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对凯恩斯的批判

在凯恩斯时代行将结束、新的市场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即使不是反对凯恩斯本人，对凯恩斯主义持反对立场且势头渐劲的还有两派：货币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然而，与哈耶克的论据不同，他们对凯恩斯的批评主要是从一种非常实证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的：具体来说，两派都依托于建立科学的、可预测的宏观经济模型，这种模型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出发的。尽管他们被视为与哈耶克一路，但哈耶克从未成为一位货币主义者。197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最杰出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运用宏观经济学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凯恩斯模型是造成那十年严重经济困境和失败的根源。这一指控非常简单：他认为凯恩斯未能考虑到货币供应的极端重要性，而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财政政策上，忽视了货币政策。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通货膨胀背后的货币根源；特别是他们要求回归到货币供应量理论，这一理论正是凯恩斯当时借以摆脱正统经济学的出发点。弗里德曼认为，实际的经济要比凯恩斯模型所假定的稳定得多。他的这一主张贯穿在许多理论观念中：诸如“永久收入假定”、“对货币功能的稳定需求”以及“自然失业率”。如果政府按照凯恩斯式的手段企图规范经济周期，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助长通货膨胀和失业。弗里德曼尤其不满于凯恩斯对政治的影响。在他看来，凯恩斯的观念导致了“政府的过度膨胀，它已经将触角伸向其公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Friedman 1986, p.47）。他指出，凯恩斯的重大错误在于未能给予《通往奴役之路》中“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一章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凯恩斯遭到诟病的一点在于：他忽视了公职人员和政客的利益并不总是与“公共利益”相一致：

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人可以通过考察政治权威如何将杠杆实际或潜在地操纵在手，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从而为社会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然后说服那些被认为是大公无私的公职人员和选任官员采纳他们的建议。选民的角色在于选举在道德上“正好”适合其位的人们，让他们治理国家。（Friedman 1986, p.51）

凯恩斯深信统治精英能从公共利益出发进行统治，弗里德曼认为，这种信心值得怀疑，它在实际经验尤其是美国的经历面前会碰壁。凯恩斯坚信精英能够“全身心地”从公共利益出发进行决策，这一点也成为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批评目标。例如布坎南（Buchanan）和瓦格纳（Wagner）就对凯恩斯有关官僚、政客、选民以及预算之间关系的诸多假定提出质疑。在《赤字民主：凯恩斯男爵的政治遗产》（1977）以及（与John Burton合著）《凯恩斯先生的后果》（1978）中，布坎南和瓦格纳力图证明凯恩斯的这种对政客和官僚统治会一心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是幼稚的。这一对所谓“哈维·罗德假设”（presuppositions of Harvey Road，它假定“不列颠政府始终掌握在知识贵族手里，而他们使用的手段就是说服”Harrod 1966, pp.192-193）的批评在图洛克（Tullock 1965; 1976）和尼斯卡宁（Niskanen，1971）等理论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客和官僚使用“公共利益”这样的修辞，目的仅仅在于掩盖如下事实：即决策过程只在于确保政治和官僚利益最大化，侵夺公共利益。从公共选择角度解释自由民主政府倾向于更大规模的官僚机构、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为解决问题“肆意挥霍”，这些都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对凯恩斯共识最强有力的攻击。但凯恩斯并未忽略私利的作用，而只是认为制度习惯和预期所代表的观念往往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凯恩斯的重心与其说是在利益如何牵制制度，还不如说观念如何牵制制度，进而模塑那些制度的思考方式及其应对风险、不确定性以及无知的方式。或许凯恩斯最大的失误并不在于他坚持观念的重要性，他有关决策过程的描述倾向于低估利益的重要性，他的最大失误在于他极端自负（正如哈耶克所回忆的），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改变人们思考经济学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