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月22日动乱——23日的会议——新内阁——迪福尔先生和博蒙先生的感想]
我觉得，2月22日这一天，没有使人可以感到严重不安。群众已经拥满街头，但我认为他们的主要成员是看热闹的和爱打抱不平的，而不是一心想要暴乱的人。士兵和资产阶级见面时总是开玩笑，我听到群众发出的声音，主要是冷嘲热讽，而不是大声责骂。我知道，不要相信这种表面现象。通常，参加暴乱的都是巴黎的流浪汉，一般说来，他们就像放假的学生，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活动。
我回到议会，发现这里表面上极为平静，但通过这种平静你会感到，这里面正有无数被抑制的激情在翻滚。从早晨开始，在巴黎，只有在议会这一个地方，我没有听到整个法国这时正在高喊的那种不安的声音。在这里，人们正在无精打采地讨论在波尔多设立一个银行的问题。但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发言的，只有在讲坛上发问的人和应当对此答辩的人。迪沙泰尔先生对我说，一切都会很好地进行下去。他说话的时候信心十足且兴奋不已，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我看见他摇头晃脑，耸了耸肩膀。他的这个已经成了习惯的毛病，比往常表现得尤为明显和频仍。我现在还能想起，这个小小的观察给我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
其实，我知道，市内的许多地方，虽然我没有去看过，但那些地方确有严重的骚乱发生。有些人被打死或打伤。人们对这样的事件，已经不像数年前看到时那样或像几个月后将要看到时那样，无动于衷和习以为常了。他们的情绪十分激动。正好在这一天，我应邀到我的一位众议院同僚，属于政府反对派的卡尔瓦多斯省众议员保罗米埃 [66] 先生家去参加晚宴。我费了点劲才穿过还在街上警戒的部队进入他的宅邸。我见到东道主的家内十分紊乱：怀孕中的保罗米埃夫人，被自宅窗外发生的小冲突吓得已经睡下。晚餐十分丰盛，但席间冷落。被邀者有20多人，但只来了5人。其他人由于遭到路障，或因当日太忙脱不了身而没有来。我们几个出席者，心情十分沉重地在没有派上用场的丰盛宴席上坐下 [67] 。当时我在沉思，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谁也不敢保证一场革命不会在我们执箸开筵或吃饭的瞬间突然发生。在来宾当中，有一位萨兰德鲁兹 [68] 先生，他从祖上继承了一处同名的大商行，以制造地毯发了大财。萨兰德鲁兹先生是一位年轻的保守派，他被人器重主要不是由于名声，而是由于财富；有时他表现自己是反对派主要是通过大发牢骚，而不是依靠他在反对派的微弱影响。我认为，他大发牢骚主要是显示他的重要性。他在讨论国王讲话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修正案 [69] ，如果这项提案被通过，内阁就会垮台。在许多人特别关心这件事情期间，一天晚上他应邀出席杜伊勒里宫的招待会。他以为，这次他在这么多人当中不会遭到冷遇。果然，路易·菲力浦国王一见到他，就热情地迎上前去，亲切地把他一个人拉到一旁坐下，立即非常兴奋和热烈地同这位年轻的众议员谈起给后者带来财富的产业。萨兰德鲁兹认为，这位善于笼络人心的君主先谈个人的小事，然后马上就会转入重大问题的讨论，所以一开始他并未感到奇怪。但他想错了，因为谈了15分钟，国王还没有改变话题，而是继续“灌米汤”，让他觉得自己在羊毛和地毯业中是陛下的人而神魂颠倒。他还没有明白这是国王摆的迷魂阵，但已开始非常害怕将要遭到严重的报复。他向我们说，前天晚上，埃米尔·吉拉丹 [70] 先生对他说：“两天之内，七月王朝就将不复存在。”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新闻记者的夸张，而实际上也许就是夸张。但事件的发展，证明吉拉丹是预言家。
2月23日早晨，我醒来后得知，巴黎的暴乱已代替平静而扩大。我用一个小时赶到议会。议会大厦的周围一片平静，步兵部队把守着大厦，把附近封锁起来，而胸甲骑兵则沿着大厦的围墙排列在那里。在大厦内部，已处于激动状态，但还不知道应当支持什么。
议会照例在规定的时间开会。但议会已经没有勇气演出昨天那样的议会喜剧，停止了工作。议会收到市内发生的事件的情报，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在焦急不安之中无所事事地消磨着时间。在这种状态下，有一段时间听到外面响起军号的高昂声音。人们很快就知道，这是胸甲骑兵在自我消遣，消磨时间和听一听军号声。军号的得意扬扬的欢乐声音，与议会里人们的心中想法形成十分可怕的对照，于是赶快叫人通知外面停止这个使人发烦和使每个人自身难以忍耐的音乐。
最后决定大家都大声发言，以改变几个小时以来轻声细语的场面。巴黎的众议员瓦万 [71] 先生就巴黎的市内状况开始质问内阁，质问和答辩3个小时，这时基佐先生出现在会场的入口处。他以十分坚定的步伐，无比高傲地走进会场；然后静静地穿过通道登上讲坛。这时，他害怕人们看见他低头，而一直向后仰头。他简单地说道，国王即将召见莫莱先生，请他组成新的内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剧情突变。
反对派坐在议席上没有动，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以为自己获得胜利，满足了复仇心而欢呼起来；只有他们的领袖们又恢复了平静，一心研究如何利用他们获得的胜利，早点防备不要侮辱可能对他们有用的多数派。多数派遭到没有想到的打击，就像左右摇摆不定的集团不知道应当投到哪一方面而忽然感到不安；接着，多数派的成员们乱糟糟地走下半圆形阶梯式会场的台阶，有些人上来把大臣们包围起来，要求大臣们作出解释，或对他们作最后的告别，而大部分人是义愤填膺地提出抗议。他们说：“放弃内阁，在这种情况丢开政治友人，简直是罕见的卑鄙。”还有些人大喊大叫，要去杜伊勒里宫，迫使国王取消如此令人沮丧的决定。如果想到这些人的绝大多数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最敏感的私人利益上受到打击，则对这种绝望的表现就毫不惊讶了。导致内阁垮台的事件，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是丧失全部财产；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使自己的女儿的嫁妆没有了着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使自己的儿子官运受挫。他们将因此几乎全部不再趾高气扬。他们的大部分人不仅是依靠阿谀奉迎 [72] 爬上去的，而且有人会说，他们也是如此生活的；他们还要这样生活下去，也最希望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因为内阁存在了8年，他们已经习惯了依靠存在至今的内阁。他们是以在生活中养成的心安理得的讨好态度依靠内阁的 [73]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看到周围的人走来走去，看到他们在没有满足愿望之前表现出来的惊讶、怒气、恐惧、贪婪的样子，以及惊慌的脸上出现的各种表情。我在心里暗自把这一大帮立法议会议员比作一群猎犬，看着他们把猎物的一半叼在嘴里，可就要被猎户抢去。
此外，还应当指出，反对派的大多数成员之所以闹出这样的丑剧，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说大多数保守派之所以要保护内阁，只是因为要保护他们的好处和地位，而反对派的多数人之所以要攻击内阁，我要说他们好像只是为了获得好处和地位。真实情况、而且是可悲的真实情况是：追求公职和希望依靠国家的税收生活，在我国已不是一个党派特有的病症，而是我们公民社会民主长期存在的重大弱点，即我们公民社会的民主集中和我们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的重大弱点。也可以说是已经腐蚀所有的旧政权和又将同样腐蚀所有的新政权的隐而不现的疾病 [74] 。
骚乱开始平息下来，事件的性质也弄清楚了：终了明白，国民自卫军第5团的一个营倾向叛乱分子，以及这个营的几名高级军官直接去向国王报告，是这个事件的起因。
知道出了事的路易·菲力浦国王（他是很少改变自己的想法，但又是我一生见到的人中最喜欢改变行动的人）立即下了决心 [75] ，而对他服从了8年的内阁，未经任何仪式，也没有听到他的讲话，就被他只用两分钟解散了。
议会立即散会，谁也没有去想内阁的接替问题，同时也把革命忘掉了。
我和迪福尔先生一起离开议会；我立即注意到，这个人不仅心事重重，而且尽力不表现出来；我又马上理解到，这位行将出任大臣的反对派领袖正面临一个含有危机的复杂局势；他在认为自己的朋友有用之前，必须先想一想他们提出的要求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
迪福尔先生具有使他自愿地接受这种思想的稍微阴险的打算，以及一种不允许他将这种思想藏掖起来的掺有诚实心理的天生野性。他也非常直率，比在这时有机会出任大臣的所有人都善良得多。他完全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权力，并想以比曾经在战斗中使用过的秘而不宣的激情还强烈的 [76] 激情去达到目的。在他看来，莫莱先生使人觉得非常自私，而且忘恩负义。但是，他还是很容易开诚相见的和非常可爱的。
我与他分手后，立即前往博蒙先生的家里。我发现在他这里的人都兴致勃勃。我没有这样的兴致，但我觉得同这些人相聚，应当对我可以无话不说的人说出我没有兴致的理由。我说：“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刚把内阁打倒。因此，新内阁将根据国民自卫军的好恶办理政务。你们为内阁被打倒而兴高采烈，但你们知道被打倒的是实在的权力本身吗？”博蒙对这样可悲的政治体会不深。 [77] 他对我说：“你总是对一切表示悲观，我们还是首先为我们的胜利而高兴吧！我们也要关注今后发生的事情。”
在谈话中，博蒙夫人 [78] 参加进来。我看她本人也被其丈夫的热情所感染，但一点没有党派精神的不可抗拒的冲动。这位优雅而有魅力的妇女的心中，自然不怀有利害和仇恨的念头。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贞洁的妇女之一，把动人而可爱的德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79]
我始终坚持我的意见而反对他的看法，认为最终出现的偶发事件是不幸的，或者说，与其认为它是偶发事件，不如把它看成是行将改变一切事物的面貌的重大事件。说真的，我已经为自己能够发表这样的言论感到非常满足，因为我没有被我的朋友迪福尔的幻想所迷惑。给政治机器打上烙印的运动非常激烈，所以权力不会落在我所在的中间派的手里。而且，我也曾预言，权力虽被至今敌视我的党派丢掉，但马上就会落到几乎同样敌视我的党派手里。
我又被另一位朋友朗瑞内先生 [80] 请去参加晚餐会。以后，我将多次谈到此人。参加宴会的人很多，而在政治上又杂七杂八。有几位来宾对当天发生的事情的结果表示欢迎，另一些来宾表示担心。所有的来宾都认为，反叛的运动虽然将会自行停止，但不久以后一有机会，就将以另一种形式重新爆发。从市内传到我们这里的一切消息，好像都在证实大家的这个看法。战斗的叫喊声终于被欢喜的呼叫声代替。我们中间有一位波塔利斯 [81] 先生，他几天后出任巴黎的总检察长，他不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儿子，而是他的侄子。这位波塔利斯既没有出众的智慧 [82] 和模范的品行，又没有他叔父那样稳重的平凡。他的粗野、暴躁、蛮干的性格，使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和我们时代的各种各样的极端观点。尽管他与革命以来被人称为1848年革命的制造者和领导者的大部分人有联系，但我可以肯定，他并没有比今天晚上我们这些人更期待革命的到来。我相信，人们可以说在这最重要时刻，他的大部分朋友与他一样。研究这种事件是由哪些密谋 [83] 发动的，那是浪费时间。依靠人民的激情实现的革命，一般说来是人们渴望的事情，而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事情。吹嘘事先有密谋 [84] ，那只是想由此得到好处。革命是由人们精神的一种通病自发地产生的，这种通病突然在谁也不能预料的意外状况下把事态引向危机；至于所谓的这些革命策划者或指导者，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策划，什么也没有指导。他们的唯一功劳，是发现了大部分未知陆地的冒险家的那种功劳。也就是说，风推你前进多少，你才敢于前进多少。
我早早地离开朗瑞内的宅邸，随后即回家就寝休息。尽管我住的地方离外交部很近 [85] ，但我并没有听到对后来事态的动向产生很大影响的枪声。这一夜我睡得很香，不知道我已经面临七月王朝的末日。
[1] 夏尔·保罗米埃（1811—1887），律师出身，1846年当选为卡尔瓦多斯省众议员，他也是立法议会议员。
[2]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心情沉重，十分伤感，相当悲怆。
[3] 夏尔·萨兰德鲁兹（1808—1867），工业企业家，奥布松地毯厂总经理，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制宪议会议员。
[4] 萨兰德鲁兹为了缓和“盲目的或怀有敌意的激情”这句话的影响，曾在这个提案中加上如下的词句：“陛下的政府将从各种各样的示威中识别国民的明智而合法的愿望。我们希望政府主动采纳舆论提出的明智而稳健的改革；在这些改革当中，应当首先落实议会改革。在君主立宪的政体中，全国各种巨大权力的联合，就能没有危险地采取进步的和可以满足全国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政策。”
[5] 埃米尔·德·吉拉丹（1806—1881），《新闻》周刊的创办人，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立法议会议员。
[6] 阿列克西·瓦万（1792—1863），巴黎选出的众议员，属于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先后出任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
[7] 卑躬屈膝
[8] 他们把依靠内阁看成是家常便饭
[9] 栏外旁注：……它像一种内在的疾病已经不可救药……在内部，它控制不住它的外在形式，直到它不再（原文如此）向外表现。
[10] 他马上作出决定
[11] 还活跃的
[12] 在《回忆录》的第一版中，在这下面有“仇恨和雄心在控制着他”的文句。这句话在手稿里没有，但栏外旁注有两行字被勾销而看不清楚。
[13] 古斯塔夫·德·博蒙于1836年6月与克莱芒蒂娜·德·拉法耶特结婚，她是拉法耶特将军的孙女。
[14] [拉法耶特的心灵美，还表现在一种完美的、细致的、善良的、正义的精神上面]：这句话在原稿中笔圈起来，预定删掉。对于博蒙夫人的这样描写，还有几个地方在手稿中被勾掉。
[15] 维克托·朗瑞内（1802—1869），一位国民公会议员之子，律师出身，七月王朝时期下卢瓦省的众议员，自1838年起一直连续当选。托克维尔的朋友，两人同属于迪福尔的小组。先后出任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当过巴罗内阁的农业部长（1849年6月2日—10月31日）。1863年政变后退隐，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后来请他参加立法议会。
[16] 巴隆·奥古斯特·波塔利斯（1801—1855），律师出身，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1848年出任巴黎的总检察长，是制宪议会议员。
[17] 出众的精神
[18] 诡计
[19] 策划
[20] 马德莱娜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