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法西斯政权推动的结果，这一时期既是法西斯主义的鼎盛时期，也是其走向崩溃的时期。1939年至1942年期间德国在军事上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某种程度的法西斯化，这种趋势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强弱上的变化。只要这一趋势仍然存在，就会促使一少部分欧洲人主动与纳粹的种族优劣论为伍，不过战前的诸多运动表明，其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法国的新法西斯党就秉持相对温和的立场（Milza 1987）。

随着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德国的政策和宣传策略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某些变化，这就使上述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德国的入侵起初被粉饰成一场争取种族和反犹新秩序的革命斗争，尽管入侵严重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纳粹支持者数量。到1941年，纳粹俨然以欧洲的领袖自诩，声称其在保卫欧洲文明，对抗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苏维埃共产主义和亚细亚“野蛮”民族，另一方面是盎格鲁-美利坚物质主义的富豪统治，这在某些宗教势力和保守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一度得到了同情。这与1941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们所主张的做法尽管并不契合，但也彼此呼应，他们炮制了一整套方案，旨在在地中海以及包括阿拉伯社会的中东部分地区建立法西斯主义领导下的新的国际等级体系。

与此同时，希特勒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由卫星国和占领国傀儡政权构成的网络。第一个卫星国斯洛伐克在名义上是独立的，该国有一个相当活跃的法西斯主义少数派，但执政的是天主教斯洛伐克人民党，这就使国内法西斯主义得到了控制。与此类似，新建立的卫星国中最重要的是贝当元帅领导下的法国维希政权，其在结构上是威权式的，而且有着明显的法团色彩，但维希政府直到很晚的时候才给予新兴法西斯党在政府中有限的代表权。即使在那些处于德国直接军事占领下的国家，法西斯党也未能获得权力，其中挪威奎斯林（Vidkun Quisling）的国民议会（Nasjonal Samling）是一个特例，1942年2月1日，当奎斯林正式被扶上首相兼总统宝座的时候，挪威正处于德国的直接军事占领之下。

法西斯党直接掌握政权并享有自治权的唯一卫星政权是新独立国家克罗地亚，它是1941年5月由乌斯塔什（Ustashi）政府建立的。“Ustashi”意思是“起义”，乌斯塔什运动是1929年由一位名叫帕韦利奇（Ante Pavelic）的律师发起的，它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最为极端的部分。尽管克罗地亚人在战前遭到塞尔维亚族主导下的南斯拉夫威权体制的压迫，从事秘密恐怖活动的乌斯塔什运动几乎陷入孤立，在好多年里一直未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意识形态。

希特勒占领南斯拉夫后，安特·帕韦利奇和他的乌斯塔沙接管政权，其推行的一整套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纳粹德国的启发。他们全盘接受纳粹种族主义，视克罗地亚人为亚利安人中的“哥特”人种，从而赋之以新的身份，该种族区别并优越于斯拉夫民族。尽管乌斯塔沙国家未能形成一套完整而成熟的制度，但它作为唯一的非德国人政权，却在种族灭绝方面臭名昭著，该政权对塞族人、犹太人以及吉普赛人实施大规模杀戮，其表现出的施虐狂丝毫不亚于党卫军。大约有30万无辜生命死于这场大屠杀。

1943年的军事失败使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走向崩溃，在德国占领下的北意大利，希特勒扶植墨索里尼作为新的法西斯傀儡政权的元首。后来，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死党试图恢复运动早期那种质朴的激进主义。新国家的名称被定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而法西斯主义再次被界定为一种人民革命运动。但它在意大利遭到保守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暗中破坏。它通过了新的工人立法，在工业中建立了一套缜密的工人委员会和分红制度，但德国占领当局在实践中完全无视这些举措。

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往往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法西斯国家的残余一直得到少数意大利人的拥护。1943—1944年间，反德联军与法西斯准军事部队在北意大利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第三个法西斯傀儡政权是上文述及的地处西匈牙利的箭十字政权，它比前两类傀儡政权更加短命、更为依靠外力。

从根本上说，在纳粹一手炮制的欧洲至上论神话中，只有反共的部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即使这一吸引力也因德国军事力量的衰落而遭到削弱。随着纳粹和法西斯在军事上彻底垮台，剩下的就只有一种极端化的“欧洲至上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残余，这种残余此后被20世纪后半叶的某些新法西斯组织承继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