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治权与主权
周礼体制最为关键的制度设计，则是主权在上，治权在下。一方面，“治权必须具有合法性，这是治权所不可违背的和不可废除的基础”99。诸侯国内诸侯、大夫之治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周天子或诸侯的册封，这使得诸侯国与大夫采邑不是独立王国，而须遵循周礼，服从其君主。另一方面，周礼体制下，天子与万民共享天下，也就是权力分配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治权的逐级分割，二是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由此形成周礼体制最为重要的特征：主权在上，治权在下。
治权的逐级分割。在周人看来，天子与万民共享天下的主要方式，就是封建诸侯。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王子朝派人遍告天下诸侯曰：“（周初）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100汉代《白虎通德论·封公侯》曰：“王者始起，封诸父昆弟，与己共财之义，故可与共土。”101更是从兄弟共财的角度认为分封“诸父昆弟”，就是表示可以同自己共财，所以可以共享土地。相应地，诸侯也将其国境内的城邑分封卿大夫，卿大夫也要将其田地分给士庶。因此分封制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向天下人明白昭示，天下不是天子一个人的私产，他必须与其父兄昆弟共享，并最终经由逐级分封渐次将共享的链条延伸到天下人。所以《吕氏春秋·贵公篇》所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102，表述的正是周礼的精髓。相应地，诸侯的国家是由天子册封，卿大夫的采邑是由诸侯建立，士庶的田地是由卿大夫授予，一言以蔽之，下级的权力和利益是基于上级的封授。所以，正如师旷所说，诸侯对于天子，卿大夫对于诸侯，士庶对于卿大夫，也要承担起戍卫、贡赋、辅佐、劝谏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上级对于下级，还是下级对于上级，都有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也正是周礼双向性伦理的基础。叶适曾详论此一古今巨变云：
古者民与君为一，后世民与君为二。古者君既养民，又教民，然后治民，而其力常有余。后世不养不教，专治民，而其力犹不足。古者民以不足病其官，后世官以不足病其民。凡后世之治无不与古异，故论古者事远而不可行，因今者谓行而不可安。嗟乎！其孰能任是者乎！夫太息而言古义于今，必不能改，将安所用？徒以为笑于执事者而已。虽然，不可不知也。夫善论古者，必始于田制。徒田制而已，何足言也！古之为民，无不出于君者，岂直授之田而已哉？其室庐、器用、服食、百工之需，虽非必其君交手以付之，然既已为之设官置吏以教之，通其有无，补其不足，其耕耘、敛藏、播艺之术，必使之观阴阳，习四时，而山泽之所有，皆开示而劝求之。其牛马六畜，家之所藏，必知其数；其婚姻、祠祀、疾痛、死丧，必知其急；其官自下士至于三公，位之登降，必因其民之众寡。其意以谓民皆不自能也，故其治之之详如此。虽然，其役民之多，用民之烦，取其税赋以供上之用度；而春秋蜡社，以礼会民，乡射读法，比之于闾胥，用之于军旅，役之于府史、胥徒、宫室、道路之事，凡此皆后世之所无者。其要以为养之者备，则其役之不得不多；治之者详，则其用之不得不烦：君民上下，皆出于一本而已。后世养之者不备，治之者不详，使民自能而不知恤。其所以设官置吏，贵贱相承，皆因民之自能者，遂从而取之。或有天患民病，尝一减租税，内出粟以示赈赡之意，则以为施大恩德于天下，君臣相顾，动色称贺，书之史官，以为盛美。其君民上下，判然出于二本，反若外为之以临其民者。故比闾、族党、联会、考察之法，一切尽废，以其不足者病民，以其不养不教者治民，毅然为之，而无所愧。而民亦习于自能，而无求于其上，而徒以为上之治我也，故俛然受之而不敢辞。其乖戾反忤，而治道卒无一成之效者，不特一世为然也。103
一般来说，消极权力是对于政府积极权力的制约力量。但是在周礼体制中，周天子的权力并未受到外在力量的制约，制约力量在其内部。正是周礼体制使得周天子自身成为制约自身的政治结构的守护者。于是周天子的权力可以视为一种消极权力而非积极权力。我们在此区分权力的消极性和积极性，乃是基于权力是否追逐自身的利益。如果权力能够不受限制地追逐自身利益，即为积极权力。这里所谓不受限制，是指权力的制度设计中没有正式与明确的主观限制，而非指客观条件构成的限制。这一类权力是战国以来，尤其以秦制为代表的专制君主权力。而周礼权力则与之相反，周天子不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只能保障天下万民的安宁。周天子必须成为被治权分割的守护者。周礼体制下，周天子封建诸侯之后，其职责可称之为“天下责任”，即抵御外侮，和维护诸侯国之间的秩序。《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张禹对成帝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或为诸侯相杀，或夷狄侵中国。”104约言之，即“尊王攘夷”。抵御外侮意味着暴力只能针对夷狄，而不能针对华夏内部。105鞍之战，晋国大败齐国。为了炫耀战功，晋景公派大夫“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业。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单襄公进而斥责晋献齐俘为“奸先王之礼”106。而为了确保这一点，周礼体系下，诸侯国之间的秩序首先就是任一诸侯无权向另一诸侯发起战争，这必须得到周天子授权。齐桓公伐楚时，受到楚成王的责问：“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107
至于就诸侯国内政而言，诸侯固然对天子需要承担义务，但是天子却无法干涉诸侯国内部事务。诸侯若是抗拒天子，往往其国之卿大夫也跟从诸侯。如周桓王伐郑，郑庄公率军抵御，一战击败王师。其大夫祝聃更是公然向周桓王射箭，并射中了桓王的肩膀，之后还要追击王师，被庄公阻止108。同样地，诸侯也无法干涉卿大夫采邑内部的事务。这样就造成治权的逐级分割，不但周天子的权力无法及于天下万民，即便诸侯也无法完全掌控本国民众。于是每个人只服从于自己的直接上级，而不把上级的上级当作自己的上级。鲁襄公十四年（前559），晋国召集诸侯军队进攻秦国。晋军主将荀偃命令全军：“唯余马首是瞻。”下军将栾黡非常不满，说：“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秦国在晋国的西方，向东走就是单独率领下军回晋国。下军也从命跟着向东走。左史问下军佐魏庄子：“不待中行伯乎？”希望魏庄子阻止下军违反主将命令的行为。魏庄子回答说：“夫子命从帅。栾伯，吾帅也，吾将从之。从帅，所以待夫子也。”109上文所引的庾公差向公孙丁学习射箭，所以不敢真地向公孙丁射箭，是学生不敢对老师无礼的表现。但是尹公佗作为庾公差的学生，就认为老师的老师不是老师，所以决定继续追击——这与国家制度等级中上级的上级不是上级，实际上是遵循着同一原则。
甚至士庶也要把自己侍奉的卿大夫当作自己的君，而不把国君当作自己的君。晋国大夫栾盈在政争中失败，遭到放逐。执政卿范宣子下令栾氏的家臣不许跟随，凡跟随栾氏的一律处死。栾氏的家臣辛俞跟随栾氏上路，被负责监督的官吏抓住，押到晋平公面前邀功。公曰：“国有大令，何故犯之？”对曰：“臣顺之也，岂敢犯之！执政曰，无从栾氏而从君，是明令必从君也。臣闻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无大援于晋国，世隶于栾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戮，臣敢忘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公说，固止之，不可，厚赂之，辞曰：“臣尝陈辞矣，心以守志，辞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赐，是堕其前言。君问而陈辞，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110孙文子驱逐卫献公时，孙氏私属都服从了孙文子的命令。庾公差甚至还为不向老师射箭就无法复命感到为难。更有甚者，如果诸侯的大夫想要弑君，他的私属也唯命是从。齐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夫人通奸，崔杼决定要杀掉庄公。在庄公前往崔杼家中找他夫人的时候，崔杼悄悄溜掉，让自己的家兵去杀掉庄公。“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勿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111反之，如果家臣不服从作为他的君的大夫，将会受到一致谴责。鲁国季孙氏家臣南蒯背叛季氏，失败后逃到齐国。齐景公当面骂他作“叛夫”，南蒯辩解说：“臣欲张公室也。”齐国大夫韩皙立即呵斥南蒯：“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杜预注：“言越职。”112逾越了家臣的职分。
主权与治权相分离。这并不是说周天子成为没有实权的虚君，恰恰相反，周天子掌握了实实在在的最高权力，可以封建诸侯、发布政令、兴兵征伐。即便在幽王被杀，宗周覆灭之后，秦国正式成为诸侯，仍然是由周平王所命。113战国初年，原为晋国大夫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废黜晋侯，立为诸侯，也是周威烈王册封的。114田氏代齐，也为周安王所承认。115在整个周代，无论周天子如何衰微，还没有谁不经周天子册封而能立为诸侯，并被各诸侯国承认的。但是周天子能够做到这一切，都有赖于全体诸侯的支持。由于治权的分割，周天子直接支配的资源仅限于王畿，因此在诸多方面，尤其是大规模军事行动上，必须要得到诸侯的支持。周武王伐纣，天下诸侯没有受到邀约，不请自来，会于孟津，共同灭亡了商朝。当周天子德衰，亦即其越来越考虑自身而非天下的利益时，也就越来越难以获得诸侯的支持，于是无论周天子是软弱还是暴虐，都无法挽回其日渐衰微的命运。周幽王就是由于烽火戏诸侯，失信于诸侯，才导致身死国破116。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周礼体制中，周天子的主权实际上是与治权分离的。再衰弱的周天子，名义上的主权依然还在。《战国策·东周策》记载一个故事，颇为有趣。温是离东周王城很近的一座城邑，“温人之周，周不纳。客即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而诵《诗》，《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117温人的回答当然有智辩的成分，然而也可见周天子名义上的主权，在战国末年仍然被承认。但是周天子之所以要以温人为外来人口，显然是因为其治权已经仅限于王城一隅了。
正是基于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以及治权的逐级分割，周礼体制对于权力的制约不是外在监督，也不是在权力内部划分出不同类型的权力，而是在权力内部建立多级同类型的权力。每一个下级权力相对于上级权力而言，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完整权力，仅仅所辖土地人口的数量小于上级而已。118这就意味着，下级并非上级命令的单纯执行者，拥有完整权力的下级必将基于自身立场对上级命令进行审核，以决定是否执行，以及怎样执行。这其中当然会有私心利益的考量，但是同样也会有天理民情的关心。因为他自己的命令同样也会受到下级的审核。如此，直至天下每一个人。上引《左传》，卫献公“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巧言》见《诗经·大雅》，卒章有“无拳无勇，职为乱阶”119句，大师认为在这种场合歌《巧言》卒章极不合适，所以拒绝从命。即便其后师曹毛遂自荐，也是“公使歌之，遂诵之”。如果我们注意到“歌”与“诵”的区别，120就会发现师曹是在没有配乐的情形下朗诵了《巧言》卒章——大师以其沉默再次拒绝从命。121同样，当栾黡觉得荀偃“唯余马首是瞻”的命令内含着傲慢无礼时，便公然带领下军抗命。最终荀偃只得承认：“吾今实过，悔之何及。”下令全军回国122。莒太子仆弑君，出亡鲁国，将莒国宝玉进献鲁宣公。宣公赏赐莒仆采邑，曰：“今日必授。”但是季文子却命令主管刑罚的司寇将莒仆赶出鲁国，曰：“今日必达。”123梁伯热衷修建土木工程，甚至修建城堡却将其空置。民众疲惫不堪，忍无可忍，梁伯就吓唬民众说：“某寇将至。”公元前641年，梁伯下令在宫墙外挖掘壕沟，欺骗民众说：“秦将袭我。”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恐惧之下，作鸟兽散。于是秦国乘机出兵，灭了梁国，没有遭到任何抵抗。124《春秋》记载这件事，写作“梁亡”，而不是写秦灭梁，表明梁是主动地自取灭亡，不是被动地被他国灭亡的。董仲舒评价说：“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盖爱独及其身者也。”125
主权与治权分离，以及治权的逐层分割，构成了周礼体制主权在上，治权在下的特色。因此，周礼允为中华德性政治之源。事实上，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广土众民的大国，所谓“主权在民”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最终能够执掌国家主权的，还是高踞于权力顶层的那一个或一伙人，亦即霍布斯所谓“主权者”126。关键是要保证主权者必须为全民服务。于是周礼经验不失为当今之世的良好镜鉴。在上的主权者必须为民服务，才能获致主权与治权的合一，才能真正执掌并运用全国的政治经济资源。在下的民众首先必须参与所在小区域的公共事务，以保障其治权的良好运作，并且当行有余力时，可以向更广的范围和更高的行政层级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