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直至韦伯，对民主的重新思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民主理论的关注点，民主过程从一种被统治者控制统治者的手段转变为一种机制，它使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控制正当化，并提高其控制水平。正如我们所知，关键在于精英通过竞争性选举以赢得统治之权。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广为人知的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就是：如今民主就是“一套通过竞取选票以实现某些政治决断的制度安排”（1976[1942], p.269,有关方面的一般论述可参看第21-22章）。熊彼特使韦伯对民主的概括广为人知，经过改头换面，在此后二十年里，多数美国和欧洲政治科学家和理论家将其视为大众条件下自由民主之最大可能的客观描述（Bachrach, 1967; Parry 1969）。

这样，人们开始从科学的角度解读1890—1930年代的社会观念及历史状况，以确定民主的规范和实践的范围（Bellamy 2000, ch.5）。战后分析家对民主过程的分析集中在上述“现代民主理论”的三个主要要素上：从大众的本性到政党的角色以及对其进行组织和指导的精英。因此，对民主来说，最大的约束和危险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大众特性。极权体制之所以能够兴起，在于无组织且散漫的大众的病理学特征，他们往往容易为极端派和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情绪性言辞所动（Mannheim 1943, p.Ⅰ; Arendt 1951, pp.310-311; Kornhouser 1959, pp.14-15; Lipset 1960, p.109）。鉴于此，使精英摆脱大众的压力被认为是避免群众蛊惑家诱惑的关键（Kornhauser 1959, pp.59-60, 64, 99; Sartori 1962, p.119）。民主的稳定性取决于将选民纳入政党组织，使他们处于消极状态，甚至使他们对政治无动于衷（Berelson et al.1954, pp.25-26）。

当代理论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莫斯卡、韦伯以及熊彼特的民主精英理论，借以解释在缺少有见识且积极的选民的情况下，精英之间进行有效竞争的动机何在（Plamenatz 1958）。新一代的民主理论家认为，现代社会的“大众化”倾向可以通过“多元化”倾向予以平衡，这种多元主义倾向源自随着劳动分工程度日深而带来的日趋明显的分化和多样性（Kornhauser 1959, p.13; Dahl 1961, pp.85-86）。这样，存在拥有不同社会基础（诸如财富、技术专长以及社群支持）的多元化精英，他们对不同议题和社会不同部分会施加不同的影响。因此，不存在某种单一的精英集团垄断一切形式的权力，进而主导整个社会（Dahl 1961, p.228）。假如全体成年公民都有选举权，且经常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精英将被迫从各种利益群体中争取支持。与通过带有民粹色彩的言论赢得大众多数这样的做法不同，他们不得不建立一个由不同的少数派组成的联盟。精英不得不在彼此间进行讨价还价，相互合作，而公共利益则产生于这种互惠式的妥协。这样的讨价还价之所以必要，还在于大多数人属于不止一个群体，他们在工作场所、教堂、家庭等方面往往彼此混杂。这些交叉性的分野使社会免于在不同阶级或地域利益之间发生两极分化，从而在某些核心的民主价值上形成共识。尽管多元主义理论承认政治资源的分配是不均衡的，致使某些精英和利益较之其他能够进行更为容易和有效的动员，但多元理论家们往往低估这种不平等对政治议程的影响，而且对相当低的政治参与率或对政治的冷漠不予重视（Dahl 1961, pp.280-281）。既然精英之间的竞争已足以确保少数派获得表达的机会，因此大众动员就显得“多此一举”（Polsby 1963, pp.118-120）。

然而，批评家也注意到，与莫斯卡相比，帕累托似乎更能引导我们考察精英竞争的动力以及精英可能推进和关心的利益类型（Bachrach 1967; Parry 1969）。例如，那些有影响的利益集团在接触精英方面具有决定性的特权。他们有能力雇佣职业游说人员，提供选举经费以及发挥各种形式的间接影响：例如商业利益集团可以以投资其他地方为要挟，工会组织可以以罢工相威胁。正如帕累托指出的，此类集团往往运用公共利益修辞掩盖其寻租式的私利行为，如商业集团会说激励性的减税将使整个经济受益。由于这样的集团经常通过中介组织进行活动，因此它们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利益集团的活动远非促进民主，他们的活动从根本上扭曲进而妨碍了政治议程。相反，对于其他类型的少数派利益来说，假如政治精英担心讨好他们将使其他群体疏远，或者假如他们缺乏声望或资金以获得进入政治建制的通道，那么他们的利益将得不到竞争性精英的考虑（Bachrach & Baratz 1962）。在这种情况下，投票者的冷漠可能并不表现为对体制的不满，而是疏离于该体制，且难以将自己组织起来以探索建制性通道。他们的唯一选择就只有动员大众以及各种形式的将他们带出正式政治过程的抗议运动，例如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越战示威、女权运动。

这些新的社会运动（本书将在第四部分予以讨论）促使某些理论家反对精英民主理论主张，转而要求一种广泛参与的政治形式（Duncan & Lukes 1963; Bachrach 1967）。他们表明了大众的行为方式要比精英理论家们所认定的有策略而且理性得多，而与一般的利益集团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别（Dalton & Kuchler 1990; Clarke & Rempel 1997）。无论是围绕某一具体议题（如绿色和平运动）还是某一特殊集团（如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他们一般都从普遍原则的角度为自己树立论据：诸如人权、平等或某种公益，而不是某种私人利益。假如仅仅依靠职业游说，那么普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游说活动消极的捐助者，所以这类社会运动还组织参与范围更广的活动，如游行。这样他们不仅对主导的政治共识而且对已有的制度化政治的边界提出挑战，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遭到排斥的议题和群体（Offe 1987）。保守派批评家担心诸如此类“非传统”政治行动造成“过分的”要求，从而使政府面临“超载”和过分庞大的危险。他们列举出那些对大众政治的常见批评，将这些运动谴责为“反常的”和“不负责任的”，重新搬出民主精英理论作为即将到来的“危机”的解决方法（Crozier et al.1975; Huntington 1975）。然而，这种反面定性在有关新政治的研究中却很难找到依据。与以往的精英理论家类似，这些批评家忽视了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对这类大众运动推进民主的方式怀有明显的敌意。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这些社会运动促使工人和妇女开始参与政治；另外，20世纪晚期在解决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的局限性、树立全球正义方面，这些社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研究表明，即使那些由所谓的暴民进行的暴力抗议，也常常是经过周密筹划、有理有节、有组织有纪律的，且不受煽动家的操纵，其动机来自于民主理想（Ganetti 1878[1960]; Rude 1981[1964]; Thompson 1971; Tilly 1979）。因此，形形色色的非制度性政治远非民主的威胁，它们往往表明人们对政党政治精英之民主局限性的不满。政党成员规模的下降，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对政治领导人的日趋不满，都是这种幻灭感的体现（Dalton 1996; 1999）。

大众基础的丧失使政党失去了它的民主观念论的重要源泉。在缺乏大众基础的情况下，政党会面临许多反民主精英理论家所担心的失败，日益为那些职业经理人所操纵，并仰仗于那些组织良好、资金雄厚的压力集团和个人的支持，同时没有能力引导公共舆论，表达民主精英主义者所盼望的公共利益。因此，通过强调常规政治需要与竞选以及更为广泛的同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运动相联系，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这位本章叙述中的受冷遇者，或许恰恰并非是对19世纪的怀旧式回归，而是为21世纪政治应当如何发展提供了一种典范。

1 该书中译本《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

2 由法国神经学家让·沙可（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领导的一个功能心理学派，将催眠术由巫术转化为一种治疗手段。——译者

3 法翁，古罗马传说中半人半羊的农牧神。——译者

4 Mosca（1939）综合了《政治科学要义》的1895年和1923年两个意大利文版本，其英译本书名《统治阶级》（中译本《政治科学要义》，任军锋等译，上海世纪文景公司2005年版——译者）带有误导性质。两个意大利文版本实际上是两本书。括号中的年份指示出版年份。

5 该书中译本《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