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萨拉戈萨

在萨拉戈萨除了火车和有轨电车已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其他所谓的现代技术都未被利用。我记得到了1908年，整个城市里只有一辆汽车，还是电动的。电影标志着一种崭新的事物，向我们所处的中世纪般的环境进行挑战。

我的祖父是个“富裕的农民”，就是说他有三头骡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当了药剂师，另一个是我父亲。父亲和四个朋友一道离开卡兰达去古巴服兵役，古巴那时仍隶属西班牙。

父亲到古巴后，填了一张表格。感谢他的老师，教他写得一笔好字，因此他被分到办公室工作。而他的朋友却都死于疟疾。

服役期满后，我父亲决定留下。他到一家公司做代理人，为人正派又十分卖力。过了一段时间，他开了自己的五金店——是一家卖工具、武器、海绵制品和杂货的商店。一个每天早晨都光顾店里的擦皮鞋的人与他成了朋友，就像店里的伙计。父亲在古巴独立前夕把合股的买卖托付给他，自己带着为数不多的钱返回西班牙。（西班牙对于古巴的独立毫不介意，那时人们若无其事，去看斗牛。）

他返回卡兰达时已43岁，和一位18岁的姑娘，我的母亲结了婚，他购置了不少田产，并让人修建了住房和“别墅”。

我是长子，父母去巴黎旅行时，在靠近雷舍列-杜奥特的隆塞莱旅馆怀了我。我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我的大弟莱昂纳多是放射学家，住在萨拉戈萨，逝于1980年。另一个弟弟阿方索比我小15岁，是位建筑师，他在1961年就离开人世了，当时我正在拍摄《比里迪亚娜》。我的妹妹阿丽西娅死于1977年。我们现在还有兄妹四人。我的妹妹孔齐塔、玛格丽塔、玛丽亚都健在。

自伊比利亚人和罗马人——卡兰达是罗马人的一个村镇——到西哥特人和阿拉伯人时期1，西班牙的土地经历了无数次入侵，今天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混合血统。在15世纪，卡兰达只有一户老基督徒家庭，其余的都是摩尔人的。就是在同一家庭也会出现极不相同的外貌。比如我的妹妹孔齐塔看上去像一位北欧的美丽女子，她金发碧眼，而我妹妹玛丽亚却和她完全不同，像从伊斯兰后宫中逃出来的。

我父亲从古巴回国时，他的两个合伙人留在那个岛上。1912年，当他看到欧洲战事2在即，就决定再回古巴。我记得那时全家每夜祈祷，“愿父亲旅途平安”。他的两个合伙人却拒绝他参与生意，父亲只得痛心地返回西班牙。由于战争，他过去的合伙人赚了上百万美元。几年之后，其中一人驾着敞篷车在马德里的卡斯蒂亚娜大街兜风时和父亲不期而遇。他们未说一句话，甚至没打招呼。

我的父亲身高一米七四，体魄健壮，有一双碧眼。他为人严肃，待人诚恳，从不与他人结怨。

1900年，我降生后四个月，父亲在卡兰达住得厌倦了，决定举家迁至萨拉戈萨。父母亲在一座很宽敞的楼房里安顿下来，这是过去的最高司令部占用的一所中产阶级的楼房，如今，这里只能见到十座阳台了。除去在卡兰达及以后在圣塞巴斯蒂安度过的假期之外，我在那座楼里一直住到1917年，同年，即在我中学毕业后就搬到马德里去了。

萨拉戈萨旧城在拿破仑军队的两次围攻中几乎全部被毁。1900年，萨拉戈萨作为阿拉贡省的首府，是一个拥有十万人口、安宁而秩序井然的城市，尽管这里有一家火车车厢制造厂，但还没有出现过哪怕是极小规模的、无政府主义者称之为“工团主义之珠”的工人运动。最早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是1909年在巴塞罗那爆发的，结果是无政府主义者费莱尔被枪杀（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布鲁塞尔会有他的一座塑像）。萨拉戈萨后来才受到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在这里组织了西班牙社会主义者首次大罢工。

那时，这座平静朴实的城市除了马车之外已有了第一批有轨电车，中心大道也铺了柏油，但街道两侧一到阴雨天就泥泞难行。每个教堂里都有许多大钟，在死亡纪念日，所有的钟从晚八点一直响到第二天早晨八点。像“一位不幸的妇女被出租车撞昏后死亡”这类消息都以大标题出现在报上。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世界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似乎淡漠而遥远，虽然发生了一些对我们无影响的事，但这些事很少引起我们的兴趣，即使传到我们这里也会变得微不足道。比如我是从巧克力包装纸的彩印上知道1905年日俄战争的。我和许多与我同龄的孩子一样，有一本散发着巧克力香气的剪贴簿。我在十三四岁之前没见过一个黑人或亚洲人，要说见过也是在马戏团。我们的集体憎恨——孩子们的说法——都集中到新教徒派身上，这是由于耶稣会教徒恶意煽动的结果。有一次在比拉尔节期间，我们竟向一个以几个生太伏的价格卖《圣经》的倒霉家伙掷石块。

不过，这绝不是反犹太人主义。这种种族主义的形式我只是很久以后到了法国才见到。西班牙人会在祈祷词和耶稣受难的故事中，斥骂迫害耶稣的那些犹太人，但他们从未将古代犹太人同当代犹太人视为一体。

科瓦鲁维亚斯太太被认为是萨拉戈萨最富有的人，传闻她有六百万比塞塔的财产（与之相比，西班牙最富的男人罗曼诺奈斯伯爵的财产则高达一亿比塞塔3）。在萨拉戈萨，我父亲的财产占第三或第四位。有时，当“西班牙——美洲银行”的资金支出遇到困难时，父亲就将自己的财产置于该银行的支配权下，据家人讲，父亲的钱足以使银行避免破产。

我父亲说话坦率，但他没什么太多的事做。起床后用早餐，整理个人卫生，阅览当日的报刊（我也保留着这种习惯）。随后他去看看从古巴寄来的几盒雪茄烟到了没有，再送出几张便笺，有时也去买些葡萄酒、鱼子酱，喝点儿开胃酒。

父亲的手中至多也不过是拎一小盒细绳精心包捆的鱼子酱。这是社会礼仪所规定的：像他那样有地位的人是不应手提大件东西的，这些事自有仆人去干。同样，当我去音乐教师家里时，陪同我的保姆替我拎琴匣。下午，他在午饭和雷打不动的午睡之后，更衣去赌场和朋友们玩桥牌或三人牌，以待晚餐时刻的到来。

晚间，父母常去看戏。萨拉戈萨有四家剧院。“普林西帕尔”剧院，如今依然存在，几经装潢得十分漂亮。我父母长期租了剧院的一个包厢。剧院经常上演歌剧、巡回演出的戏剧及音乐会。“比格纳特伊”剧院也颇有气派，但已不复存在了。“帕里西纳”剧院比较小，演出也比较单一，以轻歌剧为主。此外，还有一个马戏场，那里有时也演出喜剧，他们常带我去看。

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是轻歌剧《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中的壮观场景，那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我为之所动，连看了五六遍，巨鹰坠到舞台上的情景每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萨拉戈萨生活中的大事之一是法国飞行员贝德里奈的表演。这是人们首次目睹一个人飞起来。全城的人都聚集到一个叫“美景”的地方，山坡上站满了人。从那里人们看到贝德里奈的机器如何在人们的掌声中腾空飞起二十多米高。我对此并不十分热衷，我切下逮着的壁虎的尾巴，这条断尾还能在石缝中扭动一阵儿呢。

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武器。刚满14岁时，我就弄到了一把小勃朗宁手枪，并总把它带在身上，当然，是偷偷地带。一天，母亲对我有些怀疑，她让我举起双臂，她搜我的身，发现了藏枪之处。我拔腿就跑，冲下楼梯，奔到院子里，我把枪扔进垃圾桶中，想过后再取出来。

还有一次，我和朋友坐在一张长凳上，这时来了两个坏小子也坐在这张凳子上。随后，他们就挤我们，把我的同伴推倒在地上，我起身威胁着要教训他们。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拿出一面血染的旗子（当时在斗牛场的出口能弄到这种旗子）吓唬我。我伸手拔枪，站在路中央把枪口对准他们，他们吓傻了。

我的火气很快平息了，在他们走的时候，我向他们道歉。

有时候，我拿着父亲的大手枪到野地里去练习瞄准。我曾让我的朋友佩拉约伸开双臂呈十字形，他手里托一只苹果或一听罐头，但愿我没记错，我从未射中苹果，也没打中他的手。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有人送给我父母一套德式餐具（是托运过来的，我至今记忆犹新）。每件餐具上都绘有我母亲的肖像。后来在战争时期，这套餐具碎的碎，丢的丢。战争结束之后，我的弟媳偶然在萨拉戈萨一家旧货店里看到其中的一只盘子，她买下来赠送给我。我至今仍保存着。

教会学校

我的学习是从圣心教会学校开始的，老师大多是法国人，上层社会看来，它比拉撒路学校更胜一筹。老师们教我读书，指导我用法语读，因为我还记得一首诗歌：

河水流向何方

小溪为什么欢淌？

孩子问妈妈

在可爱的小河旁

我们看到流水远去

河水还会回来吗？4

第二年，我作为半寄宿生进入萨尔瓦多学院所属的教会学校，并在那里学习了七年。

如今，学院的大楼已荡然无存，像其他地方一样，那里已成为商业大厦。当时，每天早晨七点左右，一辆马车接我和其他半寄宿生一起去学校——我仿佛还能听到车窗上镶嵌不严的玻璃发出的震动声。除非我要自己步行，不然这辆马车下午还会送我回家。其实，学校离我家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每天的活动从早晨七点半的做弥撒开始，到傍晚颂《玫瑰经》结束。寄宿生们都穿统一的制服，半寄宿生则允许戴镶边儿的便帽。

我印象最深的是刺骨的寒风、宽大的围巾及耳朵、手指、脚趾上长的冻疮。学校所有的房间都没有暖气。除了严寒之外，还有古代传下来的戒律。学生只要犯一点儿错误，就得跪在课桌后面或教室当中，还要把两臂伸平，手上各托一本书。在教室里，学监站在一个两侧有扶手的高台上，他居高俯瞰，严密地监视着整个教室。

他们对我们一刻都不放松。比如：在上课时如果有学生想去厕所，学监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直到他走出教室。而且一次只允许一个学生去厕所，所以这个过程要用很长时间。学生一到走廊马上又处于另一位神父的监视下，并一直盯着他到走廊深处。在厕所门口则又有一位神父守在那里。

学校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学生之间相互接触。我们总是两个人、两个人地走，而且双臂要交叉放在胸前（可能是防止我们传递纸条），两个人之间相距几乎有一米远。课间休息时，我们就这样到院子里去，排着队，一言不发。直到铃声打破沉默宣告我们的腿可以自由为止。

形影相随的学监，所有的危险，沉默的接触都不存在了。无论在教室、饭厅，还是小教堂，到处都鸦雀无声。

在这些必须严格遵守的规矩之下自然形成了一种以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我们学习教义问答，圣徒生平和赞美词。我们也熟练地掌握了拉丁语。有些学习方式简直是经院式的争论。如：挑战。如果我想这么做，我可以就某堂课讲的内容向任何一位同学提出挑战。我叫他的名字，他起立，我向他发问，提出挑战。这种竞赛的用语仍是中世纪的：“反对你！向你挑战！”还问：“要一百分吗？”回答：“想要。”5

辩论之后，老师宣布谁是胜者，两名斗士各回原位。

我还记得上哲学课时，老师面带同情的微笑向我们讲可怜的康德教义，例如，说他在形而上学的推演中令人非常遗憾地出了错。我们快速地记笔记。第二堂课，老师会叫起一位学生：“曼特贡，驳斥康德！”如果曼特贡对授课理解透了，他用不了两分钟就可以批驳完毕。

14岁时，我开始对炽热地包围着我们的宗教产生怀疑。这些怀疑主要是针对地狱问题，特别是有关最后审判，无论如何我也无法相信那种场面。我无法想象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有死去的男男女女，都会像中世纪绘画描述的那样，突然从地层深处升出来，在肉体上复活。在我看来这是绝对荒唐和不可信的，我自问什么地方可以容下十亿、百亿的尸体呢？假如真有最后审判，那么人死后的那次特殊审判是不是决定性的、不可改变的审判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真的，在我们那个时代确有许多教士既不相信有地狱、魔鬼，也不相信有什么最后审判。我的这些疑问肯定会使他们感到开心。

除了纪律、沉默和寒冷，我对萨尔瓦多学校也保留了不少美好的回忆。无论是学生之间还是在老师和学生之间，从未出现过任何破坏秩序的性丑闻。我的学习成绩相当不错，不过表现却是全校最糟的。在最后一年里，大部分课间休息时间我都在院子的角落里罚站。有一天，我还搞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恶作剧。

大约在我13岁时，有一天是圣周二，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到卡兰达去尽情地敲鼓。清晨，离做弥撒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我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两个朋友。学校前面有个自行车比赛场和一家小酒店。我这两个狐朋狗友怂恿我到酒店买了一瓶名叫玛塔拉塔的廉价烧酒。我们出了酒店，来到河沟边，这两个坏小子唆使我喝酒。要知道，盛情难却，我把酒一口气灌下了肚，他们却滴酒未沾。突然我的视线模糊了，并东摇西晃。

我的这两位至爱亲朋把我带到小教堂，我跪下来。在弥撒开始之时，我像其他人一样闭着眼跪在那里。到讲授福音的时候，我应当起立。我费了好大劲儿才站起来，于是，我的肠胃翻腾，我把早晨喝下去的酒全都吐在小教堂的花砖地上。

那天——也是我与我的朋友曼特贡相识的日子，人们把我送进医院，后来又送我回家。有人扬言学校要开除我。我父亲气坏了，想取消我的卡兰达之行。不过，到后来他出于仁慈，又放弃了这个打算。

15岁时，我们去中等教育学院考试的时候，我记不清为什么，教学负责人明显带有侮辱性地踢了我一脚，并叫我“小丑”。

我离开队列，一个人前去考试。晚上我告诉妈妈，教会学校把我开除了。我母亲去和校长讲理，校长表示愿意留下我，因为我获得了世界历史系的荣誉注册权。不过我拒绝再回到这所学校。我被学院录取了，在那里学习了两年，直到中学毕业。

在这两年期间，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向我推荐了一套价格低廉的哲学、历史、文学丛书，以前在萨尔瓦多学校的学生很少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我的阅读范围猛然拓宽了。我知道了斯宾塞、卢梭，还有马克思。我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感到十分茫然，它使我失掉了信仰。我的童贞丧失在萨拉戈萨的一家小妓院里。这时，随着欧洲战事的开始，所有的情况都在改变。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破碎、分裂。战争期间，西班牙出现了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二十年后，这两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自相残杀了。所有的右派和国内保守势力都宣称信服日耳曼主义。所有的左派及那些被称为自由派、现代派的人则为法国和盟国辩护。节奏迟缓、单调、平静的乡村生活一去不复返了。一成不变的等级制度也破灭了。与此同时，19世纪也走到了终点。

我17岁了。

第一场电影

1908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看到了电影。电影院的名字叫“法鲁西尼”。从外面看，它的正面有两扇门，一扇是入口，另一扇是出口。一个手摇风琴上有5个小木头人，它们配有乐器，嘈杂的乐声招引着好奇的人。人们走进这个帆布遮盖的棚子中，坐在长凳上。当然，保姆总是陪着我去。我去任何地方，包括去我朋友贝拉约的家，保姆也要陪着我，哪怕他家就在马路对面。

我在银幕上第一次看到的活动的形象是一头猪，它使我惊奇不已，这是一部手绘的影片。那头猪裹着一条三色围巾，哼着歌。银幕后面放着一台留声机，为的是让观众听到歌声。这部影片是彩色的，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就说明影片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涂上颜色的。

那个时候，电影只不过是市场上的一项吸引人但并不复杂的技术发明。在萨拉戈萨除了火车和有轨电车已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其他所谓的现代技术都未被利用。我记得到了1908年，整个城市里只有一辆汽车，还是电动的。电影标志着一种崭新的事物，向我们所处的中世纪般的环境进行挑战。

几年之后，萨拉戈萨有几家永久性的电影院落成了，按票价分座椅和木凳。到1914年，出现了三家像样的影院：“铎列沙龙”、“科伊内”（这是一位著名摄影师的名字）和“埃娜·维多利亚”。在洛斯·埃斯台大街还有一家影院，我想不起它的名字了。我的一位表姐就住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从她家厨房的窗口看电影。后来人们在厨房换上了气窗遮住了视线，不过，我们在盖布上挖了个小洞，相互轮流观看里面放映的活动的无声影像。

我几乎记不清那时候看过的影片了，有时还把它们和后来在马德里看的影片混在一起。但，我仍记得有一部法国喜剧片，它总是断片。还有一部在西班牙被称为《托里维奥》的片子（也可能是《奥涅西梅》），那时还放映过马·林戴和梅里爱的片子，如《月球旅行记》。美国影片是后来才放映的，大多是一些喜剧片和惊险片。我记得一些催人泪下的意大利的浪漫情节片。我头脑中似乎还能呈现出弗兰西丝卡·贝尔蒂尼这位伟大的意大利明星的形象。那时代的葛丽泰·嘉宝哭着扭动一幅窗帘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令人伤感又有些讨厌。

《雨果伯爵》和《鲁西娅之爱》是那时最受欢迎的两部美国片，那些伤感和疲于奔命的冒险故事造就了这类影片。

在萨拉戈萨的影院里，除了传统的钢琴师伴奏之外，还有一位解说员站在银幕旁解说故事。

比如：“就这样，雨果伯爵见到他妻子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现在，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将要看到伯爵从写字台的抽屉中拿出一把手枪，他要杀了这个不忠的人。”

电影有如此新颖奇特的叙事方式，大多数观众不能准确理解在银幕上看到的故事，也无法把各种事件有机地联系起来。我们现在已经下意识地习惯了电影语言，习惯了蒙太奇、平行运动、连续运动、倒叙方式等。而对那时候的观众来说，弄懂一种新语言是很吃力的。因此，当时才出现了解说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银幕上第一次看到“移动镜头”时它的魅力，它给我，当然也给影院里所有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银幕上，一张脸向我们靠近，他越来越大，像要吞掉我们似的。在那一瞬间我们绝想不到这是摄影机在向那张脸推近——像梅里爱的一些影片——用特技摄影的结果，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一张居高临下向我们逼近的扩大的面孔。犹如圣·托马斯，我们相信了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我认为母亲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去电影院的；我父亲在1923年去世，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一生没看过一部影片。但是，1909年一位住在帕尔马·德·马约卡的朋友来找他，想请他出资在西班牙城市的主要地区盖电影棚。我父亲拒绝了，因为在他看来电影就像江湖杂耍，他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蔑视它。如果当时他接受了那位朋友的建议，今天我也许会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影片发行人了。

电影诞生后的二三十年里，它被视为集市上的一种娱乐活动，非常通俗，是属于下层社会的，没什么艺术可言。没有一位评论家对它感兴趣。1928年或1929年，当我告诉母亲我打算拍第一部影片时，她十分不悦，差一点落泪，好像我在对她说“妈妈，我要去当小丑”似的。幸好家里有位朋友，一位公证人，他十分严肃地向我母亲解释拍电影可以赚大钱，还能制作出有意思的作品，像那些在意大利拍摄的古希腊题材的大型影片一样。我母亲被说服了，然而她并没有去看她出资赞助拍摄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