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赘言

本书的第五至八卷，即史学界通常所说的《哥特战争史》，这一部分早在上一世纪50年代末即已由崔妙因自俄译本译出。此书曾列入1956～1962年度人民出版社与三联书店介绍世界社会科学名著的第一批选题之中，选题初稿是编辑部综合当时北京各高校与学术机构专家学者的意见拟定的。译稿交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时正值多事之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未来得及加工便搁浅了。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无情的时光使得在建国初期还都是青年的我们这一辈不知不觉地成了老年人。现在甚至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没有过受帝国主义分子凌辱的亲身体验，而我们的一代却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中出生和长大的，因此凡是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无不具有极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而人们便把收复祖国大好河山并使祖国繁荣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全国各地解放时老百姓欢迎众望所归的解放军，说其热切的程度如大旱之望云霓，一点也不过分，今天回想起来还感到兴奋不已。

当时我们都有点革命理想主义，以为党接管了全国政权，立刻就是尧天舜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把党视为绝对不可能犯错误的真理的化身，根本没有料到建国后还要经历二十多年的艰困路程，才能走上今天改革开放的大道。对于全国解放后不久的镇反以及三五反运动中的有些做法不够慎重，伤了一些无辜，但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旧社会多年积累下来的污泥浊水非如此不能廓清。但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方式，总不免有一点担心和忧虑。今天六十岁以下的人已很难想象建国初期的青年，特别是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心态和遭遇了。他们都是在受过旧社会的学校教育以后进入新社会的，他们要经过一个认识的过程（主要是事实的教育）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是听几场报告、灌输几个教条就能解决问题的。此外，对知识分子的整体也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即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偏离了这一估计就会发生偏差乃至走向极端。在当时已露端倪的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而成了一场无原则地自我作践的闹剧。当时所谓剥削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只能对自己过去的一切，包括已学到的和研究多年的专业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把自己贬得越是一钱不值就越是能显示自己的觉悟程度。一句话，过去的一切都是坏的，与此相连带，非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切当然也都是坏的，一切属于个人的理想、爱好、希望等等，一切人性所固有的特点，一切合乎人之常情的事物都被划入名声很不妙的个人主义的范畴，并且据说个人主义乃是万恶之源，当然非加以坚决彻底地铲除不可（到文化大革命这一点竟发展成有点“修炼”味道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按照这个逻辑，所谓旧知识分子都负有“原罪”，非好好整治一番才行。结果便产生了那时颇为受到赞扬的“夹着尾巴做人”的标准形象。当时比较世故或圆通一点的知识分子为了顺应时势，避免麻烦而尽量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脑，可怜兮兮的样子，怀着“诚惶诚恐、臣罪当诛”的心情度日，以便得到大权在握的左爷们的认可。老实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常常听到的“脱裤子割尾巴”、“夹着尾巴做人”一类带有痞子气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术语，用到政治里是很不严肃的。人进化到脱离动物的高级阶段，早已没有了尾巴，强行给知识分子安上尾巴，这是一种蔑视，也是一种侮辱。试想如果“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只是一群夹着尾巴做人，为救过和避祸而终日苟且偷安、唯唯诺诺、没有或不敢有自己思想的人们的队伍，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人们能指望从这些人中间产生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诗人、大画家、大音乐家吗？

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可以举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就是在大、中学校取消了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而代之以俄语。英语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曾是世界的头号强国。英语是莎士比亚和牛顿的语言，当时英国还没有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战后，美国是科技人才最集中又是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英语和英国本土的英语虽然差别越来越大，但它基本上仍然是英语），随之英语也就成了科技方面最重要的语言，成了国际间交流的方便语言，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客观事实。我国外语界也以英语的积累最厚，人才也最多。何况当时作为我们学习榜样的苏联，它的大、中学校的第一外语也是英语。可是我们没有考虑取消后的利害得失，硬是把英语取消了。理由显然是因为英语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语言，尽管连斯大林也承认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这样一来，过去学英语和英语的书理所当然地被抛进垃圾堆，大批通晓英语的人才一夜间成了无事可做的人。我想再幼稚的人也不会幼稚到把一边倒理解为连对做学问很有用的英语都取消的程度。为了弥补俄语教员的不足，很多英语教员只好改行，临时生吞活剥地学一点俄语以应付教学的需要。在当时的形势下，似乎连“落后的”汉字很快也保不住了，万幸的是汉字终于没有被取消，否则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这种极不慎重的做法不仅割断了历史，否定了文化的继承关系，而且在文化界和思想界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建国初，战乱之后，百废待举，民心思定，理应有一个喘息时机，用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此时我们虽然也致力于恢复与重建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可是在精神方面总是感到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红楼梦问题出来了，这本来只是一般的学术问题，但结果有关人员有些还受到了公开的批评与处分，一下子就提到了压制新生力量的高度，成了政治问题。对有关武训的电影的评价也出了问题，接着就兴师动众，搞调查，翻出了陈年旧账，搞得电影老导演孙瑜先生也受到牵累，从此消沉下去。一时文艺界成了是非之地，每天一觉醒来不知在什么地方又会招惹出什么事情。这期间居然还有天真到自己找上门来的勇敢者，胡风上书要向中央提出有关文艺界的意见。果然当局正好顺势挖出了以他为首的“暗藏的反革命集团”。权力者登高一呼，全国“响应”并同时动手，胡风与关系者抓的抓，关的关，一场严厉的阶级斗争展开了。原来这样做是有理论根据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据说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还要持续很久很久，而且越来越激烈云云。

在这个肃杀的背景上，当局及时做了些纠偏的工作，知识分子立刻感到精神上有所缓和与松动，有一位学者把这种气氛形容为严冬之后的早春天气。如果这时出版界也有所动作的话，那就是提出了我在本文第一段里提到的以全面介绍和继承世界文化遗产为目的的1956～1962年度世界社会科学学术名著的选题。我曾参加这一选题拟定，随后我又和几位同志代表国家出版社（人民和三联两块牌子）拿着中宣部的介绍信，携此选题初稿赴中南五省（两广、两湖与河南）广泛征求这一地区高校和有关学术机构学者专家的意见兼调查各地的外语翻译力量（另有赴华东和东北的两路），这便是今天商务印书馆已很有成绩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雏形。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各地高校和有关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们在接受我们访问时的兴奋心情，他们无不为党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深受感动。多么可爱可敬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求的实在不多，只要在独立的新中国不受歧视，给他们适当的工作，能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就要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

但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小小的纠偏之后随之而来的竟是一场规模巨大、使几十万善良的知识分子陷入灭顶之灾的反右运动。运动是从整风运动开始的，党为了改进同群众的关系开始是叫大家提意见，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年纪大一些的根据先前的体验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听到提意见就向后缩。于是就大会小会、会上会下反复动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那些先前在运动中挨过整的可能讲了些抱怨的话，本来嘛，没有问题却被整得死去活来，谁也会憋着一肚子怨气，这是人之常情。后来才清楚，动员讲话原来是为了“引蛇出洞”，是准备聚而歼之的。所提的意见被夸大为“对党的猖狂进攻”。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一个人是存心反对党的，但是我敢说绝大多数的意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善意的，是希望党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的。这一点后来据以为所谓右派分子平反的材料可作证明。你说这种动员人讲话然后据以定“罪”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他却说我们早已打过招呼，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反正权力在谁手里，道理也就在谁手里。

建国不过六七年反右运动就出现了，它大大地损害了曾经干出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一个党的形象。它曾使党失去信誉（不讲信用，历来是做人之大忌），留给党内外群众一个不讲道理的形象，又因为它把大批诚心拥戴自己的人一股脑儿推到敌对的一方，从而严重阻碍了革命建设的进程。后来因言路断绝，一意孤行（高产田、放卫星、大炼钢铁之类再也无人敢说一个不字），终于发展到置一切理性与道德于不顾的十年浩劫，那便一点也不奇怪了。

1957年的悲剧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渐渐地退到历史的阴影之内，与之直接有关联的人，无论整人的还是受害的，多数已作古成为录鬼簿上的人物，在世的也都成了耄耋老人。血淋淋的一页虽已翻过去，但留给后人的却是无尽的反思的资料。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学者们试图从各个角度作出解释。历史上的这一怪现象，其中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写出几十、几百部大著作。有人试图从历史上探本溯源（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传统、农民意识），有人想从体制上找原因（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监督和制约至多也不过是条文，根本不起作用，一言堂，官本位，他们不是直接由老百姓选出而是由上级委派的，因此当官的怕上级不怕老百姓，因为他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有人则从当权者的个人品质和经历寻求解释，还有人从更大的范围，联系国际的影响（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时代、资产阶级革命，斯大林牌号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等等，等等）。总之，时间隔得越久，与这一时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都故去了，研究者也许不再有所忌讳，那就让一百年、二百年以后的人去总结吧。就我个人而论，以劫后余生之身还能在今天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建立和谐社会的日子里为这一侥幸保全下来的译稿写这篇赘言，已不禁有隔世之感！

本文开头处所说的《哥特战争史》的俄译本是1950年由前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译者是С.П.康德拉切夫，责任编辑是Е.А.科斯敏斯基院士。这是当时我们所能找到的仅有的一个译本。译本还有由乌达里曹娃撰写的引言。引言对俄译本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译文不但极为准确流畅，而且保存了原著的风格和时代色彩。后来我校订译文时，个别部分曾参考了收入洛布古典丛书的希英对照本的原文（豪里编订）和杜因的英译，因此我感到俄译本引言对俄译本译文的评价确非过誉。帝俄和随后的苏联的史学界本来同拜占庭的文献有较深的渊源，而他们的古希腊语的水平一般也相当高，这当然对译文的质量有影响。

后来经过查对，我发现《哥特战争史》的俄译本1950年在前苏联出版后，普洛科皮乌斯的传世的最重要作品的俄译本便出齐了。原来本书的第一、二卷即《波斯战争史》和第三、四卷即《汪达尔战争史》早在帝俄时期便有了捷斯图尼斯（С.Дестунис）的译本。此外，普洛科皮乌斯的另两篇独立的作品《轶闻或秘史》（即本书第九卷）和《建筑记》在《哥特战争史》的俄译本出版前也已由同一译者译出发表。

“四人帮”垮台，摧残文化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噩梦已成过去。商务印书馆在物质与精神的废墟上重整旧业，我们又有了联系。

南开和商务是我成长道路上和我有血肉联系的两个光辉的名字。解放前我曾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又在南开中学教过英语，先君早在清末庚子前就和南开创办人严范孙先生和校长张伯苓先生相识，我家和亲戚家两代之中有不少是南开出身的。南开虽然是一个普通的私立中学（后来增办大学、女中、小学），但是它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在中国的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南开是一所办得严肃认真的学校，从那里出来的学生都有一定的质量，特别是它十分注重培养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又十分重视体育，南开中学的篮球队曾经名满中国，几乎等于今天的国家队。“九·一八”之后，日寇节节进逼，华北岌岌可危，我上初中时张校长已在筹建重庆南渝中学。果然“七·七事变”后天津的南开立刻遭到日军的轰炸。记得当年站在墙子河的河岸上远望日军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八里台南大，看那美丽壮观的图书馆圆顶顷刻化为瓦砾，真是欲哭无泪、悲愤到了极点！国家遭此奇祸，理由就是因为我们软弱。南开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南开抗日。幸运的是我们南开中学41级的同学不久前通过联系竟然还成立了一个级会（天津部分的和重庆部分的），海内外的级友竟然还有不少活到今天的太平盛世。忘了是哪位级友在我们41级的级刊上说过，南开校友里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就是没有一个汉奸！这事我虽没有调查过，但很有可能是事实。

再说商务印书馆，顾名思义，它起初只是一个经营普通印刷业务的小作坊。开头它只能依靠日本人的技术，但后来在扩大的过程中由于坚决抵制日本人染指，所以日本人对商务也是恨之入骨，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商务的厂房和图书馆便遭到日军的轰炸，多年搜集的珍贵典籍损失无数。商务解放前虽然也是一家私营企业，但是它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9年我入小学，用的便是商务的新学制课本（已不是“人手足刀尺”式的旧式启蒙教本）。商务被炸之后在瓦砾中重新奋起，出了一套复兴教科书，记得教科书封面上就印着商务被炸后断瓦残垣的惨状，使我们这些小学生对国难终生不忘。总之，南开和商务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中国不亡，南开和商务也有一份功劳。

商务编辑部把在浩劫中幸存下来的我们的两部译稿（一部译自法文，一部译自俄文，原文都是西方古典文献）捡出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按照他们的体例据洛布丛书对照本重新译校一过，我们当然乐于配合他们的工作，决定撇开旧译，重起炉灶。其中篇幅较短的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前些年已经出版。至于普洛科皮乌斯的这部《哥特战争史》，由于编辑部提供了洛布丛书本原书，我们不但把《哥特战争史》部分据新本重译（当然参考了原来的俄译），同时把前四卷和作为附录的《轶闻或秘史》（本书仿欧洲某些译本的做法把它定为第九卷）也补译出来，俾成完璧。

普洛科皮乌斯其人和他的这部作品，这部极其重要的拜占庭历史文献在今天的我国，了解的人可能不会很多。相当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这一文献可以弥补我国世界史教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我国对西方历史的研究比起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历史的研究来，无论就广度和深度而论都差了一大截。社会科学，特别像历史这样的学科，要有一个长期的、艰苦的积累过程才能指望有所成就。二十多年前，一位老友的孩子在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他为了罗马史上的一个题目曾找到我，想讨教些问题。我首先向他申明，语言方面我过去学过一点希腊语（包括新约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初步的希伯来语（不是今天通用于以色列的），还通过法语的有关专著学过一点古埃及语，我学这些语言是为了给我准备的语言学方面的一个课题作一些准备工作。至于同希腊拉丁语有连带关系的希腊、罗马的文化历史，我只算是个爱好者，不是研究者。这位青年朋友虽然以罗马史为主攻方向，但是他没有学过拉丁语，他当时的第一外语还是俄语，英语的阅读能力也很差，更没有学过德语和法语，这是他在语言方面的障碍。当然，在比如英德法等西欧发达国家，不学希腊拉丁语仍可以通过他们的已颇具规模的译本获取古典文献的知识，但作为研究者不学拉丁语而研究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就好像不通古汉语，不能从原文读《左传》、《史记》、《汉书》等书而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一样，等于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早在上一世纪50年代，北大、武大、中山大学和历史所的一些朋友都和我谈过建立西方古典专业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发言权，但据常识推断，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只能是一个设想。即使集中几位老师可以开几门课，生源又在哪里？图书资料在哪里？西方从小孩子时起便学希腊拉丁语（听说现在也免了），就和我国过去的学童学习诗云子曰一样，马克思上高中时的拉丁文课本已经是塔西佗的《编年史》，中国的学生哪里有这样的条件。况且这样专业的学生培养出来之后出路又在哪里？学术机构与高等学校学科的设置与发展同整个社会的更大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便能解决问题的，像西方古典历史文化一类的学术问题更不能一蹴而就。应当说，当前还应是介绍和普及的阶段。建国后几十年，尽管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在介绍世界学术名著方面还是作出了远远超出解放前的重大成绩。现在由商务印书馆负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过多年辛苦的经营，总算搭起了一个可观的框架。解放前到欧美留学学理工的，所学专业回国后大都苦于无用武之地；学社会科学的大多也只是为了寻个人出路，在所谓“镀金”，读个学位之后回国或者可以到大学教书，有后门的则“学而优则仕”进入官场。他们的眼光还不一定比得上早期的留学生严复之流。只有傻子才肯去做介绍西方名著的工作。而且说老实话，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外语和中文方面还真的未必有这个能力。

我们不是一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吗？马克思主义可真正是西方的产物。“言必希腊罗马”之说曾受到过嘲笑，但是要理解马克思的学说，还非得从希腊罗马起步不可。问题在于，关于希腊罗马这个源头以及后来英法德等国在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古典研究方面的成就，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是否作过认真的研究？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接触到马克思学说的精髓。而正是就这一意义来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分量就重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我们得好好地按照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轨迹弄清它的本来面目，才能吸收它的精华以利于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认真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也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活动，但是他们并不曾掌握国家政权，并没有执政的实践经验。以自身的力量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大国只有前苏联和中国。按道理两个国家都应当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治理国家的。然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前苏联建国几十年，它的许多做法其实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甚至不是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死得太早，来不及施展其抱负），而是斯大林牌号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取得了独裁大权，杀死了列宁的许多战友，却打出了列宁的旗帜，名之为列宁主义，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简称为马列主义，后来成了一个常用的词语。前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军事上曾经强大过，成为可以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它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德国，但那主要是苏联人民和苏军奋不顾身浴血奋战的结果。而老百姓在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却长时期过着既不富裕，又不愉快不自由的日子。当局欠老百姓的实在太多了，这样一旦遇到问题，终于混不下去，解体了。说到底，还是失掉了民心，老百姓不支持了。这是个深刻的教训。再看我们自己从建国以来怎样从马克思主义蜕化成文化大革命，教训便更加惊心动魄了。革命本来是因为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到自己方面来才取得胜利的，建国后却反而忘了这一点，甚至忘了过去多次发表的郑重诺言，不但不注意发扬民主，反而阻塞了言路，不许别人提不同的意见，更不用说相反的意见了。各种运动，名目繁多，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中又屡兴大狱，给自己的同志一批又一批地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施以残酷无情的打击，这结果理所当然地最终会导向抛弃理性、灭绝人性、倒行逆施的十年浩劫，弄得遍地冤狱、怨声载道，离开国家的全面崩溃也就不远了。可以说，直到结束了极左祸害的改革开放，我们才真正开始摸索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前人尚未认真试过的一条艰辛而又光荣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面对着自己这部多灾多难的译稿，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岁月，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好像是在梦里！在极左势力的恐怖统治下，人们放弃了常识，否定了历史，褻渎了文化（人们视读书学文化为畏途），像是中了邪一样地说着大话、假话、昏话，以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这才是革命。把这件事情说给今天的青年人听，他们根本没办法理解。人民一词早已被滥用成一块破烂的遮羞布，任凭狂徒们蛮横地加以蹂躏。但即使如此，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搞垮，中国并没有灭亡，中国老百姓仍然没有失去希望，并在改革开放后显示出旺盛的生机，创造了诸多骄人的业绩，这一点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奇迹也未尝不可。这道理在哪里？大家知道，极左势力是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力量的，他们是一股杀伤力极大的邪恶势力。几十年来，善良的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对此有痛彻骨髓的体会。

这一号人，只要想一下在党内窃居高位的“四人帮”和康生、陈伯达之流就够了，可惜今天的青年人已无从见到他们的尊容。他们是在最最革命的外衣的掩饰下干着杀人勾当的刽子手，他们嗜血成性，以整人为乐，是罗织千奇百怪的罪名的能手，他们对革命同志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不搞运动他们每个毛孔都感到不自在。但共产党毕竟是千百万先烈为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伟大的党，是有大量志士仁人、大量有正义感的爱国同胞参加进来的党，它怎么能，也决不能容许极“左”的跳梁小丑长期以党的名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即使像文革那样，极左势力肆虐达十年之久，被人称为浩劫，但从长远的观点看，那也只能是暂时的现象，因为无论是他们的“理论”还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必然导向灾难，因此必然最终为老百姓所唾弃，这是历史注定的下场。

商务提供的洛布丛书希英对照本的英译者杜因（H.B.Dewing）曾任希腊雅典学院院长，他的这个译本也和俄译本一样，用的是豪里（J.Haury）的编订本（1905～1913）。英译本六册，也是经历了二十多年才出齐。我把英译同原文认真核对了几个章节，可以肯定其译文质量完全可以同俄译比美。原文是朴实无华的记叙体文字，清楚明白，不尚雕琢，完全是古典希腊史书的风格，和我学过的希罗多德的文字十分相近（修昔底德则稍重文采），并且，正如英译者指出的，只是个别地方稍稍显示出拜占庭当时的比较夸张的风格。原文的异文经过多位古典大师、特别的编订者的整理，已达到可读的程度。作者普洛科皮乌斯本人十分熟悉古典希腊的历史作品，又具有良史的品格和求实的文风，所以此书成为拜占庭时期乃至西方历史作品中极其重要也是写得相当出色的一部史学名著便不是偶然的了。

我和我的老伴崔妙因曾在介绍西方古典作品方面合作，做了一点工作，翻译了古罗马塔西佗和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今天出版时她已经去世十年。为了表示纪念，我想在这里对这位合译者作一简略的介绍。她在建国那一年的夏天毕业于原北京辅仁大学英文系（辅仁原是天主教系统的私立大学，建国后不久即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随即参加了华大暑期学习团，所以她成了建国前夕由组织分配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她在党校里除主攻的英国文学和英语外，还学了德语和法语，她的法语已达到能看小说的程度，后来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还学了俄语（五十年代我们在学校里取消了英语，英语教员只好临时抱佛脚改学俄语，改行为俄语教员）。她从毕业后四十多年一直在中学从事外语教学工作，先后执教于辅仁女中、北京八中和一五五中（后改为西城外语学校），任外语教研组长三十余年，又是北京西城区教育局聘任的兼职教研员、西城区外语教学研究会的负责人，多次参加高考的阅卷工作，曾先后被评为西城区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和西城区职业教育先进工作者。她认为高中是人一生中所受教育的关键阶段，所以她终生致力于这一阶段的外语教学工作，把一批批外语合格的学生送到大学里去。她的最早的学生可能已经退休，以后的学生有的在外贸部门工作，有的在高校任教，有的在国外工作。看到自己的学生能成材报效祖国，这就是对她的最大安慰。

崔妙因的中文水平使得她可以胜任一定的翻译工作。除了学校的教育以外，她从幼年时起还在家中受到过良好的、系统的中国传统教育。她的母亲能诗能画，年轻时所作诗文曾受到过南海康先生的指点，我曾见过康先生为她母亲所题画册和评点的诗文习作。她在母亲的督促下学习了经史和古典诗词，所以尽管在教会学校外文系就读，却不曾沾染任何西方习气，应当说依然是纯粹的中国的传统女性知识分子。我们合作的几部译稿大都是在知识受到蔑视、知识分子备受摧残的年代里，也就是我们心情最压抑的时期里完成的。

我们当时在灯下共同研读原文，商榷译文的快乐，使我们可以暂时摆脱来自外部环境的苦恼，或者说这也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然而我们这样做时却始终抱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它将在文化交流方面起作用。劫难、黑暗终将过去，阴霾终将消散，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真理必将战胜荒谬。也许我们年纪大了，活不到看到这个结局的一天，但肯定会有千千万万的人能看到这个结局，更何况我们竟有幸看到浩劫的结束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日子。再者，作为生物界一个高级的物种，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正是因为他们有历史、有文化、有知识并且懂得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尊重知识。不久前神六的升空与收回，不是正好证明先哲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吗。那些摧残文化、蔑视知识、宣扬愚昧的人们即使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表明他们愚蠢到何等程度。

经过漫长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部译稿终于出版，这是我深感欣慰的。译事虽属小道，但它是文化建设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部门，理应有一部分人为它付出心血。崔妙因在病重期间几次提到这部译稿，她去世后我按照她的遗愿把全稿通读并重录一过，分别作了索引。但出版后的这部书她却看不到了。这大概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命运吧。希腊神话里命运女神所作的安排是最高天神宙斯也无法改变的。佛教故事里关于缘分也有类似的说法。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交叉着无穷无尽的偶发事件，再加上高下良莠参差不齐的诸多物类，这便构成了我们这个森罗万象的大千世界。现代物理学认为，这个拥有无数星系，需要以亿万光年计算其距离的宇宙，只不过是无数宇宙之中的一个。太阳系在这个宇宙里已经是微不足道，而对太阳系来说，地球也只是飘浮在它周边的一粒微尘。地球上的人类就更是微乎其微了。拥有科技力量的人类在地球上活动了这么多年，其实连地球的真正意义的外壳都没有怎么触动，大地随便颤动一下便会使人类付出数十万生灵的代价。我们理解的大自然的秘密其实连亿万分之一、亿亿分之一也没有。比如面对人们最讨厌的苍蝇和蟑螂，我有时想了想也会怅然若失：苍蝇为什么飞得那样自由自在，蟑螂为什么爬得那样快，大自然赋予它们多么神奇的本能！现在倾全世界科技之力也未必能造出像苍蝇那样灵活飞动的飞行器吧。当然，人类并未因其微小与短促而自暴自弃，我国古时所谓三才，便是以人与天地并列，显示出人类的抱负。对于无穷无尽的宇宙奥秘，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是不可知论者，更不是神秘主义者，我们一直在认真地追求、探索，用得到的知识造福于人类并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二十多年前我在我的一首旧体诗的自注里说：“人的一生说到底不过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和一个过程，到过程结束，物质回归大自然，对个人来说则一切化为乌有。如果说还有一点意义，那就在于为生者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使后人怀念。好人和专门害人、整人的坏人，区别即在于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相信这句话，这不是迷信，是一条历史规律。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书，译者编写了一篇介绍作者及其作品的引言。译者能力有限，译文和介绍中或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恳望读者专家指正。

王以铸

2005年10月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