些散文篇章并不太成熟，偏向于内心的个人化表达甚至是乏味的情绪发泄，主观情绪很鲜明，很容易流于浅显琐细，还没有达到很深刻的人生感悟和蕴含。而之后的《从文自传》相对成熟了不少，但我们依旧看出沈从文内心的焦虑不安、急于倾诉的心理状态。这部传记，对沈从文来说意义非常，写作这本传记时正好是沈从文进入城市满十年，《从文自传》是他十年来第一次通过散文这样的形式，真诚地回望故乡和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只用了三周便一气呵成，没有修改就直接印发，是他写的“最流畅的”一部作品，“沈先生说他写东西很少有一气呵成的时候。他的文章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雕出来的’，这本书是一个例外”44。显然，现实生活的刺激让沈从文再一次将创作指向了自己陌生而隔膜的都市，回到了其熟谙的故乡。可想而知，这十年城市生活，内心长久的压抑、苦闷、焦虑和孤独寂寞，对沈从文来说，该是有多么想一吐为快。虽然《从文自传》也涉及湘西历史方面，但它的主旋律还是围绕沈从文个人的，这是他心理情绪排遣的一个出口。况且创作自传时沈从文“当时年龄刚过三十，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45三十岁写自传的作家不多，因为这正是人生、事业、理想正式起步之时，是积极的而非逃避城市，正如学者张新颖所说，沈从文这时写自传，“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46。十年的努力让他在城市渐渐站稳脚跟，更能激发他超越的欲望了。所以这初期的“怀乡” “思乡”正是沈从文对过去的巡礼和告别，他不会真正回到故乡，而此时“他的乡愁，与其说是原原本本的回溯过去，更不如说是以现在为着眼点创造、想象过去”47。因而这个阶段温情脉脉的湘西回忆只是他因当前身心受到创伤而寻求的一个短期的精神庇护所，是“灵魂受伤所诱发的‘怀乡病’”48罢了。

乡土中国是现代知识分子基于中国情境而建构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质的形象，在费孝通看来，乡土中国的“发现”则是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49。即是说，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烛照，乡土中国在前文明阶段还是一个自足的文化系统，其落后、封闭、愚昧的乡土特性根本不会被意识到，这也意味着乡村与都市的对立根本不会形成，两者价值层面的“中心”“边缘”的分立也无从说起，更不用说文明形态的差异了。直至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危机，城乡的这种混杂的状态才被外来他者的闯入而打破。正如冯友兰所说，清末中国的大变局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城里人底资格”，而成为乡下人。这种变局也开启了中国人重新认识城市与乡村的精神历程。50在“乡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错位比照中，文明的对立与冲突日益彰显，也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认知自我与社会的现代性焦虑的重要基点。

“乡土”与“中国”被放置在同一平台上思考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是在文化冲突中处于落后、边缘、弱势的指称，而知识分子将“乡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构思时，也就意味着对其所想象的“中国”的话语努力。如前所述，乡土的发现有赖于现代性知识装置的确立，然而也正是这种现代性知识装置的存在让乡土又被置于遮蔽的状态下。在现代的话语体系中，乡土往往被想象成为落后、蛮荒、萧瑟的“前文明”状态。这种强势的现代话语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乡土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性。

沈从文从不讳言其文学创作的虚构性，他认同唯美派大师王尔德“叙述美而不真之事物，乃艺术之正务”51的观点，主张从抽象与虚幻中构筑自己的文学梦想。在《遥夜》中，他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这一倾向：“一个人单单做梦，做一切的梦。……我是专做梦的人，这也好。”52也正因为如此，沈从文才得以践行其“希腊小庙”的文学理想。然而，这种理想化的文学梦想也让沈从文屡遭攻讦，在向自然的皈依过程中，淡化了对社会人生的观照与批判，似乎也与作家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有着较远的距离。那么，沈从文的乡土中国构想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传统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吗？无视这个问题，我们很难真切地走进沈从文，甚至会误读沈从文。

要廓清上述疑问，我们有必要梳理沈从文思想发展的流变历程。应该说，沈从文并没有耽溺于“造梦”的幻境中，两次返乡的经历告诉他，湘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湘西过去美好的人事正在蜕变，这也唤醒了长于做梦的沈从文。他意识到乡土中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王国，“与生活不相黏附的诗”53其实是不存在的。更有甚者，随着现代文明和战争的一步步逼近，乡土中国早已失去了过去的光彩。正是基于乡土中国的这种变化，沈从文才将视角转向了对于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中来，从“新”与“旧”的框架中构思文学作品。如果说沈从文前期传奇性乡土书写远离历史经验的渗入，搁置乡土中国向何处去的现代议题，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让他对文学有了全新的认知，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照例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54，“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纠正这个民族若干人的生活观念的错误”55。这种强调文学对政治的参与意识与社会功用并非一日生成的，事实上，《边城》已经显露出作家的这种认知和体验，到了《长河》《芸庐纪事》那里，他更是“从深处认识”56的情感来写战事，将乡土的人事赋予了更加复杂的时代语境的内涵，这种“现实人事”的渗入无疑为作家的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情境与现场。

沈从文对民族命运的思考是积极的，对社会时局的判断也是十分敏锐的。在他看来，中国一切现存的坏处，比如“帝国主义与鸦片烟，极左倾的残杀与极右倾的独裁，农村破产与土匪割据”，虽可以由历史去负责，但民族未来的存亡，却“必需由我们活到这地面上的人来负责”，可是“如今老年人好像已不能为后人思索，年轻人又还不会来为自己思索，有知识有理性的中坚分子，则大多数在不敢思索情形中鬼混下去，这样一个国家，纵想在地球上存在，还配在地球上存在下去吗？”57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沈从文将国家与青年有效勾连，并充满希望地认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掌握在青年人的手中，“青年人只要肯作事，作事时又能吃苦，勤劳，负责，永不灰心，国家和个人，都有个好前途可望”。他开始相信，“中国青年是能够重造中国的”58。沈从文把民族危机解救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知识分子身上：“希望于明天，还是青年的真正觉醒。我们实需要一个更新的新青年运动，来扭转危机，收拾残破。”59这与“五四”时代精神是非常契合的，并非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沈从文是一位无视时代社会发展的书斋作家。事实上，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五四”引领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他指出：“‘五四’二字实象征一种年青人求国家重造的热烈愿望，和表现这愿望的坦白行为。”60以“五四”精神为代表的现代精神“二十年来的发展，不特影响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61。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以湘西这一地域中的人事为对象，其目的是将湘西与中国统摄起来，从一个点向一个面的渗透。那么，湘西能代表中国吗？当然不能，但沈从文没有停留在地方主义的狭小世界里，而是将其扩展于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这正如他所说：

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或者战争已完全净化了中国，然而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的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也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的关系的重造。62

他深谙“必须把湘西当成中国的湘西，才不至于出问题”63。也正是基于此，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才是具有中国民族意蕴的乡土中国。可以这样说，有感于民族国家身份的焦虑，沈从文从熟谙或想象的“湘西世界”里追索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形象质素，并与时代精神保持着默契关系，从而开启了其想象现代中国的话语实践。

在众多的批评体系中，沈从文独特的“乡下人”定位及生命形态的书写，让很多批评者长时间驻足于其宛若“桃花源”式的乡土中国的精神图示之中，批评家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抽绎出诸如“生命”“自然”“神性”等抽象概念，完成了对于沈从文形象的颇具概括性的确认。1934年苏雪林写的《沈从文论》，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了分类比较，并尝试确立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她说：“沈氏作品的艺术好处，第一能够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64刘西渭是在沈从文的鼓励下走上文学评论这条道路的，对沈从文的作品有过深入研究，他认为沈从文是一个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是叫我们感觉、想、回味”，“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65这种作家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理性判断性，因为这是沈从文文学创作非常鲜明的精神气度，立足于此，能深入论析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价值归属。当然，也容易因这种显在的“简单”而漠视历史的多元性及知识分子本身的复杂性，进而用一种“本质主义”的态度替代了一个作家形象的丰富内涵。显然，沈从文深谙此道，他坦言：“在技术上，我为我作品，似有说明必要的，是我自己先就觉得我走的路到近来越发与别人相远。与别人不同，这成败是不可知的，因为最好的批评家是时间。”66可以说，简单地附和时评效应、气候背景，对变动的“沈从文形象”缺乏整体观照均是不公允的。要真正地“回到沈从文那里去”，我们有必要梳理其被误读的方方面面，以文本为中心，洞悉沈从文文学创作与20世纪中国的文化生态之间的深微关系，尤其是以作家想象民族国家的话语实践为内核，呈示现代知识分子参与中国主体性建构的精神立场及文学实践。

在很长的时间里，学界对于一种思想资源的认定是通过它对于中国现代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伟大意义而确立的。这样一来，宣扬“对政治无信仰”67的沈从文就很难进入主流文学研究者或文学史家的视野。对此，沈从文将自己的遭遇戏称为“我似乎失了踪”68。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大约700余字的篇幅来介绍沈从文，认为其创作“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事，并未深刻写出形象”，而且还指出其存在着“空虚浮泛”的倾向。69这种描绘当然有特定历史语境的影响，对沈从文的评价当然无法客观和公允，在这种标准的影响下沈从文的文学价值发掘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制约着沈从文思想价值理性重估。只要研究者是从中国政治史或革命史的价值体系中抽绎出符合政治意义的一绺来看取沈从文，是在其多元复杂的思想体系中离析出一个既定的框架，就容易将沈从文的文学史价值遮蔽。这其实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站在乡土想象的立场上，充分肯定其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想象乡土的方式，将其与鲁迅并举为20世纪中国乡土书写的两大鼻祖。针对沈从文不依附政治体制的自由主义写作的原则，司马长风赞许沈从文是“中国第一个职业作家”70。由此一来，沈从文形象被铸就为两种殊异的形象。然而，也正是这种并非定于一尊的阐释丰富了沈从文形象的内涵。事实上，沈从文的丰富性是由这些不同声音混杂而生成的，恰恰彰显了沈从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阐释沈从文的过程中，无论是拔高还是贬抑都应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辨析和考量。透过对在复杂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沈从文形象的认知，能科学审视不同语境中接受者对沈从文形象的选择、阐释和评判的异同，并发掘其背后潜藏的话语冲突与互动。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无论是历史的文化积淀还是理性的批评精神，沈从文的文学实践包孕了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等文化基因，其开创的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抒情小说体式为很多人所仿效，进而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无可争议的重要精神资源，并辐射至其他领域之中。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对于自己的创作非常自信，他毫不自谦地说道：“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71然而，尽管沈从文有把握创作的自信，但他也对自己路子的遭遇有着清醒的认知，这种尴尬的矛盾状态折射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内在的复杂性，其复杂的精神实体所包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沈从文成为学界无法绕开却令人困惑的话题。这其中，既有肯定的声音，也有批判的声音。在1933年2月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鲁迅这样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72左翼批评家对沈从文的认定对学界的沈从文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郭沫若将沈从文视为“桃红色”的作家，不仅写性，还与时代为敌。73胡风将名家意见汇总，作一总检讨，检讨提出了当时文艺界的四种不良倾向，其中第一种倾向是“产生了一种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这种人的代表是沈从文”74。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地主阶级的弄臣”75 “空虚的作家”76等之类的判语。沈从文后来也曾这样说：“我从二十年代写了点文章开始，就是个被骂对象。逐渐升级，由‘多产作家’到‘无思想’ ‘无灵魂’作家。”77站在抗战语境中去考察这种批评是符合道理的，但是沈从文的文本是否真的完全与时代绝缘确是可以商榷的。事实上，沈从文尽管迷恋自己的精神原乡，但是这种远离了世俗尘嚣的乡土背后依然有动态社会历史潜存的影子。文学史家对沈从文的看法也多是从政治价值的角度来评价沈从文，因而使其文学史地位被窄化：“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冲淡调和。作家对于生活和笔下的人物采取旁观的、猎奇的态度；对于黑暗腐朽的社会，缺少愤怒，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78新时期以后，学界对沈从文的评价出现了新的路向，朱光潜的《从沈从文的人格看他的艺术风格》充分肯定沈从文的创作态度，他从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入手，阐释了“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股深忧隐痛”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79。毋庸置疑的是，沈从文的“被发现”得益于海外汉学家（如夏志清、聂华苓、金介甫、王德威等）的发掘，经过他们的努力，沈从文这个曾经被尘封的存在才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甚至在金介甫看来，“不管是在卓越的艺术才华上，还是在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本质的能力上，沈从文都接近了鲁迅的水准”80。

应该说，沈从文创作心理所包蕴的“自然”和“人事”因素是无法完全融合的，这也生成了其复杂乃至矛盾的文学思想。沈从文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有着契合的内在关系，但他也警惕自己的文学作品会成为某一种话语的注脚，可以说作家对于文学自主性的认知是深刻的。在《答凌宇问》中，沈从文多次以否定的语气回复了凌宇的诸多提问。在问及其歌颂下层人民的雄强、犷悍等品质与当时改造国民性思想有无相通时，他认为“毫无什么共通处”。他还申明“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的习作里找寻‘人生观’或‘世界观’”81。为什么沈从文会这么决绝地下此论断呢？究其因，他认为自己的习作没有附加批评家所期待的“高深寓意”，从小说“讲故事”的原理来看，这也是无可厚非的。纵观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他并没有无视故事之外的社会人生，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他无法平衡“自然”与“人事”的关系。因而，对沈从文小说的评价以及对沈从文形象的理解不能离弃现代中国动态的文化语境。质言之，文化语境与沈从文形象是相互建构的动态关系：文化语境塑造沈从文形象，沈从文形象反作用于文化语境。这种动态关系决定了沈从文形象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的特点：稳定的沈从文形象是具有普适性、常态的“源形象”，它融聚了20世纪中国复杂的历史质素，勾连于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及转型的过程之中；而变动的沈从文形象则是经由选择、过滤和延传而成的“新形象”，它扩展了“源形象”的辐射面，其丰富内涵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情境中得以充分呈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演进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点，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中转型，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变革，在空前的社会大变动中转化。这正如沈从文所言：“世界在动中，一切存在都在动中，人的机心和由于长期隔离生分，相争相左得失爱憎积累，在长长时间中，不同情感愿望中，继续生长存在的，彼此俨若无关又密切联系，相激相宕形成的不同趋势，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此。人实在太脆弱渺小。”82“自然”与“人事”的动态激荡对沈从文形象的生成、传播、嬗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可以这样认为，沈从文形象的建构和消解过程汇集了不同文化力量或不同政治观点的意志较量，关于沈从文形象的讨论或论争，常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社会变革的先声，预示和折射了社会思想动态和现实政治的走向。

沈从文形象是由“自塑”和“他塑”合力生成的公共形象。一方面，沈从文的文学实践确立了沈从文形象的内在基质和品格，在沈从文形象下汇集了几乎大部分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成为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无法绕开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政治权威的政治阐释、文化精英的思想阐释以及学院知识群体的文化阐释外在地丰富和扩充了沈从文形象的内涵。应该说，沈从文形象是20世纪中国复杂文化语境中被召唤、被建构的文化符码，其生成的逻辑基点是文化认同危机与现代“形象范式”的找寻。在《狂论知识分子》一文中，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表示出了忧思，他所痛批的既非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也非极端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倒恰恰是他所从属的学院知识分子，“许多人表现到生活上与反映到文字上的都好像化然别无希望与幻想，只是在承认事实的现状下， 等待一件事情，即‘胜利和平’。好像天下乱就用不着文人。必待天下太平，可以回老家那时一切照常，再来好好努力做人做事也不迟！”83在这里，沈从文是非常反感那些消极守常的知识分子的做派的，这也反映了他并非消极避世的精神气质。同时，他也批判了甘于中庸之道的学院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近于一种不负责任，唯诺取容，软弱无能者”84。于是，我们容易发掘沈从文拷问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文学实践，正如小说《薄寒》中所书写的知识分子那样：“面前男子一群，微温，多礼貌，整洁，这些东西全是与热情离远的东西。”沈从文批判道：“智识把这些人变成如此可怜，如此虚伪。”85其《八骏图》更有批判当时知识分子假绅士的立场，文中知识分子“伪士”的丑态被沈从文鞭辟入里的叙事深刻地揭示出来了。在《白话文问题》一文中，沈从文对于创作伟大作品的作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因所见甚广，所知甚多，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对个人生命与工作又看得异常庄严，来用宏愿与坚信，完成这种艰难工作，活一世，写一世，到应当死去时，倒下完事。工作的报酬，就是那工作本身；工作的意义，就是他如历史上一切伟大作者同样，用文字故事来给人生作一种说明，说明中表现人类向崇高光明的向往，以及在努力中必然遭遇的挫折。虽荆棘载途，横梗在生活中是庸众极端的愚蠢、迷信、小气、虚伪、懒散、自私……他却凭韧性与牺牲，慢慢接近那个幻想。到接近幻想时，他谅已精尽力竭，快要完了。他本身一生实应当如一篇宏大庄严然而同时又极精美的诗歌。”86这无疑是沈从文自身的写照，他的创作紧接乡土中国的地气，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搜寻讲述“乡土中国”的故事。对于自我的评价，沈从文曾借他人之口毫不讳言地道出了自身的矛盾：“正如一个共同相处二十年的熟人的批评：‘性格中实综合坚强与脆弱，骄傲和谦虚，大怀和小气，成熟和天真而为一。情感深厚而理智拙劣，对实际权势淡泊，却富有知识上学习的虚荣心。理解人事相当深细，可极端缺少自知。想象十分放纵，举措取予又过于拘泥。’这种批评不一定完全对，但至少是一个熟悉我的人的一种客观的印象。”87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的表述如出一辙：“人到三十虽是由身体成熟向人生事业开始迈步的日子，但我总觉得我所受的教育——一段长长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把我教训得没有天才的‘聪明’，却有天才的‘古怪’，把我性格养成虽不‘伟大’却是十分‘孤独’。善变而多感，易兴奋也易于遗忘，使我做事，使我吃饭，都差不多永远像是为一种感情做去，有女人的同情，女人的依赖心，（所谓妇人之仁吧？）却又有顶桀骜的男子气，与顶不通达的冬烘气。在做文章时，我好像明白许多事情，能说许多道理，可是从事实上看，譬如恋爱，我就赶不过一个平常中学生。”88在同期创作的《从文自传》中，沈从文也表露了自己性格的上述特质。

同时，沈从文还对作家自身的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一个天才的通信》中，他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与读者进行对话，彰明了一个知识分子该有的精神品格，“我是还应当把命运扔给我的一切，紧紧拿在手上，过着未来许多日子的。我还应当看许多世界上的事情。我还应当把流血和类乎流血的事苦恼到家中几个人，同时也望到家中人的病废情形度一些岁月”89。显然，这与很多人心目中远离社会与人生的沈从文形象是有差异的，相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沈从文并未放弃对于这个国家、国民及人生的文学参与。尤其是在饱经风雨的中国情境中，人们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化认同容易转变为民族认同或政治认同，而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又容易与文化认同保持着默契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主流批评家对于沈从文形象的认定。沈从文形象是透过“沈从文本体”折射出的“沈从文映象”，构成了多维的“沈从文阐释”世界。“沈从文本体”蕴含了丰富的资源，为多样化的沈从文形象生成奠定了基础，其生成途径主要有三：一是文学作品图示，二是文学史编写建构，三是学术研究解读。这些途径经由“知识化”传播，对沈从文形象的“整合”与“打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同文化语境的烛照则使“沈从文本体”被构织成为文化场域中有机构成要素，呈现出具有历史、文化、审美特性的沈从文形象。

毋庸置疑，沈从文形象是在传播与接受中逐渐确立的，在汪曾祺、萧乾、王西彦等传人的正向传承中，沈从文形象在延续和更新中获致新的风貌；同时，在郭沫若、邵荃麟等人的声讨与批判中，沈从文形象在背叛和消解中得以补充和丰富。但无论是前者的“学沈从文”，还是后者的“批沈从文”，都极大地强化了沈从文形象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原型意义这一基本面的存在。除了上述两种力量的推动之外，沈从文公共形象的传播主要通过出版媒介、读者消费机制、沈从文纪念活动、中小学教科书编撰等渠道的运作完成的。这种运作过程背后隐藏的复杂的话语较量，规约着沈从文形象传播的走向与进程。在沈从文形象的阐释过程中，现实与历史的对话、传播的推力和接受的过滤相互作用，促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发掘、认识和重构，并参与价值重建，制约着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想象与文学实践。当然，这种对沈从文形象的价值建构既有对沈从文传统的延传与深化，也有话语权力支配下的误读与利用，应予以理性的区别、辩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