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忆录》的由来和性质——1848年革命之前时期的概况——这次革命的前兆 [1] ]
我暂时离开公务的舞台，并且由于健康状况时好时坏而不能进行任何连续不断的研究工作，便在孤独之中略微回顾一下自己的事情，或者说以自己为中心回忆一下自己曾经参加或目睹的同时代的事件。我认为，能够最好地利用我的休闲时间的办法是：回溯这些事件，描绘我亲眼看到的涉足这些事件的人物；如有可能，则把我们时代的扑朔迷离的 [2] 局面呈现的混乱容貌，记述和刻画于我的《回忆录》中。
我下定这个决心时，还附带下定另一个也同样要坚守的决心，即要使这部《回忆录》成为我的精神消遣，而不成为文学作品。它只是为我一个人写的。这部作品将是一面自我消遣地从中观看我的同时代人和我自己的镜子，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 [3] 。我的最好的朋友们也不知我在写《回忆录》，因为我要保持既不想炫耀自己又不想取悦于他们的写作自由 [4] 。我要如实地披露 [5] 是哪些隐秘的 [6] 动机促使我们、即我的朋友和我以及他人如此的，并理解和叙说这些动机。简而言之，我要把《回忆录》写得真实，所以必须完全保密 [7] 。
我的设想是：既不追溯1848年革命以前的事情，又不谈（及）我在1849年10月30 [8] 日辞去外长以后的事情。但在这一期间，我要叙述的事件却具有某些重要意义，或者说从我的立场可以很好地观察它们。
尽管不久以前我还生活在七月王朝最后几年的议员中间，然而要让我清清楚楚地叙述这么近的时期发生的但已记忆模糊的事件，还是相当吃力的 [9] 。在回忆的时候，我的思绪一直盘旋在由一些小事情、无关紧要的思想、细微的激情、个人的看法、互相矛盾的设想构成的迷宫之中，而当时的社会活动家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迷宫中耗竭的。我现在只能把精力用于回顾这一时期的一般情况。为此，我经常是怀着带有恐怖成分的好奇心去观察它，并要清晰地辨认可以说明它的特点的特殊情况。
我国从1789年到1830年的历史，无论是从长期来看，还是从整体来看，我都觉得它就像是旧制度，它的传统、它的回忆、它的希望、贵族阶级的代表与中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法兰西之间在41年中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画卷 [10] 。我认为，1830年好像结束了我们的诸种革命（不，应该说是我们的革命）的初始阶段，因为我们的革命虽然有不同的机遇和激情，但始终只是一种革命，我们的父辈目睹了它的兴起，但根据它的一切表现，我们是看不到它的完成的。旧制度留下的一切已被永远破坏。1830年，中产阶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胜利得十分全面，使一切政治权力、一切豁免好处、一切特权、政府的一切管理权，统统落在这个资产阶级 [11] 的狭小的圈子里，在那里堆积如山。在权利方面，比它高的阶级全被排除在外，比它低的阶级事实上也被排除。资产阶级不仅是社会的惟一主管，而且可以说是社会的大农场主。他们占据了所有的官职，使官职数大大增加，而且几乎全靠国库生活并把国库视为自己的产业。
1830年的七月事变刚一完成，各种政治激情便得到极大的缓和，出现各种事件普遍化小、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之类的现象。中产阶级的固有精神成为政府的全体精神，不仅支配了内政，还支配了外交。这种精神是积极的，进取的，但往往是不诚实的，从整体来说是坚定的，有时在虚荣心和利己心的驱使下有点鲁莽，气质内向，处事中庸，表现平凡，但在追求物质财富时除外。这种精神与人民和贵族的精神混在一起，可以做出非凡的事情，但它只能创造出无德和没有伟业的政府。妄想领导一切的中产阶级，像以前担当过领导和将要担当领导的贵族一样，要成为统治阶级，沉湎于他们所夺取的权力当中，而且马上便受利己心的驱使，对政府进行私人企业式的管理；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把国事按照私事处理，在一些小的福利方面又把人民群众忘得一干二净 [12] 。
只看到明显的犯罪而对小的罪恶一般不留意的后代人，对于当时的政府到底采取了什么办法使自己变成一切业务均按分红的原则办理，而让股东可以收回投资的工业公司的情况，恐怕一无所知。这些罪恶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天性、它的绝对权力、当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本身 [13] 。路易·菲力浦国王对于这些罪恶的增强做出重大贡献。他成了引发死亡灾难的意外之事。 [14]
尽管这位君主出身于欧洲的最高贵的 [15] 家族，灵魂深处有着这一家族遗传下来的傲慢，且自己确信他人没有这种东西，但他也有社会下层所特有的大部分品质和缺点。他有正常的风俗，并希望周围的人也是如此。他行为规矩，习尚简朴，节制自己的嗜好。当然，他爱护法律，反对胡作非为，态度和蔼，而不强求人家服从；他既不多情善感，又不暴戾乖张，而有人情味；他没有火暴的激情，没有可以导致毁灭的弱点，没有一眼就可以看到的缺德行为，而有王者应有的勇气。他过分客气，但不择对象和有失尊严，这种客气与其说是符合君主的身份，不如说是符合商人的身份。他绝不爱好艺术和文学，但热爱产业。他的记忆力超群，特别能牢记事情的微小细节。他的谈话冗长啰唆，漫无边际，古怪而陈腐，夹杂着轶事逸闻，不乏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尖刻而有分寸，完全没有细致而高尚的描述，但有在知识的享乐中可以见到的一切情趣。他的智力卓越，但因他的精神的高度和广度不够而受到限制和拘束。这样的智力聪慧、灵活、柔韧而坚强，只注重有用的事情，为了真实而轻视其他一切，他的知识深受怀疑主义的影响，因而对德行十分怀疑，他不仅无视真实和诚实所常表现的美，而且对真实和诚实一向拥有的功效不予理解。他对人有深刻的了解，但只是通过人的缺陷理解的。他对宗教问题，像18世纪的人那样持怀疑态度，对政治问题，也像19世纪的人那样持怀疑态度。他本人没有信念，对他人的信念也不相信。既然他实际上是为就王位而生的，所以自然爱权力，爱他的那些并不忠诚的 [16] 宫内人。他的野心因慎重而受到限制，但绝没有收敛，而且总是针对着现世。
多数的君主也具有他这样的面孔，但路易·菲力浦所特有的东西表现他的缺陷与时代的缺陷之间有近似性，或者应当说有一种亲缘关系或近亲繁殖关系。这就使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掌权的阶级觉得，一个魅力十足的君主特别危险和最容易腐败堕落。他成为贵族的首领之后，可能对这个阶级发生良好影响。而成为资产阶级的头目之后，他就把这个阶级推上一个越往下滑越陡的斜坡。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结合，使两者的缺陷家族化而融合起来。这种结合关系，最初是使一方得势，另一方失权，而最后是使两者交恶而俱败。
尽管我没有参加他的顾问班子，但我同他接触的机会还是相当多的。我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二月灾难前不久。当时我是法兰西学院的总裁，有一件与学院有关的事情要与国王交谈。当所谈的问题谈完后我即将退出的时候，国王坐回自己的座位，让我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对我亲切地说道：“托克维尔先生，既然来到这里，就多谈一会儿吧！我想请您谈一谈美国。”我非常清楚他想让我谈些美国的一些什么东西。实际上他先开口，对美国的事情谈得十分细致，用的时间也很长，以致我无法插嘴，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想说了，因为他的话真把我迷住了。他说得头头是道，就像亲眼所见；他提到40年前在美国会见的著名人物时，就像昨天才同他们离别似的。他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和别名，说出他们当时的年龄，把他们的经历、家史和后代描述得十分准确，而且细致得并不令人感到厌烦。没有歇一口气，话题就由美国转到欧洲，用难以置信的没有顾虑的语言向我全面叙述法国的外交和内政，可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他对我说，俄国皇帝太坏，称他为尼古拉先生，而不称他为皇帝。随后谈到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说他是无赖，最后用很长时间谈到刚刚与西班牙王室实现的联姻，以及英国方面对此事的阻挠。 [17] 他说：“西班牙女王对我抱有很大期望，提出一些苛求。”他接着说：“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抱怨未能阻止我驾着我的马车前进。”尽管这句成语出自旧制度时代，但我认为，路易十四在承认西班牙王位继承之后是否说过这句话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我觉得，他把路易十四的话用错了，因为同西班牙王室的联姻，对颠覆他的马车起了巨大作用。
谈了45分钟，国王站起来，感谢我们的谈话（我一句话也没有说）给他带来愉快，并以在愉快的谈话之后一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的样子把我送走。这是我跟他最后一次谈话。
这位君主确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就国家的重大问题作了即席谈话。在这种环境中，他的谈话甚至内容丰富，但缺乏幸福感和文采。通常，这样的谈话是谈话者摇头晃脑滔滔不绝地大谈人所共知的事情，尽最大的努力去表达他的巨大胸怀。他往往语无伦次，因为他有时生拉硬拽，牵强附会，也可以说，他喜欢长长的句子，而不能事先决定句子的长短，也不知到何处终止，最后不顾事情的正常发展而强行停止，这既破坏了句子的意思，又不知整个句子之所云。一般说来，在庄重的场合，他的文体使人想起18世纪末的感伤的晦涩语言，随随便便地、非常不正确地大量重复被19世纪的一位厨师（学究）修改了的卢梭的感伤的用词。这使我想起某一天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下议院议员集合在杜伊勒里宫听国王讲话，我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差点笑出来，闹出笑话，因为我的法兰西学院同事和参议院同僚雷米萨，在国王讲话时凑近我的耳边，以庄重而忧伤的语调，对我说了下述的引人深思的妙语，使我忍俊不禁：“在这时刻，善良的公民一定大为感动，但院士却无动于衷。” [18]
在这样构成的和这样运作的政界，所最缺少的东西，特别是在七月王朝的末期，就是政治生活本身。在宪法规定的合法范围内，既不能产生政治生活，又不能维持政治生活。旧的贵族已被打败，无权参与政治生活，而人民也被排除在外。因为一切政治活动都由一个阶级的成员把持，按照他们的利益和观点 [19] 处理，所以不能出现由几个大政党参战的战场。在被基佐先生称为“pays legal” [20] 的观点的影响下出现的立场和利益的奇妙的同质性，便在议会的讨论中压制所有的真实激情而把所有的独创性和所有的现实性剥夺。我同一些非常伟大的人物共处十来年，他们焦急不已，但总也兴奋不起来；他们用尽自己的洞察力去寻找严重分歧 [21] 的所在，但总是找不到。
另一方面，[路易·菲力浦国王]在敌人的错误，特别是他们的失策的帮助下在工作中所占有的优势，使他在不使成功 [22] 离开自己太远的同时又不随便放弃君主的思想，结果使各政党的微小差异变得甚小，把斗争变成打嘴仗。我不知道过去的哪个议会（也包括制宪议会，实际上我说的是1789年的制宪议会）收揽的多彩而卓越的人才，有七月王朝末期我们的议会这么多。但我可以断言，这一大帮说客只会不厌其烦地互相争执，而最糟糕的是，全体国民都懒于听他们的说辞。国民已经习惯于暗中观察议会斗争中的才能的表演，而不是严肃的讨论；在不同党派——多数派、左翼中心、王朝反对派的对立中，观察它们如何像同一家族的子女在分配共同遗产中互相欺骗的内讧。偶然曝光的腐败的一些明显事实 [23] ，使国民觉得腐败到处存在，认为 [24] 整个统治阶级已经腐败透顶，心中对它轻视，表面上对它的统治表示屈从。
于是，全国分成两个部分，应当说是两个不均等的圈子：在可以进行国民的一切政治生活的上层圈子里，人们毫无生气，无能为力，死水一潭，无聊至极；在下层圈子里，情况相反，开始出现微弱的还不能成为气候的政治生活征象，精心的观察家可以看出这种征象。
我就是这样的观察者之一。虽然我不认为激变即将发生，也不一定可怕，但我内心产生一种不安，并不知不觉地在增强，而且一种我们是不是正在走向新的革命的思想，也逐渐在我的心中生根。这表明我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因为继七月革命出现的平静和普遍衰退，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在想：我今后的生活一定要在没有生气和平静的 [25] 社会里度过。实际上只注视政府机构内部的人，也许会采纳我的这个看法。在这里，为了在自由造成的局势下制造甚至可以达到专制的无限王权，似乎什么都具备了。于是，通过国家机器的正规的平稳运作，就毫不费力把这一切 [26] 制造出来。结果，对这个灵活机制的作用感到非常满意的路易·菲力浦确信，他不必像路易十八那样亲手操作这个美妙的机构，而是让它按照他规定的办法运作，就可避免发生一切危险。他只注意这个机构保持完整，按他自己的观点去利用它 [27] ，而忘记这个机构赖以存在的社会本身。他就像一个人把家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以后，就认为家里不会失火了。我不会有这样的兴趣和这样的关心，这也不能使我去考察机构的运作机制和日常的大量小事情，以断定国人的情绪和舆论的状态 [28] 。于是，我清晰地看到通常是预告革命即将来临的信号大量出现，并开始下定决心，在1830年我只参加那出戏的开幕，而没有参加全剧的演出 [29] 。
我当时写了一篇没有付印的小文，以及我在1848年初发表的一篇讲演，都在证明我当时想要做些什么。
我在议会中的一些朋友，为讨论下次例会在何时举行，曾在1847年10月开过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发表一篇宣言性的纲领性文件，并委托我去完成这项任务。后来，决定不发表了，但我已经写出初稿。现在我从文件中把它找出来，从中摘出几段于此 [30] 。我指出议会的怠惰无为之后，接着写道 [31] ：
“……全国又将处于两大政党分割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废止了所有的特权，破坏了排他性的专属权，但只把财产所有权保留下来。不要让财产所有者因自己立场的强大而抱有幻想，更不要让他们因直到现在财产所有权没有被侵犯而以为财产所有权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堡垒，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其他任何时代。当财产所有权只是其他大多数权利的起源和基础的时候，它不难自卫，或者应当说，它受不到攻击。它像保卫社会的围墙，其他一切权利是它的前哨阵地，打击到不了它跟前，人们也不会同它真正拼命。但在今天，财产所有权只是被打倒的贵族的最后残余，当它已经孤立无援地存在于平等化的社会之中，藏在也受到敌视和憎恨的其他许多权利背后的时候，它的危机就很大了 [32] 。而在今天，每天受到民主舆论的直接的、不断的攻击的，也只是财产所有权了……
“……不久 [33] ，将是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大战场将是所有权，而各种主要的政治问题将围绕以多大的深刻程度改变财产所有权展开争论。于是，我们又将看到社会的大动荡和出现一些大政党。
“这个未来的一些前兆怎么能不惊动人的耳目呢？人们看到各方面提出自己特有的学说，虽然用的名称各异，但都是以否定、缩小和弱化财产权为主要特点。人们会以为这是偶然的或人类精神的暂时疯狂的结果吗？谁不认为这是旧民主主义在危机可能就要来临时代的最后病征呢？”
我在1848年1月29日于众议院所做的、大家可以在30日的《总汇导报》上读到的演说，说得更加明确和最为恳切。 [34]
主要部分如下：
“……有人说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骚乱；又有人说具体的动乱并未显现于社会的表面，所以革命离我们还远着呢。
“诸位先生，恕我说你们错了。不错，动乱尚未成为事实，但已深入人心。请大家看一看工人阶级当中发生的事情。我承认他们今天还没有行动起来。诚然，他们还没有像以前骚动那样，被所谓真正的政治激情鼓动起来骚动。但大家没有看到他们的政治激情已经是社会性的了吗？你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正逐渐在他们的观点和思想中扩散，他们要推翻现行的统治、内阁和政府，而且要推翻社会，使社会今天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发生动摇吗？你们没有听到他们每天所说的一切吗？你们没有听到人们正在反复论证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和资格统治他们，他们的财富分配是现今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财产所有权是建立在最不公正的基础上的吗？最后，你们不认为当这些观点已经扎根的时候，当它们已经以极其普遍的方式扩散的时候，当它们已深入到群众中的时候，我虽然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和怎样引起最可怕的革命，但它们迟早要引起这种革命！
“诸位先生，现在我把我深信不疑的事情告诉大家：我们正睡在活火山上。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方才对大家说了，这个弊端早晚要引起革命，但我不知道怎样引起，也不知道从哪里发生，但迟早将引起这个国家的最严重革命。请大家相信这一点。
“当我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寻找是什么有效的原因导致统治阶级的垮台时，我清楚地看到导致这样结果的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偶然的或表面的原因。但请大家相信，使他们失去权力的真正原因或有效原因，是他们不配掌权了。
“诸位先生，请大家回忆一下旧的王朝。它比你们的王朝强大，而且一开始就强大；它比你们更多地受到旧的习惯、古来的习尚和古老的信仰支持。它虽比你们强大，但最后还是分崩离析了。那么，它是为什么衰败的呢？你们认为是由于某一特别的偶然事件吗？你们相信这是某个人物、赤字、网球场誓言、拉法耶特、米拉波所使然吗？不是的，诸位先生。这另有原因：即当时的统治阶级，因自己的懒惰、自私和错误而失去统治者的能力和资格。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啊！诸位先生，如果说把祖国放在心里在任何时候都是正当的，那么现在这样做，无论怎么说，都是更加正当的吗？你们没有以本能的直觉感到欧洲的大地又在颤动吗？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叫我怎么说呢？……一股革命风暴正在欧洲刮起吗？人们不知道这股风暴起于何处，刮往何处，也不知道它会将谁刮走。但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却看着世风日下而安然坐在议席上一言不发，是语言太没有力量了吗！
“我的话没有挖苦的意思，我向大家说话的时候甚至连党派的精神都没有。我攻击了一些人，不是因为我愤恨他们，而是因为我必须向国家表白我自己深信不疑的信念。不错，是我要表达深信不疑的信念。就是说，我认为世风日下，而这将在很短时间内或许就在眼前，把你们带入新的革命。而在这时，国王的生命所系的绳子就比其他人生命所系的绳子牢固和难折吗？从我们今天的现状来看，你们能够确信明天将是什么样子吗？你们能够知道从现在起一年之后、一个月之后或许一天之后法国将要发生什么吗？你们不知道，但你们知道暴风雨即在前方，正向你们刮来。你们就听任它袭来吗？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不要无所作为；我不是要求你们，而是在恳求你们。我甘愿给大家下跪，因为我相信危险就在眼前，而且十分严峻，知道危险的信号不会以无用的花言巧语形式出现。是呀！危险太大了。还有时间把危险驱走，要用有力的手段避免灾难，不要打击灾难的征象，而要打击灾难本身。
“有人提到立法制度的改革。我非常相信，这种改革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我认为选举制度的改革是有益的，议会的改革是迫切的；但是，诸位先生，我还没有糊涂到不知道这不是法律本身安排人民的命运的地步。诸位先生，造成大事变的不是法律的机制，而是政府的精神本身。如果你们愿意，就去保留法律吧！尽管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大错特错的，但你们愿意保留就去保留吧！如果你们喜欢，甚至可以去保护那些大人物。至于我，不会对此制造任何障碍。但看在神的面子上，还是请你们改革政府的精神吧！因为我已经反复说过，使你们落入深渊的正是政府的精神。” [35]
这些使人不快的预言，遭到会场上多数派的耻笑。反对派不断起哄鼓掌，但这主要是出于党派精神，而不是出于他们对我的讲话的看法。实际上，尽管垮台近在眼前，可是没有一个人把我讲的危机真正放在心上。所有的政治家在长年演出的这种国会喜剧中养成的以过分夸张的形式表达感情和夸夸其谈思想的积习，使他们都不能判断 [36] 现实和真理了。几年来，多数派天天在说反对派使社会陷入了危机，而反对派则不断重复大臣们毁坏了王朝。他们双方总是各说各的，并且完全相信自己说的是对的，而在双方对事件的发生都有责任时，又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了。我的一些好友私下认为，我的讲话有少量的华丽辞藻 [37] 。
迪福尔 [38] 在我走下讲坛时把我叫去，拉到他跟前，以使其成为独特天才的议会议员的预言对我说：“你成功了。但是，如果你不在大会上那样感情激动，不用那样大的恐怖吓唬我们，你还会得到更大的成功。”现在，我独自面对自己认真地回忆当时的演说，问我自己当时我实际上是不是似乎也有畏惧的表现。我认为没有。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事件的发展比我预见的还快，并完全证明我是正确的。 [39] 说实在的，我没有预见到这场革命将如何在我们面前发生。谁能作这样的预见呢？我能比他人更清晰地找到或看出导致七月王朝垮台的一般原因 [40] 。也没有看到一下子就把革命激发起来的偶然事件。但是，还没有接近我们的灾难很快就降临了。
[1] 第一部分共分五章，各章的提要（放在括号内的）不是托克维尔自己写的。
[2] 动荡不定的、骚乱不已的。
[3] 栏外旁注：这样的回忆不可能是不反映缺点的镜子。
我在回忆中对某些人的缺点没有原谅（？），我也向他们坦诚地暴露了我的缺点。但愿这些人不要阅读我的这些回忆，可他们能够如此吗？
凡是当朋友的面对他所作的描述或当众为自己所作的描述都是虚伪的。
只有不是为让他人观看而自制的肖像才是真实的。
[4] 独立地、以真实的色调描述自己和他们的写作自由。
[5] 探索
[6] 不同的
[7] 我在写作时为自己规定的唯一目的，是让自己独享写作时产生的快乐。这种快乐来自深入了解人的所作所为的真实情况，来自观察人在现实中的善恶和人性，来自理解和判断人。写这段异文的初衷是：叫人在实现愿望时感到痛苦。
[8] 内阁的总辞职实际上是在10月31日。
[9] 栏外旁注：我承认，我的正直是出于坚持真理，而不是来自天性。但我一向认为天性是非常有益的，它总是使我觉得，当我要无聊地生活下去的时候，新发现这样生活下去是非常困难的。
[10] 不要以为这是形象的比喻
[11] 这个唯一的阶级
[12] 中产阶级掌握政府以后，就把政府看成自己的私产。它埋头于保护它的权力，不久以后就满足于它的利己心。它的每个成员想私事的时候大大多于想公事，想自己的享乐的时候大大多于想国家的伟大。
[13] 以及政府的性质和素质
[14] 下面的一段，在1893年版和1942年版里都被收入，但在全集中被删掉。在原稿中，托克维尔用笔把这一段圈起来，预定删除。这段文字是：“此人是奇妙的混合物。要更长期地与他更近地接触，我才能详细描写这位君主，但只从远处注意观察或从他身边走过，就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特点。”
[15] 最古老的
[16] “并不忠诚的”原为“平凡的、浅薄的、庸俗的”，这些词后来被他圈了起来，预定删掉。
[17]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与路易·菲力浦的侄子加的斯公爵唐·弗朗索瓦·达西斯结婚，女王的妹子路易丝公主与路易·菲力浦国王的儿子蒙拜西埃公爵结婚（均在1846年成婚）。遭到英国女王政府反对的这两桩婚事，还引起英法两国之间的严重外交冲突，以致撕毁两国间的友好协定。
[18] 夏尔·德·雷米萨（1797—1875），拿破仑一世侍从武官雷米萨伯爵与约瑟芬皇后的女官让娜·格拉维尔·德·韦尔热纳之子，在七月王朝期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著有关于回忆宫廷的名著。1830年开始成为上加龙省的众议员，是梯也尔的朋友与合作者，属于梯也尔派的左翼中心，梯也尔1840年组阁时出任内务部长，随后担任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拿破仑政变使他退出政界，直到第一帝国垮台。1871年代朱尔·法夫尔出任外交部长。他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使他在1846年进入法兰西学院取代鲁瓦耶·科拉尔。夏尔·H.普达斯编辑出版的雷米萨回忆录目前正在出版（已经出版4卷，普隆出版社，1958—1962）。第4卷含纳的时期为1841年至1851年，读者可以拿它与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对照阅读。
[19] 精神
[20] 按字面译为“合法地区”，实际是指这个地区享有政治权利的人。——译者
[21] 争论
[22] 权力
[23] 行为
[24] 相信
[25] 安定的
[26] 比专制还厉害的王权
[27] 使用它……让它发生作用
[28] 事实的总状况
[29] 栏外旁注：下面，我简述一下当时刚刚出现的一些征候。
[30] 这篇宣言后来以《关于中产阶级和人民》为题编入博蒙编的全集，见其中的第9卷《经济、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论著》。
[31] 栏外旁注：除了摘录之外，数月后又将这篇大块文章全文发表。
[32] 它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安全了
[33] 可能从这里开始。
[34] 这篇讲演的实际日期不是1848年1月29日，而是1月27日；讲演的内容也由向国王祝词改为关于王国内政问题的答辩。后来登在1848年1月28日的《总汇导报》上。以附录的形式第一次收在《论美国的民主》第13版的下卷（帕尼尔版，1850年），第二次收在前引的博蒙编的全集第11卷。参看这版全集第2卷第363页。
[35] 以上的摘录不是摘自手稿。托克维尔在手稿中只用笔把这些地方圈了起来。我们的摘录选自第一版的编者所做的审定稿。我们在摘录的时候既没有增补又没有删减。
[36] 辨别
[37] 在这句话之前，“……认为，”之后，原来有一句“我没有击中靶子”，后来用笔勾掉了。
[38] 朱尔·迪福尔（1798—1881），波尔多的律师，1834年当选为他的原籍省份下夏朗德省的众议员，一直连选到1849年，在七月王朝期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努力工作，朴实无华，但往往表现出多疑的性格；在议会中以精神独立、善于处理政务和权利问题以及议会工作，辩论才能强而著称。曾任苏尔特内阁（1839年5月12日—1840年3月1日）的公共工程大臣，1845年出任众议院副议长。他与托克维尔、科尔塞勒、朗瑞内、里韦等人组成一个属于奥迪隆·巴罗的王朝左翼和梯也尔左翼中心的政治团体。他不搞改良主义者的鼓动宣传，指责他们是和违反宪法者一样的团伙。二月革命后，迪福尔又坚决地归顺革命。他当选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后，又进入众议院，出任卡芬雅克将军内阁（1848年10月13日—12月20日）的内政部长，支持卡芬雅克竞选共和国总统。后来，又同托克维尔、朗瑞内一起参加巴罗的第二次内阁（1849年6月2日—10月31日）。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退出政界，又在巴黎重执律师业务，到帝国的末期才复出政界。1871年被下夏朗德省选入国民议会，很快得到梯也尔的信任，由麦克马洪指派去领导司法界，在1875年和1877年任司法委员会主任。迪福尔的妻子是法兰西学院教授东方学者阿梅代·若贝尔的女儿。（参看乔治·皮科，《迪福尔：他的生平和演说》，巴黎，1883年）
[39] [有时候可能产生另一些比我的预见未来更有权威的政治预言]：这段话在原稿中用笔圈起来，预定删掉。
[40] 酝酿事变的原因，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