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放弃西域

明初虽然秉持“守在四夷”的国策，却将北元视作最大的威胁，必欲彻底消除其威胁，“永清沙漠”，而后才能安心。洪武五年（1372），明军三路出击。中路军由明朝第一武将徐达统率，由雁门关出，穿蒙古高原中部，直抵和林。东路军由朱元璋外甥李文忠统率，由居庸关出，直抵应昌。西路军由冯胜统率，由兰州出，沿河西走廊向西。三路军队形成夹击之势，直指漠北。

冯胜既然一路向西，且佩“征西将军印”，是否标志明朝在洪武五年（1372）有趁机西进西域、收复汉唐旧疆的打算呢？事实并非如此，西路军只是一支起牵制作用的侧面部队，表面任务是占领甘肃，实质任务是牵制甘肃及以西蒙古势力，防止其东援漠北北元主力。

14世纪，蒙古帝国逐渐瓦解，四大汗国中，窝阔台汗国早已被灭，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呈内战分裂之势，势力大为下降，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势力仍不可小觑。这是明朝对中亚蒙古势力严加戒备，一意防止其与北元形成联合之势的原因。

但洪武五年（1372）北伐的结果完全出乎明朝的意料。扩廓帖木儿统率的北元军队利用漠北草原的广阔空间，采取北方族群惯用的诱敌深入之法，将明军诱入完全陌生的区域，并借助当地严寒的气候，最终在和林对明军实现了围歼。“岭北之役”是明军有史以来的最大惨败，多位高级将领战死，死亡士卒也达到了数万。

反而是西路军，由于相对独立地执行任务，战争过程并未受到岭北之役失利的影响，一路非常顺利。冯胜首先率师至兰州，经此进入甘肃，一路向西，先后占领西凉（今甘肃武威）、永昌（今甘肃永昌）、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若再往西，便是甘肃行省最西境，即察合台后王的一支——出伯后代所占的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与哈密三地。但明军并未继续西进，而是为了完成掩护中路军的任务，自肃州沿弱水北进至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并获得重大胜利，很好地起到了牵制甘肃兵力，掩护中路军作战的任务。占领亦集乃后，明军开始回撤，途中占领瓜、沙二州。这样明军便占领了除哈密外的甘肃行省的所有地区。

但在作战成功后，冯胜听到岭北之役失利的消息，却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放弃了甘肃、宁夏等广阔的西北边疆，“冯胜惧回鹘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仅以牛、羊、马、驼令军人赶归。途中倒死者，军虽饥不敢食，仍负荷归，军人饿死载道，一无所问”。鉴于冯胜如此不负责任的胆怯行为，虽然其有开拓甘肃之功，但朱元璋却未加封赏。

冯胜所惧的中亚蒙古势力，是当时直接与明朝接壤的东察合台汗国，在明军北伐之时，东察合台汗国正处势力强盛之时。元朝末年，当蒙古统治者面临长城以内汉人的叛乱时，察合台汗国黄金家族的统治也大为削弱，非黄金家族的“异密”们掌握了实权，察合台汗国从而分裂为西部的帖木儿帝国与东部的东察合台汗国。东部的朵豁剌惕部异密播鲁只拥立秃黑鲁帖木儿继承汗位，从而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宣布信仰伊斯兰教，加快了蒙古族伊斯兰化的历史进程。在建立了强大的汗权之后，秃黑鲁帖木儿向西进攻河中地区，发动了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争。虽然占领了大片地区，但并未在当地建立长期而稳固的统治。秃黑鲁帖木儿还向东扩张势力，其势力威慑到了哈密，与元朝声气相接。

岭北之役后，以扩廓帖木儿为首的北元军队，曾在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的漫长战线上，对明朝展开全面反攻，颇有恢复故国的气象。但由于明朝坚守近边防线，很快击退了这股潮流。那么，东察合台汗国以及居住于此的其他西道诸王，为何未与北元一起南下攻明、恢复宗主国的荣光呢？这既与西道诸王跟元朝之间存在恩怨，不愿施救北元有关，也与当时中亚正处于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争斗的内乱局势有关。

明朝在洪武二十年（1387）往征捕鱼儿海，取得漠北战役胜利之后，也未进一步西进西域，而是满足于在这一地区建立藩属关系，将分裂后的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帝国都纳入藩属体制之中。

汉唐时期，为了控制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在承认当地政权自治的前提下，固定驻扎大量军队，从而实现了对西域的长期有效控制。明朝仅与西域诸国维持藩属关系，对于其内部的战争、分裂、统一，完全无法干涉。这等于在事实上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权。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叶尔羌汗国相继在西域地区崛起，并向东威胁着明朝的疆域。帖木儿帝国征明之役，只是由于帖木儿死在东征途中，才避免了两大帝国之间的正面交锋。而16世纪以后，即明中后期，叶尔羌汗国强势崛起，向东进攻吐鲁番、哈密，并进一步向河西走廊渗透，最终导致明嘉靖时期被迫关闭嘉峪关，彻底放弃西域。但伊斯兰文明东扩之路并未因此而停止，伊斯兰教仍不断向河西走廊、青藏高原渗透，从而造成清代以后西北边疆的伊斯兰化，成为清代西北问题的重要因素。

明朝之所以放弃西域，根本原因是明初定都南京，导致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变迁，西北边疆从拱卫关中的核心地带变成远离政治重心的边缘地带，在保守、内向的疆域政策下，成为无足轻重之地。除此以外，中唐以来北方民族长期保持西北边疆所造成的“胡化”社会面貌，对于南方汉人来讲，俨然“化外”之地。

可见，明初从西域撤退，是近世时期继北宋无力西进之后，中原政权再次无力经营西北边疆。从此角度而言，明初所宣扬的恢复华夏正统、“法体汉唐”，只限于衣冠制度层面，而地缘格局早已伴随时代变迁发生了历史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