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战费与筹备和平

二战的爆发使《通论》中的许多政策主张失去了意义，因为战争很快治愈了大规模失业。认识到一种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将很快面临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凯恩斯决心为新的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努力的成果即“如何支付战费？”（1940）一文。与《通论》一样，该文主旨是要在自由与民主、国家与市场明显矛盾的需求之间找到平衡。在“如何支付战费？”中，问题在于“如何最大可能地协调战争需要与私人消费需求”（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67），以及如何在节制和减少个人选择以限制通胀的同时，扩大社会正义。凯恩斯建议在“蛋糕的大小固定”的情况下限制开支和消费（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75），而这并不会损害自由民主。唯当计划时铭记需要公平地分配蛋糕，它才能有利于自由民主（Keynes 1971-1989, vol.Ⅸ, pp.175-177）。他提出的办法是一项节支方案，该方案意味着人们的一部分收入将被延迟到战后。他指出，这样做将使消费与产出持平，从而控制物价的上涨。这种民主规划类似于“道路规则”（Keynes 1971-1989, vol.Ⅸ, p.381），而且与自由市场和选择自由完全一致（Bateman & Davis 1991）。正如他在给《时代》周刊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我正在不失时机提出一种政策原则，该原则将把极权式经济与自由经济区分开来”（Keynes 1971-1989, vol.ⅩⅫ, p.123）。他的目标是“社会性的：从此防止通货膨胀这样的社会弊病害；为此采取的方式要满足公众的社会正义感；与此同时维持足够的工作激励和自主性”（Keynes 1971-1989, vol.ⅩⅩⅢ, p.218）。也就是说，凯恩斯试图建立一种金融计划体系，在允许个人自由选择的同时，推进社会正义。他在战时所从事的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参与一项美国贷款的谈判以及在“布雷顿森林协定”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决心记取凡尔赛的教训（Keynes 1971-1989, vol.ⅩⅩⅤ, p.Ⅱ），且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确保优先考虑经济重建。凯恩斯拟议建立一个国际债务清偿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的计划由于未得到美国支持而遭搁浅，最终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多地受到美国利益左右，而不是凯恩斯的设想（Van Dormael 1978）。