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帝国式扩张

帝国主义者中过去几乎没有人是自由派。在不列颠和法兰西，那些帝国扩张的拥护者在政治上属于右派，在欧洲，1918年后上台的威权式领导人往往支持那些非理性主义信条，与自由价值相对立。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恰恰遭到他们所憎恨的那些价值的改变。曾担任西班牙共和国文化大臣的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他1930年出版的《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¹一书中对这一过程做了如下描绘（Ortega y Gasset 1932, pp.224-225）：

18世纪，有一小撮人发现，任何人，只要一出生就具有某些基本的政治权利，即所谓的“人权”，这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理由；而且，严格说来，这些任何人都拥有的权利是唯一存在的权利……这起先只是一种理论，一小撮人的观念；后来这些人开始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强制实施、矢志不渝。而在整个19世纪，尽管大众日渐热衷于这些权利，将其奉为理想，但并未将其作为他们的权利……人民……发现它是最高主权者但并不相信它。如今，这一理想已经成为现实；不仅在立法机构（它只是公共生活的框架），而且已深入每个人的心灵，而不管他持有怎样的观念，即便他在观念上是反动的，即使当他攻击和谴责那些作为上述权利支撑的制度时也是如此。

对基本权利的信仰并不见容于个人或家庭维护其特权的要求，也与一个民族宣称自己优越于其他民族相违背。然而，人类很少不自相矛盾。这些发展共同推动了欧洲的扩张。或许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科学发现，它促使人类通过探险打开了整个世界，推动了远程贸易和通信。与之相伴随的是西方教育的传播、一种劝诱人们改宗的基督教、为争夺欧洲工业所需原材料以及欧洲制造业产品所需销售市场而展开的无休止的竞争。

自由经济理论的潜台词是反帝国主义的。对亚当·斯密来说，除非一个民族处于非常时期，他反对国家直接介入经济事务（Smith 1923[1766], vol.II, pp.29-52）。自由经济理论的核心主张在于：干预增加成本，扼杀进取心，而自由竞争则有助于发挥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最大范围的选择可能，最终使公共福利最大化。而且，由于自由经济理论建立在个人主权的假定基础之上，因此它潜在地具有一种反民族倾向。20世纪的某些经济自由派人士如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对自由经济怀有一种科布登式的激情。²在经济自由派人士看来，夺取领土是毫无必要的，且充满危险（Mises 1983[1919], p.94）。然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了，主要原因在于：尽管他们对权力持怀疑态度，而且都希望限制国家的职责范围，但他们并不想质疑国家的权威。

拥有最为广阔海外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早在前民族主义时代就已经相当集权化了。用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话说就是，两国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事后的合理化”（Gellner 1994, p.133）。也就是说，虽然人民主权这样的信条要求普选权扩及共同体所有成年男性公民，但那些达致这一目标的政治主张却产生于那些有着各自特殊历史渊源的国家。而且，民族的公民集合体取代了建制化国家，后者已经在17、18世纪重商主义战争期间夺取了广阔殖民地。

许多自由派人士尽管反对夺取新的领土，但他们并不反对国家有权保持其海外殖民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接受了重商主义将外部世界视为可剥削的资源这样的观点。作为民主派，他们坚持认为那些负责殖民地行政事务的人在国内也应当承担责任，他们应当将他们在殖民地的角色视作是将开明政府原则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只有随着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纷纷要求民族自决权的时候，自由主张才转化为一种同情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帝国主义“第五纵队”（Owen 1999, pp.188-211）。

20世纪上半叶，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是支持帝国主义的，而到20世纪下半叶，他们转而反对帝国主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经济上的。自由经济理论最早出现在工商业已经独占鳌头的不列颠，这毫不奇怪。不列颠之所以倡导开放市场，在于它可以从其中获得最大的益处。不列颠经济国际化的基础在于“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自由经济理论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而是将政策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作为既定的东西（Polanyi 1957[1944], pp.1-19），而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帝国的保守派根本不认为制度和法律框架是当然。随着不列颠的经济霸权由于来自德国和合众国的竞争而遭到削弱，人们开始认识到帝国原来是一种有用的资源，应当得到强化。

在德国和合众国，自由经济理论被国家化，以克服据说是新兴工业国家的劣势。在为后来人们所熟悉的“幼稚工业保护”进行辩护时，汉密尔顿（Earle 1986, pp.233-237）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04, pp.97-107）只是提出如下主张：唯有所有国家发展到实力相当的阶段，自由贸易才对所有人有利。1945年后，两人的主张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那里得到响应，在他们看来，自由贸易理想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或至少是那些富国和实力强大的国家的重商主义（Mayall 1990, pp.133-139）。

争取帝国保护始于1890年代，用丹尼斯·奥斯汀（Dennis Austin）的话概括当时的情景就是，“约瑟夫·张伯伦开始讨论用帝国优待也就是一种泛帝国式的关税同盟（Zollverein），将帝国圈围起来”（Austin 1998, p.431）。尽管张伯伦积极倡导贸易保护，但不列颠直至1932年才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当时正是大萧条最为严重的时期，甚至连梅纳德·凯恩斯也转而支持国家保护（Keynes 1934, pp.755-769）。与此同时，不列颠还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帝国和英联邦内部的互惠体系。对自由派尤其是合众国的自由派理论家来说，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然而，对许多不列颠人来说，自治领以及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并非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应对自由贸易的办法，而是对自由国家联合体的经济保护，它是有关建立一种帝国式联邦倡议的可资利用的部分，直到1914年前，这一联邦构想还时常浮出水面。

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冷战的逻辑破坏了欧洲帝国作为自由经济的另一种框架这一愿景。或许这一愿景永远是一种空想，因此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将很快被人们遗忘。但在某些时候，它却得到英国各政治派别的一致拥护。在那些右翼人士看来，帝国是一种自然的秩序，要么必须强化它，要么接受一种全新的、更为强有力的帝国式势力。对自由派中的中左势力来说，帝国在1945年后转化为一个多种族的联邦共同体，它有望建立一种与带有掠夺性质的世界市场相比更加温和的、更具有社会责任的国际主义形式（Austin 1988）。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对美利坚合众国持怀疑态度。要说服不列颠议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需要凯恩斯付出巨大努力。问题在于，凯恩斯有关这些机构的诸多建议（尤其是废除金本位以及为那些陷入支付困难的国家提供信用贷款）的搁浅使许多人相信，合众国本身怀有帝国野心（Gardner 1980[1956]）。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它是美国主导世界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然而，一种新的后殖民帝国观念不仅局限于社会主义者。1973年，法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出版了一部有关合众国的书，题目就叫《帝国式共和国》（The Imperial Republic）。在他看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兑换基准正是新帝国经济秩序的基本建制（Aron 1973, pp.159-256）。

自由民族主义者倾向于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要对占主导地位的法国式的地缘政治概念作出反应。列强之所以瓜分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竞争性权力政治的结果。法国由于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败给了普鲁士，所以要在非洲寻求补偿，而其他列强也对之做出回应。法国陶冶出来的传统自由派与英国完全不同，他们并未如英国自由派那样必须在个人自由与领土扩张之间达成妥协。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鲁珀特·爱默生（Rupert Emerson）所指出的，“法国殖民事业的目标在于将那些身处不幸的民族纳入法兰西文化的笼罩之下，建立一个包罗一切的法国”（Emerson 1962[1960], p.69）。而且，无论是法国人或任何政治派别，一般都不会认为国家赖以立基的那些普世价值经济之间存在什么矛盾，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法国海外殖民地与其宗主国被刻意地整合到一起，并接受它的控制。

两种民族帝国主义之间的差别更多地是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在多数欧洲人眼里，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的信心开始遭到动摇，他们仍然认为欧洲理所当然地统治其余世界。实际上，从短期来看，战争甚至增强了他们巩固海外殖民地的决心。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依然是：在他们看来，亚洲和非洲处于落后状态，道德权威与经济要求在这里被结合起来。在这种文化和种族的优越性基础上产生了这样的观念：即假如所有的资源得到开发利用，世界将走向繁荣。

萨劳特（A.Sarraut）在1931年这样写道，“这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某种观念和需求的极端表达，从原则上说，这种观念和需求是绝对合理的，但如果走向极端，就变得无法容忍了……我们星球上的财富和原材料分配天然分布不均；当自然界赋予处于大陆尽头的欧洲以白人的创造力和用以开发自然资源的技术时，她将最为丰富的物质储备集中在非洲、热带亚洲以及赤道附近的大洋洲，发达国家出于生存和创造的需要，纷纷将目标转向这些地区……难道这么广袤的土地……就任其抛荒，任凭冷漠、无知、无能去摆布？”（Grimal 1965, pp.111-112）

英国殖民大臣卢格德（Lord Lugard）也表达过类似的主张：

当大不列颠控制了热带非洲的大块地区后，她不仅给予自己商业上的对手与自己国民同等的机会……还向那里的居民的产品完全开放市场……她意识到热带地区的管理者是……“商业世界文明的托管人”；那里出产的原材料和粮食是文明所必需的，其开发必须同时符合当地人和广大世界的利益……热带是全人类的遗产，它既非宗主国专有，而当地居民也无权剥夺那些需要它的人们对这些馈赠的享用权。（Lugard 1965[1922],pp.60-61）

自由派为帝国所做的这种辩护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旦承认欧洲帝国得自人民的委托，那么当地的民族主义者最终完全有理由要求自决权利。在两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或许更有可能做出让步，它在理论上主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它对帝国公民资格这样的概念持怀疑态度。而共和传统却使法国政府不得不面临将殖民地属民转化为法国人这一无从实现的任务。吉劳特（A.Giraut）在1903年出版的一部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使一个人因其殖民地居民身份而无法在他自己的国家出人头地，那么作为交换，必须给他在我们的国家出人头地的机会。我们必须向那些我们业已剥夺其本地爱国主义的人们灌输对共同祖国的热爱，一种帝国信仰。（Grimal 1965, p.59）

现在看来，这似乎无望成为现实，但它一直持续到1958年由宪法确立的短命的法兰西—阿非利加联邦共同体，而且并不是全然徒劳无功。这种努力之所以失败，与其说它与非洲法语区的民族主义有关（实际上，在非洲法语区，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支持民族主义），还不如说是其他地区去殖民化的影响使然。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争夺霸权，使社会主义有关帝国主义的批评直接影响到前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