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记 忆

我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逐渐失去了记忆。有时，我去萨拉戈萨1看望和我的弟弟们居住在一起的母亲。我们给她一本杂志，她就专心看起来，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然后我们把这本杂志拿走，再给她一本，其实仍是同一本，而她依旧怀着同样的兴趣一页接一页翻下去。

她最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她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我走进房间吻她，在她身边坐一会儿——在体质上我母亲是相当健康的，到了她这把年纪，她的行动也算灵活——然后我又出去，再回来。她仍以同样的微笑迎接我，邀我就座，好像是第一次见到我，而且不知道我的姓名似的。

我在萨拉戈萨上中学的时候，能背出哥特诸王的名字，每个欧洲国家的面积和人口，还有一大堆琐碎杂事。一般说来，在学校里，大家对这种机械的记忆练习持轻视态度，把那些做这种练习的人蔑称为记忆力强者。我记忆力很好，但是由于这样轻易地显示自己，得到的只是轻蔑。

然而随着岁月推移，曾被我们轻视过的记忆力愈来愈显得珍贵。不知不觉中，许多记忆不复存在了。某一天，我们会骤然地回忆起一位朋友或亲属的姓名，但他却被遗忘了。有时我们会因为想不起一个我们曾熟知的词而感到极端痛苦，它就在嘴边，可就是抓不着它。

面对这种遗忘以及随后而来的更多的遗忘，我们开始明白并承认记忆力的重要性。健忘症——1970年代以来我就一直遭受它的困扰——总是从忘记熟人的名字和刚刚经历过的事开始的：“我把五分钟前还拿着的打火机放在哪里了？”“开口之前，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的前期健忘症。接踵而来的是前期逆向健忘症，它会影响到对最近的几个月、几年的记忆。“1980年5月我在马德里逗留期间住的那家旅馆叫什么？”“六个月前我十分感兴趣的那本书的书名是什么？”我都记不起来了。我拼命地思索但都枉然。最后到来的是逆向健忘症，它可以抹去人一生的记忆，就像出现在我母亲身上的症状。

我尚未体验到第三种健忘症的袭扰。我仍保留着对遥远的过去，我的童年、青年时代的浩繁而清晰的记忆，还有众多的面孔和名字。如果有时我忘了某一个，我也不会为此过于担心，因为我知道通过冥冥中不停运转的潜意识的偶然作用，我会在某个意外时刻重新回忆起来。

与此相反，当我不能回忆起一件刚刚经历的事，或在最近几个月刚认识的某个人的名字，甚至一件物品的名称的时候，我会感到极度不安甚至痛苦。我整个人在瞬间垮了下来。我不能够去想其他的事情，哪怕倾尽全力，怒火中烧也无济于事。这就是（记忆力）完全丧失的开端吗？须借助一番比喻才能表达出“一张桌子”这个词，真是令人难以忍受。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活着却不认识你自己，忘记自己是谁。

只有当记忆开始丧失，哪怕只是一点一点地丧失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全部的生活都是由记忆构成的。没有记忆的生活不算生活，正如没有表达力的智慧不能称之为智慧一样。记忆是我们的内聚力，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感。失去它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常常想在影片中加入这样一个场景，某个人想对朋友讲述一个故事，但他每说上几句就要忘记一句，而通常忘的都是最简单的词，如：汽车、街道、警察……这个人吞吞吐吐，含糊不清地说着，打着手势，搜肠刮肚地寻找着动听的同义词，直到那个朋友生气地给了他一巴掌并走开了。有时候为了用笑驱走自己对此的恐惧，我常讲一个故事。一个人去找心理医生，因为他记忆力丧失并出现了记忆空白。心理医生问了一些常规问题，然后对他说：“好了，那些空白是怎么回事？”

“什么空白？”那人反问道。

记性是不可缺少的，它非凡奇特又弱不禁风，威胁它的不仅有它的老对手——遗忘，还有日复一日不断侵扰的错误的记忆。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向朋友们说起（在本书中也提及了）1930年代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保罗·尼桑的婚礼。每讲一次我都仿佛看到了圣-日耳曼-德-普莱斯教堂，看到了人群，我也在其中。圣餐台、牧师以及让-保罗·萨特2，新郎的证婚人。去年的一天，我忽然对自己说：这是绝不可能的！保罗·尼桑，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他的妻子，一个不可知论者家庭的女儿，绝不会在教堂举行婚礼。真是难以想象。这么说，是我把记忆转换了吗？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回忆吗？是一个错觉？是我把熟悉的教堂的框架安放到别人给我描述过的场面里了？我仍不清楚。

记忆不断被想象和梦幻侵扰，既然存在把想象误为现实的倾向，我们终难免把我们的假想制造成事实。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点仅有相对的重要性，因为这二者同样都是活跃的属于个人的东西。

在这本半自传性的书中，我也时常步入歧途，像在流浪汉小说3中一样，任由一些意料之外的故事造成的难以抵制的诱惑牵着走，尽管我小心翼翼，可能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记忆存在。我重申，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我的错误和疑点同我所确信的东西一样，是我本身的构成部分。我不是历史学家，无书本笔记借以为考，不管怎样，我的叙述是我本人的，带有我的信念、我的踌躇，重复以及空缺，带有我的实话和谎言，总之，这就是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