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编 序 言

作为“剑桥政治思想史”系列的最后一卷，本书旨在对20世纪的主要社会和政治思想思潮做一概览。对任何一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史进行介绍都有相当的难度，而要对20世纪形形色色的政治理论的演化做出考察则更为困难，因为在刚刚结束的世纪，在如何讲述历史这一问题上弥漫着一种怀疑论调，人们强烈地意识到还有其他许多建构历史的途径。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理论家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一种“怀疑式的解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在他们看来，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怀疑论已经波及到历史写作包括本书的写作。首先，针对意识形态偏见的疑虑肯定会出现，而且由于本书的各位作者是在讲述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人们还可能会问，为什么收入某些主题和思想家，而将其他主题排除在外。而且同样还始终存在方法的问题：为什么选择现在的讲述角度而不是另外的角度？为什么运用这一方法（或方法论）而不是其他方法？

对于这些难题，应当承认，我们并未做出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不过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澄清：首先，毫无疑义，本卷的编者和各位作者都有各自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立场，而这无疑会影响到我们的写作内容以及写作方法。然而所幸的是，我们在政治倾向上并非一边倒，也并非都服膺某一种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读者将不难发现，不仅本卷所讨论的话题多样，而且（我们希望）讨论问题的方式即使不是完全“客观”，也是相当多元和持中的。让人感到遗憾，但也难以避免的是，对于某些思想家和论题的讨论更加详细，而许多思想家和论题则完全被排除在外。这种选择性之所以无法避免，在于我们受到字数限制，在对思想家和主题的遴选上，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面面俱到，力戒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最后，就方法来说，有必要指出的是，本卷并不局限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方法论。在我们看来，最好将我们的方法说成是折中式的，即依据各章所涉及的思想家、问题以及主题采用适当的方法。本卷各章主要围绕论题展开，一般以年代为序，偶尔也聚焦于某一特定的理论家。总体上说，每一章集中讨论一个主题，该主题贯穿本卷所涉及的整个时段。不过也会有例外，当一位理论家与某一特定的观念或思想流派有着显著联系的时候，或者某一主题非常重要，需要分章讨论，有的是由于该观念或思想流派的影响广泛且深远，有的则尽管持续时间很短，却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献。

不过，我们承认，写作政治思想史这一努力本身会导致某些无法克服的扭曲。尽管我们力图做到海纳百川，但目录设计和字数限制使我们不得不做出某些取舍，这些取舍肯定会引来争议，有时甚至是武断的。既然是历史，我们始终极力避免以现在的立场去评判某些观念对今天的我们是否具有意义和是否重要，而是从它们在所处时代的意义中获得启示。由于我们关注的是政治思想而非实践，因此，我们着墨更多的是那些在理想（而非现实）政治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尽管理想与现实是密切联系的，而且本书的作者们都试图考察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聚焦的政治观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因此与本丛书前几卷的编者一样，我们在确定论题范围和性质的过程中往往遇到许多困难。

在20世纪，这些问题尤为敏感，因为就“政治”的范围曾有过激烈的论辩，并常常被不断扩大，以至包容了极其众多的主题、思想家以及论题的门类。我们的出发点在于：20世纪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纪，各种意识形态构成了政治思想的主要语汇。然而，作为政治思考的模型，我们很难将意识形态与其型塑或受其型塑的政治事件割裂开来考察。同样，与此相关，随着那些被认为是政治现象的范围和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特性变得破碎和复杂。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长期以来作为政治思想聚焦核心的国家，如今却被公认为只是众多行为主体之一，其他行为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地区和全球贸易组织、人权观察机构、国际救援组织、以及跨国性的妇女政治运动、环境保护等其他组织。因此，什么属于或什么不属于“政治的”范畴决定着“政治思想”的范围，而政治思想本身的特性仍然是个问题。移民、国际贸易、环境保护、人权、恐怖主义、文化认同、社会科学和美学领域日新月异的语汇、新社会运动、不断变化的国家和社会构成，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发展趋势共同决定了现代（以及有争议的后现代）政治思想的特质。因此，我们考察了环境和妇女运动的兴起，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反西方和反自由主义倾向，作为一种学科的政治科学的兴起，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其中的多样性即使不是在政治角度，仅从编辑的角度而言，其程度也是空前的、难以想象的。最后，与前几卷一样，本卷主要关注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即便如此，在20世纪，随着西方的扩张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与非西方在政治语汇和政治传统方面的互动和彼此影响得以增强，这就使“西方的”这一限定词被大打折扣。这种跨国和跨文化影响的例证不胜枚举：例如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对甘地的影响，甘地对马丁·路德·金以及环保运动的影响，马克思和列宁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对欧洲和南美极左运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政治思想要么被非西方传统窃用，要么遭到该传统的责难，例如一方面是毛泽东和甘地，另一方面则是反殖民和伊斯兰运动。

为了能够与前一卷内容保持衔接，本卷有时涵盖了前一卷未能涉及的内容，有时（或许不可避免）溯及19世纪。之所以如此，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首先，一百年只是一种编年习惯，而非无所不包、毫无重叠的封闭的单元。因此任何针对政治思想史（实际上其他一切皆如此）的分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的；我们之所以回溯到19世纪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20世纪政治思想中的许多议题在前一个世纪后半叶业已确定。因此，我们大致从1880年开始，这时欧洲主要国家基本上确立，并由此开启了自由制度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代，帝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现代大众民主开始形成，妇女争取普选权运动以及现代福利国家对一种社会民主式中间道路的探索。我们采用的第二个断代标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是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俄国革命、极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大萧条所导致的经济混乱，最终酿成纳粹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下来的一个主要的分界点是冷战的到来、去殖民化以及各欧洲帝国的终结、带有过分渲染和自夸色彩的“意识形态终结”，接着是意识形态、终结的终结，包括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共产主义的没落，保守主义的复兴、通常与原教旨主义复兴相联系的新部落主义滥觞，以及福利国家在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内外双重压力下所面临的危机。

将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想、鼓吹一种辉格派的（或某种程度上黑格尔式的）对20世纪政治思想的描述。实际上，几乎很少有人会认为20世纪或者20世纪的政治思想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恰恰相反，20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纪，其中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规模杀戮、种族灭绝以及核战争威胁。正如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以一种异常婉转的口吻指出的：“任何渴望安居乐业的人要是生在20世纪那可是倒大霉了。”21世纪和新千年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会趋于平静、更少暴力，仍然是个疑问。假如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能够有所预示的话，那么前景看来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