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试图调和两种不同倾向的结果。这两种倾向，一种在心理学中，另一种在物理学中。我发现自己对这两种倾向都表示赞同，尽管乍看上去它们似乎是相悖的。一方面，许多心理学家，尤其是行为主义学派的那些人，倾向于采纳本质上是唯物论的立场，并把它当作一个方法问题——假如不是当作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他们使心理学日渐依赖于生理学及外在的观察，并倾向于把物质看作是某种比心灵更坚实、更无可置疑的东西。与此同时，物理学家，尤其是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其他阐释者，已使“物质”越来越不成其为物质了。他们的世界是由“事件”构成的，而“物质”则是通过逻辑构造从“事件”中获得的。例如，任何读爱丁顿教授《空间、时间与重力》（Space，Time and Gravi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0）的人都将发现，旧式的唯物论不可能从现代物理学那里获得支持。我认为，行为主义者的观点中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是这样的看法，即物理学是现存的最基本的科学。但是，假如物理学并未假定物质的存在（而情况似乎就是如此），这种立场就不能被称为唯物论的。

在我看来调和了心理学的唯物论倾向和物理学的反唯物论倾向的观点，是威廉·詹姆士与美国实在论者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世界的“材料”既非精神的，亦非物质的，而是二者都从中构造出来的一种“中立的材料”。在本著中，针对心理学所关心的现象，我努力而又详尽地阐述了这种观点。

我要感谢华生（John B.Waston）教授和纳恩（T.P.Nunn）博士；他们早先阅读了我的手稿，并给了我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我也要感谢沃尔格穆斯（A.Wohlgemuth）先生，他为我提供了许多非常有用的重要文献的信息。我也必须对这套哲学丛书的编辑缪尔赫德（Muirhead）教授的帮忙表示谢忱，他提出了几个让我受益的建议。

本著在伦敦和北京都通过讲演的形式出现了，并且论欲望的那一讲已在科学协会发表了。

本书有几处提到了中国。那些都是我到中国以前写成的，而且我不希望读者认为它们在地理上是准确的。当我要说明不熟悉的事物时，我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遥远的国度”的代名词。

1921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