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或大或小的完整性及同政治生活的关系

我觉得围绕贯穿迈内克全书、另外在其他著作家那里也存在的一个问题进行考察十分重要：在哪位著作家那里和哪部著作中历史主义获得完美和最终形式。正如我们已指出那样，迈内克被迫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出歌德的名字；随后又提到兰克，仿佛他是更透彻更清晰的歌德，同历史主义相连。我们已经谈过歌德，我们将不论证如下断言极少说服力：由维科强健头脑开拓、又由黑格尔高超头脑推进的思想在兰克那个哲学上冷漠、缺乏经验的狭隘头脑中获得完美形式；然而我们将论证关于历史主义的完美和最终形式的问题本身就犯有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历史主义是一个逻辑原则，甚至是逻辑的自身范畴，恰当地理解的逻辑性，即具体的普遍东西的逻辑性，因此正如我们已指出那样，它总在精神中多少积极地活着，并在历史主义时代产生广泛影响。然而，正如任何人和任何时代不可能完全缺乏历史主义，同样任何天才，无论他为此付出多少艰辛，无论他达到多高的高度，都不可能接受最终、确定的形式；因为正如经常发生那样，在相同人们、相同著作、相同时代，都存在同不承认和否定历史主义的命题的混合：甚至在历史主义时代创始人那里也是如此。维科不接受人类共和国之外的其他实在，它们的历史按从感觉到知性、从强力到道德的精神的永恒循环展开，其后这样的历史把观念循环物质化，于是历史在他那里丧失其行动的个体性，这是历史行动，因为不可重复，在他那里历史学也黯然失色，沦为静态的社会学，在他那里缺乏进步概念和历史进程独特性的概念。黑格尔用清晰的术语提出“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伟大原则，我不知道他本人面对他天才地说出的这句话何等恐惧，以致思绪紊乱、迷失方向，并重新区分真正、必要合理的东西和恶的偶然的现实的东西 ；另一方面，把其形而上学的逻辑的范畴在历史时代中暂时化，他未像维科那样，把历史设想为在时代循环中不断重复，而是让历史停滞在最终时代，在体系中封闭过去、阻挡未来；他像维科一样，保持了历史和自然的二元论 。无疑，兰克未曾冒险陷入维科和黑格尔的这些错误，但也未拥有两位伟人思考过的真理，这些真理包含纠正他们陷入的大错的优点，而兰克甚至不能陷入这类错误，这里采用路德信徒的话向“大胆犯错”致敬。通过并战胜那些错误，正如一般哲学一样，历史主义得以发展并提高到越来越高的高度：即通过那些错误，它们是起初未很好解决、因此竭力找到自己确切位置并解决的问题的标志。我们做什么呢？在每一瞬间生活既完美又不完美，哲学和相连的历史学也是如此。

迈内克颂扬称作“历史主义革命”的革命，是继宗教改革革命之后，归功于德国的近代第二次伟大革命。确实，宗教改革在以它命名的时代，与其说是一次精神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强烈骚动，因为精神革命终究靠理性指引，正如普通格言所说，理性是人的本性，因此是人的进步和革命的唯一原则。不是幻想、情感、神秘主义、盲目冲动、暴力等指导并自己完成精神和心灵的深刻变化。无论如何，在他宣布的两次革命之间，自然法、自然宗教观念、启蒙运动置于其中，正如大家所见，是启蒙运动而不是宗教改革运动提供历史主义的逻辑前提；迈内克清楚地知道，他在其历史中详细地描述过，启蒙运动不是起源于德国（其悠远起源在意大利，具体说是索齐尼派 ），而主要起源于法国和英国，在变为欧洲的时，也波及德国，德国参加启蒙运动并形成自己的新教，新教只有同启蒙运动一起才能使孕育自由思想的萌芽成长。迈内克在了解历史主义前兆时，他在英国的、法国的和意大利的文献中浮想联翩，他甚至能够做得更充分。在做了这些限定和说明后，他关于历史主义革命主要是德国事业的判断可以接受；但不是由于默泽尔、赫尔德、歌德（同歌德一起的兰克）实施这一革命，而是因为那时德国哲学达到极高水平，超越其他民族的哲学，奠定仍在建设中的历史哲学大厦的主要基础。革命主将是康德、费希特和谢林，更直接地并比他人更自觉地是黑格尔，所有其他次要斗士都围绕着他们，在这些人那里（譬如，在施莱格尔那里）闪烁着相同的思想。

另一方面，有待记住：一场真正充分、活跃的思想革命总同相应的道德革命相连，同对待实际生活问题的新方向和新立场相连；在两类革命之间确立一种循环，凭借这种循环，它们交替地变得生机勃勃和不断扩展。同历史主义（启蒙运动的继续）相关的自由新方向在积极的实际的生活中，不再是抽象的和原子的自由，正如在启蒙运动中一样，而是同社会的历史的生活统一的具体的自由。现在，在德国，由于其特殊政治条件比英国、法国落后（在某种方式上甚至比不上意大利，意大利经历众多政治经验，它并未全部忘记），进程朝着理论损害实践方向不平衡地发展；似乎这只是一场纯理论性的革命，虽然不能全是或不全是如此。思维同行动的割裂，同真正革命相对立的观念革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和发展进程中，被德国人自己、巴格森、沙乌曼、费希特注意到；并在黑格尔的哲学史中，被铭刻上如下话语：“在德国新原则作为精神和概念闯入，在法国作为实现的现实” 。这两次相关但分离的革命的相同冲突被海涅宣扬得尽人皆知，被我国的卡尔杜齐 在其诗篇中提起：康德和罗伯斯庇尔“渴望真理，反对信仰，不知不觉”，一位将上帝斩首，另一位砍了国王的头 。然而，正如对知性模糊意识到、而想象乐于戏剧性地渲染的冲突发生的一样，他的术语并未确切说明，因为伴随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哲学已在实践中枯竭，历史主义唯心论在它对面涌现，不是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哲学的表现，而是作为新思想和新需求、新时代的标志。默泽尔生活在18世纪中叶，他比较了法、英、德三国的历史，得出结论：在法国君王获胜，在英国贵族和自由民获胜，在德国是王室的仆从获胜 。在德国，历史主义思想被国王和根据虔诚的顺民、仆从的头脑颂扬，它们尽最大可能地注意区分和分离——思辨与政治；警惕不从思辨中得出运用于政治的实际结论。

他们的历史主义哲学没有或很少起过世俗的和实际的作用的根源就在这里，这种哲学逐渐丧失人道的启蒙主义的博大精神，这种精神曾经鼓舞过赫尔德和上世纪其他思想家，但它并未激励欧洲自由运动精神，尽管在德国相当晚才出现欧洲自由运动精神。历史主义哲学的影响受到国家压力的干扰，事实上它为国家和旧制度服务，就扰乱并败坏自己的某些概念。不用说由费希特起草的日耳曼的理论，对他来说，爱国者的苦闷，奋起反抗外族入侵的冲动，构成借口；在黑格尔那里可观察到这种思想混乱，在普遍史中赋予日耳曼人最高职责，在法哲学中赋予国家形式永恒典范性，他看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日耳曼人正是在这样的国家形式中形成。而意大利人维科却被循环观念压制，它似乎成了强加于历史的自然法则，只有在循环中历史才能生机勃勃地和辩证地运动，因此他封锁通往进步观念的道路；但无论如何，那位在贫困中度日的可怜人，内心是独立的，在哲学上是有尊严的，他未像黑格尔那样，犯下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屈从的错误。然而， 在黑格尔历史学说中，日耳曼人总代表一个理想要素——自由；当他们最终只代表自己，不再是上帝启示的使者，而是凶残的人种和种族时，正如其后所发生的那样，尤其今天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情况，就相当糟糕。另外，不应忘记马克思是属于德国黑格尔学派左翼的德国人，处于那种身份和那种学派，当他的兴趣从政治冲突转向经济冲突时，就构想了神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没有人道和自由的气息。马克思同普鲁士主义相比显得和崇拜暴力更接近。

由此可见，在德国没有产生，对历史主义同自由与人道情感的紧密关系的洞察，确立唯一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和谐和统一，日耳曼主义同拉丁传统的合作（人们若想这样说），生活的自由—历史观；它们仅在1848年前后数年，在德国有过短暂运气和反映。完成上述融合的国家和时代是复辟与七月王朝时的法国 。新思潮从法国传遍全世界，还更新了英国的旧自由，并使加富尔 的意大利崛起。那时，被历史主义充实、完整的启蒙运动注入并实际再生为自由主义。

因此，要恢复或保持历史主义真正意义的活力，不仅需要哲学和历史学，而且需要欧洲道德、政治生活或远或近的改善。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反对“历史主义”的声讨与抗议的声音，迈内克记起一些。然而，我们若洗耳恭听那些要求理性的呼声，将会听到它们根本不反对历史主义，说真的，而是反对截然不同并理应反对的东西。譬如，门格尔 并不同“历史主义”战斗，他的一本书以此命名 ，但他发起一场类似理应反对法律历史学派的论战（边沁 说过，这一学派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人，不是下令让厨师准备午餐，而是把管家经年的午餐账目交给厨师），他反对时缺乏才智，以致所谓经济学历史学派奢望用事实和经济制度的历史比较代替演绎和计算，而演绎和计算恰恰是经济学的理性与力量所在。在德国，把在其他地方称作“缺乏思想的博学” 的东西称为“历史主义”的人们，也不反对“历史主义”；特勒尔奇 确实不反对历史主义 ，他想超越历史主义以要求道德意识权利，然而也确实无需要求这种权利，因为道德意识正是历史主义的基础。非道德主义或无道德主义，不仅过去是历史主义的真正对手，而且今天是历史主义的敌人；非道德主义或无道德主义，以伪造的历史主义的形式，被德国伟大哲学的腐朽部分不断地发展，现在已具有魔鬼般的形象和规模。道德卑劣行径还戴着历史主义的假面同非道德主义同流合污，道德卑劣行径愿意把自己的恶名变为接受或屈从“历史必然性”，即接受或屈从宿命论和怠惰，这是对作为活动的历史和作为活动源泉的历史学的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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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迈内克（1862—1954年），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2] 迈内克，《历史主义的产生》，Ⅰ.《前阶段和启蒙运动历史学》，Ⅱ.《德意志运动》（慕尼黑、柏林、奥尔登堡，1936年）。鉴于我在书中陈述的理由，由于我考察此问题的方式大部或全部异于迈内克的方式，在本文开头我不得不说，他的书很值得研究这一艰难题目的人们学习，说作者的学说敏锐坚实也当之无愧。——原注

[3] 阿克顿（1834—1902年），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4] 吉本（1737—1794年），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罗马帝国衰亡史》。——译者

[5] 卡西勒（1874—1945年），德国哲学家。——译者

[6] 《启蒙运动的哲学》（图宾根、莫尔，1932年）——原注

[7] 其他人也犯了相同的错误。譬如，哈扎尔德，《欧洲意识的危机，1680—1715年》（巴黎，1935年）第1章第63节，说到那一时代的皮浪主义：“然而，有一种重新创造历史的方法：通过博学”；并且描写了博学者们的大量工作，第65—66页：“那么这项工作何时会完成呢？还需要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人们要知道这点，不通过假设，也不说谎，就能肯定这一点，这近乎重新发现某些巨大无比的镶嵌画，这是近乎无望的工作。”为了理解那一世纪精神的实际条件，这样认为将受益匪浅：不仅反历史主义同博学和平相处，而且当博学者尝试思维时，追随当时的观念，像反历史主义者那样思维。——原注

[8] 沙夫茨伯里（1671—1713年），英国哲学家。——译者

[9] 杜尔哥（1727—1781年），法国哲学家。——译者

[10] 珀西（1729—1811年），英国文学家。——译者

[11] 弗格森（1723—1816年），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译者

[12] 伯克（1729—1797年），英国政治家和作家。——译者

[13] 文克尔曼（1798—1874年），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译者

[14] 迈内克，《历史主义的产生》第1卷，第379—380页。——原注

[15] 同上书，第1卷，第56—74页。此外，请允许我指出，维科赋予历史认识“或然性”（原书页码第59页），仅限于其认识论的第一种形式、即《论远古》的形式；但在第二种成熟的形式、即《新科学》形式中，他肯定了历史认识的绝对真理性，因为在书中充分实现事实向真理的转化；这是其认识论的重大发现。我也不认为能把维科的历史循环论归于自然法理论残余（第70页）；同一位迈内克（第71页）确实强调维科的规律同自然法的“巨大差异”，因为他的规律不是存在和不变的规律，而是发展的规律。维科从未根据物理学为自然界革命构想的伟大规律塑造历史循环说。——原注

[16] 杰索普，关于阿达姆斯的著作，刊于伦敦的《哲学》，第11卷（1936年），第42期，第216—218页。 ——原注

[17] 《意大利文学史》，克罗齐出版社，第2卷第301页：“对于那些满怀仇恨与信仰的人们来说，类似议论显得荒诞不经。有人可能这样回答他：请站在你的云雾之中，在那儿劳作，不要来到人世间，因为你不理解人世，你根据书本研究过过去，这是你的博学。但对我们来说，过去是实在事物，我们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过去的阵痛。火把我们烁伤，你想向我们证明，因为它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首先让我们把火熄灭，然后你再向我们讲述它的性质。当我们卸掉肩负的过去、我们的烈士和我们的先辈，那时我们或许也能正确，并能鉴赏你的评论。”——原注

[18] 关于迈斯特尔，还有这部分，请阅奥莫德欧的论文，刊于《批判》第34—35期（1936—1937年）。——原注

[19] 引述作品，第1卷，第631页。——原注

[20] 参阅我的论文《两种世俗科学》对此问题的论证（见《近期论文集》第3版，巴里，1963年，第44—60页）。——原注

[21] 黑格尔关于合理与现实公式的摇摆，请阅《论黑格尔》（第4版，巴里，1948年，第157—159页）和《近期论文集》第243—244页。——原注

[22] 其后，事实上这种二元论受到自然科学开始并以达尔文标志顶峰的新起点的冲击，当此起点初显端倪时，黑格尔就坚决反对。显然断言事实是不够的，应从哲学上对二元论进行批判，需要抛弃哲学的旧的经院式的三分法和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性修正，这种分法仍被黑格尔接受（逻辑—自然—精神）。我在其他地方陈述由我所作的这种批判和重构，因不属于本书的计划，故这里只提一下。——原注

[23] 索齐尼派，16世纪兴起的天主教教派，否定三位一体的教义。——译者

[24] 《哲学史》，第2卷，第485页。——原注

[25] 卡尔杜齐（1835—1907年），意大利诗人和文学批评家。——译者

[26] 我在《评论对话集》（第2卷，第292—294页）中描述过这种既接近又对立的历史。——原注

[27] 由迈内克引述，第2卷，第353页。——原注

[28] 在《十九世纪欧洲史》，尤其在第4章，我竭力想在欧洲精神史中描述这种极其重要的环节。——原注

[29] 加富尔（1810—1861年），致力于意大利民族统一的政治家，曾任意大利王国首相。——译者

[30] 门格尔（1840—1921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创始人。——译者

[31] 《德国国民经济中的历史主义错误》（维也纳，1884年）。——原注

[32] 边沁（1748—1832年），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译者

[33] 请参阅豪斯的论文《历史主义的危机》（图宾根、莫尔，1932年）；我在《批判》第31卷（1933年）第210—211页的看法（现在收在《评论对话集》中）。——原注

[34] 特勒尔奇（1865—1923年），德国学者，其著作涉及神学、社会历史和理论等。——译者

[35] 《历史主义及其对它的克服》（柏林，1924年）。——原注

[36] 迈内克这样表述信心（引述作品，第1卷，第5页），“历史主义将医治好因使价值相对化而造成的创伤，鉴于有人将它转化为纯朴生活”，他抓住了真理，但错在假设历史主义以某种方式破坏价值的稳固性，它若从抽象天空去除价值，则牢固地将它们植根于历史现实中，从而保障历史主义的永不枯竭的生命力。人们若未从历史学中获取道德力量，（迈内克说得好）过错只是未能把历史学转化成纯朴生活的人们的。——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