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那些后凯恩斯主义者、新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凯恩斯的追随者一直试图使凯恩斯的理论进一步精细化，以形成一种更有生命力的理论，它不同于罗宾逊（Joan Robinson，1975）所说的“冒牌的”凯恩斯主义以及主导1970年代以降的政治议程的自由市场共识。后凯恩斯主义强调时间和历史过程的重要性；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预期的作用；以及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事件的影响（Davidson 1981）。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试图通过改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诸如工资和价格稳定性、信息以及“菜单”成本，从而使其更有助于政策制定（Hutton 1995, pp.245-247）。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意味着凯恩斯主义回到了新上任的第二届工党政府中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领导的英国财政部。布朗在2000年夏皇家经济学会的一次演讲中解释道，工党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目标在于反对任何无视过去的态度，“借助凯恩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洞见，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凯恩斯方法付诸实施”（Brown 2001, p.37）。对于凯恩斯在21世纪的复兴，拉里·埃利奥特（Larry Elliot）指出：

就是在不久前，凯恩斯主义者就如同切尔西队四后卫中英籍球员那样凤毛麟角。少数几位《通论》的追随者往往默默无闻，而真正走红的是货币论者和新古典主义者。在撒切尔主义者看来，凯恩斯主义是造成英国一切问题的罪魁：诸如通货膨胀、失业、摩天大楼（tower blocks）、骗取福利（welfare scroungers）、娇纵式社会、单身母亲、摩登艺术，不胜枚举。而如今人们正在为凯恩斯恢复名誉。（Elliot 2000）

恰逢其时，2000年11月，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了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有关凯恩斯具有里程碑意义著作的第三和最后一卷（Skidelsky 2000）。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一位有影响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他在批评英国政府决策中的新凯恩斯取向时建议布朗读一读此书，因为，“不幸的是，在不破坏企业精神或建立一个文明社会的同时疗救我们创业型经济的严重漏洞，凯恩斯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英格兰银行或财政部的真正理解”（Davidson 2000）。斯基德尔斯基期待着凯恩斯能够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死而复生（Skidelsky 1997）。不过到21世纪初，似乎凯恩斯真的走出了坟墓，在白厅的走廊以及华盛顿出没，使得1970年代才开始站稳脚跟的形形色色的货币主义和自由放任政治经济学仓皇逃窜。正如斯基德尔斯基勋爵在2001年8月指出的：

英格兰银行本月把利息率降低了25%，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对衰退的恐惧。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最近也出于同样的理由推出了一揽子预付减税方案（front loaded tax reductions）。所有这些做法颇似凯恩斯主义。然而有人却硬着头皮说，凯恩斯死了；经济本来就是稳定的；政府坚持明确其规章以避免以往那些糟糕的日子里出现的经济混乱。如今那些宏观经济政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按照官方的说法，只有一项：即价格稳定……不过我们不妨考虑一下爱德华·乔治（Edward George）爵士在下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发表的如下言论：“我们一直试图做的就是平衡经济中总需求与潜在的总供给”。按照新西兰国家储备银行行长唐纳德·布拉什（Donald Brash）的说法，货币政策的目标应当是“规范需求水平”。这听上去都颇似凯恩斯主义。（Skidelsky 2001）

随着“萧条经济学”（Krugman, 2000）复兴，旧的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开始让位于新的对滞胀和经济崩溃的恐惧，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说，“在经历了十年审慎预算之后，凯恩斯又堂而皇之地回来了”（The Economist, 2001）。在这一时期，凯恩斯的主张重新盛行，许多群体开始反对“华盛顿共识”，要求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彻底改革，进一步严格规范国际金融体系，以限制凯恩斯所说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 Rowbotham 2000; Ellwood 2001）。

鉴于诸如此类力图使凯恩斯的观念更有助于21世纪的尝试，我们需要牢记如下事实：即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总是不断变化以应对当时的问题和议题：因为他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他来说，抽象的（数学的）理论推演以及思想的僵化乃经济学家之大忌。康恩（Kahn）男爵这样回忆凯恩斯：“他时常对我说，他非常乐于自己每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以前所思考的或拥护的统统不算数”（Kahn 1974, p.32）。正如1980年代以降大量凯恩斯学派的研究所强调的，只有将他的政治经济学和他的决策建议放在他试图解决的问题以及他的生活和哲学（或视野）的情境下，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凯恩斯对20世纪思想史的贡献。凯恩斯将自己视为卡珊德拉（Cassandra）⁴，整天就只有“消磨时光，向风中抛撒符咒，写一些迎合时风的东西，希望将来有幸得到永生”（Keynes 1971-1989, vol.Ⅹ, p.199）。凯恩斯所力图做的与其说是要设计一套经济政策和理论本身，还不如说在集中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20世纪自由主义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确立适当的政府和金融结构以持续协调货币、知识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贯穿凯恩斯处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方式的一以贯之的主题。如今，凯恩斯的名字成为如下概念的代名词：诸如“大政府”、“微调”、“可接受的通货膨胀水平”、“菲利普斯曲线”、“福利国家”、“通过消费摆脱经济衰退”以及“工资和收入”政策。假如凯恩斯本人还活着，他一定会为之忍俊不禁，并深感懊恼。他针对1920、1930年代特定问题的特殊诊治办法依然被应用或误用于20世纪后半叶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这无疑证实了凯恩斯如下看法：三流学者往往对那些手握权力的疯男狂女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当他们坚持的观念在一个不确定的、变动不居的世界早已无法指导实际政策时，仍使有关制度的思考方式僵化不已。

1 1906—1937年由弗吉尼亚·伍尔夫姐妹发起成立的汇集英国各路文化精英的民间团体，因其成员的聚会地点在位于伦敦布鲁斯伯里（Bloomsbury）街的伍尔夫住宅而得名。“布鲁斯伯里集团”是英国知识界对该集团的调侃称谓。其成员包括：哲学家罗素、小说家福斯特、诗人艾略特、经济学家凯恩斯、政治学家狄金森、画家邓肯·格朗特等等。——译者

2 即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译者

3 Abara cadabra最早出现在后期拉丁语中，意为“符录、咒文”。后来指舞台上的魔术师表演时总念读Abara cadabra来“蛊惑”观众，于是该词就有了另一种意义：指“愚蠢的、无意义的话语，胡言乱语”。——译者

4  卡珊德拉：荷马《伊利亚特》中特洛伊公主，凶事预言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