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言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具有双重意义：它是一位既是一出重大历史剧的观众又是其演员的人关于这出历史剧的证言。还没有人像他这样非常动人地描写过法国的1848年革命，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这一事件作过十分精湛的评述。因此，《回忆录》使它的作者一举名列19世纪的伟大回忆录作者之中。但是，《回忆录》还有另一个理由引起我们重视：这部著作也是托克维尔人格的最明显的表现。《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向严肃的作者，在这里却表现得非常不同，即《回忆录》反映了他一生中尚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政治生涯。
托克维尔当了将近12年的政治家，并把他的最充沛精力都用于公务。公务甚至使他没有时间从事写作。他的公务活动始于1839年。这年，他在故乡诺曼底省参加众议员竞选，在该省的瓦洛涅区当选。当时他只有34岁。但他只担任了一届议员。4年前，即1835年，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七月革命不久，他同友人古斯塔夫·德·博蒙去了美国，在那里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民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830年的七月革命，加强了他认为社会必须走向民主的信念。因此，他决定去这个似乎已将民主提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解决了的伟大国家去亲眼看一看。托克维尔考察平等给新大陆带来的成果时并没有忘记欧洲，因为汇报其旅行观感的那部书的唯一目的，是叫他的同时代人对这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做好思想准备。这部名为《论美国的民主》的著作，取得了公认的辉煌成就，曾多次再版。《论美国的民主》为他在1838年进入人文和政治科学院打开了大门，也使他在184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于是，他的个人声誉得到同胞的赞同。另一方面，他的名字也可能被一些人诋毁。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这个家族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同诺曼底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一位祖先曾跟随征服者纪尧姆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所以这个家庭在诺曼底地方影响很大，因而可以认为是贵族家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托尔维克的父亲差一点儿上了断头台，是热月9日政变救了他。热月9日复辟期间，他的父亲当过一任省长和一届贵族院议员。因此，在查理十世时当上凡尔赛最高行政法院初审法官的托克维尔，就被认为是贵族，并有正统主义派观点。但是，说他在七月王朝下依靠选民的拥护而获得各种头衔并不完全正确。托克维尔在1837年首次参选失败。2年多之后，他反败为胜。从此以后，瓦洛涅区一直支持他。他一再连续当选，而且票数一直增加，总是领先，直到12月2日政变退出公共生活。
夏尔·德·雷米萨写道：“此人个子不高，也不魁梧，为人和蔼，规规矩矩，但面带病容，只有他那稠密弯曲的棕色头发，能给人以年轻的感觉；他沉默的忧郁表情，在谈话时显得最为清楚。他的面色苍白，使人立即觉得他身体有病，猜测他容易发火和被人嫉妒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但他绝非如此。他只是容易被人怀疑，为此经常感到痛苦，但总是能自己消解。因此，他不太爱与人交谈，绝不无缘无故地反对一切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绝不是搞阴谋诡计或表示革命愤懑的思想。他没有主动去讨好梯也尔和基佐，而这二人认为这是出于他的嫉妒心理。他们也没有去争取他。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在众议院的表现卓越而且态度冷静，只是对议长鲁瓦耶—科拉尔阻止他伸张正义大发其火。他几乎不在心中记仇，所以也不生恨。他想得很多，说得不多，从不打听我们都写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因此，他与同行之间的关系长期冷淡，在评价他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种冷淡自然也使他与我之间几乎完全断绝往来。我们最后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谁也没有为此大吵大闹……他的为人处世简单和缺乏热情，使人觉得他好像生活在与他所在的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但是，他的完全不需求助和缺乏情感，只会损害他的发言效果；他在讲坛上发言的时候总是冷静的；他从不大言不惭，从不恶语伤人。” [1]
亨利希·海涅谈到托克维尔时不无奚落地说：“此人头脑不易冲动，所以他的言辞像是一块有棱有角的冰，发射着某种冷光。但是，他的友人博蒙先生却没有给人以这种感觉，此人感情丰富。尽管如此，我们却经常看到这两位密不可分的友人在旅行、出版著作和众议院中始终合作，给人以相得益彰的印象。一个是严肃的思想家，一个是热情奔放人士，好像是醋瓶与油瓶并排摆放在一起。” [2]
政治给托克维尔带来的失意，大于他从中得到的满意。他在众议院没有取得他想要获得的地位，没有能够发挥他想要发挥的作用，没有取得他拟议的成功。但他却积极工作。他参与辩论和在会上发言，有些发言后来成为名文。他是一些重要法案的报告人，但他未能立即适应议会工作，或总是感到这项工作不是随心所欲。他很快就指出这一点，揭发有人在这项工作中搞阴谋诡计。对于有人把政治看成出风头的一般手段，公务人员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依靠自吹而轻易实现其原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样的行为有悖他的道德，当然也有悖他的绅士自尊。终于有一天他写道：“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卑鄙行径，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由于时运不济，害怕失去职位而遭到惨败时所为，就是他们把野心和激情集中于追求权力，不愿意失去权力时所为。他们有一种害怕心理，使他们对权力产生错误的理解，以至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为了 职位而不顾荣誉。” [3] 托克维尔绝不以委曲求全（即使是轻微的）来获得成功。有人强迫他采取这种态度。这便给他带来痛苦，因为这使他辞谢了一切暧昧的好意，远离一切轻而易得的亲近。托克维尔非常清楚，停于不应停止之处问心有愧。他认为附庸他人是可耻的。他不会奉承恭维。他写道：“不管我遇到什么人，只要他的精神或感情中没有什么罕见的东西打动我，都可以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向来认为，不管是平凡的人还是才能出众之士，都有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眼睛，但我又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容貌特征。我不断询问这些每天见面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士的姓名，而后又不断把他们的姓名忘掉；我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不常同他们见面，见面时也只是说些客套话。他们在领导大众，所以我尊敬他们，但他们又使我感到非常厌烦。”另一方面，这位信心坚定的人又令人十分感动地、不知疲倦地献身于议会工作。他认为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便竭尽一切力量去从事这一工作。在辩论中，他积极讨论政治问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讨论我不感兴趣的问题时我讨厌；讨论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时我痛心。我认为真理非常金贵和十分罕见，但我一旦发现它，并不爱随便拿来讨论。”因此，他登上讲台时总是忐忑不安。他确实没有口才，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向我们透露说：当他受到一种活跃而深刻的感情控制时，这种感情就会推动他、影响他和控制他。托克维尔不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他的声音很弱，没有抑扬顿挫。尤其是他不能放弃他的文人习惯。有一天纳索·西尼尔问他：“你知道你说话时你那作家的态度造成的后果吗？”托克维尔回答说：“是可怕的。我进入众议院后，就试图去掉作家的形象，但没有成功；我知道在这方面做得完美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基佐。” [4] 其中有一篇谈话还提到因托克维尔的体力不支而经常中断谈话。托克维尔继续以其需要关心照料的虚弱身体忙碌于官场。在通信中他曾多11次表示自己不得不放弃政治生活，感到自己没有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所需的体力。
在进入众议院后，托克维尔本想深入到极其广泛的政治生活的中心。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同国家并无实际联系的死气沉沉的封闭的世界，每天都感觉不到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议会上的辩论并不高尚。在辩论中，一些原则性问题经常带有庸俗的私见，而热火朝天的争论都是事先安排的，所以他很快对这种辩论失去兴趣。而在不是因学说的对立而是因个人的好恶而分成的党派之间他是怎样行事的呢？托克维尔心中决定，对于自己必须做的并认为不会有错误的事情绝不动摇不定。他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他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的政治生活的苦恼。对七月王朝的最严厉指责，使他确实失去关于这个王朝伟大的思想，希望法国人也放弃这种想法和不再怀有无谓的激情，在继续追求物质财富时爱护他们的自尊心，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涵养和健全自己的斗志。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托克维尔信守的是什么政治原则呢？他属于哪个党派呢？1837年3月22日他写信给英国友人里夫说：“人们都殷切地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党派的人，而我绝不这样。人们叫我振奋激情，而我则只认为，与其振奋激情，不如爱自由和珍惜人的自尊。在我看来，各式各样的统治形式，只能是比较完善地满足人的这种神圣而合法的激情。” [5]
这段思想表白，可以视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的政治和道德抱负的总结。托克维尔为了自由而热爱人的本性。关于他因为没有自由而未能使国家真正伟大、使人真正自尊的想法，并没有被任何人接受。他只要谈到自由就一定提到人的自尊，认为前者必须求助于后者。自由，人的自尊，是评价人有理由存在的最高标准。他在年轻时期目睹的事件，只能加强他对自由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1825年，托克维尔已经20岁。他11岁时，看到了拿破仑帝国已经崩溃。波旁王朝的复辟，使法国重新得到安全与和平。复辟使法国有了一个代议制的政府，承认了反对派的权利。法国首次学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不难看出，当时的法国青年也像托克维尔一样热烈地欢迎新的制度，满怀激情地跟着这个试验的发展前进。这几年给他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至很久以后在1848年革命后他还在怀念这几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年轻时期，在一个恢复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荣和伟大的社会环境里度过极为美好的岁月；我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我被这种自由的魅力所征服，它后来成为贯穿我一生的激情。”
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如人们所知，凡是走向民主的事件，一直受到托克维尔的关心。这种以不同速度在世界上加速前进的革命，是托克维尔最严重关注的对象。他考察了民主在美国的作用，从中精心联系了民主在欧洲的进展。他知道，民主既能发生良好的作用，又能发生不良的作用；民主既能提供安全，又能带来危险。他向他的同时代人指出了这种危险的苗头：社会在向下拉平了身份的平等；身份的平等正使传统的精英部分逐渐消失并破坏社会的良好风尚；个人在权力更加集中和更加强大的政权面前更加孤立、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麻木不仁；公民养成凡事依靠国家的习惯，不知不觉地丧失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民必然消失的政治激情，只能被另一种激情所取代，而这另一种激情又随着另一种激情，即对安定生活和物质福利的热爱的逐渐消沉而加强起来；这些人民为了得到这种福利每天都急于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给国家，而国家也鼓励这种使独立的人更加软弱无力的趋势。一个失去了自尊心的社会还能有爱好自由的兴趣吗？ 因此，托克维尔对于未来的几代人中间能否出现不使进步停止的民主深表忧虑。民主不是在破坏使人应当尊严地生活的一切，叫人忘记其本质的东西而歌颂人的奴性吗？但是，怎样才能立即摆脱这种厄运呢？怎样才能防止社会在走向民主的时候无意之中扼杀人的自尊心和光荣感呢？托克维尔认为只有一种救治办法：那就是提倡公民精神。
他认为公民精神是人对自由的天生热爱。这是一种家庭的遗产，一种不仅由男人而且也由女人传下来的传统。实际上，这是托克维尔在赞扬他的祖母——他经常提到她。他在嘱咐他的过继儿子要在个人生活中尽到自己的一切义务后，总是不忘附带说：“还有，我的孩子！千万不要忘记一个人应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不对祖国尽义务，就不能为国献身；不能对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上帝要求人随时准备贡献一切，用自己的时间、财产甚至生命去为国家和国王服务。” [6]
对托克维尔说来，从政是一种义务，一种道义责任。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属于曾经统治过法国的那个贵族阶级的。在这个贵族阶级中，依然存在着旧的领导阶级的责任感。他就是以这种心情投入七月王朝下的公务的，在投入时不仅怀有个人的工作热情和抱负，而且怀有尽义务的精神。
1848年2月24日，当七月王朝垮台的时候，托克维尔并未为此而惋惜。这不是因为他已经预想到这场革命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由更有惊人的活力，而是因为他看到法国从长期的沉睡中猛醒过来。法国好像又看到自己的前途。不错，法国是在踉踉跄跄中走向未知的未来。许许多多丑恶的势力在使法国消沉，但也有一股伟大的精神在激励法国。尽管局势有些混乱，但并未妨碍托克维尔尝到获得解放的感觉。他看到了这个一直使他感到局促的貌似彬彬有礼的世界无疾而终。他呼吸到更加清新的空气。特别是在困难重重之中，清晰地看到前进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上满布荆棘，艰难险阻。但却步不前已不可能。曾多年困扰他的迟疑一去不复返了。斗争在召唤他。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为值得勇敢地面向斗争。如果生活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而变为赌博，则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自由和人的自尊受到了威胁。托克维尔要满腔热情地去保卫自由和人的自尊。“这里在拯救祖国，而那里在毁灭它。”他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投入了激烈的斗争，危险没有把他吓倒，反而激起他的斗志。很快，失望接二连三出现。但是，他的政治责任感从来没有停止增强。
共和国在领导阶级的忙乱之中宣布成立，但3天之后领导阶级又突然失去权力。托克维尔毫不迟疑地归服于新政府。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国政府很好地适应了法兰西的需要。但他认为，这是当时唯一可能存在的政府。他只想要一个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共和国。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特点，却直接摆在他的面前。他对此并没有特别惊异。工人阶级长期以来进行的地下活动，已使他看到这方面的许多征兆。他曾多次向议员们发出警告信号：“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正从政治激情变为社会激情了吗？你们没有看到他们当中逐渐散布的观点和思想不仅要推翻现有的法律、内阁和政府本身，而且要推翻社会，动摇社会今天赖以存在的基础吗？”这些话是在七月王朝垮台前一个月，于其有名的1848年1月27日讲演中说的。
但是，托克维尔在阐述促使巴黎工人采取起义行动的原则时对情况的不甚了了，使我们发现这位先生的观察力并不敏锐。他认为，工人阶级起义的原因不是饥饿，而是贪婪而盲目的愿望和错误的思想：喜欢物质享乐，既羡慕民主，又鼓吹那种叫人民相信人类贫困是现行统治的结果而非天意的结果，认为贫困是可以通过改变基础社会而消除的。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六月事件时说：“贪婪的欲望和错误理论的结合，使这次动乱在发生之后变得如此可怕。有人叫这些穷人相信，富人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偷窃的产物。他们还叫穷人相信，财产的不平等既违反自然，又有悖于道德与社会。在贫困和激情的促使下，许多人相信了这些宣传。”
1848年4月10日，他在致纳索·西尼尔的信中又发挥了这一思想：“这不是出于贫困，而是出于导致这次大动乱的那些思想：即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地位的空想思想，关于社会权力可以在劳资关系中发挥一切作用的夸张性理论，最终要使绝大多数人相信国家不仅能使他们摆脱贫困，而且能为他们提供富裕生活和福利的极端中央集权化学说。” [7]
《回忆录》中关于巴黎工人的论述，今日可能使我们有些反感，觉得他说得太简单了，不合人情和不公正。托克维尔把六月起义评价为“悲惨的”，但又是“必然的”。他甚至没有向我们隐瞒他不希望法国的革命运动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进展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为巴黎开始的一场大战把社会主义阻止了而高兴，并曾“祝愿战士们抓住开战的最初机会”。不错，这个观点不只是托克维尔个人所独有，正如夏尔·德·雷米萨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他的大部分政治友人也同样持有。 [8] 还需要论证他不理解工人问题吗？需要用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观点来指责托克维尔也像他同时代的有产阶级的大部分人那样认为贫困是使人丧失部分尊严的命运所注定，而不认为社会应负责任吗？这样的要求是正确的吗？如果这样断言，不是对他有失公正吗？
托克维尔非常清楚，主张正义不是为反对现存的而且已被他看到的那些弊端。他十分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这方面已经存在的而特别是将来还会出现的严重问题的复杂性。他先在美国，后来又在英国研究了这种复杂性，而且比当时的其他人研究得更充分。在同多年研究救济法的英国1835年济贫法创始人之一纳索·西尼尔讨论救济法当中就有这方面的例证，并在撰写他的《回忆录》时也提到这种事例。毫无疑问，他对工人问题完全没有1848年时全法国已对这个问题所表示的那种同情。他是以感到法国伟大的爱国者的观点，从为了发展小规模的地主所有制而要保证社会十分安定的乡绅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工人问题的。在他看来，农村的劳动阶级要想在本省取得像城市的工人阶级那样的地位，就得离开农村。 [9] 他自己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与乔治桑在六月起义前夕进行的谈话（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是对这个问题的表白。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同一位曾在工人中间生活过的人谈论这个问题。他当时感到各政党和人民之间的隔阂是深邃的。
显而易见，托克维尔关心社会问题不是出于内心的冲动，而是出于理智的思考，因为他认为根治贫困要比将来医治社会动乱少受痛苦。一些人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是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这种反对毫不迟疑，又不示弱。他们的反抗不是出于害怕或失望。反抗最强烈的，是资产阶级和农民：前者是无论如何要保卫既得的利益，而后者的反抗则是出于仇恨城市的人口集中和农村缺乏劳动力。托克维尔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那是因为社会主义会使个人自由受到最严重的威胁。但是在各种大动乱之后，谁能断言所有权不是未来的主战场呢？托克维尔忧心忡忡地提出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今后还要在1848年的社会主义者遭到的那种合理的嘲笑中被埋葬吗？我对这个问题不作回答。我毫不怀疑，我们当代社会的各项立法在长期之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它们的许多主要部分已经存在很久，但就不能加以破坏或取而代之吗？我认为这是很难办到的。随着我深入研究世界的古代情况，更加细致观察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不能对未来再说什么。当我看到不仅法律的内部，而且它们的原则内部都存在极大的多样性，看到已经存在很久而且至今仍然存在的所谓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时候，我不能不认为我们所说的必要制度，向来只是我们所习惯的制度，而社会组织可能具有的形式要比生活在每个社会的人所想象的广泛得多。”
托克维尔对1848年的社会主义者的这种嘲笑，卡尔·马克思也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0] 中说过。这两位立场完全相反而且未曾谋面的人，对第二共和国的事件和人物做出了惊人一致的论断。 [11] 只是马克思认为其中的一部分人的行为还是可取的，而1848年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阶段。但托克维尔与此相反，他坚信正直人士的责任应当是捍卫他们认定的唯一的社会形式，甚至为了使它成为最好的形式而应当牺牲自己。
当工人运动在血腥的六月里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它造成的动荡不安并未立即消失。尽管付出很大代价，但建立秩序的胜利还是被出卖了！在这个时期，托克维尔已从并不看好的远景中看到未来。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没有使资产阶级厌恶自由主义的制度吗？资产阶级没有进行更加危险的反抗吗？托克维尔在这方面没有犯错误。六月起义标志着第二共和国的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它在全国掀起一场把法国推上专制道路的反革命运动。
一年以后，当托克维尔出任当时被选为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亲王的外交部长时，他的处境就困难了。政府的任务，是在忠实于新宪法的同时确保统治维持下去。但是如何治理这个再没有人想要的共和国呢？如何使共和国存在下去，反对只想推翻共和国的君主派议会多数，反对一心要把共和国据为己有的总统呢？尤其是如何防止自由不毁于这种冲突呢？政府在这两难的处境下不久便支持不住了。托克维尔不再对共和国未来不被推翻的命运抱有幻想。共和国直接走向专制，这样的局势使托克维尔深感痛苦。
在法国60多年来经过几次革命之后，托克维尔认为共和国是显示建立明智而公正的自由的最后机会。他曾毫无私心地为此而服务，也曾竭尽一切力量在自由受到威胁当中去巩固自由。他的努力没有成果，但失望也没有使他停止努力。他为了克服一些阻碍他的愿望实现的困难进行了盲目的努力而累得疲惫不堪，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表示过迟疑，但却多次不承认对事件的发展无能为力！《回忆录》中叙述负责制定新宪法的委员会的工作的一章，向我们展示了这方面的范例。但这次斗争累垮了他，他的健康遭到破坏。他曾多次不得不暂时请假休息。后来他到国外去休养：先到德国的莱茵地区，后到意大利的索伦托。
托克维尔应当承认，全力投入政治生活已经失败。政治生活没有给他带来一点个人乐趣。他发现政治生活对他实现首要的任务是最大的障碍。政治生活只给他带来失望、烦恼、忧伤和痛苦。政治生活迫使他同大部分是他看不起的和长期阻碍他勇往直前的人接触。政治生活也使他在谈论他自己的主张时不能完全自主。他说：“我希望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表现得很好，而如果我想要为这个世界留下点儿什么，那主要是我在回忆我所做的事情时写下的东西。” [12]
托克维尔并没有错误地走下去。事情的发展使他发现自己的政治生活该结束了。他已经计划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上去。历史使他重振精神；他投身于写作。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和开始新生活之前，他想最后回顾一下他曾长期生活的一段时期，但这一时期已经完全不属于他，因为它已经成为他的过去。他要以最后的看法观察这一时期。他试图说明能够解释最近几年发生的事件的原由的所有变迁。他要评论自己和同时代人在这场革命中的行为，分析促使他们行动的激情，确定每个人应负的责任。因此，他要写《回忆录》。“使《回忆录》成为我的精神消遣，而不是成为文学作品……智力的消遣胜于体力的消遣……”但是，当他的“这个想法”没有满足他的智力活动的要求时，也把十分紧张的精力用于轻微的体力活动。
在重新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情节时，他再次确认所犯的一切错误。在回顾刚刚逝去的这段过去的过程中，托克维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悔恨情绪。这种愤恨自己的心情，使他产生把内心的最隐秘活动完全暴露出来的冷静清醒。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批判人们的虚荣心，揭露人们的卑躬屈膝和藏在最严肃态度后面的伪善。这种刺伤同时代人的报复性揶揄，可能使人感到惊讶。但它没有违背受伤的心灵吗？不再怀有雄心壮志的托克维尔，在预见一种与他格格不入的文明出现的时候，便把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年代逐渐积累起来的辛酸，完全洒在他的《回忆录》里了。既然政变粉碎了他寄托于共和国的最后希望，就不能要求他不放弃他的希望。如果相信他在信中向纳索·西尼尔所说的，则于他同自己的同事一起被困在外交部的大房子里的12月12日夜，巴黎第10区的区长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坏的记忆。他在信里对纳索·西尼尔说：“我从来没有像那天在外交部里那样感到满意。教育、贵族出身、天才以及特别是社会精神方面的法国精英，都被关在这间大房子里了。我们勇敢地参加的长时间的战斗结束了，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我们遭到一些失败，但我们也从中看到另外一些东西。我们都处于面对危险而不害怕的兴奋状态。在扣押我们两个多小时的庭院中，布罗伊公爵和我撕碎或咬碎文件后，被转入一个类似长廊式建在大厦上层的仓库中，这个地方是在较好的房间住满人时供人住的。我们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住进供士兵居住的铺有草垫的房间。我懒得整理床铺，和衣躺在铺位上。我们无法入睡，整夜从这个铺位转到另一铺位，互讲轶闻和笑话或胡吹一阵。整夜热热闹闹，妙语连篇。” [13] 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奇遇！他对自己身负重大责任而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并没有一点儿惊慌，反而立即清除一切烦恼，觉得这一事件早已在酝酿之中，而现在终于发生了。
12月2日政变使托克维尔重新回到书斋，着手去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很有可能，《回忆录》是为构思这部著作做某些准备的。毫无疑问，托克维尔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经常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回忆录》或许未能帮助他决心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法国不需要反复多次的革命，只有一次革命就可以解决众多任务。这次革命还没有结束，而1848年的二月革命只是它的一个阶段。托克维尔想探究他目睹的这场可怕的悲剧的深远原因，但他未能做到。由此可见，既然1848年的事件没有自然而然地导致1789年革命的结果，而他又想查找第二共和国的产生原因，所以他没有动手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著作是他一生的最后著作，与这位历史家的声誉密切相关，因为他的全部政治经验都写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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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克维尔的公务生涯，我们有两项资料可以用来说明和补充《回忆录》：第一是“通信”，但“通信”的正式出版还有待一些时日；第二是他与纳索·西尼尔的“谈话”，我们引用了已经多数出版的部分 [14] 。纳索·西尼尔是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自由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有一个习惯，从1848年5月起，凡与托克维尔在巴黎、在伦敦相遇，或与托克维尔在诺曼底、在索伦托编写《回忆录》期间，都要把他们每天的谈话记录下来。西尼尔把他做好的谈话记录交给他的朋友，托克维尔有时对记录加上注释，以使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更为准确。在1848年和以后几年间， 当时的政治和托克维尔在《回忆录》记述的事件，是他们谈话的主要题目。这位英国经济学教授的记录，往往经托克维尔的精选而再现于《回忆录》。但是，他的朋友送来记录叫他看时，他便同他的朋友一起在记录上做某些修改，并且好像没有向西尼尔说明而把一些讽刺的字句保留在《回忆录》里。
西尼尔的笔下留下了托克维尔的一些真心话。托克维尔的所有朋友都一致认为，托克维尔没有政治家的气派。而且没有人发现托克维尔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脾气和精神烦躁的问题，同健康情况一样，日益变坏。1850年8月21日里韦就指出，托克维尔的学识连同他的性格、勇气和才华，似乎可以使他成为以迪福尔、博蒙、朗瑞奈为主要成员的一派的首领。“但是，首先他体力不支，妨碍他在议会的辩论中能够经常以党首的身份出现。其次他也不愿意附庸随和。他不想阿谀奉迎，也不迎合或听取在议会占多数的庸俗分子的意见。他几乎叫不出这些人的姓名。” [15] 博蒙也有同样的评述。他对西尼尔追述托克维尔在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活动时，说托克维尔生前数年曾经有过主掌政权的雄心，但他未能说服托克维尔要对特别反对他的议员们表示彬彬有礼。“在他再次规劝他之后，由于他对人家的意见表示冷漠，他才握了一下（迪朗·德·）罗莫兰坦的手，然后表示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怀疑他今后是否还会保持这样。”博蒙接着补充说，托克维尔的这种轻薄态度，绝不是想平息今后将与他在几乎所有的委员会里共事的同僚的愤怒。 [16]
这本《回忆录》分三次写成。托克维尔于1850年6—7月间在诺曼底的宅邸开始写作；1850—1851年冬在那不勒斯湾的索伦托疗养时继续写作；1851年9月，他利用立法议会休息期间又拿起笔来续写。当时他住在凡尔赛郊区，是从6月初搬到这里的。从意大利回来后，他要住在离巴黎较近的地方，以便参加立法议会的工作。但为了不受运动的影响和避开城市的夏季炎热，他在乡间租了他朋友里韦的房屋居住。
在《回忆录》的最初几行，托克维尔就把他的设想告诉了我们：既不追忆1848年革命以前的事情，又不谈他在1849年10月31日辞去外长以后的事情。可惜这个计划并未完全按照他的设想实现。托克维尔没有写完《回忆录》的全部。对1848年六月起义期间他担任外交部长的活动，只是一年以后在索伦托写了一个提纲。这就是关于这一期间的全部回忆。人们可能更加惋惜的是：他只想对德国的政治局势作极其简要的叙述，比如他对1849年春去法兰克福和波恩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就说得十分简单。关于外交工作的最后一章，也是写得不够完整。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托克维尔对他入阁的暂短期间所处理的重大问题，比如罗马问题，事实上几乎没有谈及。这样的空白是不应当有的。在瑞士问题、皮埃蒙特问题和匈牙利难民问题之后，罗马问题始终是托克维尔需要处理的问题，并把它放在《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加以略述，因为这个问题是使内阁垮台的主要原因，所以把它作为《回忆录》的结尾了。国民议会的复会，毫无疑问占去了他的时间。议会在反复讨论修改托克维尔所报告的宪法草案之后，一直开到1851年8月初。11月4日议会复会工作。而在这一天，托克维尔已经离开凡尔赛去了巴黎。1个月以后，政变剥夺他的职务，而这次终于使他下了决心，开始写《回忆录》。他的生活也从此揭开新的篇章。
托克维尔的这部《回忆录》完全是为自己写的，而且写得断断续续。“这部作品将是一面自我消遣地从中观看我的同时代人和我自己的镜子，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我的最好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我在写《回忆录》，因为我要保持既不想炫耀自己又不想取悦于他们的写作自由。”他在1850年12月15日从索伦托致友人路易·德·凯尔戈莱的信中，也有同样的表示：“……我无须对你说1848年的回忆不能公布于众……我对于公众以及我的同时代人和我本身所作的自由判断，使这种公布是不可能的，甚至在我以某种文学形式适合公众口味表述自己的时候，这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17]
因此，托克维尔从来也未曾想写一部适合公众口味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当人们能够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才能对工作带来兴趣的问题。他曾向博蒙透露过：他只想为自己高兴而写作，不想为给观众看而写作。这个决定将来可否发表的观点，完全损害了智力作品所能提供的乐趣。” [18] 因此，他从不想减弱其感情的冲动力量，从不想缓和他对人对事所做的往往是冷酷无情的论断的口气。他的思想对一切反对的意见全然不顾，完全自由地以直截了当的尖刻形式表现出来。若干年以后，他向他的朋友里韦意味深长地承认并告诉他说，基佐将开始发表他的回忆录：“我对这方面感到遗憾，他不让他的后人在他身后发表他的回忆录。我倒是特别喜欢作者身后出版的回忆录。当一个人再没有什么希求又没有什么恐惧的时候，应当在他死后叫人们尽兴地去琢磨他生前所负责的事情。” [19]
这表明他在授权他的好友在他死后发表《回忆录》，但绝不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发表而使他看到。托克维尔在他的遗嘱中明确地作了这样的嘱咐。托克维尔不希望他的《回忆录》给生前与他关系好的人带来烦恼——虽然他知道自己对这些人的评论是十分严厉的。他也担心自己的这部作品不够全面。文中只是对公众认为值得尊重的人物的评论作了某些必需的小小删节。
他的这些生前安排，受到他的侄孙克里斯蒂昂·德·托克维尔伯爵的审慎尊重，伯爵十分仔细地审阅了初版文本。初版在1893年由卡尔蒙—莱苇出版社出版，这时已是托克维尔死后34年了。在初版中，原稿有许多页被剔除没有付印。其中一部分涉及一些人的人格的地方较多。但大部分与托克维尔描述的政治家有关，而且对一些大人物还写得特别尖刻，这些地方只有让读者将来去看了。这样做是符合托克维尔原来就曾删节的想法的。1893年，还离第二共和国的存在时期不远。慎重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对全文进行了简单的整理。这可以从原稿中找出托克维尔绝不愿意留在发表后的文本中的疏漏和笔误。因此，对这些地方做了更正或修改。为了避免同一个词在一行中重复出现，还由另一个词来代替。
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回忆录》由加利马尔出版社列入《为了现在而回顾过去》丛书再版。我们这次对第一版的文本几乎做了全面修订。修订的地方涉及一页、两页，甚至更多页。有时只修订几行、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因过于尖刻而被删去的形容词。在第一版没有排入的最重要部分中，我们恢复了对路易·菲力浦的原来只是零星谈到的精彩评论，以及托克维尔自述他在七月王朝时的政治生活的段落。这些段落好像向我们解释他为何被议会的同事批评和由此产生的误解。除了这些增补和更改，再没有对初版的文本做任何修改。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家属也这样嘱咐过我们。这样，我们就尊重了为这一版规定的宗旨和它具有的特点。
今天，《回忆录》一书已被收进梅耶编的这套《托克维尔全集》。和本全集的其他各卷一样，它也应当满足历史科学的要求。我们欢迎必要的批评。这次新版也完全忠实于原稿。经过修复的文本，恢复了托克维尔留有疏漏的初始底稿的原貌，改正了笔误。原稿的个别页中留下的可能忘记涂掉的段落，也被注释出来。异文全部收在本书的卷末。 [20] 异文多半属于单词和动词时态变位。
不管怎么说，托克维尔是关心他的著作有不完善之处的。边注或栏外旁注显示，他要对他感到无用或冗长的段落进行修改。但他通常只用笔将他拟删改的部分圈起来。这样的段落大部分仍保留在1893年版和1942年版中。细心的读者可能感到奇怪，这些地方怎么又出现在新版上了。不错，我们这次又把它们保留下来，但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在注释中。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即《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是托克维尔没有间断一气呵成写出的。各部分自第一版起就分成章的。这应当感谢克里斯蒂昂·德·托克维尔伯爵，他对每章作了简明的提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章次是由托克维尔自己分的。这是不是保存了原稿的原样呢？要不要变更这样的分章和每章前面的提要呢？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原来的章次是十分合理的。它使整个作品保持了良好的平衡，而如果让第一部分只由长长的一章构成，则将破坏这一平衡而读起来不舒服。
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托克维尔并未全凭他的记忆，而是请教过同时代人和利用了他收到的私人信件。其中拉莫里西埃的来信，就在关于外交问题的一章中利用过。也使用过官方文件。可以发现他在文中从《总汇导报》或制宪委员会的辩论记录上摘下的文句。许多不明情况的人可能认为，经作者多次涂改或修正的手稿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初稿。但既然一开始就有许多涂改和修正，则不是托克维尔自己所为又是谁呢？手稿中涉及某些人的词句，有的被涂掉，有的字迹难以辨认。人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还从原稿中把他所批评的某些人删掉。那么，是谁叫他这样做的呢？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大概是博蒙或托克维尔夫人吧！
为把这部著作整理好付梓，一些没有料到的情况使我们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全集的这一卷的出版，令人不快地一拖再拖。但是，我们得到J.P.梅耶先生和以皮埃尔·勒努万先生为主席的《托克维尔全集》出版工作委员会的理解，这对我们是一种安慰和宝贵鼓舞。在这里请他们接受我们的由衷感谢。我们还对负责复校工作的保罗·巴斯蒂先生和让·蓬米埃先生给我们的帮助表示谢忱。安德烈·雅尔丹先生给予我们的热诚协助，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怎样加倍地感谢他，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多余的。从备查资料里和托克维尔文件里找到的一些未刊的文稿，都是由他帮助我们找到的。我们也完全明白，我们应当加重报答他的援助。
吕克·莫尼埃
[1] 夏尔·德·雷米萨：《我一生的回忆》，由夏尔·H.普塔斯推荐和注释，第4卷，巴黎，普隆出版社，1962年，第45页。
[2] 亨利希·海涅：《德国人与法国人》，巴黎，1868年，第313页。
[3] 《1841年11月30日致斯托费尔的信》，载《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1卷，第446页。
[4] 《1834年至1859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与纳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辛普森出版社，共两卷，伦敦，1872年。第1卷，第68页。
[5] 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第4卷，《英国通信》第一部分，第37页。
[6] 《1856年9月10日致斯威琴夫人的信》，载《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2卷，第340页。
[7] 《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2卷，第136页。
[8] 《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4卷，第325页。
[9]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杰克·莱夫里：《托克维尔的社会思想与道德思想》，牛津，1962年。
[10] 路易·波拿巴的原名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称帝后改称拿破仑三世，所以这本书亦被译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文中都用路易·拿破仑称他，而不用路易·波拿巴。——译者
[11] 参看雷蒙·阿伦：《工业社会十八讲》，加利马尔出版社，1962年，第33页和以下各页。
[12] 《1850年12月15日在索伦托致路易·德·凯尔戈莱的信》，载博蒙编：《托克维尔全集》，第7卷，《新通信》，第258页。
[13] 《1834年至1859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与纳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辛普森出版社，伦敦，1872年，第2卷，第9页。
[14] J.P.梅耶又再版了纳索与托克维尔的“谈话”，数量比以前增加很多。参看梅耶在我们已在前面引论过的《英国通信》关于纳索的注释（第1章，第72页）。我们顺便指出，纳索在《英国通信》的其他几卷与大陆的一些知名人士的通信中，也谈到托克维尔问题。
[15] 见上述《托克维尔与纳索·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第1卷，第124页。
[16] 见上引书第2卷，第264页。托克维尔的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是他只能在朋友面前暴露的单纯心理问题。关于博蒙的这次谈话，请见J.P.梅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加利马尔出版社，1948年）。作者在此书《托克维尔对待批评》一章中，提到人们并不太熟悉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希尔布兰德的著作《从路易·菲力浦登基到拿破仑三世垮台的法国史》（戈塔，1879年），并在第163页抄录关于托克维尔特点的一段：“他的同时代人并未给予他以足够的重视，或没有完全理解他：他们总是指责他希望保持已经死去的过去的思想，有喜欢建立还没有成熟的新秩序的愿望；说托克维尔既不关心君主制和共和国，又不关心否决权和政府责任，等等。他在以某种方式寻找一种可以自行治理而不致退化为专制的民主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可以在历史中自然产生。因此，保守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都把他看成美好的统一和法国在1789年革命创造的秩序的敌人……甚至有教养的公民都不太喜欢他……”
[17] 见前引的这封信。
[18] 1851年1月5日发自索伦托，载《未曾发表的作品和通信集》，第2卷，第169页。
[19] 《英国通信》，第1卷，第217页。
[20] 中译本将其改放在各页的下方，注码用〔1〕、〔2〕、〔3〕……标示。但因两种语言的特点，异文并未全译。——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